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杰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新媒体艺术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皇帝，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书论大家。在位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弘扬王羲之书法，并亲自撰写《王羲之传论》，盛赞其书法艺术“尽善尽美”。由于他的提倡与极力推崇，奠定了王羲之在中国书史上“书圣”的地位，促使这一书学传统流传千年，历久弥新。近些年来，关于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风的研究很多，大多都将推崇之因归于太宗个人的书学好恶。实则不然，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风，首先考虑的是文化对政治统治的辅助功用，正如唐太宗本人所言：“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1]422。唐太宗“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虽然与他个人的书学好恶有关，但从根本上讲是他“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实施其文化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

一、心慕手追以正本溯源

《晋书·王羲之传》制曰：“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2]2108。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传赞，并认为王羲之的书法已经登峰造极，当然不仅仅源于他个人的审美趣味，更源于政治的需要。

(一)唐太宗书法“崇王”更看重右军的革新精神

陈寅恪先生曾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3]74陈先生指出，初唐文化趋势，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承续前朝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