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霖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20）

捕诉合一模式尘埃落定，但捕诉模式的争议性使我们不能松懈对其的关注，许多著名学者对捕诉问题发表过意见。陈瑞华教授认为，逮捕和公诉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逮捕属于司法性质的活动，一般交由法院行使；公诉是行政性质的活动，一般赋予检察机关行使，在法治社会，逮捕和起诉必须是分离的[1]；而郭烁教授表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将批捕权交给哪个机构审理，而在于行政化的审查方式，“捕诉合一”也不是“逮捕异化”的原因，并且“否定别人远比否定自己困难”，因此检察官捕诉合一并不会导致其不愿否定自己[2]；王敏远教授则认为真正决定捕诉合一的关键是新的司法体制，即员额制改革和新的司法责任制改革[3]。

一、捕诉制度的历史发展沿革及争议

（一）捕诉合一制度的内涵

随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修订施行，捕诉合一内涵得以固化。“由同一检察官或者检察官办案组负责”表明捕诉合一模式并不是将两个办案程序合二为一，也不一定由同一位员额检察官行使，而是可以在员额检察官办案组内进行适当的工作分配。

（二）捕诉合一制度的历史发展沿革

1.新中国成立至1996 年新刑诉法颁布

1949 年至1951 年，审查逮捕和起诉采取捕诉合一的工作模式；1955 年，最高检将第二处分立为侦查监督厅和审判监督厅，实行捕诉分离模式；1962 年，受“大跃进”冲击的检察院组织系统陆续恢复，又回归到捕诉合一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