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水

（苏州大学 江苏苏州 215006）

清末以来的有识之士为了挽救国家危亡，积极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实行西方宪制，然而囿于国情，中国并不具有宪制扎根的天然土壤，但基于救亡图存的焦虑感，近代知识人来不及对宪制及其文化进行整体性考量，而只能够进行简单粗暴的功利式截取，从他们认为对寻求富强具有最大功效处下手，由此衍生出了富强宪法观①。新中国成立后，“富强”被作为国家终极任务目标写入了总纲，在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虽然没有对“富强”的直接表述，但对“富强”的类似表述仍有迹可循，到1982年宪法，“富强”成为了首要任务目标最终被确立在了我国宪法中，纵观百年立宪，寻求富强可谓是我国宪制最为执拗的文化烙印。

一、中国近代宪法中“富强”思想的形成

当西方的坚船利炮破开古老中国封锁多时的大门，生存危机引发了对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渴求，以西方为器量，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最终迈向了探求宪制及其文化的道路，要接受西方蛮夷的异质文化，这对秉持华夏文化中心论且怀揣国仇家恨的中国无疑是一种挑战，首先要解决的无疑是怎么学以及为什么要学的原则性问题，对此，近代知识人意识到只有国家富强的价值设定才能让统治者和人民慢慢接受西方的宪法价值[1]8，也只有国家富强的价值追求才能激发民族热情，强化民族意识推动宪制运动，然而民族主义精神的激发必然强化民族文化，这就划定了西方宪制文化的移入限度，探求宪制的道路也就只能围绕追求富强展开，由此“富强为体，宪制为用”贯穿了近代探求宪制及其文化的整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