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双鹤,李建森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宁夏作为一个民族地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这里传播？它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过程？以及党组织为什么能够在宁夏地区建立和发展,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最早可以追溯至五四时期，在国民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期间亦能有所发现。因此，本文选取了1916年至1936年这一段时间，以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与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和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历史脉络，重温党的记忆，在对宁夏地区的未来发展进行新思考的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民族地区的发展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二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创新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自党成立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传入中国，被人们所接受，还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立了丰富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动力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内在张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抽象广泛的概念，相反，它是现实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首先以一种思想理论的形式通过传播从欧洲大陆进入中国，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再将这些思想的种子带到中国各地。随后，党的组织一边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一边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投身革命并不断取得胜利，在理论和实践的良性互动中，实现自我解放。同时，人民群众的心路历程也逐渐发生了从被动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向主动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变化。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而言，也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自身形式的自我否定和飞越，从理论思想向实践成果的转变，又在实践中获得了新的思想内涵，实现了自我革命和自我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党组织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是关键环节，也是主要动力。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环节

历史证明，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来说，在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居于意识形态中的根本指导地位，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接受并支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工作的首要环节。如果这种思想不能带给中国人民希望，就会被拒之门外，革命没有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实现。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与中国革命形势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运动规律的科学揭示和概括，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与中国人民的阶级属性是相同的，受压迫的中国人能够从中感受到慰藉和共鸣。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既表现在对以往不合理思想的革命性批判，也表现在对现实社会中不合理制度的革命性批判。如同思想的火苗遇到了渴望燃烧的木柴，这种对掀起革命的高声呼吁，正是对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中国人的有力支持。同时，这种批判的底气来源于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科学解释。尤其是在对人类社会的解释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结束了宗教神学和英雄史观对历史解释权力的霸占，它振聋发聩地喊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它告诉中国人不能再做徒劳的等待，不必再浪费感情相信神秘的救世主。中国人应该明白：改变命运的武器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想求得解放，就要在革命中推翻三座大山，创立新天地！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斗志，革命事业的成功就是空谈。因此，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让中国人民接受和相信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环节。

(二)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动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就是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支持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其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在共产党队伍的不断壮大中变得更加彻底，更有组织性。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是每个共产党员的最高信仰，党带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实践，就是将理论武器转化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行是多方面的，党在各个时期随着实践主题的转变，在国情分析、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确定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制定纲领、研究政策与战略时，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主体，党又能领导人民在各种实践中，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得到充分彰显。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分不开的，党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有机载体。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便成了无头之鸟，失去了前进方向。同样，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更不能获得新的发展源泉，结出新的果实。

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党组织的建立，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动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抽象转化成了现实。

二、宁夏地区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党组织建立的主要条件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宁夏地区传播？为什么党组织能够在这里建立和发展？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宁夏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发展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宁夏地区有着悠久的少数民族发展史，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自己独特而稳定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然而，受复杂的地理环境和人口迁徙，以及行政区域的反复调整等因素影响，使得宁夏地区的社会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动荡。因此，宁夏地区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在提供机遇和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困难和挑战。

(一)宁夏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利与弊并存

宁夏地区复杂的地理条件是中国西北地区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位于西北内陆，黄河中上游地区。在地图上呈十字状，四面与内蒙古、陕西和甘肃接壤。总面积为六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不到千分之七。但在这片土地上却集合了高原、平原、湖泊、丘陵、草地、沙漠、峡谷等多样且复杂的地形。地貌上总体呈南高北低，贺兰山脉南北绵延220多千米，是宁夏地区的天然屏障，阻挡和削弱了来自西北戈壁的沙尘和寒流。在贺兰山下，九曲黄河蜿蜒而过，河岸土质肥沃，风调雨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使宁夏平原成为发展农业的理想地区，虽在干旱少雨的北方，却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

一方面因为地处偏远，宁夏地区对南方、中原地区的社会思潮和革命形势并不十分敏感，但在北伐战争胜利后，宁夏百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在忍受着地方军阀势力、土豪劣绅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几重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因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们的思想也非常封建落后，就连清朝覆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宁夏百姓也是在十几年后从路人口中才得以知晓。但另一方面，宁夏平原物产丰富，能够为革命事业提供物质保障，且与陕西、甘肃、内蒙古接壤，是打通并解放西北地区的必经之路。因此在革命时期，在宁夏发展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并发展党的事业，组织和动员宁夏人民积极投身革命，对宁夏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胜利解放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宁夏地区复杂的人文环境：多元又统一

宁夏地区人文历史的开端，最早可追溯至距今约4-1.5万年前的第四纪更新世晚期。来自非洲大草原的古人，经过几万年的时间来到亚洲，后在不断的迁徙中经过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地区来到了贺兰山与卫宁北山，最后落脚在气候湿润、水草丰茂、食物充足的水洞沟一带。自此，水洞沟地区成为东西方古人的交融之地，宁夏地区的人文历史也拉开序幕。[1]后来，宁夏地区的古人类结束了原始群居状态，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公元前5000年起，宁夏南部居民进入农业社会，并在此形成了“仰韶文化北首岭类型”“马家窑类型”“齐家文化”等类型文化。进入阶级社会后，宁夏地区更加成为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形态的地区，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形态和族群文化。商周时期主要表现为犬戎族文化形态；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匈奴族文化形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为鲜卑族文化形态；在隋唐时期，表现为突厥文化形态；在宋、辽、金时期，主要表现为党项族文化形态；元代前后，主要表现为蒙古族形态；进入清代，又体现出蒙古、满和汉文化的融合形态。[2]因此，宁夏地区的人文历史总是在少数民族与汉族，农业生产与游牧生活的融合中展开。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几千年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迁徙流动，宁夏虽是民族地区，但在大一统的中央王朝封建统治下，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影响，各少数民族之间不断进行交流融合，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其中，回族作为宁夏地区规模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古时屯垦牧养、戍守边疆，近代内争解放、外抵入侵，新中国成立后，团结进步、建功立业。他们的足迹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相同步，始终是促进西北地区实现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在宁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展党组织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宁夏地区历史上是民族地区，建制多变。民族危亡面前，如果不能用统一的思想引导宁夏人民，就容易导致民族分裂。第二，民族地区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受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思想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封建迷信、落后排外等现象。若不能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宁夏人民的思维方式，就无法使他们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和家国命运面临的危机和灾难，也就无法点燃他们革命的斗志，更无法动员他们跟随党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生活。而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分子，保卫中华是各个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可以帮助宁夏人民认清革命形势，明确共同利益，使回汉两族人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积极投身到中国革命和解放中去。因此，一方面，通过传播先进思想和观念，改造人们落后的世界观，使人们相信科学、破除迷信，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能够为宁夏地区取得革命胜利，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做铺垫。并能通过宣传党的性质和少数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宁夏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民主意识，为后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般与特殊的结合，而宁夏作为一个民族地区，相比中国其他地区而言，是更加特殊的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范围上更加广泛，程度上更加彻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宁夏地区复杂的革命形势：必要且紧迫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彼时的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919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人们高呼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走上街头，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展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从此，党员走到哪里，马克思主义就会传到哪里，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哪里，哪里就能建起党的组织。受地理位置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宁夏地区的发展速度总要慢于中原地区，因此在宁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一是国内革命形势的需要。挽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人民都在奋勇抗争，宁夏地区应该与全国同步。二是壮大中国共产党队伍的需要。党成立初期，为了扩大组织，需要广泛吸收进步力量，发展积极分子，在宁夏宣传党的政策，建立党组织，能够为党吸纳优秀人才，壮大党员干部队伍提供条件。三是实现宁夏地区解放的需要。宁夏地区的封建军阀势力，大地主阶级与国民政府相互勾结，欺压群众、为非作歹，百姓深受压迫剥削，叫苦不迭。但是“国民军在宁夏一度取代了马家军阀统治，导致众多的小军阀和地方武装盘踞的局面。这种政治上的分散性，为革命活动造成了空隙和可能。”[3]因此，在此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树立主心骨，发动群众推翻三座大山，为宁夏人民打赢翻身仗提供思想、组织和行动上的帮助和指导。四是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需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向中国西北部转移。宁夏地区作为西北地区的喉舌之地，又是民族地区，在此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消除人民的思想障碍，建立党组织，让宁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活动，是党和红军顺利进驻陕北的必要准备。

三、宁夏地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组织建立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既不是空穴来风、一蹴而就的，而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和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关于宁夏地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组织建立的历史进程，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并在土地革命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在这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为宁夏地区带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种，进步青年在此地建立党组织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1935年后，红军顺利进入宁夏地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宁夏革命实践的有机结合。此外，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也为宁夏地区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这些队伍和组织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宁夏地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加快了西北地区革命事业的历史进程。

(一) 先进知识分子为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带来火种

1916年，受新文化运动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甘肃省教育厅成立甘肃省立第八师范，(1)现已更名为宁夏师范学院。1918年，又设立了甘肃省立第五中学。(2)现已更名为宁夏银川一中。后来两所学校合并，简称“五中八师”。学校主要教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知识，并从北平等地聘请了一些毕业生，如李育三、杨筱舟、朱桂梧等到学校任教。这些教师在北平读书时，听闻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讯息，并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思想进步。他们为宁夏孩子讲述外面的世界和社会局势，传播先进文化，为落后的宁夏地区吹进了一股思想新风。1920年前后，五中八师引进一批先进的实验器材，激发了学生对探索自然，追求科学的热情。同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也走进了中小学课堂。一些在北平、天津读书的兰州籍学生途径宁夏地区时，通过举办演讲、报告会等形式，向宁夏地区学生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使这里的学生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认识更加深刻。1924年，“进步学生书写标语，召开集会，发表演说，反对帝国主义和腐败政治的斗争在宁夏出现。”[4]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八师五中的学生自发走上街头，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行径进行声讨和抗议，声援上海工人的反日爱国运动斗争。此外，还有一些爱国人士和返乡途经宁夏地区的大学生，都会以谈话、宣讲等各种方式，向宁夏青年宣传革命思想，提高宁夏学生的政治觉悟。比如刘郁芬、宣侠父、钱清泉等人，多次到八师五中进行讲演，并成立“兰江图书馆”，购买进步刊物和当时革命先锋人物的书籍。邓小平在宁夏地区休整时，曾多次向青年学生宣传马列主义，介绍苏联的风土人情，以及十月革命后社会各阶级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大大开阔了宁夏青年的思想认知和视野。虽然马克思主义在这时候还没有得到全面而系统的传播，但宁夏青年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从一出场就与民族革命和家国命运联系在了一起，这也使得宁夏青年，尤其是来自八师五中的师生，后来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更组成了宁夏红色革命的中坚力量。此外，在一些爱国人士与进步青年的支持下，宁夏旅平学生会成立。他们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辩证唯物论入门》《现代世界观》等马列主义书籍，领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们还主动创办刊物《银光》，对宁夏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内容发表评论，揭露当时宁夏地区的腐朽黑暗统治，宣传进步的革命思想，《期望马鸿宾先生的四件事》就是宁夏旅平学生会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后，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出发，分析社会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的有力印证。与此同时，他们还主动组织爱国主义的群众示威和游行活动，对当局统治者施加压力。于是，学生群体率先成为宁夏地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者和践行者，是发展壮大党的事业的先锋力量。

1927年，国共合作期间，在与国民军联军的密切配合下，一些中共党员借《中山日报》，积极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使民主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在宁夏地区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关注。党员刘伯坚还有计划地向军政干部讲授中国近代史，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并多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向人们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同年，国民军联军总部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刘伯坚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宁夏地区第一次公开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高了宁夏青年的思想和觉悟水平，同时也为中共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和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二)早期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条件

1926年9月，在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与一些进步青年的组织下，宁夏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中共宁夏特别支部的成立，是银川乃至宁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灾难深重的宁夏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5]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成立后，在组织和动员群众，宣传马列主义与革命思想，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展并吸收进步青年和党的积极分子等工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比如在军政机关、学校、团体普遍建立“列宁室”和“中山俱乐部”，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孙中山的肖像，教唱《国际歌》，陈列《新青年》杂志和鲁迅的《彷徨》《呐喊》《杂感集》，以及瞿秋白的《俄乡记程》、《赤都心史》等进步人士的书籍和作品。在五卅国耻两周年纪念日上，他们组织群众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的暴行，肖明、伏龙等人表演的话剧《顾正红》激起了群情义愤，“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更是响彻云霄。此外，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还组织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团体，开展革命活动、宣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迷信、改造落后习俗等。同时，还发动群众控诉贪官污吏，打土豪反压迫，伸张民主正义思想……这些行动极大地打击了土豪劣绅和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为鼓励人民翻身求解放起了带头作用。

然而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9月，国民党在宁夏地区展开了“清党运动”，中共党员被驱逐，《中山日报》被查封。1928年4月，仅成立了一个月的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虽然党组织解体了，但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得到广泛传播，长久落后封闭的宁夏地区终于呼吸到了科学进步民主的空气，这里的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也更加强烈。自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在宁夏地区得到有机结合，宁夏人民开始与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艰苦卓绝而又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之中，成为解放全国的一分子。

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解体后，中共宁夏地方党组织先后又经历了多次重建。1930年，在刘志丹、谢子长的指示下，张东皎等人在组建学兵队时，成立了国民革命军骑兵四师中共特别支部，但“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组织，搞兵运工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争取建立党的武装。特别支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6]后因形势需要，随军离开宁夏地区赴靖远。同年10月，在杜润芝的领导和组织下，党组织得到建立和恢复，又因王新三给杜润芝的信被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拆阅，遂以“共党嫌疑”将杜润芝、杜立亭逮捕，宁夏地区党的事业发展遭遇重创。1932年，经陕北特委同意，张德生与梁干臣、刘梅村、何高民等7民党员，组建了中共宁夏特别支部，后因梁干臣被捕一事牵连，支部再次遭到破坏。1934年，在王森等人的努力下，中共宁夏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取得新进展，但因为马鸿逵部的打压，党组织再次解体。在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过程中，他们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壮大革命队伍，开展学运、兵运、农运等工作，还相继领导了“中宁学潮”和“小南门兵变”“宁安堡护路队兵暴”等。虽然有的革命活动未获成功，但却能够说明宁夏人民已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主动实践，并开始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党的事业中去，不怕牺牲、敢于革命。同时，这些重建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宁夏地区的影响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为红军顺利进入宁夏地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红军经过宁夏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地革命实践相结合

如果说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在宁夏的活动，使得宁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从被动的接受转向主动的践行和传播，那么红军的到来，就是使宁夏人民更加全面、具体、真实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1935年，红二十五军到达宁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成为长征中经过宁夏的第一支红军队伍。到达后，军政委吴焕先立即召集当地有声望的老人和阿訇座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民族政策、红军纪律及此行的目的，扫除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忧患疑虑。随后进抵隆德，攻占县城，将缴获的物资分给贫苦大众，还击退了前来堵截的国民党马鸿宾部，后出固原，经平凉进入陕北。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有不少回族聚居地，但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此地已有传播，中共宁夏特别支部也组织过一些革命活动，再加上红军本身的优良作风，为当地百姓伸张正义，使得红二十五军不仅顺利进入了宁夏地区，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积攒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1935年9月，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一路北上，进入宁夏地区。在进入回民聚居地时，他们先对指战员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颁布了三大禁律：禁止部队进入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此外，如果要进入回民村舍，要先经过当地回民同意才能进入，还要向回民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保护回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等。10月5日，毛泽东率部队来到宁夏单家集，参观了清真寺院，并与当地居民进行亲切交谈，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和民族政策，受到当地回族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为了尊重当地回民的风俗习惯，绝大多数红军战士露天宿营。一些百姓自发为红军筹粮送菜，红军将银圆兑换成当地货币，按价支付。一旦发现敌情，有群众连夜翻山越岭，报告红军。红军用他们的具体行动告诉回民人民：红军与执掌当地政权的马鸿逵部不同，前者是不怕流血牺牲，敢于革命，为千万中国人谋生路，为民族谋振兴的人民军队，而后者却是与封建军阀、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勾结在一起的地痞恶霸，自私自利，欺压剥削百姓的反动势力。因此，宁夏人民称红军是“回民的军队”，是“仁义之师”。10月7日，毛泽东登上六盘山，面对万里河山，他豪情万丈，一首《长征谣》即兴而出。(3)1935年，毛泽东在翻越六盘山时，创作了《长征谣》。1957年，在对个别用词进行修改后，以《清平乐·六盘山》为题，发表在《诗刊》上。1961年，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领导人的请求，将该诗书赠给宁夏人民。《清平乐·六盘山》全文：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接下来的几天，毛泽东率红军部队，与西北、东北两军进行了几次交锋，使敌军受到沉重打击，增强了党和红军在宁夏人民心中的威望。10月19日，毛主席率红军部队走出宁夏，经环县等地到达吴起镇，进入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顺利会师，从此翻开了中国革命史的新一页。

1936年，日本侵略者愈加猖獗，而国民党军队还在加大力量对陕甘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和包围。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队伍，争取联合抗日，党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开始了甘肃、宁夏的西征战役。此时，党和红军在宁夏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深受人民爱戴。在西征战役中，红军先后解放了豫旺堡和盐池。在与敌军的接触中，他们并不急着进攻，而是反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以及作战目的和动机。此外，他们还优待俘虏，对俘虏进行民族精神教育，陈述革命主张，让他们认清革命形势和斗争意义所在。这些举措为后来“马家军”中的进步分子加入“红军”埋下了思想伏笔。后来，红军还攻克了下马关，拔除了“马鸿逵部队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边缘的一颗‘钉子’，解除了西征部队的后顾之忧，完全打开了根据地与宁夏的通道”，[7]攻下了韦州，打赢了红城水反击战，解放了王家团庄。此外，红军在山城堡战役中也取得了胜利，这“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也是结束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役的胜利，挫败了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停止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大振了红军的声威，改变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对于增强红军内部团结，巩固与发展同东北军等部的统一战线，促进‘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8]红军西征时，还成立了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盐池县委和盐池苏维埃政府、中共豫旺县委、豫旺堡区回民自治政府、中共固北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中共固原县工委与中共固原县委。为了方便回民地区工作的开展，广泛发动群众，搞好与回族群众的关系，红军内部还成立了回民工作团和回族战斗团。1936年5月，回民独立师正式成立。总之，红军经过宁夏地区，使宁夏地区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战略要地，使陕北苏区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使宁夏地区进一步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维稳力量。党和红军与宁夏人民的友好相处，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提供了典范和蓝本，对今天的民族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四)国际友人在宁夏扩大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

美国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是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1936年在宁夏豫旺，斯诺采访了两个月。一日，他看到一队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号兵正在练习，便按下快门，拍下了名为《抗战之声》的珍贵照片，向世界人民展示了西北青年饱满的革命精气神。后来，斯诺对采访稿进行整理，写就了《西行漫记》一书。该书还原了历史真相，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为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壮阔的革命史提供了珍贵史料。书中提到，马鸿逵曾花5万元买了一名基督教女大学生作五姨太，却开不出士兵的军饷，于是便得出结论：“足以说明，对比之下人民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这也就是“马家军的回民带着枪支来投奔红军的原因了”。[9]而他的同伴乔治·海德姆，不仅将名字改成了马德姆，还一边采访，一边用高超的医术为军民服务。他的足迹遍布豫旺堡的每个角落，与当地人民形成了血浓于水的情谊。后来，马海德决定留在中国，加入工农红军，并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与中国人民一道投身于革命解放的伟大事业。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友好帮助，客观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受人民爱戴的党，这种爱不分国界，也不限于民族。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宣传，使更多人能够从中国革命中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它科学地预测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四、宁夏地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党组织建立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宁夏的传播，以及党组织在宁夏的建立和发展，为宁夏地区和西北地区的解放事业，对全国的革命胜利都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宁夏作为民族地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创造新生活，取得新进展，为实现宁夏地区的繁荣进步，弘扬民族精神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历史基础。

(一) 革命时期：解放思想，推翻三座大山

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以及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对于宁夏地区的革命和解放事业都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在宁夏传播，首先让宁夏人民在思想上得到解放。先进思想的火种一旦播下，他们能够立刻与外界的革命热潮产生碰撞，并对历史的呼喊给予强有力的回音。自此，深居内陆的宁夏人民不再沉默，他们以高昂的斗志和革命激情，让红色革命的旗帜插遍了这片塞北大地。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导宁夏人改变往日用唯心主义立场看问题的习惯，而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把握社会现象，分析社会矛盾，明确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及任务，激发了宁夏人民的革命热情，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不懈奋斗。与此同时，随着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和发展，宁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和践行者也越来越多，党的队伍也随之壮大。为了保护党和红军，宁夏人民主动打破风俗习惯的束缚，积极为党提供物质帮助，并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始终跟随党的领导。这样，宁夏地区的回汉两族人民，亲如一家，同仇敌忾，齐心协力，搬动了压在宁夏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顺利实现宁夏地区的解放。

另外马克思主义在宁夏的传播和党组织在宁夏地区的建立，打通了党和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的重要关卡。红二十五军初入宁夏，消除了少数民族对党和红军的怀疑和排斥，并与宁夏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后面中央红军经过宁夏地区以及实现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军会师，顺利结束长征具有重大意义。另外，在党的支持下，宁夏各地县委与县政府的成立，为宁夏地区的自由解放和实施民主政治做了有效示范，为陕甘宁根据地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保障，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建设时期：团结进步，实现民族区域自治

1958年，几经改制，宁夏回族自治区终于成立。与一般的行政区域不同，宁夏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在中国内部建制上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建设中的创造性发展。经过艰苦卓绝的革命解放运动，宁夏各族人民已经与全国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意味着宁夏人民会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中，坚持实现民族区域自治。这一政策充分给予了民族地区的能动性，促进了地方稳定和民族团结，对巩固新生政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宁夏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三)改革开放时期：不忘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城市乡村也拉开了改革大幕。在经济上，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执行东西部地区扶贫合作。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的支柱性产业，如畜牧业和乳制品、回族服饰、食品、生活用品等清真商品质量上乘，不仅深受国内市场欢迎，还远销国外。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积极发挥民族区域自治优势，利用民族政策，使宁夏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各族人民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在文化上，宁夏地区一边不断发扬独特的回族文化优势，一边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融合，共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017年，党的十九大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党章，其内涵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多年来，回汉两族人民同风雨，共患难，惺惺相惜，命运与宁夏的团结进步连在一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连在一起。因此，今天的宁夏人民，早已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支。在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方面，宁夏地区响应国家号召，将移风易俗、扫黑除恶、退耕还林、防风治沙等作为宁夏发展的主要任务。如今，宁夏地区作为古老的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点，再次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无论是宁夏地区内部汉族与回族之间的相处，还是作为偏远地区与发达城市，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地方交流，都在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良好关系中进行。所有这些成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没有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就没有宁夏地区的解放和繁荣，而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也将无法实现。因此在今天，我们要回顾宁夏地区的发展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和理论方法，就不能不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地区的传播，以及党在宁夏地区开展工作，创新民族政策，加强党对少数民族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等方面去寻找。另外，宁夏红色革命史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发展红色文化，汲取前人智慧，做好各族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繁荣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