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

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的先生邓稼先回到家里，跟我说他的工作有调动。我问他调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不能说。我又问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又说不知道。接着我问他，那我能给你写信吗？他回答不能。

此后，稼先经常是一个电话打来，说他马上要出差。去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我都不问，我知道问也问不出来。每一次离开都是突然的，每一次回来也是突然的。直到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他还是不能跟我们说。但时间长了，我隐约感觉到他与原子弹研制有关，却还是从来不问。

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本不致命，但因为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他骨髓里有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细胞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中国的核试验，我们知道的是45次。其实，还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投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100多个防化兵都没有找到。稼先就亲自去找，结果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受到了放射线侵害。

我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我想可能是他在找到这颗核弹以后，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影响，就一反平素的习惯，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一张照片。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才被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