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董仲舒

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一日不可无君，而犹三年称子①者，为君心之未当立也。此非以人随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当。而踰年即位者，与天数俱终始也。此非以君随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②而不可去，若形体之可肥瘦，而不可得革也。是故虽有至贤，能为君亲含容其恶，不能为君亲令无恶。《书》曰：“厥辟去厥祇”，事亲亦然，皆忠孝之极也，非至贤安能如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耳。

（原文据中华书局1992年版《春秋繁露义证》）

【注释】

①三年称子：指皇帝去世后，嗣君守孝三年，称子不称君，不急于接替君权。

②豫：《礼记·学记》中说，“禁于未发之谓豫”。

【译文】

《春秋》的记事原则，记人们随从国君，让国君随从上天的意思。认为：根据老百姓的想法，人民不可以一天没有国君。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国君，嗣君还要在国君去世后的三年之内称公子而不称君，因为在自己心里自己还不可立为国君。这不是让人们随从国君吗？孝子孝敬先父的心理，不是过了三年丧期就没有了。过了三年丧期还有孝敬先父之心，再过一年才能继承君位，是和上天的安排相同，这不是让君王随从上天的意思吗？所以要委屈百姓而使国君的想法得以伸张，委屈国君而使上天的安排得以实现，这就是《春秋》大义。……

人接受上天的意思，有喜欢善良厌恶丑恶的本性，这种本性可以修养却不可更改，可以预先发现却不可抛弃，如同身体可胖可瘦，却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即使有大贤之人，他能替国君包容缺点，却不能替国君让他没有缺点。《尚书》说：“他的君主可以去掉他的病痛。”服侍亲人也是如此，都是最高的忠和孝。不是最有贤德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父亲不像父亲，儿子就不像儿子，国君不像国君，臣子就不像臣子。

【简析】

《春秋繁露》继承了《公羊传》尊君以成大一统的精神传统，并将其内涵概括得更为清晰，比如本选段中“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名言，充分表明了“尊君”的理论基础乃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本选段第一部分，开口即言：“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一方面强调在百姓面前必须维护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强调君主必须顺从天意并接受上天的监督管理。然后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来论证君主的主宰性作用，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当”来说明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君主也和普通人一样，不可违抗具有普遍性的天意与人性。顺着这个逻辑，董仲舒立刻提出结论，指出《春秋》的大义是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种观念与《墨子》提倡以“尚同”来尊君，又以“天志”来限制“君权”的思维如出一辙，有学者认为这是《公羊传》以及董仲舒都受到《墨子》思想影响的结果。

《公羊传》和董仲舒都强调天人感应，毫无疑问，“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与“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两句话，重点都在“随天”“伸天”上面，究其良苦用心，亦如《墨子·天志》中所言：“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三代以来，“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已然形成难以扭转的定势，墨子和董仲舒都深知难以改天换地实现“公天下”，才不得已寄望于通过“天志”“天意”代替“民志”“民意”来约束、监管国君，因此，解释墨子与董仲舒这些观念时，历代学者都常常引用《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些格言作为参证。本选段第二部分是从人性论的角度，来强调世人无论君臣、父子，都必然有缺点，也因此必须要接受一定的管理与约束，如果君、父的缺点没有及时得到纠正，必定会导致臣、子的“以暴易暴”，仍然是从“普遍性”的“人性论”与“世俗性”的“实践论”来强调民、君都需要有所“随”有所“屈”，与第一部分的文气一脉贯通。

小知识

《史记》中的性格细节

张 达

司马迁注重写人物的性格、禀赋，这往往是他用笔的着力点、精彩之处。

司马迁常常用几点笔墨就能刻画出人物最深沉的本质，如《张仪列传》的开篇，写张仪学成纵横之术后去楚国游说，结果被怀疑为小偷而遭到一顿痛打。他的妻子就对他说：“你要不是因为读书游说，怎么会受到这般的侮辱？”张仪却问妻子：“你看我的舌头还在嘴里吗？”妻子笑了，说：“舌头当然还在。”张仪也笑了：“只要我还有这条舌头，足矣！足矣！”几句对话，张仪作为纵横家加亡命徒的面孔便跃然纸上。

现在常说“细节决定成败”，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关注就常常在于细节，不过不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而是他们最重要的性格特征，这也是《史记》高出“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地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