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星源

一、哲学、科学双重胁迫下的意识

在最近几年的流行电影中，我们见证了僵尸形象的爆炸式涌现，无论这里想要表达的是现代社会对人的机器式配置，资本主义对人的欲望式填充，还是网络对人的均质化拉平，一旦人的意识被抽取剥夺掉，我们都不再视其为人，无论年龄几何，相貌美丑，对我们而言都无关紧要，可以视若草芥，随意砍杀。想必每个人内心都认为，意识是决定我们何以成人的根本。但是，哲学家在使用“意识”这个词的时候是踌躇不决、混乱不堪的，因为实际上还没有人能分清这个概念的词性，究竟我们是在名词意义上指涉一种实体，还是在动词意义上描述大脑的功能，或者仅仅是形容词意义上描述一种与物理实在无涉的个体经验。乍看之下，作为名词的“意识”更多是作为一种中介出现，连接着who与what，即谁意识到什么。从who出发，将自我当作无可置疑的直接实在性，胡塞尔论证了意识的意向性，即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这里面临的是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而从what出发，将意识到的事物当作直接实在性。我们面临的就是休谟的个人同一性问题，即存在的只有感觉印象之流，背后并没有真正的自我。但是严格意义上讲，我们在探讨意识的时候无法做到精准的主客体之分，也不应该被后世对笛卡尔的主客体二分法阐发所污染，二者毋宁处于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指认的相关主义舞步中，我们无法脱离意识来言说意识物，也无法脱离意识物来言说意识[1]13。

在科学话语内，意识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个禁忌话题。特别是在美国，约翰·华生和斯金纳创立的行为主义掀起了意识恐惧症的高潮，他们认为主导之前思想家们探究意识的内省方法无法在实验室中得到验证，而探究意识、心灵唯一科学的路径应当是通过可观察的行为。直到20世纪末，专业领域内才开始重新接纳意识这个概念。欧美政府在这一时期对大脑意识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90年1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官方宣布进入“大脑十年”（Decade of Brain）；2000年，时任德国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长沃尔夫冈·克莱门特高调宣布资助波恩大学一项“人类大脑十年”（The decade of the Human Brain）计划；又一个十年之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同样宣称要用数十亿美元资助“大脑活动地图”（Brain Activity Map）十年计划。种种官方宣告以及随之而行的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产业的发展表明，我们似乎正处在揭开人类最后谜题的大脑时代，但是与公众的欢呼雀跃不同，哲学家们对这类计划始终保持警觉。虽然各类计划都声称是对大脑（brain）的研究，但是在表述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把尝试解决的目标落脚在意识（consciousness）和心灵（mind）上。波恩大学的宣言开始就说道：“就在最近数十年前，人们还认为看到大脑思考还是一种推测……”[2]意思再明确不过，好像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大脑的思考；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人类大脑类比地图的想法如果不是出于文学隐喻的话则更为离奇，主观体验在这幅地图当中有明确的位置吗？是地图上的某个坐标，还是坐标中某个房屋升起的袅袅炊烟？

按照大卫·查默斯的观点，目前所有意识的解释理论实际上都与意识无关，多数研究者关注的仅仅是与意识相关联的神经现象，将能够加以客观观察、报告内心状态的能力称作意识，进而认为解释了这种能力就解释了意识。德国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毫不客气地将这种观点指认为神经中心主义（Neurocentrism）：一个有意识的动物不过是其合理配置的大脑，如同欧洲中心主义时代（Eurocentrism）的其他大陆一样，有待探索发现和殖民剥夺。我们不禁想问，种种神经中心主义进路与行为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以阿尼尔·塞斯（Anil Seth）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家对这类问题不屑一顾，认为这仅仅反映出神经科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意识问题最终会像陈旧的生命活力理论让位给现代生命理论一样消散其神秘感。但事实上，神经科学并没有处在仅仅是修补细枝末节的线性进步过程当中，正如陈嘉映所说：“神经科学并不是要，也不能够‘解决意识问题’。神经科学开进意识领域，就像它开进任何领域一样，为的是发展神经科学。若说意识研究现在成了神经科学的前沿，那是因为研究意识现象对神经科学提出了挑战，这一挑战引领着神经科学的进一步发展。”[3]6

统而言之，哲学和科学双重胁迫下的意识研究已是穷途末路。当笛卡尔为近代哲学拉开帷幕时，他所强制区分的主客体已经被他的法国同乡梅亚苏识别为一种摒弃了绝对、不可超越的相关性，在这种相关性舞步中我们实际上已不能再去孤立地言说意识。同样，当笛卡尔同时代的伽利略用数学语言为近代科学奠基时，明确将意识作为不可量化之物排除在了科学话语之外，科学在突飞猛进的过程中越来越表现为循环论证式的因果结构主义，意识不能在此结构中找到位置。我们急切追求一种谈论意识的正确方式。

二、科学图景之外的意识

当一个问题难以解决时，或者我们会怀疑是否问题本身提错了，或者我们会检视解决问题的工具是否有问题。就意识而言，让问题变得复杂的是我们尝试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是同一个东西，我们只能拿尚未得到解释的意识工具来观照试图解释的意识对象，这一过程不仅发生在不可为外人道的个体之中，同时如马克思所说解释过程本身是否会改变解释对象也未可知。大卫·查默斯对意识的简单问题和困难问题作出的区分几乎成为所有当代意识研究的起点，而他本人也曾承认，意识的简单问题同样非常困难。如果都是困难问题的话说明还没有找到循序渐进的正确提问方式，这实际上促使我们将问题的起点再往前推。不是去问意识问题能否解决，而是想问，意识最初何以成为一个问题？我们想借助对爱丁顿和伽利略的历史性考察，尝试指明一条将意识纳入科学图景的路径。

托马斯·库恩为评价科学实践的意义树立了标准，如果科学团体只是在既定框架之下微小地修正数据、不断增添复杂的假设以保证既有体系正常运转，那么这是科学的托勒密化；如果科学团体开始放弃既定框架本身，重新设定新的体系，那么就是科学的哥白尼化，也就是科学革命。举例来说，过去人们曾认为癫痫发作是因为恶魔占据了身体，科学的进步不是说我们现在对恶魔占据身体有了科学的解释，而是用一整套全新的生物化学方式代替旧的概念体系。科学史上敢于将自己的发现称作哥白尼式革命的人并不多，反倒是不少哲学家包括康德、弗洛伊德，自诩为是哥白尼式的革命，而纵观哲学家所谓的哥白尼式革命，按照梅亚苏的分析，都是托勒密化，不是让地球围绕太阳运转，而是让万事万物都围绕着自我运转。我们当然可以在翻转视角的普遍意义上去谈论哥白尼化，也同样可以就客体围绕主体的方面将其称作托勒密化。问题在于，当科学本源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发生近600年后，我们仍在近乎无望地等待着意识界的哥白尼、达尔文。

物理主义作为当前心灵哲学的主流，反映出一种实然和应然之间鸿沟甚大而出现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我们承认自然科学的效力，试图将其扩展到所有领域；另一方面，囿于意识经验的直接性和不可通约事实，我们又不断在物理主义前面加上各种限定词，悄然间从物质心灵二元论转变为形形色色的二元物理主义（例如在基本的物理规律之上附加另一个层级的心理——物理规律）。是否有一种僵固的求真态度左右了我们必须要探究出意识是什么？关于意识，我们为什么不满足于约定俗成的日常生活经验，而总要尝试还原（包括格拉哈姆·哈曼意义上的向上还原和向下还原）、取消？我们对任何一种事物的期待，是不是已经被自然科学所标定的预测导向浸染，而不能接受任何不确定的东西，不能被任何偶然性的东西左右，即使是我们亲知的意识。是否有理由怀疑，心灵哲学当前让感受性质服从物理性质解释的运作方式就是在主体围绕客体的托勒密化进程中呢？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英国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所描述的科学尤其是物理科学的运作方式。就目前而言，我们的科学还远远谈不上完备，描述宏大尺度的相对论与描述微观尺度的量子力学并不相容。斯蒂芬·霍金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提示：“即使存在一种可能的统一理论，那也只是一整套规律和方程式，又是什么点燃这些方程，创造出方程所描述的世界呢？”[4]174显然，这位宣称“哲学已死”的伟大物理学家认为自然科学和生活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如果物理科学讲述的不是生活世界的故事，那它描述的究竟是什么呢？爱丁顿认为是“指针读数”（pointer readings），试以中学物理学考题为例：“‘一头大象从一个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滑下……’有经验的考生知道他不需要太关注这一点，这只不过给人一种现实感的印象。他继续说道：‘大象的质量是两吨。’现在我们要开始干活了。大象消失了，两吨重的东西取代了它的位置……不要介意两吨是指什么，它是什么？它是如何以明确的方式进入我们的体验的？两吨是指当大象被置于磅秤时，磅秤游标的读数。‘这座山的坡度是60°’，现在，山坡淡出了问题，60°角取代了其位置。60°是指什么？不必费神考虑神秘的方向概念。60°就是量角器上相对于垂线的读数。对于其他问题中的数据回答基本类似，譬如大象滑下来的柔软草地被摩擦系数所取代。”[5]236-237爱丁顿用这幅生动的图景描绘了物理科学是如何从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的，不啻给了我们两针清醒剂：一是物理量包括电流、质量、速度等都是通过彼此相互定义的，体现为“指针读数与指针读数之间的关系。这些术语联结成一个无尽的循环，兜来兜去都是同样的那点不可测值的性质”[5]237，最终构成一套自我封闭的因果结构主义（causal structuralism），这种描述形式不需要让我们知道物理对象的内在本质，我们只需要知道物理量与其他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把握了这种恒常的关系，就获得了掌控自然的预测能力，关系之外，如牛顿所说：“Hyptheses non fingo”（我不做假设）。二是我们应该时刻警惕，在物理科学运作的过程中，这种抽象从来都不是彻底的，在意识印象（我们的头脑中）→外部世界对应物（摒弃不能量化的性质）→指针读数（研究不同实验室的指针读数间关系）的层级迭代过程中，我们沉浸满足于第三层次的指针读数间建立起的因果结构主义，“那么为什么不将它与以思想为突出特点的精神性质的东西关联起来呢？我们宁愿将它与所谓‘具体’的、与思想不一致的性质关联起来，然后再惊呼这一思想来自何处，这是不是看起来很傻？”[5]243

爱丁顿的疑虑并非完全建立在他对相对论、量子力学怪异的反常识特征的及时把握之上。英国新锐哲学家菲利普·高夫（Philip Goff）别具新意地认为，早在伽利略为近代科学辟出光明大道的时候，意识就与科学研究分道扬镳了。人们公认伽利略科学思想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开始寻求对科学现象进行独立于任何物理解释的定量的描述”[6]184，这样的表述之于伽利略之前的科学实际上有几层意义：1）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观察、实验和归纳的意义，因为经验观察历来都被研究自然的思想家重视，但它仍然是观察数据的被动接受；2）同样在上述理路内，数学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表现事物内在性质的一个方面，而是科学研究的全部，即由解释到描述的完全转换。因而，作为一个奠基式的人物，伽利略工作的很大一部分重心是区分基本性质的内容和能够测量的内容，并在能够测量的内容之间建立数学关系。在伽利略重构的世界图景中，一类是物理对象，也就是能够被尺寸、形状、位置和运动四个可量化特征捕获的科学世界；而另一类诸如视、色、味、听等特征游离在五彩斑斓的感觉意识中，对应的仅仅是人类灵魂世界。通过这种区分，我们看到伽利略并没有把物理科学当作对世界的完备解释，物理科学限定在对可量化物理对象的描述中，而这量化语言不能捕获寓居于灵魂中的感觉性质。尽管伽利略创制的数学化描述自然的方法可能在效力上完全超越其预想，我们不是应该牢记，意识从一开始，就不在科学的范围之内。如果伽利略通过时光旅行来到我们的时代听说我们不能用物理学解释意识，他可能会说道：“当然不可能了，我设计里的物理学处理的就是量而非质。”心理和物理的区分与其说是一种创见，对伽利略来说更像是一种无奈之举，仅仅是为了用数学把握物理，即梅剑华精准指认的“无我有知的物理主义”[7]。

当我们在探求包括意识的解释等诸问题时，首先要搞明白解释为何？必须区分充足理由律的解释与因果关系的解释。水的分子结构能够解释水的流动性、张力等特性是一种因果关系意义上的解释（限于文章主题，我们不探讨休谟对因果关系的质疑），而问水为什么有H2O的分子结构则是寻求充足理由意义上的解释，这种类型的解释康德早就指明：经验固然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那里存在以及它怎样存在，但是它永远不能告诉我们它必须必然地这样而不是以别的方式存在。也就是说，后一种解释需要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在某处终止。按照上文对爱丁顿、伽利略思想的考察，物理科学在封闭的因果结构主义中循环，这样的结构从日常经验萃取出来的时候已经把意识经验等不可量化之物当作残渣丢掉了。因而，若是想在因果关系意义上去解释意识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意识本来就不在这个坐标系中，意识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应该归类于一种现有科学框架之外的充足理由解释。

三、泛心论作为一种可能的世界观

至此，我们所面临的意识问题已经在伽利略、爱丁顿的启示下获得了更加明确的定位，可以直观表述为：1）意识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解释；2）没有得到解释是因为我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意识从一开始就在自然科学之外；3）科学话语之外并非一无所有。基于以上前提，我们回到意识开始成为问题之前的地方，也就是意识被放逐出科学疆界外的地方。所有物理主义和反物理主义都始于同样的前提，那就是大脑活动是可观察的，而意识活动是主观的直接体验，不能被观察到。那么，是否可能进行一种哥白尼式的视角转换，认为这种不可观察实际上是一种不需要观察呢？

物理学只是在对象外部行为和彼此间关系上进行描述，这是早在康德那里就被诊断出来并且一直萦绕至今的问题，它关注的是what does（回想一下物理学中对每一个物理量的定义实际都不能与它的运动脱钩），而非事物内部的what is。而我们基于最为直接的经验，是能够知道一些内部知识的，也就是我们的亲知知识，例如我们的疼痛、快乐，或者内格尔所说的只有你本人才能知道成为你是以一种什么感觉的知识。这种知识体现为最直接、最为有限的实在性：一方面它的实在性无可置疑，任何其他知识都需要借助亲知才能为我们所知，你不能因为看得清楚或不清楚而怀疑眼睛的存在；另一方面，却是范围极其有限的实在性，越出自我分毫就不能断定这种内在知识，不过唯其如此，才称得上内在性。因此，超越现有物理学框架，直接把握事物的自身性质具备了初步的可能性，如果说意识是我们一直填补不上缝合不成的洞，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就身在洞中。

如果我们尝试把这种具备内在属性的可能性推己及人、推己及物的话，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区分意识的层级，将能够自我反思、统觉这样的高阶能力从意识的核心属性中剥离出去，也就说，不是非得具备自我意识才算有意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心灵哲学中任何问题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确知除私人经验之外的任何他人经验，“从难易程度上来讲，证明蒲公英与狗拥有意识与证明你拥有意识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差别。”[8]131排除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现存自然科学的因果结构主义之后，我们实际上已经能够把“为什么会有意识”这个问题彻底翻转并抛给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为什么你认为人之外的其他生物、事物乃至粒子不具有意识？这样一来我们就过渡到了命运跌宕的泛心论。

泛心论初看起来是一种连错误都算不上的观点，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抛开文化成见去看待一个观点，如同最开始对待量子力学、进化论一样，文化偏见绝不是使其错误或正确的理由。使得泛心论具备号召力和吸引力的理由并不是获得了多少经验科学数据的支撑，而是因为它扩展了科学的疆域，使科学从因果结构主义的恶性循环中抽离出来。“泛心论复兴的首要驱动力源于对意识的物理主义解释的不满，这些不满通过形形色色的反物理论证表达出来并得到强化。”[9]52-59正如托马斯·内格尔所说：“物理学知识理解的一种方式，适用的对象是广泛但仍有限的材料。坚持用适合于专门用来说明非心理现象的概念和理论去说明心性……既是理智的倒退，又是科学上的自残。心理与物理的差异远大于电和磁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的是全新的工具。”[10]52

那么如果泛心论不是作为臆测而是一种世界观的话，支持它的理由在哪呢？虽然我们在前文中将问题翻转为意识的原初存在，但是这种翻转更多是出于便捷的目的，出于对当前意识难题的回避而采取的归谬法。有没有能够正面证成的理由呢？在我看来，哈拉尔德·阿特曼斯帕彻（Harald Atmanspacher）与汉斯·普里马斯（Hans Primas）通过时间对称性破缺理论对泛心论的核心问题给出了一种自然化的合理解释[11]5-50。

阻止我们心甘情愿接受泛心论的很大一部分理由在于物质被动性和意识主动性的截然区别，而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尽管非常重要却历来被人忽视，一旦我们在考量物理过程中将时间因素加进去，很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会瞬间崩塌。一个封闭物理系统的物理规律是“时间反转不变”的，也就是说它的演进方程可以向前（forward-moving）也可以向后（backward-moving），同等有效。但是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囿于时间的矢量特性一般青睐前者并将其视为由因推果过程，而将后者视为结论先定的由果推因过程，通常认为前者体现了物质被动性而后者属于意识主动性，但是在量子领域，任何因果关系都是概然的，因果性的优势不过体现了经典物理学的先入为主。阿特曼斯帕彻与普里马斯首先改变现有物理参照系为概化的量子理论，以实现对潜在实在的描述，这是一种包括时间在内的万物尚未有别的“零点能量场”状态；接着是时间的涌现即“时间对称破缺”，同时也是心灵和物质产生分离的界面，由此产生的两个半群以相反的时间方向演进，分别满足由因推果和由果推因，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和心灵则同时处在两种效应的影响下。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同时解决了泛心论的组合问题，也规避了潜在的二元论风险。

似乎是感觉到泛心论太过容易招致批评，威廉姆·西格尔（William Seager）对泛心论的定义相当宽泛：“泛心论认为心灵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12]1按西格尔的论述，泛心论不认为世界仅仅由心灵及其活动构成，以此有别于唯心论；泛心论不认为世界仅仅由物质及其堆叠配置构成，以此有别于唯物论；泛心论不认为心灵和物理截然有别各行其是，以此有别于二元论。这样看似中庸圆滑的解释实际上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在量子力学诞生后，爱丁顿和罗素分别从各自立场得出了如出一辙的双向解释。如果说爱丁顿格和罗素的观点尚是基于有限事实的推测，那么量子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泛心论：亨利·斯塔普、罗杰·彭罗斯认为由潜在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波函数坍缩需要意识和经验要素的参与；同样，朱里奥·托诺尼的信息整合理论也对产生意识的物质配置方式给出了极具活力的解释。因而，泛心论很大程度上是在自然主义框架内为非还原论的意识给出了介于物理主义和二元论中间的解释，同时没有诉诸超验神迹和与神秘的涌现论，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现在能够回到意识主题上来，意识是我们唯一可以亲知的直接实在性，虽然这种直接性非常有限，有限到无法跨越出个体分毫，但是却至少表明物理实在的漏洞和缺口，而且这样的缺口是在伽利略用数学方法为自然科学奠基时就明确加以识别的。因而我们的任务不是拆东墙补西墙一般用外部事物填补漏洞，而是洞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从物理学中得到的是非黑即白的抽象结构，我们必须赋予其内在本质。我们知道如何给它增色添彩：有机体的大脑被意识增光添色，那其他呢？最为简单直观的方式就是用同一支笔画出同样的颜色。”[1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