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晚清维新思想家，其《仁学》在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尝试从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等多学科交叉视角来探讨《清议报》本《仁学》“重复”之真相、中止与恢复刊发之原因、《亚东时报》本误字之分析等问题，并提出文献学对于书籍史和近代史研究的“补位”作用，进而提出对跨学科交流的号召。

【关键词】《仁学》 梁启超 《清议报》 《亚东时报》 书籍史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生于1865年3月10日，卒于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际。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救亡图存，谭嗣同奔走呼号，寻求救国真理，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运动。1898年8月21日，谭嗣同抵京，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24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谭嗣同拒绝出走，被捕入狱，后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正值英年即为维新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年仅33岁。

谭嗣同短暂的一生留下了不少著述，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仁学》，此书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遭失败，对谭嗣同的思想震动极大。《仁学》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896—1897年陆续写成的。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凡50篇，其反封建的激进思想，对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

这样一部享誉近代史且备受关注的名著，其撰写过程和版本源流却并不清晰。这固然与作者于戊戌维新运动中突遭逮捕、慷慨就义，著述之整理刊行条件急剧恶化有关，但也毋庸讳言，与近代史学界对文献学的忽视有关。一个例子是，关于近代史“史料学”的著述所在多有，但多数是基于“为历史研究找材料”的目的性，侧重于对近代文献的类别划分，对不同类别的主要内容、价值、特点等加以介绍，更似传统文献学中的目录学，而对基础的版本、校勘等则不够重视，其中纵有对“第一手材料”的强调、对“二手材料”的警惕，但对两者如何界定的明确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不甚令人满意如一部较为通行的“近现代史史料学”著作中，讲述警惕“二手材料”的重要性时，以点校整理本的疏误作为反面例证，号召治史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阅读原始档案。但殊不知，所举整理本之疏误，若使用者之文献学基础有限、在阅读整理本时难以察觉的话，则直接阅读原始档案亦同样难以察觉甚至更易发生其他误读。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的文献学缺位导致的问题，笔者将另文考论，此不赘述。。

于是，在近代史领域对此书的研究，多为跳过成书过程考订、发表情况复原、版本体系梳理、异文状况辨析而直接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成果。这使得一些结论的得出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一些研究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充满纠结狭间直树先生在文章中探讨《清议报》刊载《仁学》的中止与恢复时说：“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见其《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蒋海波译，《文史哲》2004年第1期。。如果这种纠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学科壁垒导致的内卷化对学术研究的掣肘，那么，相邻学科的借鉴就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了。对于近代史上思想名著的研读，或者说具体到《仁学》研究，书籍史与文献学是尚未得到但应当给予足够重视的视角。

书籍史（book history）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突破既有学术格局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交叉学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越发受到学界关注。国内许多学者都在对书籍史的推介与梳理方面做出了贡献。张炜对书籍史进行了较为稳妥的界定：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张炜：《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晋阳学刊》 2018年第1期。。王鹏飞、李贝贝对中国学术视野下的西方书籍史理论与相邻学科之关系、国内学界对西方书籍史的引介与研究情况等进行了完备而扼要的勾勒王鹏飞、李贝贝：《别处的风景：中国学术视野中的西方书史理论》，《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1期。。赵益先生则在对中国传统文献之学、文献史和西方书籍史的深刻理解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书籍史学术理路中国化过程中的水土不服，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设想赵益：《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本文以笔者在文献整理工作中的实操经验和切身感受为基础，试图以《仁学》之相关研究与整理成果为案例，提出对相关问题的粗浅见解，期待得到方家指正。

一、《仁学》现存版本与以往的版本研究

（一）《仁学》之发表与版本

《仁学》在写作完成之初因过于激进，未能及时发表，仅在谭嗣同的友人中小范围流传，读过此书的有其友人梁启超、唐才常、宋恕、孙宝瑄等，还有一些交往不深者从谭氏友人处辗转读到过，如章太炎。《仁学》的发表则得益于谭氏挚友梁启超、唐才常。

1898年9月谭嗣同被害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于当年12月23日创办《清议报》。在该报第2期（1899年1月2日）上，梁启超开始刊登《仁学》，此后的第3、4、5、7、9、10、12、14期，第44、45、46期，和终刊号第100期（1901年12月21日），将《仁学》全部刊登，共13期，历时将近三年。此本可称为《清议报》本。

谭嗣同被害时，他的另一挚友唐才常悲痛异常，然“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唐撰挽联中语），以尽后死者之责，筹开张园国会、联络会党策划武装起义等，而刊行《仁学》也在其中。1899年上半年，唐才常“回翔于沪上”（其致江标书札中语），并参与日本人创办的《亚东时报》的编务一些论者认为此时唐才常担任《亚东时报》主编，实则不然，戴海斌先生《〈亚东時报〉研究三题》考述颇详，见《史林》2017年第1期。。《亚东时报》自第5期（1899年1月31日）开始刊登《仁学》，中经第6、7、8、9、10、12、13、14、15、16、17、18期，至第19期（1900年2月28日）止，共14期，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此本可称为《亚东时报》本。值得指出的是，此本虽然首次刊登《仁学》较《清议报》晚了将近一个月，但却是首次将《仁学》刊登完毕的，比《清议报》早了将近两年。此外，谭嗣同的《仁学自叙》是首次发表在《亚东时报》的（见第5期），《清议报》未曾刊登，其他版本则晚至1901年才收有此自叙。

1901年5月，《国民报》创刊于日本横滨，此月刊虽然仅出版4期即告停刊，但在停刊不久的10月，以“国民报社”名义推出了单行本《仁学》。这是《仁学》的第一个单行本，可称作国民报社本。

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推出第100期后终刊，此后由新民社推出了《清议报全编》，乃汇辑《清议报》100期之内容编成，但内容多有增删改动。《清议报全编》共分6集26卷，并附有《群报撷华》2卷。首集为论说，其中第一部论著就是谭嗣同之《仁学》，该版本可称《清议报全编》本（以下简称“《全编》本”）。

以上就是《仁学》早期刊布的四个重要版本，此后的版本多是根据这几个版本衍生出的，如商务印书馆翻印本、民国间文明书局《谭浏阳全集》本等。

（二）以汤志钧先生为代表的《仁学》版本研究

《仁学》是晚清维新运动时期涌现出的杰出的思想著作，历来是中国近代史和近代思想史学者措意之重点，前人的研究成果可谓洋洋大观，然多集中在思想层面，研究其政治思想者有之，研究其经济思想者有之，研究其伦理思想者有之，研究其启蒙意义者有之，研究其佛教术语者亦有之……然而对于《仁学》之写作时间、成书经过、版本情况及差异之关注，则屈指可数，除了谭嗣同著述系年或考订中略为提及之外，专门从书籍、文献角度研究者今仅见汤志钧《〈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印永清《〈仁学〉版本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以及日本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傳〉》（《文史哲》2004年第1期）。

汤志钧先生最早致力于此，首先梳理了《仁学》的版本情况，指出：（1）发表时间：《清议报》本虽然发表最早，但全部刊登完毕则反在后，《亚东时报》本相比稍晚了不到一个月，但却是最早全部刊登完整《仁学》者，国民报社本为最早的单行本，此后还有《清议报全编》本;（2）异文情况：《亚东时报》本与《清议报》本互有差异，并非同源，《全编》本与《清议报》本也有所不同（主要是解决了“重复、误植、删除”等问题）;（3）分析了《亚东时报》本更可能是来自谭嗣同的稿本，并进而认为整理《仁学》应以此本为底本。

这篇扎实的文章并未得到学界和业界的回应。初版于1981年3月的中华书局本《谭嗣同文选注》（周振甫选注），仍然使用国民报社本为底本。中华书局版《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初版于1981年1月，1998年6月第3次印刷）所收《仁学》，前言标榜使用《亚东时报》本为底本，但其实文字面貌与国民报社本更接近、实际未能对《亚东时报》充分利用。该书一经问世得到学界的高度肯定和广泛使用，学人使用习焉不察，之后对于《仁学》版本的研究无甚新见成果。这也再次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界文献意识的缺位。

（三）关于“稿本”的推测：与印永清先生商榷

2000年，印永清先生在出版“醒狮丛书”本《仁学》〔清〕谭嗣同著，印永清评注：《仁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的基础上，撰文继续考订《仁学》版本，值得敬佩。在文章里印先生反驳了汤志钧先生关于《亚东时报》本来自“唐才常稿本或抄本”的推测，认为梁启超掌握的本子更可能是稿本，并给出理由：（1）谭嗣同被捕前一年的所有信件中，没有发现有关《仁学》稿本托人之事，也未见他人有受托保管此稿本的记录，则稿本一直在谭身边;（2）戊戌变法突然失败，谭嗣同没有时机转移文稿，仓促间交给梁启超;（3）“按照一般常识”，重要手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交给他人，谭嗣同被捕前夕紧急交给梁启超，之后遇难未有机会记录或说明。

笔者认为，上述理由值得推敲。关于（1），本不待辨，谭嗣同作为“逆党”被清廷杀害，他自己和其亲友都焚毁了大量信件，不能以现存文献不足而断定实际从未产生。关于（2），变法失败，谭嗣同出逃尚且时间充裕，谈何没有时间转移文稿？关于（3），即便是一般常识，却对谭嗣同无效，这个果敢英挺、才华横溢的奇才，将手稿赠人之事所在多有——其《兴算学议》、“北游访学记”以及《思纬吉凶台短书》中的《报贝元征》等重要著述即以书信形式留赠受书之师友，书信体裁而外，也有将《寥天一阁印录》留赠好友刘善涵之举，因此，“重要手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交给他人”的说法不能成立。

文中又给出了梁启超交给《清议报》刊发的也是稿本的“理由”：（1）他本避讳而《清议报》本不避讳，稿本不用避讳，冲决网罗的谭嗣同更不必避讳;（2）《清议报》本有留空，作者解释为这是在刊发时对稿本的缺字、涂字处留空所致，而若所据为抄本则会直接补足或忽略，且认为《亚东时报》本“误印、漏印较多，疑是抄本”;（3）《清议报》本《仁学》分为两卷，恰合谭氏《仁学自叙》，《亚东时报》本则未分卷。

以上三个理由同样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中暴露了作者对晚清时期报刊出版的一些隔膜之处。如（1），关于避讳，文章忽略了发表这一环节，直接将刊发的面貌视作底本来推测其为稿本抑或抄本，其实完全还有其他可能性，如稿本不避讳，但在刊发时被出版者加以避讳而用方框代替，特别是《亚东时报》虽系日本人主办，但毕竟在中国境内，《清议报》则远在日本横滨，前者有所顾忌而在发表时加以避讳并非不可能，不能据此即断定其底本不是稿本。（2）留空情况非仅《清议报》本独有，《亚东时报》本也存在且有多于《清议报》本之处;至于《亚东时报》本之错漏较多，自系实情，但若加分析则当另有发现，详见下文。（3）《亚东时报》本并非完全不分上下卷，版心处也有“卷上”字样，只是未见“卷下”字样，联系其手民之误较多（并见下文），可以理解，且分为两卷的依据是自叙，而自叙恰恰见于《亚东时报》本而不见于《清议报》本。

（四）结论

综上所述，《清议报》本为稿本的可能性非但不比《亚东时报》本高，反而更低。笔者认为，《亚东时报》本所据的唐才常所得本更有可能为稿本，简要说来理由如下参见拙文《谭嗣同著述新考》，载《湘学研究》2019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65—66页。：

一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五月间谭、唐两人分处吴楚两地，谭信中有“同心千里，吴楚青苍”之语，两人虽书函不断，然究不如宁沪之间往来便捷，可以如与梁启超一样随“每成一篇，辄相商榷”（梁启超《三十自述》语），则唐才常所得《仁学》当是已完成或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之稿。

二来，梁启超在学术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记述：“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曰《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多讥切清廷，假台湾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行之，始传于世。”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2页。笔者认为，尽管梁启超撰《谭嗣同传》的各个版本对梁氏保存谭之著述手稿有所记录，但其中饱含政治宣传意图，且前后文字改易较大参见〔日〕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文史哲》2004年第1期。，相比而言，更强调学术而淡化政治意图的《清代学术概论》更有可信度。

三来，通过版本比勘可知，唐才常刊于《亚东时报》的版本所收《仁学自叙》，在《清议报》本中是没有的，单行的国民报社本和《清议报全编》本才再次收录《仁学自叙》，已在《亚东时报》刊发的一两年后。联系谭嗣同其他著作中好为跋语序言的情况如其以《报贝元征》作为《思纬吉凶台短书》之主体部分，就另外撰写了自叙;又如赠友人刘善涵《寥天一阁印录》时，也撰写了跋语。关于谭嗣同的著述观念和著述习惯，可参拙文《谭嗣同著述新考》关于“旧学四种”的相关考述。，这篇自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谭嗣同对《仁学》写作画上句号的标志。

二、《清议报》本《仁学》刊登中止及继续之发覆

（一）以书籍史视角关注近代史研究：狭间直树先生的启发性成果

狭间直树先生在研究中对《清议报》中“《仁学》的刊登与中断”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索。令人敬佩的是，他把《清议报》本《仁学》在第44—46期之前和之后的连载中断，与梁启超的思想变化结合起来，给出了自己的意见，非常具有启发性。著作刊行时的形态与异常情况，被作为近代史的研究对象，书籍史与近代史的融通，无疑是具有示范意义的。

然而在仔细拜读该篇文章，将《清议报》本《仁学》与《亚东时报》本、《清议报全编》本和国民报社单行本对照并进行较为详细的校读后，笔者有了不同的看法，今不揣浅陋就正于海内外方家。

狭间先生认为，《清议报》在第14期后不再刊登《仁学》，是由于梁启超的思想已偏向国家主义，“《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并列举了梁氏转向国家主义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和《国家论》《爱国论》《商会议》等著述。笔者认为，梁氏思想的所谓“变化”，与《仁学》连载之中断这两者之间，狭间先生所提供的只是一种可能性。甚至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追问，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到底有多强。前举《国家论》《商会议》刊发于《清议报》第10—12期，《爱国论》更是早在第6、7期即已发表，这距离《仁学》刊载的前14期，时间上有所重合。若真如狭间直树先生所推测的，梁启超的国家主义已与谭嗣同的世界主义思想渐行渐远的话，为何此时恰是刊发《仁学》并未中断的时期？

（二）回到文本寻求刊发中止之原因

那么，《仁学》于《清议报》连载至第14期后即中止，有无其他原因或可能性呢？笔者认为，回到《仁学》文本，或许可以有所收获。

前人对《清议报》本《仁学》有所评价。汤志钧先生认为其并非一个足够完善的本子，其中存在着“删节、误植、重复”，并通过文字校勘提出，当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整理《仁学》。印永清先生虽不同意汤先生的底本选择，认为《清议报》本才是根据梁启超得自谭嗣同的“稿本”，但也不得不承认《清议报》本是一个“删改本”。而正是这个并不完善的本子，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关于删节，汤志钧先生列出了“断杀者何”一段，实际上是指《仁學》第十则关于杀与淫的论述。其实除此之外，《清议报》本还将第八则刊落，即“仁之乱也，则于其名”一段。这两段文字，其中皆包含了不少在当时“保皇”旗帜下需要回避的表述，亦即刊于《清议报》第4期之《谭嗣同传》所云：“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在被刊落的第八、十则中，不甚平易之言不少，不妨略引一二：

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

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如曰“仁”，则共名也，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箝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等衰之名，乃得以责臣子曰：“尔胡不忠，尔胡不孝，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

然名教也者，名犹依倚乎教也。降而弥甚，变本加厉，乃亡其教而虚牵于名，抑惮乎名而竟不敢言教，一若西人乃有教，吾一言教即陷于夷狄异端也者。……是惮乎教之名，而世甘以教专让于人，而甘自居为无教之民矣。

以上引文出自第八则，矛头直指名教，不可谓不犀利。又如：

彼北狄之纪纲文物，何足与华人比并者，顾自赵宋以后，奇渥温、爱新觉罗之族，迭主华人之中国，彼其不缠足一事，已足承天畀佑，而非天之误有偏私也。又况西人治化之美，万万过于北狄者乎？

这一段出自第十则，将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者名为“北狄”，亦足以与保皇倾向抵牾。

以上述被刊落的两则内容为基准线，我们再来看第44—46期《清议报》上的《仁学》文字，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在第14期后延宕一年之久才发表了。

第44期发表的《仁学》，起自第二十六则“第八识转而为大圆镜智”，涵盖完整的第二十七则，直至第二十八则的“彼其时亦君主横恣之时也”。其中不少言论也是直接批判君主专制的，如：“天子既挟一天以压制天下，天下遂望天子俨然一天，虽胥天下而残贼之，犹以为天之所命，不敢不受。民至此乃愚入膏肓，至不平等矣。”“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初无所谓叛逆也。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

第45期发表的《仁学》，起自第二十八则“然而礼仪等差之相去”，涵盖完整的第二十九则，直至第三十则的“焚《诗》《书》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诗》《书》愚黔首，嬴政犹钝汉矣乎”。其中批判韩愈“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批判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并再次针对少数民族统治者而发难：“奈何使素不知中国，素不识孔教之奇渥温、爱新觉罗诸贱类异种，亦得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

第46期发表的《仁学》，起自第三十则“嬴政犹钝汉矣乎”，涵盖完整的第三十二、三十三则，直至第三十四则“悲夫悲夫”。其中言辞之激烈一如前引诸端有过之而无不及：“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其心中乎，不中乎？呜呼，三代以下之忠臣，其不为辅桀助纣者几希！”“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毳俗也。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撄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貐之巨齿，效盗跖之肝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

（三）旋刊旋复背后的康梁思想分途

通过上述三期《仁学》内容之简况我们可以发现，在第八、十则被删除的口径下，后边这三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在同等条件下刊出的。那么，这些激进的言辞，为何又在一年之后刊出呢？如前文中笔者提出的，思想从接触到接受一般有一个过程，梁启超从接触革命派到思想日趋激进，正常情况下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梁与革命派联络的行迹被麦孟华、徐勤通报给已离开日本的康有为，康有为即令梁到檀香山拓展保皇事务，其时在1899年底。梁启超其间的思想变化在此不拟展开讨论，仅就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月一日梁写给康有为的书信略加分析。在信中，梁以较大篇幅畅论“自由之义”，其中不乏对乃师观点的质疑，如：

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而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

夫子谓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弟子见此二语，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

在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师徒两人观点上的不同，而且从措辞语气中也可察觉梁启超此时的勇气与坚定。如果说，之前在《清议报》首刊《仁学》之时，梁启超还未能具此勇气与坚定，而现在则已非复当年之亦步亦趋了。那么，接下来刊发于第44—46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有意思的是，狭间先生同样引用了这封书信，但他只引用了其中一条夹注：“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将之作为此时梁启超服膺国家主义、对谭嗣同世界主义之倾向敬而远之的佐证。也正是在此解读下，狭间先生认为“这一措辞与重新开始刊登该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对此，狭间先生解释为，“这一时期在夏威夷的梁启超与这次再次刊登似乎没有关系。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在横滨的负责人麦孟华基于某种理由而决定刊登的，对此感到吃惊的梁启超急忙要求中止”。这一推测需要证明一个问题，《清议报》中止刊登《仁學》，是在第14期（1899年5月10日）后，那时梁启超尚未离开日本前往夏威夷，则《仁学》之刊登与否和梁启超离开日本《清议报》与否，没有必然联系。其实更符合逻辑的可能是，1899年5月10日的第14期《清议报》出版前后，梁启超随着与革命派的接触加深，其思想还在变化之中，但按照乃师之保皇方略，在刊登《仁学》时仅“择其平易者”;直到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一日，方有足够勇气对康提出质疑（之前的1900年2月10日发表的《少年中国说》，可视作此思想变化过程中之一环），之后的第44—46期所刊更为激进之《仁学》内容，也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下的产物。可惜的是，之后由于自立军起义事宜进入实操阶段，“勤王”以号召海外资助的工作日益紧迫，那些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乃至带有民族革命倾向的言论才被紧急叫停。至于此一期间梁启超“保皇”“勤王”的运作与兴民权的言说是否矛盾，可作如是观——观念和操作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观念上的思想探索往往容易超出也应该超出现实的束缚，然而思想上走得再远，也要受操作层面的现实束缚，这是那个时代的精英不得不面对的困境。他们面对这种困境时的东西顾盼、上下求索，非但不是矛盾，反而恰是其过人之处。

需要补充的是，狭间先生所引该书信之夹注，若结合前后文，似不可作为梁氏疏离谭嗣同思想之佐证。今不烦累赘，引录如下：

故今日而知民智之为急，则舍自由无他道矣。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之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使大动至发狂……虽使天下有如复生“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及弟子者数十百人，亦必不能使之沸、使之狂也。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到，此时的梁启超非但并未对谭嗣同《仁学》之思想敬而远之，反而将其与己同列，引为同调，唯恐具此冲决精神者不多，甚至直接引用“决破罗网”这类与《仁学》原文高度相似的语句。

（四）结论

经过以上烦琐的引证与分析，笔者得出了与狭间直树先生差异较大的结论：

（1）狭间直树先生所引的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信的夹注，若突破对夹注的孤立解读而联系书信上下文来理解，则非但不能说明其与谭嗣同思想渐行渐远，反而是仍然服膺谭嗣同思想的佐证，可视为向乃师苦口婆心的进言。

（2）基于（1），《仁学》在《清议报》第14期之后的中止，就不大可能是梁启超所为，而更可能是康有为所指派的保皇思想固守者所导致，《仁学》后续内容刊发于第44—46期，则又是梁启超努力的结果，之后再次被中断。

（3）《清议报》于第100期终刊，是梁启超有意为之，此点有该期启事为证，而此期上一次性刊登了几占《仁学》全部篇幅四分之一的剩余部分，使《仁学》在《清议报》的刊登成为完璧，也是梁启超的努力。这也再一次证明，《仁学》的每次刊登，是与梁启超思想倾向相符合的，第14、46期后的两次中止，则是外部力量干扰的结果。《仁学》在《清议报》刊登的中止、继续、再中止、再继续，反映的是梁启超与保皇思想的疏离与对抗《仁学》单行本的广告，在保皇倾向的《清议报》、革命倾向的《国民报》和进步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上都有刊登，而单行本由国民报社出版，其题签与《译书汇编》等一系列书刊的题签笔迹相同，由此可见《仁学》单行本与当时各方的密切关系。而此单行本出版的1901年10月，有条件提供谭嗣同《仁学》底本且与各方都保持较为密切关系的人，只有梁启超（唐才常已于前一年因自立军起义失败而被害）。关于此点，笔者另有《蝶翼与风暴：〈仁学〉刊行的书籍史考察》一文，此处不赘。。

三、《清议报》本之重复与《亚东时报》本之误字

（一）《清议报》本并非简单的重复

汤志钧先生指出《清议报》本的不足除了删节之外，还有误植与重复，并分别列举，如“‘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一段，倒排在‘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一段之后”，是为误植;“‘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一段又在该报第三册和第四册两见”，是为重复。细按《清议报》则可发现，其实此处所指之问题，是一而非二。“以太之用之至灵而可征者”，为《仁学》第二则之首句;“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为第五则之首句。其实第二则并未误植于第五则之后，而是由于第一则中误入了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恰好是第三则之后半部分、第四则和第五则之前半部分（后又紧接未另段），因此容易误以为这是两个问题：第五则重复，第二则误植于第五则之后。

厘清上述问题，并非仅在整理《仁学》文本时具有文献学意义，仔细对比重复出现的这段文字，还会有另外的收获。笔者惊奇地发现，两部分并非简单重复，两相对校，有不少文字差异。除了缺字和形近致误者，如雨误作而、妄误作安等以外，还有一些差异显然不是转录或编校差错。今将阑入第一则者与第三、四、五则文字差异之耐人寻味者列出：

麻木痿瘁 麻木痿痹 （2处皆然）

犹电线已摧坏由电线已摧坏

漫不加喜戚于心忽不加喜戚于心

则色然喜之，其得于我也则色然喜，喜其得于我也

痿瘁不仁者不知也痿痹麻木者不知也

由此可见，这“重复”的两处，实则是文字面貌不同的两个本子，并非同一底本的重复录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谭嗣同在写作《仁学》时，就与梁启超等友人多所切磋，其中一些篇章由友人辗转传抄甚或谭氏自行录副以供交流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梁启超在谭嗣同候补南京时期之后，还与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共同参与时务学堂事务，此时也多有交流，因此梁启超保留其《仁学》的多个写本也是可能的。

这种情况耐人寻味，可以看出，发表时将文句有异、内容重复的两个本子缠杂不清地搅作一团来发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启超在初次发表《仁学》时的仓促急切。

（二）版本异文中之讹字分析

如果再把范围扩展到整部《仁学》，将《清议报》本与《亚东时报》本、《清议报全编》本以及国民报社本四个版本进行全文通校，可以获得更多的异文。这些异文仍然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类是与表述无关紧要的字词差异或脱、衍，大多数为虚词。比如：第十四则“失盖与西人同耳”，《亚东时报》本、《清议报》本作“耳”，《全编》本、国民报社本作“也”;第十五则“自一出一处”，国民报社本“自”后多一“有”字;第二十八则“只见其为独夫民贼之专资耳矣”，《亚东时报》本之“专资耳矣”，其他三个本子皆作“资焉矣”三字;等等。

第二类是彼此皆通的表述，且异文的字形差异较大。除了汤志钧先生举出的如第一则“巧历所不能稽”，其他各本作“算所不能稽”等以外，又如：第三十则《亚东时报》本“非有两头四目”，其他三本皆作“非有两鼻四目”;第三十一则《亚东时报》本“俯耳帖尾”，其他三本皆作“俯首帖耳”;第三十二则 “奈何几亿兆智勇材力之人”，《亚东时报》本“几亿兆”，其他三本皆作“四万万”;等等。这类情况，多为《亚东时报》本与其他三本之不同（当然，也有少量例外，如《亚东时报》本与《清议报》本同，《全编》本与国民报社本同），这一类进一步印证了汤志钧先生的推断，即《亚东时报》本与其他版本之间并非同源。

第三类是讹字。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讹字中音近致误者很少，多为形近致误，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亚东时报》本是四个版本里此类错误最多者，如“昴星”误作“昂星”（第一则，两处，他本不误），“怏怏”误作“快快”（第八则，《清议报》本无此则，另外两本不误），“及与舌遇”之“遇”误作“迈”（第十一则，他本不误），等等。这类形近误字其他各本也会出现，但似皆无《亚东时报》本为多。那么，按照传统文献学中选择底本的原则，《亚东时报》本是不是就不适合选为底本呢？这里需要进一步分析。

《亚东时报》本讹字固然较多，但其中一类讹字值得引起注意，今略举例如下：

况有满汉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夫彼奴役天下者，固甚乐民之为其死节也。

上官即遽以为罪，所谓游勇，此而已矣。

往年梅生、李洪同谋反之案，梅生照西律监禁七月，期满仍逍遥上海。

第一条，“奴役”各本不误，而《亚东时报》本两处皆作“收役”。

从词典网所下载的草书字例来看，王羲之“奴”字与怀素“收”字极为相似。如果说这两个字楷书亦较为形近、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下边两例就更为明显了。

第二条，“此”字各本不误，《亚东时报》本作“者”。

以上两图为赵孟暴之“此”与祝允明之“者”字，两字楷体字形迥异，而草书字形非常接近。

第三条，“梅生”凡两见。按梅生案为晚清时期较为著名的涉外谋反案，只是由于年代久远，今人多有未加措意者，以致周振甫先生《谭嗣同选集》注《仁学》此则时谓“梅生、李洪同，不详，梅生当为教民，李洪同当为帮会首领”，实则帮会首领为李洪，此句乃谓两人同犯谋反之罪而处置各异参见韩山保、陈虹娓：《一八九一年反洋教运动中的“梅生案”》，《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6期。。梅生又音譯为美生、弥逊，各本不误，《亚东时报》本独作“按生”。

以上为文征明草书“梅”字与黄庭坚草书“按”字，可以看出两字草书之形态相当接近。

由此可以推断，《亚东时报》本所刊登之《仁学》，所据乃未经誊写之稿本。可以印证这一推断的还有一例异文：

古者舅姑飨妇，行一献之礼，送爵荐脯，直用主宾相酬酢者处之。诚以付托之重，莫敢不敬也。

“一献之礼”各本不误，而《亚东时报》本作“一献献礼”。按《仪礼·士昏礼》：“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贾公彦疏：“舅献姑酬，共成一献。”《礼记·昏义》：“舅姑共飨妇以一献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诗·小雅·瓠叶》以三章分言“酌言献之”“酌言酢之”“酌言酬之”，即“一献之礼”的完整过程。“一献之礼”在如许儒家经典中皆有记录，当时稍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的知识分子皆所熟习，谭嗣同当不致有此疏误。更为合理的解释是，《亚东时报》本所据为未经誊写之稿本，“之”的草体被认作重文符号=或々，在付排时被转换为前一“献”字。通过前举各例可以基本肯定，《亚东时报》本所据乃是未经誊写楷化为清稿本的手稿本。

（三）结论

那么，《清议报》本、《清议报全编》本和国民报社本所据又如何呢？根据全书通校后的异文梳理，这三个本子，只有《清议报》本有一处因书写草体释读致误的情况，《全编》本和国民报社本并无可以据以推断所据为稿本的痕迹，至少根据异文情况是如此。然而历史研究说有容易说无难，我们仍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只是不如《亚东时报》本源自稿本说的依据更充分罢了。那么，以什么本子作为底本更为合适，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经过通校笔者发现，仅见于《亚东时报》本的重要异文除汤志钧先生列出的一些以外，尚有不少，如第十则：“一若方苞之居丧，见妻而心乱。”《清议报》本刊落第十则，《全编》本、国民报社本皆作“苞芳之居丧”。此外，第十三则“……知凡得铁若干，余金类若干，木类若干……余杂质若干，气质若干”，此句中，“磷若干”与“油若干”，《清议报》本、《全编》本皆脱，仅《亚东时报》本、国民报社本有;又如第三十则“无惑乎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各本皆脱“夫权太重”，《亚东时报》本独有。

通过四个版本的通校和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1）《清议报》本的不足并非如汤志钧先生所说的“误排与重复”，其实是掺杂了文字面貌不同的两个不同写本的内容。这说明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仁学》时，所据的底本不止一个，只是发表之初未暇细加检择，导致缠杂不清的情况。

（2）通过异文中的讹字分析可以看出，《亚东时报》本在付梓时，手民的汉文化水平有限，严格同时也是机械地根据底本进行转录，导致形近误字和草体释读之误较多。这个版本据以录入的底本未经誊清，是原稿的可能性最大。

（3）《全编》本和国民报社本的异文情况比较接近。一些重要异文为《亚东时报》本独有，其他三个版本皆无。

（4）尽管《亚东时报》本错讹较多，但基于（2）（3），笔者认同汤志钧先生的观点，认为整理《仁学》仍以《亚东时报》本为底本为佳。

四、结语：文献学补位与跨学科融合

以上通过对《仁学》的考索与校读，对前辈学者的成果表达了一己之见。给这部两个甲子前的思想名著刮垢磨光的过程，引发笔者一些《仁学》以外的思考。

前述一些问题的悬而未决或结论的有所偏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研究者学科局限所致。也正是在这一常态下，狭间直树先生以书籍史视角观照近代史问题的探索，显得尤为可贵。而其中遗留缺环之联结，文献学不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如上述考订中，通过《清议报》本“重复”段落的校勘，订正了汤志钧先生的“重复”说，而将结论修正为文字面貌有异的不同版本。这为研究《仁学》写作过程、谭梁亲密的关系以及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办之初的促迫环境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又如，通过对《亚东时报》本误字的分析可以发现，此本所据底本未经誊清，更接近稿本，为推断唐才常、梁启超哪一位所掌握之版本更可能是谭氏原稿提供了一个佐证。这些无不是借助传统文献学方法将研究推进的尝试。而忽视文献学则在结论的推导过程中就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如前文所列，通过发表的版本而推测所据底本是稿本还是抄本，忽略了从底本到出版物之间会有发表等其他因素影响文字面貌，所得出的结论就值得商榷。对文献的摘引若忽视其前后语境与上下文，则在理解上也会产生一定偏颇。这种疏失在近代史研究中并不鲜见，除前文所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信中的夹注以外，于学术交流中闻有论者援引章太炎自订年谱中对《仁学》的评价：“平子以浏阳谭嗣同《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以此论证章太炎对谭嗣同《仁学》乃至谭嗣同本人评价不高。其实如果联系此段文字接下来的记述：“平子言‘何不取三论读之？’读竟，亦不甚好。”从中可以发现，章太炎“不甚许”的仅仅是学术观点上达不到自己推崇、喜好而已，否则章氏纵然性格如斯，亦不会对佛教经典“三论”给予差评。若再联系章氏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十致宋恕书：“复笙《仁学》，今见于《清议报》……其义可以振怯死之气而泯小智之私，诚桀骜矣。惜天末相思，汨罗不出，不能与辩于梦寐之中……”虽然学术观点仍有分歧、有待质正，但推重之情、哀悼之痛亦溢于言表。章氏又于前一年歲末致书梁启超：“复笙遗著，弟惟《寥天一阁文》一册，其余多未及见，友人中亦有箧藏者乎？罗网满天，珍重是幸。”不仅再次使用《仁学》中“网罗”之语，且对谭氏遗著孜孜以求。若能将相关文献结合起来，则对“怪其杂糅，不甚许也”、对章太炎之于谭嗣同和《仁学》的真实态度当有更准确全面的认识。有时，文献学方法的缺位并不会导致相对明显的疏误，这也是文献学被近代史领域相对忽视的原因之一。除了对文献缺少整体观照而导致的疏失以外，基于训诂和典故积累缺失而出现的误读也不鲜见。例如著名的近代思想史学者张灏先生，在谭嗣同思想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而其论著中援引谭氏文献，则亦有误读之处，如称谭嗣同“自认是一个‘忧伤之中人’”〔美〕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的思想分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页。，误解了“中”字为命中之义，但对其“苍然之感”的分析无伤大雅。然而这种训诂本领的欠缺在另外一些研究中就不会被幸运地掩藏起来了。在一篇探讨谭嗣同戊戌进京前后的思想变动及其原因的论文中参见田伏隆、朱汉民主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岳麓书社1999年版。又见李细珠：《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引自后者。，作者援引谭嗣同《丙申之春缘事以知府引见候补浙江寄别瓣姜师兼简同志诸子诗》来论证其乐于仕进，“迷恋”候补官，谓“大好湖山供宦学，妄凭愚鲁到公卿。生为小草柴桑愿，谁寄当归魏武情”（文中误引作“魏物情”）等句 “‘寄托’了一种弘远的政治情怀”。其实，前一联乃以反语出之（“妄”字，别本作“敢”，岂敢义，更用苏轼《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其义甚明），后一联则用陶潜隐逸、曹操劝太史慈还乡等典故以表达归隐之志、思乡之情。此题下共有八首七律，多用“李广奇数” “芦中托命” “匡围绝粮”之典，“凄苦”“落寞”之语，更直言“禅心剑气相思骨，并作樊南一寸灰”，通篇栖迟感慨，所用“射虎”“辟蛟”皆有“谁言”“何处”等反诘语，彰明较著，乃是诗人无可奈何之下的自伤自叹，若解读成“建立霸业的政治抱负”，实与谭氏本心相反。

近代史领域对文献的忽视已略如前述，书籍史领域的学者也有類似倾向，认为文献学范畴的校勘、目录、版本之学虽然重要，但更多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或者说是工具，似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尚有距离。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许多问题的悬置或歧解，恰恰是由于文献学基础的缺失导致的。其实，文献学的范畴，也是随着学术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如果我们将视点投向对岸，则可以发现文献学领域已经开始了跨学科融通的探索。在有志者关于文献学学科建设的探讨中，笔者发现了一个频频出现的关键词——书籍史：

文献学……核心旨趣在于发现并解决书籍史（书籍本身的历史及与社会史相交通的部分）与学术史（学术源流演变的历史）中的问题。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王天然《读者的观感》

研究古代书目，不能全然将之视作某个“目录学家”的学术思想体现，更应看作通过某种具体可操作的编纂方法形成的结果，视作某个时段书籍史的一个截面。……与书籍史的充分结合，更能激发书目研究的活力。……中国古代书目研究并非题无剩义，重新回溯余嘉锡、王重民对书目的理解与认识，充分结合书籍史的前沿进展，其实有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

——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目录学再出发》

……于是佛教传播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具体的某一文献群扩散的历史，

由一个历史学问题转化成一个书籍史的问题。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陈志远《宗教文献研究方法谈》以上三则引文皆见《文献学青年谈》，《文献》2019年第3期，第173、175、177页。

除了这组笔谈以外，《文献》更于2020年第4期推出了书籍史研究专题。不难看出，文献学并非仅仅是工具，其丰富性与重要性已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由此也引发笔者的一些遐想。《说文·丩部》：“纠，绳三合也。”三股细绳纽结成更有力的粗绳，是“纠结”的本义;而一些纠结难解的学术难题，置于书籍史、文献学、近代史等多学科交叉视角下审视，当会显得不再纠结如斯。为此，谨献上纠结处的一点思考，姑且当作相关相邻领域研究进一步对话、交流与互鉴的冲动尝试与粗浅探索。

〔作者张玉亮，中华书局副编审〕

On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from a Multipronged Research Approach： the Mix of the History of Books， Philology and Modern History

Zhang Yuliang

Abstract：Tan Sitong was a wellknown Chinese politician， thinker and reformis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one of the “Six Gentlemen of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a work of Tan on his worldview and philosophy， occupies an important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of thoughts. The paper，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philology， makes an attempt to explore the fact about “repetitions” in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published in The China Discussion， why the publication was halted and then resumed， and why there were word errors in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published in The AsianEastern Times.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to supplement the research with the book of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with philology and calls for exchanges across disciplines.

Keywords：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Liang Qichao， The China Discussion， The AsianEastern Times， history of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