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雨昕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强奸罪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自然犯，由于其本身巨大的危害性以及附加的非道德性，在中外法制史中都曾作为重罪加以刑罚。我国封建时期的“十恶”制度中“内乱”一条便将其囊括其中，而在现代刑法体系中，其也因侵害人身权利被作为严重犯罪对待。强奸罪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暴行，而未成年人缺乏基本的性常识，体力上在一般情况下又不足以保护自己，极易成为强奸犯罪的受害者。笔者从未成年人的利益出发，通过分析强奸罪法益，论证滥用信赖关系制度在我国法域中移植之可能性。

一、强奸罪保护的法益的核心——被害人的同意

（一）强奸罪：从财产属性到权利属性

强奸罪是男权社会形成的附属物。从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的过程中，女性逐渐丧失了对性的支配地位。女性在出嫁之前受原生父系宗亲的荫庇，出嫁之后便依附于丈夫，在古罗马时期这种“有父权婚姻”的制度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1]。在女性物化的社会现状下，性资源也因此成为被男性争夺的财物。在父权社会中产生的婚姻制度是男性对性资源分配的协议，进一步将女性确立为一种分配对象。而强奸罪的产生则是为了维护婚姻制度的稳定存续，预防男性之间对性资源的暴力争夺[2]。“梭伦时期的法律对强奸罪不同情形做出了区别规定，婚内女子与他人通奸的，奸夫被当场抓获可以直接杀死；然而强奸未婚妇女的只需缴纳罚款一百德拉克马即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