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萌，张志刚

（1.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学院，衡阳 421001；2.生态环境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北京 100082）

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事故让世界各国核电的发展受到来自社会各个层面和领域的质疑。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在2014年6月颁布的《能源政策议案》中，法国政府决定放缓核电发展步伐，到2025年将核电份额由75%降至50%以下［1］。此外，德国政府也对核电策略进行了调整，计划于21世纪20年代停运全部核电厂。美国则由核能监管会全体投票决定，有关新核能反应堆的申请原则上不允许通过［2］。在后福岛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公众对于核电的安全性顾虑增加，我国以核电为代表的核工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1 后福岛时代背景下核电发展的特殊性

福岛核事故相比于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具有其时代特殊性。三里岛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核能应用尚未普及，公众核安全意识尚不够高，因而其造成的舆论波动相对有限。

而福岛核事故发生在一个信息高度发展的时代。2011年核事故发生后，国内部分媒体邀请的非核专业评论员，未能对核事故进行专业的解读。邀请的核电领域专家虽然能客观分析事故原因，但公众囿于其与行业间存在的利益关系，对其解读抱有怀疑态度，一时间核电安全在我国风声鹤唳，公众“谈核色变”，我国国内展现出了一股较强的反核舆论导向。2013年7月广东江门鹤山和2016年8月连云港两起核燃料循环项目因公众强烈反对而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