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开始，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现代的契机。“五四”运动以反帝为表以反封建为里，在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深入思考民族前途国家命运中，推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拓展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在“五四”运动百余年后的今天，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这个论题，对于梳理中国知识分子沉浮的历史轨迹，对于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五四”运动的参与者罗家伦曾经说：“总之，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1](P9)作为一场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在不断发展与推进中，将反封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在推进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学发展中，将“五四”运动的精神传布与深化了。

美国学者杜威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然而，正是这场运动，正是这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2](P10)这块最牢固的希望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产生，可以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重要契机，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后，到“五四”运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推进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

著名学者周策纵在谈到“五四”运动时认为：“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知识分子们将现代西方文化引入中国，包括文学、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经济、行为规范等各个方面。他们以民主和科学为尺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因此，‘五四’的基本精神就是摆脱传统束缚，创造现代文明，藉以‘拯救中国’。”[3](P25)在面向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五四”呈现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极端偏至的否定与批判，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努力摆脱传统束缚，力图创造现代文明，企图拯救民族拯救中国，这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基本政治取向和思想基础。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特意识，这大致呈现为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启蒙意识。这成为“五四”精神的某种呈现，也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虽然中国儒家文化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但是真正呈现出现代忧患意识的，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既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的开始，也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契机，让中国传统士大夫老大帝国的自尊心态遭到打击，也让中国人开始向往外面的世界。洋务运动呈现出近代中国的忧患意识，期望以坚船利炮的威力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挫伤了近代知识分子投身改革变法的信心。辛亥革命的兴起，废除了封建帝制皇权，却为袁世凯窃权恢复洪宪帝制，让期望中华走上西方宪政的知识分子深感失望。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呈现出极为炽热的忧患意识，表达出对于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担忧。李大钊曾经深入思考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忧患民族的疾病和前途。他说：“今日位于东洋文明之地位观之，吾人之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已处于屈败之势”，“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4](P45)。李大钊深深担忧中国文明之疾病、民族之命运，他努力为此铁肩担道义。陈独秀为中国的落后、民族的积弱而担忧，他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5]因此，陈独秀提出理想的青年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胡适以社会改良的姿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他说：“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6](P33)他在深沉的忧患意识中，以努力为祖国服务的心态投身新文化运动。鲁迅的忧患意识与“立人”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强调中国走向世界的愿望，他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7]鲁迅担忧中国落后于世界，因此他说：“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7]鲁迅以世界眼光观照中国，期望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周作人在忧患意识中，担忧祖国的危机，他说：“最深切地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患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8](P94)周作人在对于日本国的熟悉和了解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国家的危机，发出真诚的忧患呼声。

在“五四”新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表现出深刻的批判意识，主要在探寻民族兴盛国家前途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国民性弱点的批判，甚至在“五四”时期呈现出一种偏至的心态和作为。李大钊在对于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中，表现出深入深刻的特点，他指出：“看那二千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 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哪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9]李大钊提倡打破封建家族制度、打破孔教主义，倡导发动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运动、社会上的解放运动。陈独秀批评康有为提出以孔教为国教，对于中国儒家文化表达了深切的批判姿态，他在《敬告青年》中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5]陈独秀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他认为中国“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汉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10](P34)。胡适在“五四”时期以相对温和的姿态对待文化传统，但是他在给《吴虞文录》写的序言中，不仅赞赏吴虞“只手打孔家店”，而且说：“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11](P5)鲁迅将中国传统文化视为侍奉主子的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12](第7卷，P312)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弱点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化浸淫下的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12](第3卷，P52)鲁迅成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最力、研究最深的作家。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文学研究会的理论家，他深刻反省中国传统文化，说：“然余观于华国之民，乃又不能无感。往者政教为虐，种性日离。千载以来，世为胜民，以利禄为性命，以残贼为功业，利之所在，不问恩仇，虽异族可君，同种可杀也。其次所畏莫若威，故所业二，不受制于人，则为暴于国。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观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13](P121)

在“五四”新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表现出鲜明的启蒙意识，他们期盼民众的醒悟，尝试通过文化启蒙改变民众精神上浑浑噩噩的麻木愚昧现状，成为真正有自我个性和追求的大写的“人”。李大钊提出以民主主义精神启迪民众，他说：“兹世文明先进之国民，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吾民于此，其当鼓勇奋力，以趋从此时代之精神，而求此适宜之政治也，亦奚容疑”，而此适宜政治的特点是“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14](P339)。陈独秀提出启蒙中伦理觉悟的重要性，他说：“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5](P25)胡适强调启蒙中个人自由独立精神的弘扬，他指出：“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16]鲁迅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直截了当地说：“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2](第4卷，P512)鲁迅在启蒙主义的大旗下，强调“为人生”和“立人”。周作人在倡导启蒙过程中，强调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主张“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17](P30)，“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17](P37)。周作人甚至提出：“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17](P40)在启蒙主义的大纛下，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中庸的；无论是狂放的，还是冷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将启蒙民众的觉醒置于重要地位，期望民众在启蒙中觉悟，从而否定旧传统，建立新社会。

陈独秀在《新青年》宣言中指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18](P3)陈独秀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描绘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否定被唾弃的旧时代旧社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背景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鲜明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启蒙意识站在时代的前沿，呈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时代风采。

二

美国学者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著中提出：“在白色恐怖降临以前，知识分子们自诩为文化复兴以拯救和解放中国的代言人。然而此刻他们认识到文化的脆弱和无能。1926年至1927年的冬天，知识分子发现自己是革命的包袱，是完全多余的人，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为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共产党宣传队深入蒙昧未开的中国农村，用‘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鼓动农民向知识分子的特权进攻，并且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19](P223)当时关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提出，是有一些前因后果的。

1924年11月8日，刘一清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国民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提出：“可是，他们——智识阶级——虽是国民革命的开端者和引导者，而不能即称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前面已说过，他们大部分系小产阶级，他们的阶级地位是流动不居的，时而为无产阶级，时而为治者阶级或被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雇佣来剥削或压迫无产阶级，所以他们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忽而为革命派，忽而为反革命派，或一部分为革命派，一部分为反革命派。这些，在表面看来，似乎是他们主观的不定，其实正是他们的客观的流动不居的经济地位支配的结果。”[20]他从经济地位分析“智识阶级”的政治立场，指出：“总之，智识阶级虽通常是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开端者和引导者，而革命的基础和主力军,则在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上面，而不是智识阶级。并且这班处在国民革命的开端者和引导者地位的智识阶级，也非要民众来严格的监视不可。”[20]他指出“智识阶级”的尴尬地位，虽然为国民革命的开端者和引导者，却并非国民革命的主力军，而是需要民众来“严格的监视”。

1925年12月1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为《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1926年2月1日)、《中国青年》1926年第5卷第116-117期(1926年3月13日)转载。毛泽东在文章中说：“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21]他列出的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反动派智识阶级是“上列四种人的附属物”，后者指“买办性质的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财阀，政府之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大律师等都是这一类。这一个阶级与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21]。中产阶级主要是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和高等知识分子，包括“许多高等知识分子——华商银行工商业之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都是这一类”[21]，“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本阶级利益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个幻想。他们现在虽然还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他们现在虽然还不是我们正面的敌人，但到他们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即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迫他们让步稍多时(如农村中的减租运动城市中的罢工运动)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右翼)一定会站入帝国主义一边，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21],“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21]。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小智识阶级，后者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中，“智识阶级”或列入“极端的反革命派”，或归入“反革命”和“半反革命”。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智识阶级即所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那摇动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21](1)此文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有关智识阶级的内容均被删改。

1925 年12月，子任在《政治周报》发表短文《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文章说：“我们觉得有智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智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依此，我们很可明白每个有智识的人，只是一个智识分子。这些智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必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们竟忘却了自身在现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才算有智识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谁杀尽呢？直接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冤杀，间接被帝国主义毒杀”[22]。这里，子任提出“有智识的人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只是一些“有智识的分子”，这些人将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和帝国主义所杀尽。1926 年6 月，朱荣声发表《开倒车》一文，将打倒知识阶级贬为“开倒车”，他说：“即如现在激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不过大家要想想：假设我们把知识阶级完全打倒后一百年世界成个什么世界呢。我们是不是愿意返到神农虞夏的生活，住土房，点油灯，烧荒柴？”[23]朱荣声显然反对激进派“打倒智识阶级”的说法。1926年7月，画室(冯雪峰)发表《打倒智识阶级与五民主义》一文，对于“打倒智识阶级”提出了批评：“虽然是由于北京舆论中心的《现代评论》的几篇名论所激动，而南京政府的重用人才也大大地刺激了我的。而这主张和反对的根据是这论理‘打倒智识阶级’即是‘打倒知识’”，“嗟夫，中国科学已不发达极，智识已幼稚得可怜，而居然唱‘打倒’，‘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嗟夫，中国政治不修明，官运不通行，而居然唱‘打倒’，是非教名人学士去拉车不成”[24]。

1926年，北伐军在推进期间喊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武汉被攻克后，“武汉三镇遍贴红白蓝三色纸、刷印标语、‘打倒反赤分子’‘打倒反革命’‘反对共产即是反对革命’‘打倒智识阶级’‘打倒资产阶级’”[25]。北伐军提出的“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1927年1月，张奚若发表《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提到智识阶级的危机，这个新危机就是近来所常听见的湘粤一带一部分人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他反对“打倒智识阶级”的提法：“我以为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因有以下数种理由，不见得一定就应该打倒。第一，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本然很幼稚，本然还没有成一种东西……所以用不着小题大做张皇其辞的去打倒他。凡站得起来的东西才可倒，才能说打倒……第二，理智，或智识，在无论什么社会上都是有用的，在共产社会上更是有用的”；“讲到社会建设，唯一的大问题是智识问题，是脑筋问题。没有冷静缜密深思远虑的脑筋，光靠沸腾腾的热心，不管你有怎样多，总是不大行的。”[26]张奚若决然而然地反对“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

1927 年2月，宇文发表《打倒智识阶级》一文，他由张奚若的《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发表感想：“‘打倒智识阶级’，是一个标语。一个标语多半含有一部分的真理，也多半只含有一部分的真理。所谓打倒智识阶级，一定不是打倒一切有智识的人们，也一定不是打倒一切有智识的人们”，“所以这一班低级的智识阶级，是不能打倒，不应该打倒，而事实上也还没有挨打”；“讲到高一级的智识阶级，那一班爱讲高深学理的人们，他们的身家，自然没有这样的清白了，然而就假定他们的工作完全无用，我们也总可以不必打倒他们”；“因为如此，所以一班先觉之士，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思想革命。到如今也快有十年。做了这十年的功夫，我想总不至于走回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个原有的信条，再外加‘男子有智偏该打’的一条吧”[27]。宇文以含蓄的语言表达了其对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否定。1927年9月，心如发表《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一文，表达其对于“打倒智识阶级”的看法，他说：“以上所说明的，归结起来，只有两点：一，智识阶级的名词根本不能成立，因而所谓打倒知识，便没有意义；第二，但知识分子中实在有一部分是甘过寄生的蛔虫生活的，这班人可以算是中国紊乱的主动者，所以很有被打倒的资格”；“在劳动问题上是这样，在民众革命上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知识分子，若依然只想过寄生的奴才生活或帝王生活，终必至于被打倒的，今后可以存在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劳动化，民众化，没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的！”[28]这里，心如指出了知识分子劳动化、民众化的唯一道路。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在上海大学的演讲，后来以《关于知识阶级》的题目，发表在1927 年11 月《劳动周刊》第5期，对于知识阶级的问题表达了他的思考。鲁迅说：“‘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12](第8卷，P187)显然，鲁迅也关注到“打倒智识阶级”的事件。鲁迅说到知识分子一旦地位增高了：“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12](第8卷，P188)。鲁迅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12](第8卷，P189-190)鲁迅提出革命时代注重实行，以及知识和权力的冲突、思想自由和生存现实的冲突。

1928年2月，陶行知发表《“伪知识”阶级》一文，提出了“伪知识”阶级的概念。他说：“在打倒知识阶级呼声之下，我们不得不问一问：什么是知识阶级？知识阶级是怎样造成的？应当不应当把他打倒”[29](P84)；“从人之长矮推论到人之智愚，我们更可明白生成之智慧只有渐渐的差别，没有对垒的阶级。智慧既无阶级，自然谈不到打倒拥护的问题”[29](P85)；“所以中国是有‘伪知识’阶级。构成中国之伪知识阶级有两种成分：一是老八股派，二是洋八股派。这个阶级既靠伪知识骗饭吃，不靠真本领赚饭吃，便没有存在的理由……伪知识阶级的末路已经是很明显了，还用得着打倒吗”[29](P91)。显然，陶行知是否定“伪知识”阶级的。

1928年9月，冯雪峰(画室)发表《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分析智识阶级与革命的关系：“对于智识阶级，和对于别的人一样：革命成为一个可怕的东西。”[30](P287)冯雪峰分析了智识阶级在革命中的困境：“中国的智识阶级，在这时除了一部分本已站在工农的立场上的人离开了智识阶级的队伍以外，就只有一二分子怀疑自己的立场稍稍显示了自己的内心摇动而已，其余留在原来的地位上支持着智识阶级的人是依然立在原来的立场上，最多也不过偶尔辽远地瞥一眼无产阶级罢了。工农的党采取了现在的手段，智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的动摇起来。”[30](P290)他指出了智识阶级在革命困境中的出路：“革命有给与智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30](P292)

“五四”以后，在知识分子队伍的不同道路选择中，在阶级观念不断强调和突显中，在阶级斗争日趋白日化和激烈化的过程中，知识阶级的问题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定位分析中，“智识阶级”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北伐军北伐过程中，“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提出，让该问题的探讨呈现出较为广泛和深入的境地，在对于“智识”“智识阶级”概念的阐释中，多数人反对过激化的口号，也看到了“智识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有的强调智识阶级不是革命的主力军，有的指出存在着“伪知识”阶级，有的提出“智识阶级”应该努力劳动化、民众化。“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启蒙意识弱化了，他们处于“打倒智识阶级”的氛围中，居高临下的启蒙意识消弭了，如何走进大众、改变自我，成为一种新的时代意识。

三

1942年，历史学家萧一山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新文化运动在表面上看是成功，在骨子里看是失败。成功的象征是：思想解放，白话文流行，社会主义得人信仰。失败的象征是：哲学系统未建立，科学环境未造成，民主精神未显著。其原因：则成功是由于历史的推演，失败是由于忽略了历史。”[31](P63)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功与失败均因为对于历史的态度问题，成功是由于历史的推演，失败是由于忽略了历史。早在1931年，《文化评论》创刊号的社论《真理之檄》就有相似的观点：“以‘德谟克拉西’‘赛因斯’为标语的五四运动，虽然在近代文化上记载了光辉的划时代的一页，然而五四运动之使命，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而随着中国革命的失败，封建思想之僵尸正在各方面复活，于是中国思想界，几停滞于中世时代。因此，今后的文化运动，就是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32](P194)该文提出“五四”运动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发表了为纪念“五四”运动撰写的《五四运动》一文，指出“五四”运动是文化革新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指出：“五四”运动“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都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线，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33](P9)。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34](P566)毛泽东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并对于知识分子的脱离革命作了批评。1939年12月，他又说：“因此，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有先锋的与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参加革命到最后胜利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时，就往往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变成革命的敌人，陈独秀、张国涛就是这少数知识分子的代表。知识分子往往有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的自大性，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35](P16-17)

毛泽东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作比较：“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36](P21)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37](P851)

1942年5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纪念五四 整顿我们的文风——论文化与大众的结合》中开门见山地说：“‘五四’所以称得起中国文化的启蒙运动，是由于它的旗帜是：科学—民主。但同样，由于它缺少另外一种东西，终于不能不使它宣告流产。这另外一种东西，便是大众，便是服务于大众的精神，便是文化与大众的结合。”[38]社论提出：文化人要“一面用革命的意识来武装大众，一面从大众那里不断摄取滋养的血液，和大众一起来改造自己，改造世界”[38]。此后，知识分子走进大众，与大众结合并服务于大众，成为知识阶级的一种时代使命。1946年5月，徐特立在《纪念五四》一文中，着重谈论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与思想改造：“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破天荒地有组织地走上政治舞台，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也与工人结合了，并粉碎了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传统习气，其中有些进步的人士更无产者化，以后成为共产党员。同时工人接近知识分子，也提高了文化知识，提高了革命的理论水平。所以从‘五四’以来，在‘劳工神圣’口号之下，改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提高了工农分子的阶级自觉。这一革命传统，特别是在抗日阶段解放区的生产运动中，被完全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许多知识分子都建立了与工农结合、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逐渐消除了劳心者轻视劳动的思想。这是伟大的收获。”[39](P57)徐特立从正面肯定的角度讨论了知识分子的改造。

1948年1月15日颁布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命运与使命 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对于知识分子改造提出了具体的策略：“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因他们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正义感，有民族民主革命的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具有进步作用，在政治思想上能够接受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他们能够争取教育，并引导他们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又具有动摇性和落后性，主要是个人主义、患得患失、摇摆不定，以及由于出身剥削阶级的家庭而带有剥削阶级的意识，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是地主阶级的教育，也就容易接受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他们必须经过思想改造，实际生活和工作锻炼，才能达到与工农兵结合，甘心当人民勤务员的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一贯是采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40](P114)争取、教育、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方针。

1949年5月，陈伯达发表长文《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开篇即说：“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成果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41](P569)，他提出：“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而又与农民大众相结合，同时也使知识分子本身获得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得到过的力量，改造了自己，显示了巨大的智慧”[41](P571)，“纪念‘五四’三十周年，我们向全国旧知识界号召接受三十年来革命知识分子光荣的传统，进行这样一个思想大革命，而把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来重新武装起自己的头脑”[41](P573)。1937年6月，陈伯达曾在《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说：“五四文化运动虽则是文化上的群众运动，五四白话文虽则可算是一种大革命，而我们必要知道五四文化运动一般的狭隘性。这种狭隘性一方面是市民本身的狭隘性的反映，另一方面是当时一般勤苦人民的力量还不够壮大的反映。再说，五四文化运动虽则是文化上的群众运动，然而新文化运动上的一些主要人物，却是脱离群众的。胡适、钱玄同不用说了，而陈独秀事实上也始终是一个鄙薄大众的人。”[42](P46)陈伯达从批判的角度谈论“五四”运动脱离群众，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史学家范文澜在回眸“五四”运动时，反省自己的思想历程说：“我在‘五四’运动前后，硬抱着几本经书、汉书、说文、文选，诵习师说，孜孜不倦，自以为这是学术正统，文学嫡传，看不起那时流行的白话文、新学说，把自己抛弃在大时代之外。后来才知道错了！”[43](P32)范文澜还说：“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虽然经过改造，却改造得很不够，愿意和我的同伴们共同努力，随着时代的轮子，永远前进。”[43](P35)虔诚改造不断前进，成为范文澜这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茅盾在回顾“五四”运动时，对于“五四”后的知识分子作了批判，他说：“中国革命运动犯过错误，有过挫折。苦闷的知识青年群有过短时期的思想混乱。小资产阶级青年以颓废待逋逃薮，在亭子间里和女朋友一面拼酒，一面举拳击桌，歇斯底里地喊着：‘到民间去！到民间去！为个人无政府主义所陶醉的破落户子弟，穿着褪色的彩衣，挥霍完了他太太的最后一文陪嫁和私蓄，‘热情’而情激地大呼：一切都毁灭了罢！一切都毁灭了以后，乌托邦就出现了。’”[44](P38)陈学昭在谈到“五四”运动时说：“革命很快要在全国胜利，革命力量由农村推进到城市，城市里有很多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富贵财富，但是知识分子必需改造自己的思想，去掉自高自大，轻视劳动的观点，并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才能为革命事业，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45](P75)陈学昭在虔诚学习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改造的思想后，谈到知识分子如何改造自己进入新中国。宋云彬在回眸“五四”时认为：“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发动，接着大都市的产业工人都参加了，知识分子和个人大众就开始结合起来”，“但是，知识分子有它先天的弱点。当它没有能够和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没有能够与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没有能够下决心为人民服务，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群众化的时候，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 [46](P90-91)。

1949年后，对于“五四”运动的纪念，肯定了“五四”运动的丰功伟绩，但是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究，几乎都强调知识分子的改造，“五四”时期的忧患意识转变为自我生存意识，批判意识转变为自我反省意识，启蒙意识转变为自我改造意识。走进大众，向工农大众学习，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并服务于大众，成为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