◇刘 燕

话语体系既是思想理论的载体形式，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1]。如何用中国话语，尤其是用中国的标识性概念阐释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科学提炼中国生态治理的成功经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厘清绿色话语体系的嬗变逻辑，把握绿色话语体系的阶段性特征，旨在全面提升绿色话语体系的解释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凝聚全党以及全国人民的共识，从而形成建设生态文明的整体合力。

一、中国共产党绿色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

根据概念范畴、叙事逻辑、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绿色话语体系的演进历程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潜在地讲：绿色话语体系的萌芽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末为绿色话语体系的萌芽时期。潜在中孕育着可能，预示着事物发展的趋向性。萌芽时期的绿色话语渗透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和价值观，包含了未来绿色话语体系的基因成分。

其一，带有环保性质的概念和表述以零散的形式呈现出来。受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使用的带有环保性质的概念和表述主要散见于治山治水、三废处理、环境卫生等战略工程中，并以指示、批示和题词等形式表达出来。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1932年3月）是关于林业建设的早期重要文献。关于“绿化祖国”“讲卫生”的号召，一定要治理好黄河、淮河、海河的指示，“增产节约”“综合利用”的方针以及关于工业三废处理的政策文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生产、改造自然、改善环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形成关于环境保护的总体性认识，很多表达源自经验层面的理解，但是不能否认这些表述潜藏了对生态环境的有益思维，促进了环境保护意识的萌发。

其二，话语内核指向改造和利用自然。毛泽东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多次提到人与自然关系的互动性，集中反映了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状况。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2]。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和自然科学，旨在揭示自然界运行规律的客观性，以达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目的。不过，受历史条件制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局限。1957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道，“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3]。用“敌人”形容自然，用“开战”“斗争”隐喻改造自然的行为，显然夸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关系，体现了一定的革命战争思维。

其三，绿色性质的话语处于边缘地位。“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在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考验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相较而言，环境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一些局部地区尤其是城市地区暴露出来，此间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保护森林、水土等要素的初衷是为了推动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同志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5]。这些表述更多地将自然要素视为资源性的存在，而且这些认识所出现的频率、所出现的文献级别都是不能和工业化主题相提并论的。

（二）概念化地讲：绿色话语体系的初步构架

概念的发展变化必须得到现有话语体系的整合和认同，且融入社会实践活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它会跟任何土生土长的符号一样，只因与它有关联的词的关系和对立而存在”[6]。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步觉醒，推动了绿色话语体系的初步架构。

其一，绿色话语的标识性概念取得重要进步。此前，很多人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产，并不承认社会主义的环境问题。周恩来同志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起步。“1970年到1974年的4年间，他对环境保护作了31次讲话”[7]，并支持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在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开始经常出现“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等术语，而且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的专门政策文件。《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也逐步进行相关报道，直接表达了对生态环境的关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8]在党中央的推动下，绿色话语的主题词取得重要进步，不过有些表述受西方话语体系的影响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反思与提炼不够充分，对环境污染持续蔓延的态势显得有些无力。

其二，话语内核指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性。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联。邓小平同志曾提到，“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9]。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话语，指出“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10]。尽管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小康，但是已经明确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统一性，提出要将两者统筹考虑，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当然，此时的方针政策也强调了经济增长的优先性，将环境保护置于从属地位。

其三，绿色话语的战略地位逐步上升。改革开放以后，绿色话语的法律地位快速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规定，“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11]。不过，关于环境保护的很多条款是原则性、号召性、宣示性的，对环境污染、生态损害的事实不能提供准确的法律解决机制，尚不具有成熟的实践意义。同时，环境保护被纳入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逐步成为现代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权威文献中都有所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2]。但是，也有很多人包括部分党员干部对“环境保护”概念的认识还停留在字面上、口号上，对生态环境问题存有侥幸心理。

其四，在国际环境会议上积极发声。中国积极参加国际环境交流活动，并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坚决反对西方的环境霸权主义。在人类环境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积极发言阐述中国的基本立场，指出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是环境污染问题的社会根源，并对《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草案提出修改意见。1992年，中国政府向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交报告，提出要坚持公平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解决好关系人类命运的环境问题。在国际环境会议规则、议程由发达国家主导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适应全球环境保护语境，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平等环境权益做出有益贡献。然而，此时的环境话语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加重视环境外交的原则性探讨。要实现国际环境问题的平等对话，还需提出关于国际生态治理的更加具体化方案，以推进环境外交话语的系统化建设。

（三）具体化地讲：绿色话语体系取得积极进展

十六大以后，生态环境的总体状况仍然严峻，环境污染事件进入高发阶段。在环境问题的倒逼之下，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进环境保护目标、任务、举措的具体化，带动了绿色话语体系的快速发展。

其一，绿色话语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更具中国特色。党中央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显然，这些概念的生发既体现了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继承性，又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基础的提炼总结，独立性和自主性越来越强。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清晰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两型社会”表达了技术生态化、体制机制变革等具体诉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被列为构建和谐社会、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说明环境保护已经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性内容转变为指导方针中的重要一维，引领绿色话语体系取得积极进展。

其二，话语内核指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并列发展。党中央深刻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失衡是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的主要症结。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三个转变”，旨在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十七大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3]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措辞调整，更加突出了对资源环境的考量，渗透着发展内涵、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的系统性变革，为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其三，绿色话语体系的战略地位出现实质性提升。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写入报告。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时指出，“环境保护工作，要着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14]。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阐释了环境保护对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而且融入了大众话语的表达风格，推动了环境保护方针政策的具体化表达。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8项“约束性”指标，包括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具体要求。[15]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重点围绕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突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作出部署。约束性指标具有法的强制力，而环境执法力度的加大是约束性指标实现的根本保障。约束性指标和执法监管措施的具体化，表明中国共产党治理环境的态度趋向强硬，反映出环境保护战略地位的实质性转变。

其四，积极争取国际环境话语权。环境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关于环境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为了超越争端和分歧，中国大力推动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更积极地争取正当的国际话语权力。2008年，胡锦涛出席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时指出，要在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方面发挥示范作用，要在推动国际谈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发挥带头作用。[16]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已经自主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17]。相较于以往，中国在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同时，也更加积极地履行国际责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领域的交流对话。

（四）系统化地讲：绿色话语体系趋向成熟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进行积极探索，推动绿色话语体系建设的全面提升。

其一，绿色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呈现系统化、专业化。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逻辑和具体问题，系统总结了党在环境保护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范畴。“具有影响力的话语体系及其话语权都具有政治性意蕴、学理性支撑、哲学性思维、通识性表述、有效性传播等五个核心要素。”[18]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为核心概念范畴，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高度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方式、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形成概念、立场、观点、方法、表达、传播的整体架构。

其二，绿色话语体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强调按照系统思维方法开展生态治理。“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19]，生动刻画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表达了强烈的伦理道德关怀，切实改变了生态环境保护从属于经济发展的被动地位。“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致力于超越传统治理观念的局限，核心思想更具先进性和引领性。新时代绿色话语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基础，站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的历史高度，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21]的发展理念，坚定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决心和勇气，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强烈的担当精神。

其三，绿色话语体系的战略地位全面提升。生态环境的红利时代已经消逝，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问题。中国共产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战略新思想新表述，出台或修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而且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皆以独立的篇章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部署。习近平同志强调：“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22]无论是从话语内容、表达形式、话语词频看，还是就环境保护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权重而言，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的战略地位都达到了新高度。

其四，国际环境话语权建设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新高度。国际环境话语权建设不仅关乎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影响着国家利益的战略空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的环境政策备受世界瞩目。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同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巴黎气候会议并在开幕式发言，阐述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坚持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对国际环境合作秉持更加开放、合作、包容的立场，主动引领国际环境治理新趋向。不过，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政治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要承担与国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又要推进国际环境领域的交流合作，亟须形成环境外交方面的成熟对话策略和交流机制。

总之，一百年来，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连续性探索，绿色话语体系所蕴含的主题思想越来越深刻，概念范畴越来越清晰，逻辑结构越来越流畅，走出了一条蝶变之路。

二、中国共产党绿色话语体系的演进逻辑

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反对抽象的伦理关怀和纯粹的技术批判，主张坚持整体主义思维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在概念范畴、政治立场、价值取向、核心理论、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日趋完善，展现了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

（一）概念范畴趋向综合集成

概念范畴是话语体系构成的基本元素，是构建思想理论框架的基石所在。理解绿色话语体系和绿色理论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解概念的变化，同样考证绿色概念的历史变迁也必须结合具体的生态治理语境和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一个定义的意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23]。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绿色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从词语构成到意义范围都取得重要发展，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绿色概念谱系图。起初，治山治水、三废处理、环境卫生等概念尽管都潜蕴着对生态环境有益的意义内容，但是概念本身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自觉的绿色意义表达，概念之间也未形成明确的绿色主题意义关联。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推动了绿色话语的阶段性发展，其中环境保护是关于绿色事业的总体性概括，强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治理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都以“发展”为后缀词汇，体现了对人类这一地质力量的自我反思和超越，要求对经济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划定边界。而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超越了以往绿色概念的所指范围，指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全面提升。在生态文明话语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主张人与人关系的和解只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生态文明作为绿色话语体系的最新成果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话语体系的关键词和核心范畴，在党的权威文献中频繁出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话语。以生态文明概念为统领，“生命共同体”“两山论”“生态安全屏障”“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美丽世界”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竞相涌现，经过具体-抽象-具体的演变过程，涵盖历史观、价值观、发展观、管理观等诸多领域，跨越微观、中观和宏观等多个层次，形成综合性的概念群。也就是说，不是某个局部领域的单个概念意义发生变化，而是核心概念、整个概念丛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24]反过来，概念群的变化又推动理论框架、信仰体系的变迁。在绿色概念的发展之中，人类作为主体的优越性被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关系所取代，资源环境由人类经济行为的辅助性要素上升为初始动机的前瞻性考量因素，展现了党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心和态度。

（二）逻辑结构趋向系统完善

话语是思想意识的外在表现形式，说什么、怎么说都是基于一定思想意识和知识体系基础上进行的凝练和概括。话语的关注点、构成要素、方法技巧、语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承载着特定的语言功能和语用目的。绿色话语逻辑的演变过程，是同中国共产党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一百年来，受环境问题的暴露情况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将“公害”看作外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将环境问题作为技术问题、将环境问题作为发展问题[25]、将环境问题列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等几个阶段。是故，绿色话语的关注点由关键环境要素的保护，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和生产性技术的改良及应用，发展的持续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上升为文明结构形式的发展和完善。从叙事逻辑看，中国共产党绿色话语体系对环境问题的追溯经历了线性因果分析向复杂性因果分析的转变。线性话语分析主要关注问题发生的直接因果联系，往往是在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显性化的时候出场，不足以阐释问题发生的深层本质和规律，因此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虽然不断被提及，但取得的效果不甚理想。任何一个环节的懈怠都有可能抵消其他环节所做出的努力。相反，复杂性因果分析方法主张从生态环境的多层次、多领域、多方面关系结构入手，强调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追求生态问题的根本解决。从叙述对象看，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事业的关切从森林、草原、河流等要素逐步升级为对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照，并形成全面系统的规划和部署。从叙述主体看，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生态文明事业关乎人民群众的福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全民共享共建的伟大事业。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的演进体现了思想认识和方法途径的根本提升，必然推进生态治理局面的彻底改变。

（三）话语立场趋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话语立场主要指话语建构的价值取向，反映人类的认知程度和需求状况，体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立足点。为了抵抗内外压力，增强全国人民的奋斗意志，中国共产党曾过分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强调对自然的斗争，放任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导致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累积。20世纪70年代以后，征服自然的理念趋向弱化，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但是受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影响，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的整治力度与生态环境的治理任务不相匹配。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频繁使用“眼睛”“生命”喻义生态环境的战略地位，并将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纳入民生的优先范畴，实现话语立场的根本转变。人类对自然的道德关怀并非是单向性的情感怜悯和施舍，而是未来命运的悲戚与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的“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外延看，“人”不是局限于个体本位、群体本位意义上的集合，而是立足于人类整体的思考和把握。从内涵上看，“人”指向“社会主义新人”，要求需求结构和能力层次的全面提升。从“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26]，到“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7]，语言高度凝练、气势充沛、余韵悠长，促生了境生象外、情景交融的意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坚持新发展理念、着眼于“持续改善环境质量”[28]。新时代的生态话语不仅聚焦民众的生命健康，而且着重提出了对民众精神视野的关切，表达了更高层次的话语追求。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其所追求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四）话语维度趋向时空格局的耦合协调

时空秩序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存在形式，人口、资源、环境的时空格局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生态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主要是基于工业革命以后人类活动的累积效应。考察和剖析生态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全面统筹历史责任的追溯和未来权力、利益的分配以及风险分担。从“谁污染，谁治理”“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到全球生态治理中“有区别的责任”等话语，旨在追溯生态问题的历史责任。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到“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愿景展望，意在维护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共同利益。“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29]如果过度沉浸于历史，生态文明建设则会停滞不前；如果一味弱化历史，则会损伤绿色话语的现实说服力。建设生态文明仰仗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必须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全面协调过去、现在、未来的责任利益分配，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减少乃至消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空间”话语频繁上线表达了空间秩序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和意义。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国土空间开发无序是生态环境质量恶化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推动生态环境问题在空间上不断积聚扩散，另一方面，“胡焕庸线”的约束性作用长期存在，表现为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分布格局的矛盾凸显。空间秩序的重塑不再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隐性逻辑，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突破口。其中，“18亿亩耕地红线”“生态保护红线”是确保生态安全的空间边界，“形成资源节约型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是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总体要求，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绿色城镇化、加快美丽乡村建设、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是空间格局优化的具体任务[30]。绿色话语不仅指向空间的在场性，而且指向空间的能动性、流动性。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和修复力，给生态环境留下充分的休养生息空间。新时代的绿色话语以优化时空秩序为主要着力点，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立体性架构为基本思路，以提高生态效率和生态效益为战略意图，为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注入了活力、开阔了视野。

（五）话语权趋向中国的示范引领

话语权即说话的权力以及话语本身的影响力、引导力和控制力，主要通过驾驭概念范畴、议题设置、议程规则、论证逻辑来影响舆论走向。“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31]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的研究、环境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起步较早，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环境外交观念和话语，在国际环境话语权中处于优势地位。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蕴藏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但是关于环境保护的很多现代提法都是源自西方的“舶来品”。在一定程度上看，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主要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所产生生态后果的深刻反思，更切合西方的经济技术条件和政治历史语境，对中国的发展阶段、社会性质等状况的考量是不够充分的。而且，西方国家惯于利用经济技术的先发优势，在国际舆论场上兴风作浪，践行不平等的话语逻辑和论证规则，形成非对称性的交流格局。1994年，莱斯特·布朗发表《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渲染“中国环境威胁论”；2019年，西方主流媒体将亚马孙雨林大火归咎为中国对大豆、牛肉的需求。他们热衷于利用全球生态问题进行政治构陷，回避或拒绝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对资源环境确实有较大需求。但是，中国并未将环境问题简单转嫁或者输出，而是最大限度地弘扬独立自主的精神，致力于推进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本解决。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卓绝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世界生态文明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从“生命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体现大国担当。从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发展观、民生观到治理方法，始终坚持逻辑自洽与现实的合理性，积极引导全球生态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彰显了中国特色绿色话语的优势所在。推进中国绿色话语体系的国际转译和传播传递，向世界阐释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而且可以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选择。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绿色话语历经淬炼，不断升级转换，突破了主客体二分的思维瓶颈，逐步触及到绿色事业的深层次本质，为打破西方生态话语的垄断地位指明了方向。

三、构建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的现实启示

从历史进程看，生态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为绿色话语体系的建构和发展奠定基础，而绿色话语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有助于诠释、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总结中国共产党绿色话语体系建设的主要经验，对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用硬实力支撑表达力：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绿色话语与生态意识相伴而行，在价值理念和行动方略的阐释、协调、传递、说服等环节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话语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系统之外。“它们也在制度上依据于、在物质上受制于、在经验上植根于社会和权力关系的表现形式。”[32]话语底气和自信来自于实践，讲好中国的生态故事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解决好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环境保护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极大拓展，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更加严密而具前瞻性，污染治理的态度和力度更加强劲而坚决，彰显了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引领绿色话语体系的创造性发展。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持续好转的态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变化。当然，需要保持清醒的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并不稳固。尤其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增加了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更加严峻。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真正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只有促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根本性好转，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推动中国特色绿色话语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二）探求内核与语境的契合点：推动绿色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

思想是话语的内核，思想的高度直接影响话语的说服力、认同力。话语往往因为思想、文化、道德、制度、阶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但是说到底无非是表达对事实和价值的看法。然而，话语是动态、流动、辩证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要让语言保持生命力，必须不断从时代发展中汲取养分。回顾历史，不断增强话语内容与现实世界的契合度是绿色话语永葆生命力的重要法宝。“绿色意识转变话语的故事情节，是工业社会导致了一个关于人类及其在世界中位置的、被歪曲了的观念。”[33]要推动绿色话语体系的全面创新，必须积极探求内核与语境的最佳契合点。其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更宽广的视野、更深远的层次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用社会主义原则诠释生态文明建设。其二，要立足于中国实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科学提炼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概念、新表述，不断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和经验的创造性阐发。其三，要坚持话语体系的传承与弘扬。新时代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凝结了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坚持连续不断地探索才能使绿色话语的真理内核得以延续，得以发展进步。其四，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既要深入挖掘传统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又要积极融合新时代的新元素、新养料，为推动绿色话语体系的全面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三）提升阐释的方法和技巧：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

探索与创新的成果不会自动转化为话语优势，而要依赖于话语方法和技巧的改善和提升。“话语既是受约束的，也是能动的，人们不可能希望取消所有的约束。”[34]话语以何种方式呈现意义，阐释故事情节，直接影响故事本身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自圆其说。谁在说、说什么、怎么说都有其内在规律性，涉及概念界定、逻辑自洽等多重内容。尽管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在内容、形式、体系等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发展，但是话语建设周期较短，不足以完全解释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存在很多适应性问题，急需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既需要促进原有概念框架的改造升级，又要积极打造更具表达力和穿透力的新概念和新表述，推进话语体系的专业化、系统化建设。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在认知结构、心理特质等方面存在鲜明的个体差异。构建新时代绿色话语体系，不仅要遵循教育规律、心理规律和传播规律，而且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充分考量群众结构和群众需要的多层次性。一方面，要聚焦于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问题，采用宏大的叙事方式，应用系统化的概念体系，科学阐释“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的运行规律，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生态文明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中的不确定因素，灵活使用微观叙事策略，阐释生态系统运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揭示个体意识和行为对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意义，以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归根结底，要通过掌握话语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提高绿色话语本身的说服力，增强民众对生态文明战略的理解和认同，使人民群众切实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信奉者和实践者。

（四）争取国际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权：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既需要考量地方化问题，又需要面对全球化风险。“沟通行动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作用范围，这两者都取决于社会地构造的和以技术为中介的穿越时空的沟通能力。”[35]时至今日，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要争取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在话语的构建中必须坚持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其一，要积极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国际表达。中国共产党人在环境保护事业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其中不乏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认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以举国体制建设生态文明，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其优势正在逐步展现。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应当积极向世界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积极推进中国环境话语的国际转换，全面提高中国话语的阐释力、穿透力和影响力。要主动适应全球生态治理语境，探索运用国际话语体系和表达方法阐释好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讲好中国的生态故事，传递好中国的绿色声音。其二，要充分参与国际生态文明制度话语建设。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期望，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要坚持动态地把握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海洋保护等全球焦点议题，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要争取国际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权，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环境问题的议程设置、规则制定，探索中国生态智慧的具体化方案，使中国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方略融入到全球生态治理机制之中。其三，要拓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的国际传播空间。要依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战略，优化国内资源配置，充分利用全媒介环境，着力提高中国绿色话语的传播能力，创建多形式多层次的环境对话、交流与合作平台，以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其四，要借鉴和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强调争取国际生态治理的话语权，并不是要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对立起来。历史证明，交流互鉴是话语体系演进的重要动力。只有坚持中国话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积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才能为掌握国际生态治理话语权创造机会。

总之，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自主与开放相统一的原则，推动中国绿色话语体系的创造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