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敏丽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日语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19世纪70年代，随着《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领事馆和公使馆的互设、人员往来交流的频繁以及日本民间旅游热潮的兴起，日本出现了大批中国纪行文。 1980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属的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收录了400多种中国游记。 “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1]。 由此可见，近代日本人书写的中国纪行文数量相当多。

中国纪行文的撰写者中，文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明治时代的日本文人深受中国古典文化哺育，对儒学颇有造诣。 另外，他们又经历了如痴似狂地向欧美学习的时代，身上留有一定的西洋印记。 东方与西洋两股力量的交融碰撞可以视作近代日本文人内面性(1)根据柄谷行人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起源》中的论述，风景是具有特定视角的人发现的，因此也可以说，风景的发现与观看者的内在意识、精神性密切相关。 笔者所用“内面性”这一词语是对观看者的内在视点、意识及其精神性进行的高度概括。的基点。 这种内面性在文人游历中国，与中国正面接触的过程中得到延续并得以表露。 在异域行旅中，内面的发现与风景的发现互相重合[2]。 当“发现中国”(DISCOVER CHINA)变成“发现自我”(DISCOVER MYSELF)时，纪行文字作为行旅者的观察记录与内心告白，为分析近代日本文人的内面性提供了一种可能。

柄谷行人指出： “风景是由不关心外部的内面的人才能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