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彩云，梁发超,1b，刘浩然

(1.华侨大学 a.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b.政治发展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福建 泉州 362021；2.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9)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农地被非农化征收，推动了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户生计方式的转型。但由于现行征地制度的缺陷不断显现，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受损，因农村征地而引起的征地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屡次发生，而征地引发的矛盾导致农村冲突的性质和范围逐步升级，并危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因此，在乡村振兴实施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从风险产生源头上防范农村征地冲突成为我国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难题。

农村征地冲突事件的频发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学术界对其缘由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相关研究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从土地制度的缺陷出发，认为征地时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模糊不清、经济补偿标准低、土地征收程序和救济机制不健全、土地产权不清晰等[1-5]；二是从利益博弈视角出发，认为多个利益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展开激烈的博弈，由此产生征地群体性事件[6]；三是从维权范式出发，认为随着农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在面对基层政府权力滥用时，被征地农民会采取集体行动和策略与之抗衡[7-9]；四是从整体性治理出发，从治理这样一个新视角探讨了政府在征地过程中，治理主体、制度体系、组织功能等方面存在“碎片化”问题[10,11]。征地冲突导致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是社会风险存在的表现，从社会风险演进到社会冲突事件具有实践性因果关系，两者的临界点即是触发点[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