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军

（漯河市源汇新区管委会，河南 漯河 462000）

数字经济是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新业态。如今，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促进发展的新格局下，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新科技革命时代下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尤其在连接沿线国家区域经济与经贸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合国发布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GDP的15.5%，全球数字服务出口额达到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预计，到2025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占GDP的比重将大幅增加到25%[1]。我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数字经济与其有机结合已成为时代性和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尤其在新冠疫情常态化背景下，数字经济更为“一带一路”赋予了新内涵，为各国实现全球化互利共赢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在此背景下，研究“一带一路”新格局下沿线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既是有效应对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促进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也是为了剖析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方面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努力发掘国际数字经济合作联盟潜力，推动沿线国家经济转型，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一、研究背景

目前，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自“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以来，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共同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直接投资达到1100亿美元，2020年第一季度，因为疫情，尽管全球经济遭到较大冲击，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仍逆势增长了11.7%，贸易额增长达3.2%，,解决了成千上万人的就业问题[2]。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一带一路”模式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活力，为沿线各国人民带来了切身利益。沿线各国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满足民众对于数字化服务的需求，积极加强区域间的双边、多边数字化新兴产业的合作。2017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我国同沿线多国发起的《“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标志着新格局下“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的开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数字服务、信息技术和跨境贸易的总量等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不仅如此，我国企业在数字化“一带一路”的发展道路上，还拥有过硬的数字技术、充足的市场化投资、较强的并购能力等优势。因此，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下，我国与沿线各国企业间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数字经济合作，将促进这些国家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机遇，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帮助合作国家和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东南亚地区

凭借与中国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及高度的文化认同因素，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至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846亿美元；东盟各国先后推出多项多边或双边区域性经贸合作，无论是在贸易还是投资上都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但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合作伙伴的东盟国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传统硬件基础设施薄弱，难以在国际上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标准和规则制定相对滞后，部分国家金融服务体系不够完善，无法为本国数字经济创造发展机遇，不利于跨境贸易的发展[3]。

（二）中东欧地区

就整个中东欧地区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该区域贸易的发展，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在基础设施、通信科技、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科技等方面的投资与交流逐步增多。除少数国家外，2017年至2019年，在双边贸易额上中国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依旧保持上升趋势，2020年各国受新冠疫情影响，虽进出口贸易总额有所放缓，但整体仍达到2019年全年贸易额的92.3%[4]。然而中东欧地区受地理位置及政治环境影响，长期处于战乱，各个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较为复杂，部分国家已处在高速建设数字化经济的进程中，但部分国家仍处于起步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出现分级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存在一定空缺，数字专业人才稀缺。这些瓶颈严重阻碍了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

（三）非洲区域

目前非洲区域已有43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数字技术领域得以拓宽，数字经济政策不断完善，这些都加快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由于非洲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较低，数字基础设施尤其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发展较为滞后。据《非洲数字转型战略》表明，近3亿非洲人仍旧生活在距离光纤或光缆宽带超过50公里以外的地区[5]。数字人才的匮乏导致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能力不足，极大地制约了非洲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法律监管机制的不完善、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端的相对分离，不利于非洲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亚地区

“一带一路”合作体系下，数字经济项目增加了中亚各国间跨境资本的流通性，扩大了区域贸易的发展，加速了中亚经济数字化，提高了经济效率，促进了该地区就业率的增长，缩小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随着中亚国家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上的投入，互联网用户规模不断扩大，但受地理环境因素影响，中亚地区互联网使用成本非常高，如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宽带的月服务费用分别为10.5-13美元、17-18美元，土库曼斯坦1GB流量的平均成本就高达19.81美元。此外中亚地区数字监管主要靠国家垄断，监管的松紧平衡度难以把握。同样，数字人才的短缺依旧是短时间内难以解决的问题，在各类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中亚地区的数字经济建设很容易被别的国家赶超。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一）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新基建

新格局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要想进行数字经济合作，就必须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实现数字化信息的互联互通。一是要大力推进新兴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确保网络基础设施的高数量、精准性与安全性。对于信息基础设施状况良好但信息技术水平较落后的国家，应积极推进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先进技术的引进与融合。二是鼓励与中资企业进行合作，增进各国间的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中国相关企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参与到沿线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硬件与软件建设合作中去，缓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推动双边网络高效率、广覆盖、智能化，培育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业态与新模式，促进区域数字化转型，带动数字生态系统的繁荣发展。

（二）加强数字化治理监管，保障数字经济发展安全

新格局下“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发展需要完善统一的法律和监管治理体系来保障各方的利益和合作稳定进行。各国应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加强数字经济合作领域政策、法规、标准的对接，保障各方利益与合作的稳定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本国国情及发展进程的影响，数字化治理监管存在一定差距，沿线国家在抓住数字经济增长机遇的同时，还应当对数字扩展中带来的风险作出积极响应，确保数字隐私与安全[6]。各国应加强数字治理机制的多边或双边沟通与交流，通过“一带一路”高级峰会，例如G20、APEC等平台，构建数字化治理监管示范区域，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有效打击跨境犯罪，助力“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健康发展。

（三）拓宽数字经济各领域的深度合作，突破发展瓶颈

为了更好带动沿线国家数字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中国要与沿线国家各领域进行深度的合作，中国企业需要不断研发新技术以改善产品和服务，并与沿线国家共同促进区域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7]。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加大企业新技术应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另一方面要加快传统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变，如服装业、食品业、建筑业、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利用数字技术进行转型升级，深度合作，加大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培育数字贸易龙头企业，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推动龙头数字贸易企业发展新格局，形成综合性大型企业带动细分行业经济发展模式，突破其发展瓶颈。

（四）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受疫情常态化的影响，在未来经济生活重塑的进程中，数字经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金融服务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支付体系作为金融基础设施之一，是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入口，无论是何种市场交易行为，其实现最终要通过支付清算体系实现，因此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完善沿线国家数字支付功能迫在眉睫。对于沿线国家社会信用缺失的国家，数字金融对于其社会信用的重塑具有积极作用。构建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有效解决政府社会信用及商业信用缺失的问题。在当前新格局下，金融科技与传统业务相互融合，依靠新信息技术的金融科技，可以从技术、数据、平台三个方面防控跨境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大力发展数字金融体系，将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重要的金融模式[8]。

（五）深化数字领域人才培养，助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强数字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推动各国数字领域线上线下人才交流与基础学科培训，是开拓创新投资长期发展的有力保障。我国可在同沿线各国的高校、企业一起强化数字化教育的同时，加快培育各国在数字化岗位的就业需求，创造良好的数字经济的创新创业环境，出台针对人才的有利政策，吸引更多的复合型数字人才加入“一带一路”的合作与建设。提高各国合作的质量与水平，在合作和互助的模式下最终实现共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这种背景下，急需要在实践中找出适合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路，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推动了我国各个行业体系的积极转型，为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开拓了新的市场发展路径，极大地缩短了我国地域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也为推动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升贸易开放水平及促进国内外政治经济新格局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应与其建立沿线数字经济协调发展共同体，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积极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治理监管、数字领域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突破发展瓶颈，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在参与中秉承互利共赢的理念，了解每一个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优势和不足，带动全球经济和谐发展，这就有利于中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合作共赢[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