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乔

摘要：本文由《答谢民师推官书》入手，总结论述苏轼的诗学观念，主要有“辞达”、“文贵自然”、个性化、言之有物、“文以致用”、以文为诗、“传神”、“诗画一律”以及讲求创新等。

关键词：苏轼;诗学观念;辞达;文贵自然;以文为诗

苏轼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型的全能型文人。《答谢民师推官书》作于元符三年（1100年），这一年，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内徙，广州推官谢民师有书及杂文相寄，苏轼于是作此书相答。

《答谢民师推官书》是苏轼晚年最重要的一篇诗学论文，集中体现了苏轼一生的诗学观点。

从创作境界看，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苏轼引用孔子之言，提出了“辞达”[4]的核心思想。他认为“辞达”是表达的最高境界，“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4]。什么是“辞达”呢？在苏轼看来，“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4]。所谓“辞达”，就是能够用简约的文字将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事物形象生动地描摹出来，使人如临其境，使物如在眼前。不仅仅要求概念的准确性，更要求状物的生动性，要对事物有深切的感受和准确的捕捉，抓住事物的精髓、神韵来描写，从求物之妙到了然于心再到了然于口再到了然于手，涵盖了从观察到构思再到表达的整个艺术创作的完整过程，将“达”确立为创作的最高境界。苏轼在早年的《答俞括书》中也提到“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矣”。[5]然而，这样的境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千万人之中也不一定有一个人能掌握这种本领。为此，苏轼以扬雄为例批评了热衷于使用艰深晦涩之语、过分雕琢文字的行为。他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4]扬雄不主张文章写的浅显易懂，刻意使用艰深之语，正是“雕虫篆刻”之举。他却独独贬低赋，殊不知，他引以为傲的《太玄》《法言》也是“雕虫篆刻”，也在应悔之列。对于扬雄轻视屈原、贾谊的现象，苏轼给予了尖锐批判，屈原《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4]而“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4]。苏轼认为屈原和贾谊都是杰出的文学家，扬雄对于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的价值，只因为他们使用了“赋”体就贬低他们，是鄙陋的行为。

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苏轼提出诗文创作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思想。诗文创作本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必拘泥于法度，要因情而作，反对因文造情。这正是基于“辞达”境界对语言表达提出的要求。换言之，艺术作品要达到“达”的境界，在语言表达上就必须做到无拘无束、纯任自然的表达风格。苏轼在他的另一篇文章《自评文》中曾重复这一观点：“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5]“初无定质”也即“随物赋形”，强调自然，不强求，不做作。在《南行前集叙》中，他直接提出“文贵自然”。清代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中说：“坡诗放笔快意，一泻千里，不甚锻炼”[6]，也说明了苏轼为文为诗讲求自然，不求雕琢。

在追求自然，“求物之妙”之中，苏轼还特别强调主客体相击的瞬间所产生的心灵体验。如《前赤壁赋》中的主客二人，其实主与客并不是真正的两个人，而是诗人在面对自然景物时衍生出的“自我”与“本我”，“自我”与“本我”的心灵问答是一种特殊的心灵体验。苏轼发现并抓住了这一瞬间的感受，并在“自我”与“本我”的交流中成功地超脱出了旷达的境界。

从创作目的看，苏轼主张艺术作品应该“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序》），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文以致用”[7]。他在《策论·总叙》（《东坡应诏集》卷一）中说：“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天下之至言也”。苏轼承认文学的社会责任，儒家思想是苏轼的立身之本，在一定程度上苏轼继承了儒家的“诗教”思想和欧阳修文学革新的传统，承认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与道的关系，声称“吾所为文，必与道俱”。要求文章不能无病呻吟，要有内容，要因事而作，能反映社会问题。

在承认文学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苏轼也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文学的个性价值。他还提出“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与朱象先画后》），提倡文学从自我出发，从个性出发，抒写个性化的心灵感受。

在创作方法上，苏轼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始自韩愈，所谓“以文为诗”主要是指以散文化的手法作诗，同时也包括以议论为诗，甚至也包括以才学为诗。苏轼继承以文为诗的传统，并从篇幅、章法、句式、用典、议论等多方面對以文为诗大力开拓，使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代赵翼《瓯北诗话》曾评其：“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8]

苏轼是一位艺术全才，不仅诗词文赋各有成就，在书画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在诗画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苏轼提出了“传神”“诗画一律”的观念。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传神”的观念恰与前面提到的“求物之妙”有异曲同工之处，追求描摹意象的神韵，使之鲜明生动，栩栩如生。而“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则与苏轼追求自然，“随物赋形”，不求雕琢的观念一致。

作为一代文学天才，苏轼还十分强调创新。他说：“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评草书》），又说：“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书》）。在艺术创作上，苏轼以能创新、不法古人为一大快事，他反对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一改前人着重继承的风气，强调个性化，强调创新，使诗文自身的独特性得以显现。开创了新的创作风气，对以后的诗词文创作和诗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1]《苏轼词集》苏轼著，刘石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8

[2]《袁枚赵翼集》王英志选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

[3]《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李壮鹰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

[4]引自《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李壮鹰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第314页

[5]引自《中国古代文论选注》，李壮鹰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第317页

[6]引自《袁枚赵翼集》王英志选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第323页

[7]引自《苏轼评传》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第256页

[8]引自《袁枚赵翼集》王英志选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