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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00)

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1]320，这是熙宁“新旧党争”中苏轼被迫离京判杭后的继任。知密两年间，苏轼文学创作颇丰，诗、词、文共209篇，包括“密州三曲”和《超然台记》这样的名篇。苏轼这个时期的作品，思想上呈现出矛盾复杂的一面：对王权既依傍又疏离，对功业时自信时消沉，对情感执着但不乏超脱。这种特殊现象，是当时激烈的“新旧党争”影响在苏轼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投射，反映出党争背景下，苏轼政治取向、个人功业、心性修养等方面的种种困惑和挣扎，以及其“外在事功”和“内在生命”的冲突与和解。正如王兆鹏所言：“苏轼因其豪迈旷达、乐观天真而倍受世人景仰。他也的确能够在生活中积极调适心态，努力摆脱困境，但是，有些他做到了，有些他永远未能成功。永远没有成功的那部分绝非他一人的困境，而是那一代人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困境。”[2]49

一、苏轼密州文学创作中政治取向的“仕”与“隐”

起源于熙丰年间的北宋“新旧党争”，表面上是新旧两党的政见分歧，实际上是北宋士大夫群体学术、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对立。“所谓新旧思想冲突，亦可以说是两种文化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3]581，“加之北宋士大夫具有集学者、文人、官僚于一身的复杂性，致使他们思想、学术的分歧成为导致政争的重要原因之一”[4]2。“新党”，学术上以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为代表，代表人物有王安石、吕惠卿、章惇等，地域上属于南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