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舒敏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大闪蝶尤金尼娅》是拜厄特《天使与昆虫》中的第一篇小说。拜厄特以写作“新维多利亚小说”著称，这篇小说的叙事背景亦是设置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从主人公威廉·亚当森的视角出发对英国庄园的面貌进行了呈现。拜厄特的“新维多利亚小说”创作中，遮蔽与解蔽是重要主题。她所要重构的不仅仅是达尔文主义、宗教知识分子和女性，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形式本身也是她重构的一部分，维多利亚时期的叙事传统、对时间顺序的沿用都在她的文本里被重构。拜厄特试图通过空间书写打破时间对空间的遮蔽，探索时间的空间化本质，遵循生命体验而不是线性时间框架，书写一种“空间历史”，展现了被遮蔽的历史和“时间历史”中的“失语者”。这种探索体现在她对小说的空间意象设置和空间布局方面。

一、垂直空间与功能性庄园社会

福柯从观念史角度对空间作出过考察，空间图式经历了从中世纪层级模式的定位空间，到伽利略建构的以延伸取代地方化的无限空间，再到后来被基地化了的空间这样一个变化过程[1]21。可以看到，空间观念处于流变之中。到了现代，空间不再只是孤立的、自然的和纯然客观的存在，而是非本质的，社会的产物，有着浓厚的历史色彩和建构的痕迹。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相互映照。小说中的布雷德利庄园作为一个贵族家庭社会的典型，它的空间布局同样映射了它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

《大闪蝶尤金尼娅》中，主人公威廉将布雷德利庄园的社会结构与蚁巢和蜂巢相类比，将庄园里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模式投射到对昆虫世界的观察分析之中，发现了两种社会共同具有的功能性特征。布雷德利庄园是一个封闭的家庭空间，空间结构具有垂直性，这种上下层分明的层级结构空间，以空间隔离的方式达成阶级分隔。上下之分有其隐喻涵义，“上”方位总是与向上的力量联系在一起，象征着光明和正义，“下”方位则意味着堕落，是阴沉、黑暗和罪恶的象征。那么在一个社会里，不同的空间方位就不是纯然客观的，人物所处的空间领域对应了他们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在庄园里客厅、舞厅、卧室等外现的、宽敞明亮的空间单位，位于庄园空间的上方位。客厅是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公共空间，既是家庭与外界的联系，也是交待家庭事务并且进行决策的主要场所，是家庭空间的权力中心，掌握着客厅和舞厅场所的话语权的个体同时也就是整个权力结构中的核心人物。在布雷德利庄园里，客厅和舞厅的中心人物都是奥兰巴斯特夫人，“进进出出的女管家听候她的指示，米德小姐带着小姑娘们来背诵诗歌和乘法口诀，男管家拿来有关文件，厨师穿梭来去，园丁擦净靴子，带来鳞茎罐、小花束和新的栽培图样”[2]29。她终日待在小客厅，无疑是庄园的真正掌控者。马房和吸烟室是布雷德利庄园里典型的娱乐空间，为埃德加等贵族子弟所掌控占有，他们深谙英国贵族社会所推崇的马术，成为其贵族身份的象征。阁楼和地窖这样狭小的空间“围场”是底层人群的聚居地。小说里威廉一开始作为寄居者也被安置在阁楼，与尤金尼娅成婚后，居住的卧室才从阁楼换到了宽敞的新房间。地窖位于垂直空间的下方位，相对于阁楼要更加阴森隐秘，不见天日，是一栋建筑里被隐藏起来的密闭空间，处于被庞大庄园遮蔽的阴影里。

社会空间与地理空间总是互相照应的，“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空间区隔的倾向，在社会空间中互相接近的人，不论是出于选择或必要，常会发现他们在地理空间中也紧邻一起”[1]296。家庭空间被切割成不同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它所对应的行为者。在这个社会等级关系中，居于上层的人同时占据垂直空间的上方位，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行动可见。而居于社会结构下层的人蜷缩于垂直空间的下方，他们是沉默的一个群体，在黑暗中活动，在庄园社会中，他们的存在被遮蔽，处于失声状态。小说中威廉只有在比日常作息更早的时间起床时才会偶遇他们，这是与他白天所接触的人群不同的、完全陌生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总是那么忙碌，多半时候都沉默不语。他们常常从自己房间跑出来，走进威廉从来不曾深入过的神秘区域”[2]80。他们行动不可见，默默劳作。家庭空间是对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在相互地再生产，社会空间将其权力结构投射到家庭空间中来”[3]165。人们在各自的空间区域里被规训、塑造，这样一来，庄园就通过空间分隔完成了社会的权力分配。

然而，布雷德利庄园又不纯然是彰显阶级分隔的空间，作为英国贵族社会的代表，它强调血统的纯正和传承，社会分层明晰，人们各安其位，共同建构并维持这一空间政治模式的运转。这与蚁穴以繁衍为目的、分工协作的社会结构相似。人们以各自承担的功能为存在意义，情感被遮蔽，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性被消除。在这个空间里，承担生育繁殖功能的女人是权力中心，如同蚁穴社会中的大母蚁。仆人则在庄园的阴影处终日劳作，承担着蚁穴社会里的工蚁一样的功能。每个个体都处于整体权力结构之中，即使是处于社会空间较上层位置的人，也只是整个结构中的一个环节。看似女性是整个庄园空间的掌控者，然而实际上她们自身也在被空间规训、生产，在权力结构中发挥自己的功能，禁锢于自身的性别空间或者社会空间。

二、私人空间对主观精神的建构

空间生产主体，参与建构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位于同一社会空间的人，他们的趣味、习性会更加接近。同时，主观精神也会作用于他们对物理空间的布局和选择。小说中书房是属于哈罗德的私人空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度过。小说中对书房布局的描写是“天花板中央装着一盏样式独特的顶灯，让人想起伊利大教堂的灯笼，灯下摆放着一张气派的哥特式书桌，整个房间的外观像是牧师会的礼堂”[2]16。这种书房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而且，小说中交代了书房紧临着小教堂，哈罗德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祷告，而大多的标本被堆放在外屋。值得注意的是拜厄特还描写了书房内其他的空间意象，并特别聚焦了六角形独立展柜以及其中存放的蝴蝶标本。柜子既是隐秘又是理智的展物，它并不是一个随时向来访者开放敞开的空间，柜子是隐喻内心空间的一种形象。也就是说，在书房这样一种充满了宗教意味的空间里，他仍然为昆虫标本留出了一个位置。

哈罗德作为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个宗教知识分子，他的主观精神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他信仰宗教和上帝创世，但另一方面，时代又裹挟着科学和新的知识向他袭来，对科学的强烈兴趣与他的宗教意识相冲突。进化论和自然科学剥除了人的独特性，灵魂的存在遭到质疑，“达尔文将自然界的无序规律延伸至人类社会，将人类置于一个由物质规律所主宰、充满偶然性和无目的性的系统中”[4]8，像哈罗德这样的宗教知识分子也随之陷入了巨大的信仰危机。对于哈罗德来说，宗教始终是生命的底色。他始终保留着属于自己的“神圣空间”，教堂被赋予了“圣”的特质，这是他寻求人生意义的基点，“对于一个宗教徒来说，教堂和它所处的街道分属于不同的空间。那通往教堂内部的门理所当然地代表着一种空间连续性的中断，把此处空间一分为二的门槛，也表示着世俗的和宗教的两种存在方式的距离”[5]67。在这个水平层级空间中，以书房为原点，教堂所处的是内层空间，两者距离最近，存放标本的外屋被置于层级空间结构的外层，地理距离较远。内、外空间与心理空间相贴合，内层是心理更加趋近、认同的空间，外层则相对疏远、差异。这也就隐喻了哈罗德在科学与神学矛盾中内心的倾向，有对科学的趣味，但在精神上他无法真正摆脱宗教，他对自然科学的探索只是为了印证上帝对世界的精心设计。然而，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精神陷入矛盾状态，自然界的物质性和世界的不稳定性动摇了他的信仰，使他焦虑，这种焦虑和矛盾都体现在了他对书房这一个人私密空间的布局上。

小说中尤金尼娅和马蒂是两位对照出现的女性，她们各自的行动空间也富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表面看来，尤金尼娅是典型的贵族小姐，她婚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卧室里，很少外出。她的卧室是宽敞舒适的套房，放置着丝绸睡衣、象牙木梳和装饰华美的椅子。她在这里完成了受孕、生育等事情，与埃德加的乱伦行迹也是通过卧室显露出来的。而马蒂则截然相反，她经常在野外观察昆虫，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她的卧室在狭窄的小阁楼上，堆满了书，简单素朴，与尤金尼娅奢华精致的卧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尤金尼娅相对马蒂来说更加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对女性“家庭天使”形象的期待，性格温顺，熟悉社交礼仪。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活动的空间区域被规定在家庭之内，不能像男性一般参与公共生活。在封闭的庄园里，“家庭天使”式的女性似乎是权力结构的中心，实际上，她们的真实处境却是如尤金尼娅一般被牢牢禁锢于家庭空间。社会对“家庭天使”温顺性格的赞扬，隐含的是对女性弃绝自身、压抑自我意识的要求。卧室是尤金尼娅被禁锢的精神世界的隐喻，她只能作为被圈养的“大母蚁”，以生育为存在意义，缺乏逃脱既有状态和生活环境的魄力，也缺乏反抗现状的自我意识。与之相对，马蒂的身上缺少社会建构的“女性气质”，终日奔跑于田野，而不是安守家庭。她打破了自身的性别空间，积极运用自主意识，以写作的方式突破被遮蔽的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身就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反抗。在男权社会的审视下，“写作行为必然意味着以自我为中心，这使写作成为特别危险的事业；它要求投入情感之中，培植自我，而不是否定自我”[6]18。马蒂卧室里的书籍使她得以从失语状态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女性被生育、繁衍功能所限制的空间围场，向更广阔的空间去追寻自身的生命意义，并同时建构了自身空间的无限性。

三、空间闪回与主体的身份确认

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是在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变迁的，“把身份看成是流动的、建构的、不断形成的，重视差异、杂交、迁移和流离，挑战和解构本质论、普遍化的身份观，已经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潮”[7]284。地理空间的位移伴随着主体身份认同的转换。威廉对于身份的不确认与他在家庭空间里所处位置的游离是相同的。通篇来看，主体的空间位移是从原点出发又最终回归原点的环形结构。威廉是“像华莱士、贝茨和斯普鲁斯那样的中低阶级亚马逊冒险家”[8]160，在船难中死里逃生从亚马逊来到布雷德利庄园，作为客人被安置在阁楼上居住，通过与尤金尼娅的结合，他的所属空间转换到了客厅、吸烟室、卧室和马场。然而，此时他却产生了一种空间焦虑感，除了教室、野外，他在庄园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空间，因而他感到孤独，这是对他所面临的身份危机的隐喻，人找不到自身的所属空间也就意味着对身份的迷茫。后来威廉又在马蒂的带领下回到阁楼，两人一同回归亚马逊丛林，这时就象征着两人建构起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另外，这篇小说在文本空间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多次使用闪回、回溯的叙事手法，小说的主干部分是威廉·亚当森在离开亚马逊来到布雷德利庄园以后发生的事情，却经常用闪回的方式穿插威廉在亚马逊的生活经历。在亚马逊时，威廉又时常想起英国的美丽风景。这样一来，叙述的时间顺序就被打断了，叙事结构具有空间性特征。

空间是主体建构身份认同的基础。一方面，威廉依靠岳父哈罗德的供养，自己没有财产；另一方面，在重视血缘联系的传统贵族家庭里，他没有传承于庄园的贵族血脉，是靠后天建立的婚姻契约得以立足，而纯正的血统正是贵族社会所看重的。因此，他觉得在庄园里“如果有什么地方称得上是他的，那就是介于家里放着软垫的温柔之地和那群封闭而卑躬屈膝的仆人住的阁楼、地窖和后屋之间的那些”[2]82。他以女婿的身份存在于庄园里，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客人，更不是仆人。因此，虽然婚后他从阁楼转换到了卧室、吸烟室等空间区域，却仍然无法真正获得空间归属感。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地理空间的发现拓宽了人们的视野，科学的进步更新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加强，如威廉既看到了英国传统贵族社会的生活，又见识过亚马逊丛林的野性和自然，两种文明冲突之下自然会产生一种身份焦虑。在亚马逊丛林里，威廉时常想起英国的草地，对于亚马逊而言，威廉这个白种人无疑是“外乡人”，在那里他所想象的是理想的英国，是相对于原始丛林的文明社会，彼时想象中的英国是他的存在空间，是承载他的成长记忆的地方，也是他生命的原点。他彼时是带着“白种人”不自觉的优越眼光行走在丛林中，他看到的是“咖啡色的尤物”，而不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然而，当他回归英国庄园后，意识又不停地闪回丛林空间。他一开始将自己和尤金尼娅的床铺看做是栖息的“鸟巢”，渴望获得归属感，“在家宅里，家里的房间里，梦想庇护的人梦想着小屋，鸟巢，角落这些他可以像在洞里的动物一样蜷缩起来的地方”[9]30。然而，他逐渐意识到了自己“雄蜂”一般的功能性身份，只能在尤金尼娅两次怀孕的间隙与她短暂同床，孩子出生后，他愈发成为庄园里的边缘人。威廉没有获得他所期待的身份认同，丛林归来的他在贵族庄园里仍然是“异乡人”。这种不同空间的闪回交叉，是对威廉作为一个英国人在异国他乡和作为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一个科学家在英国传统贵族家庭中所面临的身份危机的隐喻。

英国庄园与亚马逊丛林是彼此的一面“镜子”，“两个世界相互映照，两种视界相互融合”[10]。威廉正是借助布雷德利庄园这面镜子使不可见者变得可见，站在一定距离外重新审视这一他者空间。反之也是一样，刚到庄园的他被白皙所象征的纯洁所遮蔽，看不清事物真实的样子，而后在对亚马逊丛林的回溯中，当他的视角置于丛林时，才能真正看清庄园，看到英国贵族纯正血统的骄傲背后是有悖进化论的近亲繁殖，认清自己在一个功能性庄园社会里的存在价值，反抗“雄蚁”一般的身份。他重新建构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身份认同，回归亚马逊丛林，这是一个象征着大自然和未知世界的空间，向丛林的回归隐喻着他重新找回了自身作为科学家的生命意义。

四、结语

在《大闪蝶尤金尼娅》中，拜厄特打破了时间顺序，以人物的心理感受为线索，在空间转换中展开叙事，建构了一种新的历史书写的话语模式。同时，拜厄特通过这种空间书写也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结构和人的精神状态进行了展现，消解二元对立模式和中心主义，重现了边缘化的群体和被传统话语模式遮蔽的声音。因此，拜厄特作品中的空间书写也就具有了思想和艺术上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