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佳洋 杨苑芬 申若茜

（广东药科大学 广东广州 510006）

一、前言

2017年7月以来，《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带来了一系列促进港澳与内地交流的利好政策，回顾港澳青年交流变化，其具备的促进经济合作、文化交融、社会互信等重要功能使得交流产生了多面效应[1]。各行各业在促进青年交流的过程中从过去区域政府间官方合作交流逐步向跨境协同发展和跨境区域治理的民间交流转变，其中，社会工作行业交流协同度显著高于金融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成为粤港澳新交流形势下的重要代表[2]。

此外，“一国两制”成功跨过20年重要历史节点，迎来了新的发展与挑战：一方面，试以潜移默化的深度融合发展在未来实现港澳真正的社会化回归；另一方面，港独问题颇有升级势态，澳门发展较为缓慢滞后。因此，讨论如何将具体的社会工作路径机制化、体系化以应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制度的新变化是十分必要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本研究将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出生在香港、澳门的年满18周岁的人口群体定义为港澳青年；将在政府阶段性政策推进中，有意识地通过非官方接触实现常态化项目以促成政策目的的达成，充分发挥社会协同的作用并建立广泛的社会化基础的活动界定为民间交流[3]。

社会工作介入港澳青年工作的研究覆盖范围广，研究问题多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针对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感低的问题，有研究梳理粤港澳青年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思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规划下重视社会组织发展，完善配套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合作机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