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志朋

(中国矿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

新文化运动发生于1917—1923年，因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该运动的一个高峰，所以也称作“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杰出的归国留学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这些新式知识分子具有良好的民主精神和人道关怀，他们用一种眼光向下的视野，关注平民大众和劳动阶层，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国民》《平民》《平民导报》《平民教育》《劳动》《劳动周报》《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劳动与妇女》《工人周刊》《醒农》等以“平民”为主题的刊物纷纷出现。各种主义、思潮纷纷涌现。其中的民粹思潮(1)民粹主义(Populism)最基本的含义是推崇“人民”，关注社会正义与经济平等，表达社会下层劳苦大众的利益、需要、愿望和情绪。民粹主义在近代中国迅速蔓延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粹主义思想从法国、俄国、日本大量传入中国，如卢梭的平民社会观；二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带有民粹色彩的观念被重新唤醒，如儒家的大同理想及民本思想、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墨家的劳动观念及平等意识等；三是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成为民粹思想成长的温床。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最初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的东欧和北美。笔者探讨的民粹思潮，注重思想文化层面，主要指一种政治倾向、思想情绪或思想态度，表现为对“人民”“民众”的崇尚，以民众的力量为源泉，唤起民众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民粹思潮所包含的平等思想和权利意识，契合了中国近现代大规模动员浪潮中激发民众政治热情的内在要求。中国社会走过了从“阶级对抗”到“阶层平权”再到“阶层整合”的变革历程，而民粹思潮是形塑“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助推力量。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民众的道德和社会力量备受推崇，平民主义一路激进，追求公正平等的生活构成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意识形态的基调。基于此，笔者结合白话文运动与早期中共知识群体的思想倾向，对民粹思潮的内涵进行剖析和总结，在历史坐标中揭示其合理性及其与近现代民族叙事的种种勾连。

一、白话文运动与民粹思潮

五四时期的文化精英，准确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对白话文运动的思想内涵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是同构的，白话文学是推进政治革新、摆脱政治困境的渠道。中华民国的国民是一律平等的，用平民文学的形式述说一切现代的新知识，是适用于国民全体的。鲁迅曾指出，白话文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的声音”，这种巨大的群众参与性，无疑是平民主义文学的时代特征。受新思潮影响的傅斯年，则将白话文运动延伸到国民思想的革新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主张抛弃“英雄”“豪杰”“宦达”“攀权”等历史遗传的专制思想，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发表于《新潮》杂志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集中表现了他的这一坚定立场和明确取向：

我以为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还须借着文学革命的力量造成。现在所谓中华民国者，真是滑稽的组织；到了今日，政治上已成“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其所以“山穷水尽”的缘故，想由于思想不变，政体变了。以旧思想运用新政体，自然弄得不成一件事。……民国元、二年间像昙花一般的“怒发”和民国三、四年间像冰雹一般的摧残，都是专制思想的表现，都是受历史上遗传思想的支配，都是用“英雄”“豪杰”“宦达”“攀权”的人生观弄出来的。想“宦达”、要“攀权”的人固不足深责，至于“英雄”“豪杰”又何尝不是民贼的绰号呢？用这种精神去造民国，不用平民的精神去造民国，岂有弄成不政治混乱、四方割据的呢？到了现在，大大应该有一种根本的觉悟了：形式的革新——就是政治的革新——是不中用的了，须得有精神上的革新——就是运用政治的思想的革新，——去支配一切。……现在是思想革命的萌芽期。想把这思想革命运用成功，必须以新思想夹在新文学里，刺激大家，感动大家，因而使大家恍然大悟。徒使大家理解是枉然的，必须唤起大家的感情；徒用言说晓喻是无甚效力的，必须用文学的感动力。未来的真正中华民国靠着新思想，新思想不能不夹在新文学里。[1]

傅斯年敏锐地认识到，新文学应有的风气和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改造不可分离。用新的白话文学来催生中国的思想变革、促进文化下移、激活中国“新的政治”，是最好的、最有效的救国之事(2)有学者指出，近代政治思想启蒙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互文性，传达了新型知识分子民族国家的焦虑与诉求。参见刘东玲：《“新民说”与晚清白话文运动——1900年代的民粹主义辨析》，《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第119—130页。。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同样是把革新文学和革新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我国据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民国初年的政治迟迟不上轨道，军阀横行，山河破碎，帝制丑剧一再上演，“中华民国”不但没有走上富强之道，甚至连这块招牌也岌岌不可保。知识人站在自身的角度，多从文化、文学的角度进行反思。因此，这一见解在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新文化运动时的白话新文学可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层面是“开路先锋”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提倡的“国语的文学”，注重文学语言的革新，与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紧密相关；另一个层面是新文化运动部分重要代表人物提出的“人的文学”“国民文学”，由语言的工具层面深入到思想层面，隐含着对于时代主题的思考和理解。在这部分人看来，新的白话文学仅停留在浅显生动的语体文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回应平民主义、人道主义、民族主义等时代性命题，对于人生的各种问题进行记录和研究，揭示汉民族的短长及其运命，将中国人的西崽气与家奴气统统洗去，挽救中华民族的堕落。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这部分人的主张显然是比胡适更进了一步，洋溢着启蒙主义的浓厚色彩。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白话新文学的号角。此后一年多时间里，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倡导者主要集中于理论方面的探讨，体现出理论先行的特点。因社会上质疑和反对的声音接连不断，发起者很快意识到，必须创作出真正有力的白话文学作品才能有说服力。1918年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场，文化先驱们纷纷投身于白话新诗和白话小说的创作。该年5月，作为新文化运动舆论阵地的《新青年》完全改用白话文，与之相互补充的《每周评论》《新潮》《新生活》等也均为白话文刊物。在“平民文学”思想影响下，涌现出大量直接描写普通劳动者的文学作品。与传统高居庙堂、舞文弄墨以附庸风雅的文人士大夫不同，白话新文学的创作群体是具有民主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以平等、关切的眼光去审视周围下层人的生活，对他们的辛苦劳动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他们的艰难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刘半农的《车毯》、沈玄庐的《乡下人》等白话新诗，通过严冬、秋风、大雪、清晨等背景的渲染，以及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对其“车儿拉罢汗儿流”“冻得要死”“仿佛白浪中浮着两个蚂蚁”“扫个不歇”“忍饥”“黑早挑向街头卖，(却被迫)撇却担儿走”的凄惨、悲苦的生活流露出深切关怀。

人力车夫、扫雪人与卖菜的乡下人，都是在城市里讨生活的边缘人群，一向被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视作身份卑微的“下等人”、毫无权利尊严的“蚁民”。有着平民主义精神的五四知识分子，将他们视作平等的国民一员，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人格尊严和劳动价值，把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写入白话新诗。当时城市里的黄包车是一种便捷而舒适的交通工具，黄包车夫成为他们熟悉的“人”。车子跑得飞快，拉车的人汗流浃背，车上的作者心情却很沉重。在文化意义上，白话新文学的叙事方式间接起到转换观察视角，打破社会阶层隔膜及文化上下层界限的作用。它传达了一种现代的价值观，也体现了对“人”的现代性的追求。

白话文受到提倡而兴起，文言文遭到反对而趋于衰落，这是民粹思想的直接体现。文言文与白话文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积淀。文言用词的身份限制非常强固，如皇帝死了用“崩”，王公贵族死了用“薨”，士人死了用“终”，老百姓死了才叫“死”，其中包含的等级色彩不言而喻。儒家文化通过语言的规定性，在人的内心世界和等级秩序之间建立了稳固的联系。文言书写体制汇集了中国传统世界观、思想体系、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守旧性、等级性，俨然是一副道学先生的面孔，表现出“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浓烈色彩。这种“雅言”是贵族文化身份的标识、封建统治权力的工具。颠覆文言话语就是颠覆文言所承载的封建思想，弱化知识精英阶层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把书写表达的权利还给人民大众，并间接冲击森严的等级制度。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新文化的产生势在必行。随着城市工商业和现代产业的发展，社会阶层重新分化，原有的金字塔形等级社会被打破，一种渐趋扁平化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普通民众所聚集的社会能量日益增强，他们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从无到有逐渐生长起来，实现话语自我表达的愿望呼之欲出。在“平等”“权利”“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等现代价值的烛照之下，富有平民主义精神的新式知识分子，对时代的脉动有敏锐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形成了重视普通民众、眼光向下的良好风气。他们认为人民大众的语言活泼、自然、美丽，唯有此等语言，意义的分别最精细，事物的描摹最确切，表情最深刻，达意最明白，应该根据人民大众的“活语言”来建立新国语。因此，他们不惜抛弃传统的贵族的“之乎者也”文化模式与语言，积极营造与普通民众相互沟通的桥梁。

平等的时代已经到来，人民大众成为影响文化变革的重要力量。将主流通用的书面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不仅仅是五四新知识群体的文化理想，更是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所在。新知识分子已经上升为关怀人民的历史主体，二者心心相印，和谐共振，奏出了新时代的华美乐章。当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喊出“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之时，奔走于大街小巷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士都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上，洋洋得意，引以为豪，这是白话文运动中最为庄严而灿烂的气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作品，蕴含着浓厚的民主思想和平民化意识，也彰显了人们对于新国家、新民族和新社会的现代性想象。

二、中共早期知识群体的民粹倾向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粹思潮，既有对传统儒家民本思想、墨家兼爱思想的沿袭，也有对域外思想资源的吸纳融合。从国外传入的现代民粹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国、俄国、日本，和无政府主义相混合，还掺杂着社会主义成分。俄国是民粹主义的第一个大本营，中国知识界受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及托尔斯泰等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的影响较大。如一份名为《青年》的刊物中写道：“去扑灭那横暴的强盗！去发扬那德谟克拉西的真精神！去拥护那无量数平民的生命！”[2]496类似的民粹话语对五四青年有着强烈的号召力、感染力和鼓动性。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的民粹主义主要有四个特征：“一是劳动主义的兴起，对劳动、劳工的推崇；二是平民主义思潮兴起，对民众力量的重视；三是呼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民间去；四是对知识分子的贬低，反智主义萌动。”[3]中共早期知识群体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民粹思潮的洗礼。

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和瞿秋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道路的宣传家、理论家，也是中国革命话语概念最初体系的塑造者。[4]他们极为推崇俄国思想家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托尔斯泰出身于俄国贵族世家，目睹人世间种种不平等现象，怀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对劳动人民充满热爱，强调人类的体力劳动对于社会人生的重要性，提倡人人劳动，放弃私有财产。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甘于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与农民为伍，从事耕种、制靴等劳作。在五四知识分子眼里，托尔斯泰是“手握锄头的作家”，是“穿农民粗麻布衣的伯爵”。李大钊于1916年5月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担任《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其间发表了《介绍哲人托尔斯泰》(1916年8月20日)、《日本之托尔斯泰热》(1917年2月8日)、《罪恶与忏悔》(1917年4月21日)等文章，向读者介绍托尔斯泰的事迹，赞其“知劳动之所以神圣”“人格之崇高，气魄之雄厚，足为兹世青年之泰斗”，乃“文学之巨子，人道之明星”，堪称“大哲”。瞿秋白也曾深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影响，自称“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4月，瞿秋白编辑的《新社会》接连三期出版《劳动专号》，一方面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的劳动问题。他先后撰写了《谁的利器？罢工、怠工，谁知道呢？》《劳动底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系列文章，对劳动者表示强烈的同情。瞿秋白在《劳动底福音》里呼吁：“救我们的只有劳动！血呢？赤色化呢？劳动！你是人类的福音！劳动底福音！”反映他舍弃赤色的暴力革命，选择了“劳动”。瞿秋白在《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一文中，比较了伯伯尔和托尔斯泰有关“劳动”的内涵，称托尔斯泰是宗教家和哲学家，而称伯伯尔是科学家和社会运动家，开始倾向于伯伯尔用“劳农革命”来“创造新社会”的主张。这一变化反映了在当时各色各样主义蜂拥而入、彼此交织缠绕的情况下，五四青年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比较、反复分析，再结合中国实际进行选择的过程。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奔赴苏俄，进行了为期两年多的实地采访考察。

1918年12月初，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集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对德宣战，采用“以工代兵”的办法，派遣14万劳工远赴战火纷飞的欧洲，为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北大知名教授李大钊发表演讲，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称颂为“庶民的胜利”，振臂高呼：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5]109-111

这篇白话文演说具有即时理解、即时记忆的传播特征，在舆论界很快形成万人传诵的局面，也推动了平民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兴起。当时，英文“democracy”一词最流行的翻译是“平民主义”，也有译作“庶民主义”的。人们普遍把“平民”这一概念理解成占国民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即劳工阶层、工人、农民等穷苦人。“平民主义”“劳工主义”这些口号体现出五四知识群体对遭受压迫的底层民众强烈的道德同情。平民主义是李大钊政治学思想的核心所在，体现了他在中国民族性与现代性互动融合进程中的理论创造与社会建构。李大钊所向往的“解放”式民主和大同主义民主，具有比较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并对同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产生过影响。1919年7月14日，接受新思潮洗礼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明确提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这段论述对“民主”作了民粹主义式的阐释，民主是一场冲破强权、反抗压迫的解放运动，主张发动平民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打破种种不平等以实现平等，进而将民主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五四时期，李大钊对“文化下移”的理念坚信不疑，并努力设法沟通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7岁之前一直都在农村生活，对乡村的田园风光、农民的生产生活很有感情,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活动的结果(3)这是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一个误解。他认为俄国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进行宣传工作，“酝酿了”十月革命的“新机”，显然是将俄国民粹派与布尔什维克混为一谈。参见李帆：《李大钊与民粹主义》，《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4卷第5期，第15—20页。，并且预言中国革命也将是一场农民式革命，所以应当仿效俄国的革命道路。李大钊深为俄国民粹派英雄主义色彩的革命行动所感染，产生了理论上的共鸣。1912年2月，他发表著名的《青年与农村》一文，号召中国城市里的知识青年以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为榜样，下乡去“解放”那些遭受赃官、污吏、恶绅、劣董、差役、土棍压迫欺凌的农民，救治他们的“愚暗”，让“最苦痛最悲惨”的农民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为何不赶快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作，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就有改进的希望。

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5]146-150

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李大钊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热情地歌颂农民、赞美农村，呼吁青年学生发扬时代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理，并从事农业体力劳动，与农民兄弟们打成一气，让自己的内在心灵得到升华，认识到“劳动中有无限的欢乐”。他设想，一旦知识分子的启蒙驱散乡村的“黑暗”，“不灭的人性”重新唤起人们自发的力量，农民就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认识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使人民大众获得解放，就必须去教育和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痛苦、脱去愚暗”的道理。

李大钊作为青年的导师，鼓励风华正茂的爱国青年联合一致，为民族杀出一条血路，把老大腐朽、呻吟垂绝的中国改造成为一个青春活力、独立富强的国家。他参与筹备了学生进步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担任学会的评议员、编译员和《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在该刊发表了富于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对“到农村去”的口号做了详尽的阐述，再次呼吁漂泊在都市里的“少年好友”去建设“活泼泼的新村落”：

“少年中国”的少年好友呵！我们要作这两种文化运动(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老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

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5]236-237

在李大钊看来，整个民族都处在黑暗当中，个性解放、特立独行、具有民主共和政治自觉与道德修养的青年则是“国家之魂”，而农民是中国获得新生的基础，青年只有唤醒农民才能解放中国。他对清新雅洁、纯朴团结的村落生活充满憧憬，号召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把“现代的新文明”输送给农民。李大钊对广大农民具有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将中国的解放寄托于农村，这反映了他较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情怀，同时这也是中国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将李大钊视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人，并认为由李大钊介绍引进的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曾经广泛流行。

找平民为伍，亲身融入劳动界，才知道劳工阶级的真正甘苦。李大钊倡导“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联合”的民粹思想，引导和鼓舞了他的北大学生，成为这些青年人神而往之的一种崭新生活模式。当时主持少年中国学会的邓中夏，立志要当“有学问的实行家”。1919年3月，他与黄日葵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邓中夏先后担任总务干事和编辑干事，长期担负讲演团的实际领导工作。这是一个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包括廖书仓、罗家伦、康白情、周长宪、许德珩、陈宝锷、周炳琳、孟寿椿、段锡朋、杨钟键、朱自清、王光祈等，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就职的毛泽东也是其中一员。他们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三至五人为一组，携带宣传旗号和锣鼓，到庙会、集市等地方用通俗语言讲解时事，如“青岛问题”“国民自决”“中国现在的形势是怎么样”等，“居民皆前拥后随，得以听讲以为快”，有时“黄沙漫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2]238-239。从1920年4月开始，讲演团又在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北京近郊进行民众启蒙的文化宣传，内容包括“我们为什么纪念劳动节呢？”“女子应当和男子同样的读书”“缠足的害处”“私产制度与婚姻”“平民教育的重要”“人生与工作”“平等与自由”等。每次讲演各地听众人数不等，多则三五百人，少则只有几个人。这一深入民间的活动对北京地区的五四运动起到了宣传鼓动的作用，生活在校园中的青年学生对于社会实际有了一些了解，从而更加感到改造社会的必要。1921年3月，讲演团在马神庙东口有了自己的讲演场所，内附设阅览处供平民阅览，讲演前还播放留声机以吸引听众，增加听讲的兴趣；还采用两个人作“对答讲演”的方法，并应听众的要求，添讲注音字母。由于讲演方法的改进，“每到讲演时，讲的讲，问的问，煞有兴趣”，听众也经常在六十人以上。此外，他们以“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深入各个工矿企业，组织工人俱乐部，举办工人夜校，发行以工人为读者对象的《劳动者》《劳动音》《劳动界》《劳动与妇女》等刊物，用朴素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说明“劳力比钱更要尊贵”，并解释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道理，从而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讲演团“以学就人”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23年春，先后达4年之久，成为平民教育的光辉典范。这是五四时期第一个由青年学生向人民群众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和文化宣传的团体，它所创造的形式在后来的革命运动中被广泛采用并加以发展，对促进革命事业有重要的意义。

在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粹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相当的亲和力，二者在价值立场、革命目标、革命力量、社会改造方式等方面存在着理论交集，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平民”的含义在后者那里具体化为无产阶级。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了指导工人运动而创办的通俗小报《劳动音》，热情地肯定了工人群众有为自己的生存采用暴力行动的权利，指出议员、官吏、军队、警察、资本家都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都应当受到处罚。“议会有不好的地方，就应当捣毁；议员有过犯的时候就应当打伤。就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会等等，只要他有错，就可以一把火烧掉他；他那里面办事的人不好，就可以杀掉他。这有什么叫做不可呢？”[2]73这段言论多少带有盲动主义的色彩，鲜明地反映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与民粹思想相互交织的痕迹。当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在思想成熟后，又自觉和民粹主义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在“非此即彼”的两极化思维模式影响下，民粹主义对工农大众的极端推崇，不可避免会导致对知识分子自身的刻意贬低。这种“反文化倾向”也是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如：《劳动者》创刊号说“只有做工的人，是最有用的人，是最高贵的人”，工人无疑是“世界的主人”[2]75；《浙人》主张学校教育应当实行“平民式体操”，即“挑粪—掘地—种菜。或者洗衣，搬物，做土工”[2]442；《青年》刊物将学校称作“懒散、消耗、不动的高等游民”的养成所，一批批地培养“五谷不分的书痴子”[2]494；《新江西》指斥不劳而食的高等游民可耻：“劳动是天然的职分。平人是为人的信条。纵使做得到英雄，伟人，名士，才子，也不过是个臭皮囊，吃稻的蝗虫，蛀课本的书蠹，于社会、个人丝毫没有什么益处！维持社会生活的保姆：是田亩上的农夫、工厂里的劳动者。”[6]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掌握文化的知识分子是靠着劳动人民养活而获得文化的，是对真正劳动者血汗的剥削，所以文化知识及其载体知识者就同剥削连在了一起，压上了沉重的罪孽感。随着反智主义(4)“反智主义”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它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一般说来，“反智主义”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方面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参见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论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与汇流》，《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页。情绪的萌生和蔓延，“平民”越来越等同于“劳工”“劳农”，“劳动者”越来越等同于体力劳动者“做工的人”，而脑力劳动者“知识阶层”逐渐被排除出“劳动者”行列。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具有崇尚“劳力”贬低“劳心”的倾向。1920年5月1日，他在上海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作了《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讲，认为只有做工的最有用、最贵重，提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明显地表现出对知识阶级的鄙视。瞿秋白认为中国“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知识阶级是“万恶之源”，知识则是“私有制下所产生的罪恶”，是“赃物”，主张向工农学习。

三、民粹思想的“是”与“非”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度，民粹主义往往有历史的普遍性，而民族主义又与农民、农村问题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从事分散、落后的农业或手工业，具有民粹主义滋生的社会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以农业文明为主，五四思想家也不可能完全离开中国的现实环境去思考问题，农业文明的汪洋大海必然会产生某种导向作用。近代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动荡的时局加剧了社会转型的痛苦，中国知识分子又深受儒家“大同”理想影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世的情怀，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叩问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苦苦寻求能够改天换地的力量，这是民粹思潮盛行的现实因素和文化土壤。民粹主义具有农民群众的民主主义内核和乌托邦的外壳，这种激进而带有浪漫特性的社会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五四时期的知识群体。

具有民粹倾向的白话文倡导者，从普及现代教育、塑造平等和民主意识的角度，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但他们对文言文矫枉过正，认为凡是来自民间的都是新鲜的、活泛的，凡是经过文人之手的都是呆板的、生硬的，这样在白话文推行中反而生出一些错误的价值判断。钱玄同认为“平民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破体字都应一律扶正，把用在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上面的简体字都变成通行文字；主张学童应该以民歌为重要的国语读本。“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交际工具，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私有财产。”[7]事实证明，狭义的民众言语是不够用的，“引车卖浆者流”的大众口语存在着粗疏、表现力有限的弱点，不能担负表达复杂情思的重任。以白话口语为基础，加入古文、方言和外来语汇，组织适宜，才能成为具有论理精密和艺术美感的现代国语。因此，“贵族、平民”的二元论述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会造成将民众口语之外的其他资源一概拒斥的新关门主义。语言文字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既要有贵族语言的“俗化”，也要有大众语言的“雅化”，二者互动融合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一味迎合社会底层民众，彻底否定文言传统，反而不利于民族新文化的成长和进步。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经历过民粹主义阶段，他们在思想对话中创造性地借鉴和吸收了其中有利的一面，如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人民话语的建构、群众动员以及文艺理论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民粹思想的传播与认同的过程，也是社会动员的过程。“以民为粹”中的“民”主要是农民，民粹主义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极为关注，对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度而言，具有正面的启示作用，他们把农民视作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通过发动农民广泛参与中共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5)如在抗战时期，中共把包括雇农在内的农民视作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实行扶助农民、减轻地主封建剥削、减租减息政策，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治权利、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民粹思想在缔造革命伟业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出积极意义，如将农民的阶级斗争视作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重视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枢纽”。历史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也是革命运动中对群众最为有效的动员。

另外，民粹思想过于激进的特征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国民大革命时期，民粹主义的思想潜流泛滥成灾，“盲目崇拜农民，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否定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财产私有制，运动贫苦农民对乡土社会进行激进改革”，招致利益受损者汇聚起来联合镇压，是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之一。[8]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书面报告中曾谈到民粹主义的问题。他指出，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民粹派的思想会长期存在。[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某种层面上就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深入农村、积极发动农民的结果。

四、民粹思想的“昔”与“今”

民粹思想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曾经出现了最为深刻而广泛的文化变革，也形成了动员最为彻底、规模最为庞大的革命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认识到，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要用白话文学作品推进新文化的下移，激活中国“新的政治”。通过一批“眼光向下”的新式知识分子不懈的实践与推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中共早期领导人以“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为宗旨，在唤醒工农群众阶级觉悟、激发他们政治热情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减轻税负、劳动互助、宣传教育、群众选举、塑造劳动英雄等措施，获得广大基层农民的信任和积极支持，逐渐在乡村树立起权威并走到民族革命的最前线。中国共产党把贫苦农民的利益要求与革命运动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以排山倒海之势实现了中国政治领域的剧变。

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的规律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形态变革的决定力量，“人民至上”应是最根本的政治立场。进入新时代，人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这就需要调动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建设热情，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了民众、依靠人民的思想并没有过时。

纵观历史，民粹思想具有革命性、多变性、易变性、飘忽性、复杂性、依附性、渗透性、反应性、内在矛盾性和高度适应性。客观来讲，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正确理解民粹主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