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文峰，赵 伦

(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a.统筹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b.社会发展研究室，重庆 401147)

提要：产业链竞争已成为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特征，全球产业链重构将引致人才链的动态匹配。二战以来，全球产业链相继经历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点式”产业链分工、以两大阵营为核心的“片式”产业链分工、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面式”产业链分工等演化模式。当前，严重的经贸摩擦与人为脱钩、突发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次区域合作持续深化、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兴起等成为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全球化重构的关键动因。在此特殊背景下，重庆重点产业链布局升级面临人才链匹配的多重困境。促进产业链与人才链协同布局、精准配套、良性互动，需要以“五个转变”为基本引领，加快探索产业链与人才链匹配的创新路径。

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化浪潮持续掀起高峰，产业链竞争成为全球化竞争中的重要现象。特别是自世界自由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为代表的全球化机构建立与通行经贸规则稳定实施以来，产业链与人才链全球化分工布局的稳定性、结构性、可持续性都表现良好。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思潮引领和跨国公司大力推动下，产业链配套体系延伸至全球每一个有生产比较优势的角落，与产业链紧密匹配的人才链也同步对接到每一处有人口和人力资源红利的区域。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的思想和力量并未因此而消失，特别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蔓延以来，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叠加共振，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竞争博弈更加激烈，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的摩擦冲突显性化，汇聚成助推全球化产业链重构的内在动力，倒逼着人才链与加速重构中的产业链进行动态精准匹配。重庆作为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和重要的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城市开放度与产业外向度大幅提升，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链深度融入全球化市场。在当前全球性产业链优化重构大潮中，特别是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系列战略引领下，重庆产业链与人才链如何精准匹配，如何同步融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个循环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

一、二战前后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演化的模式与特征

产业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产业分工和马歇尔的企业协作两个源头[1]，产业链布局总是受到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共同影响。通常，产业链与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空间链等形成均衡对接机制[2]，而现代化、高级化的产业链则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等紧密互嵌[3]。二战以来，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全球化发展进程演化是紧密相连的，全球化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产业链分工配置水平，全球化发展的形态直接影响了产业链分工布局的特征。总体来看，二战后全球化加速深化发展是大势，但诸如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大国零和竞争加剧、次区域合作深化调整、科技产业革命发展、产业链形态演化等也对全球化趋势和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产生直接而深远影响，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链动态布局与重构演化的模式和特征。

(一)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点式”产业链分工

二战之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主要形态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点式”产业链分工。这种产业链分工的典型特征是国内产业链分工是精细化长链条合作，但跨国之间大多是简单粗放的端头式联结：要么输入生产端的原材料，要么输出消费端的最终产品，中间形态的零部件跨国间产业链上下游合作甚少。这种“点式”产业链分工布局，一方面是受限于当时交通通信方式的落后，缺乏全球性的低成本航运和高效率空运网络，突出表现为跨国物流成本、制度成本、信息成本和时间成本都极度高昂，且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全球化的统一市场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类似WTO这样公认的合作规则缺乏，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极大。因此，跨国性的物流、贸易、投资受限，从根本上制约了产业链的跨国分工合作。

(二)以两大阵营为核心的“片式”产业链分工

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形态形成了以美苏争霸为基本格局的两大阵营，在产业链分工方面也以两大阵营为核心形成了“片式”产业链分工格局。这种产业链分工的典型特征是“敌友分明”，产业链分工因而深深打上了切块阵营化的烙印。只要是在一个阵营内，产业链分工合作就是畅通的；只要是企图跨越阵营，合作通道就是阻断的。另外，以美、苏为产业龙头，两个阵营内的国家基本上是封闭循环或者说是单体循环，各自形成了一套产业链分工体系，甚至延伸至技术标准体系和产品标准体系。这种产业链分工体系可以说是经济政治化的典型化石，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博弈割裂了全球性产业链联结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全球经济发展从属于地缘政治格局，政治博弈或者说意识形态阵营划分，严重影响了产业链分工的深度和合作广度。

(三)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面式”产业链分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大浪潮快速兴起，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面式”产业链分工加快衍生演化，产业链分工全球性水平化布局趋势增强。这种产业链分工模式的典型特征是跨国公司的广泛出现，并按照相对比较优势组织起全球化的生产环节。在苏联轰然解体后，两大阵营对立基本上演化成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弄潮引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共识广泛形成，政治格局加快向更具多极化特征的形态过渡。以美欧为头雁，全球产业链分工总体上形成了美欧引领消费市场、东亚主导生产环节、中东拉美等供应原材料的大三角循环体系。在此大三角循环体系内，欧美占据高端研发、金融服务等高价值链环节，东亚形成工业体系完备的生产加工体系并努力向高技术、高价值端升级延伸，非洲拉美等大宗原材料供给区域则长期陷入资源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推动这个大三角产业链分工体系形成的内在动力是全球化，形成这种价值分工格局具有技术、制度、人口、资源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以及历史性因素的长期叠加。这种大三角产业链分工体系在价值分配上存在巨大的“剪刀差”，美欧国家全面享受了这种价值“剪刀差”的发展红利，东亚、拉美等地则承担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大规模贫困等不利后果。

(四)产业链布局演化推动着人才链协同配套

二战以来产业链演化的历史进程已经表明，产业链分工演化与人才链配套供给具有同步性。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产业链分工模式，就将倒逼形成什么样的人才链供给匹配模式。二战前的“点式”产业链分工，产业工人的教育、培训、配给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典型如日本、德国。美苏两大阵营竞争期间，产业技术的输出和产业人才的供给也是阵营化的，一个阵营极限封锁与另一个阵营开放合作同时并存，典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与中国形成的“项目带产业、产业带人才、人才带技术”援助式合作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交通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大环境加快形成，尤其是以WTO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贸易规则的日臻成熟，跨国公司加快在发达国家布局研发中心，在东亚、南亚等区域布局生产基地，在中东、拉美等地布局原材料获取基地，在跨国公司带动下，产业链分工迈入全球化布局的快车道，产业人才特别是其中的高管人才、研发人才的全球化配置和流动水平明显提升，产业工人加快从国别化流水线生产深度融入全球化流水线作业。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大规模、常态化、迁徙式、候鸟型流动的农民工产业大军，正是我国产业链深度融入全球化和产业工人深度融入全球化产业链的鲜活例证。

二、当今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全球化重构的关键动因及其影响

当前，全球产业链逐步由稳态结构转向再次重构，表现为多种因素的激荡和推动。全球产业链在局部链条、局部地区出现加快重构布局迹象，既是资本追求更高利润的需要，也受到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因素的诱致。常规因素集中在两个持续性变量，一个是次区域合作的不断深化，另一个是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的内在影响，二者使得产业链与人才链的匹配模式发生了嬗变，稳健持久和深层次地改变着产业链与人才链布局的空间形态和竞争的方式。非常规因素表现为两个突发性变量，一个是重点经济体贸易摩擦的加剧和极端化脱钩，另一个则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性推动，二者导致当前全球化产业链分工安全性和确定性水平降低，使得跨国性投资生产预期不明，成为短期性的关键因素。

(一)经贸摩擦加剧和极端脱钩削弱了产业链与人才链的全球化有机联系

从重点经济体贸易摩擦看，不同经济单元和主体间的经贸摩擦是长期存在的，差异在于摩擦的激烈程度和影响深度。保护主义是经贸摩擦的政策源头，抢占产业价值高附加部分和争夺更多产业蛋糕则是引发经贸摩擦的利益根源。可以说，经贸摩擦的本质是产业利益格局的竞争与再平衡，在全球化背景下突出表现为抢占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分享更多产业链利润。即使是在WTO机制正常运行的常规年份，反倾销等常态化的经贸争端在诸多国家中也未曾间断过。与之前不同的是，当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区域性或者全球性的产业链分工调整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由美国蓄意发起和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越来越多的透露出大国战略性竞争的意味，竞争博弈的共赢空间在缩小，零和博弈特征在加快显现。

短期内，以美中互惠合作、有序竞争为前提形成的区域性与全球性产业链分工结构均面临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由此引发的产业链与人才链匹配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中美产业链、供应链之间的关系松动是全球化变局的一个缩影，疫情冲击的叠加正加速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4]。受此影响，部分在中国布局但在区外二次布局可替代性强的生产环节，正在加快向东南亚、南亚等区域转移，而在部分贸易摩擦中受限、中国又“买不来”的高端技术环节，产业链与人才链将进一步加快本土化集中攻关和配套进程。这种因激烈而持久的经贸摩擦导致的产业链重构，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产业链区域性横向布局的格局，也会影响不同经济体产业链自主纵向布局的水平，但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产业链全球化分工的趋势。

个别国家的产业霸凌主义行为和不可预期的人为脱钩倒逼着全球产业链重构，人才链特别是高精尖人才群体将在产业链重构引导下加速优化重组。受政治、安全等因素影响，产业链某些环节的备份、缩短供应距离、增加供应链的多样性等将成为分散风险的潜在方式[5]。随着美国的霸凌主义行为加快从一般性贸易领域向关键产业领域转移，产业霸凌主义对全球化布局的产业链造成了直接而严重的威胁。诸如对我国新兴行业头部企业在关键技术上“卡脖子”和核心零部件上无理制裁断供的霸凌主义行为，已经不是第一次，更将不会是最后一次。过去是针对法国企业、日本企业，今天是针对中国企业，那明天也就可能针对任何国家的任意企业，只要霸凌主义者认为有打压的必要和价值。产业霸凌主义行为与全球化趋势格格不入，也更直接更紧迫的倒逼着我们加强创新研发、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如何更好地保障产业链不断、产品线不停、技术流不受阻，将成为下一阶段国家以及不同企业布局产业链的重要关切。

(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揭示了产业链与人才链全球化布局的安全隐患

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爆发的触动看，产业链与人才链全球化布局的非传统安全受到高度关注，如何在全球化水平分工的基础上提升产业链的稳定可供给水平，将是新一轮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必答题。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传播扩散的策略上，多国采取了休市停产、保持人际交往距离等物理阻隔的方式，成功有效地应对了疫情传播。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分工布局的产业链环节却由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相关生产受到了沉重打击，全球产业链正加快从波动到重构演化。在此特殊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需要做好稳链固链强链工作，以防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出现中国制造业被挤出产业链的局面[6]，要尽量避免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苗头的出现。从应对举措来看，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广义层面的产业链基础设施，通过竞争和创新着力打造独立、完整的全产业链和工业体系已经显得极为重要[7]。

在当前产业链全球化水平布局的背景下，各个生产环节按照成本最优原则散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对产业链的协同供给水平要求非常高，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正好打破了这种产业链供给的协同性。个别国家休市停产，将导致个别零部件供应的全球化中断，而这种情况短期内又无法弥补。比如，由日本本土企业主导供给的汽车生产环节的一个部件缺失，将导致中国所有汽车整车生产厂商无法下线一辆完整的汽车。这种产业链分工的不稳定性和断供断货现象在常态下是不会出现的，而一旦出现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

正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正常协作和相关零部件的稳定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集群化、短距离、集中式布局的声音正不断出现和增强。这种产业链分工调整的基本思路是，在某些地区产业集群水平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后，基于产业链供应安全性和稳定性的担忧，可以整体性地重新考虑产业链集群的垂直化整合和短距离配套，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全球化背景下水平化、长距离产业链分工配套的低成本收益，因为某些时候产业链的供应安全已经比低成本却蕴含风险的供给更加重要。

新冠肺炎疫情中产业链与人才链全球化配套显现的内在脆弱性成为催化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成本因素是跨国企业全球化布局产业链各个环节的首要考虑因素。哪种产业链分工方式和分布格局有利于降低成本，那这种方式和格局就是优化的，也是首选的。但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后，安全稳定因素则成为跨国企业乃至国家推动产业链布局重组的一个关键考量，在危机情况下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稳不稳定、安不安全、可不可靠，成为无法回避和不可回避的深层次问题，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则又使这个问题进一步显性化。

(三)次区域合作持续深化加速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区域性协同布局

次区域合作深化与区域间竞争激化持续驱动着全球化产业链重构，也促进了次区域人才资源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展竞争的主体从单体国家逐步向紧密联系的次区域合作区过渡，国家竞争与区域竞争并驾齐驱成为当今世界全球竞争的基本格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自贸区、以德法为主轴的欧元区、以中小国家联合为主的东盟以及正在构建的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这些区域都试图基于国家而又超越国家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最重要的合作腹地和竞争单元。次区域深化合作既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又对过于“扁平化”的全球化格局起到板块划分的反向作用。

在此背景下，产业链全球化分工格局逐渐呈现出次区域化的特征，次区域成为产业链与人才链协同布局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产业循环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托。新一轮全球性产业链分工重构，必将更加依赖于这几个重要的次区域合作板块。因此，加快构建具有稳定性的区域产业链循环，推动我国价值链、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提升，关键是深度开展中日韩区域合作，并以此为抓手加快培育我国以及东亚地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竞争力[8]，从而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已经成型的产业链齐全优势。同时，从战略上还要致力于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加快推进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一体化协同发展[9]，从而更好地促进形成全球产业链和国内产业链双循环的良性互促新格局。

(四)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催生产业链与人才链布局呈现出新模式新样态

新一轮全球性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共振融合，正全面引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方向。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勃发展，加快催生出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网络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服务业正加快向智能化、网联化、平台化转型，亟须推动平台型、血液型、大脑型、牵引型产业融合互嵌相互支撑[10]，进而更好地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产业链布局方式和集群生态正由实体地域向虚拟网络转变，有界限地域空间的集聚正向无界限网络空间的集聚转变，这将从根本上改变部分产业链群全球化布局的格局。网络空间作为诸多新兴产业的关键载体，不仅将成为产业链群的集聚高地，也将同步输出数据、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重要产业链群也将出现“线下+线上”同步布局、同步集聚、同步演化的新特征。毫不夸张地说，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全方位推动产业形态发生颠覆性变化，而这种变化肯定会对产业链全球化布局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将是人为力量难以阻挡的。

在新一轮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博弈中，推动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因素和内在动因，也将同步触发与产业链紧密相关的人才链重新布局，并与优化重组中的产业链更加紧密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比如，欧盟次区域合作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就是促进人这个关键要素的自由流动，对外协同一致制定移民落户和人才引进政策，对内推行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益的平等化和普惠化。又比如，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技术链越来越直接受到美国产业霸凌主义的影响，需要强化对高端研发人才的全球化招引和本土化集聚，特别是在集成电路和软件服务行业，与技术补链紧密相关的就是人才强链，产业链、技术链、人才链协同化断长补短的政策导向也越发明显。再比如，随着国内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加快兴起，通过需求倒逼供给，高校专业设置等关键性的人才培养环节也在同步看齐。毋庸置疑的是，当前全球新一轮产业链重构特别是高精尖产业链的重构对人才链匹配的要求明显提高，大国博弈加剧和经贸摩擦激化对产业链与人才链匹配的影响从经济领域延伸至非经济领域。受此影响，重庆产业链与人才链精准匹配会面临诸多困境和新的挑战，需要我们提前正视和前瞻性布局。

三、重庆重点产业链布局升级面临的人才链匹配困境

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抓住21世纪初全球性产业大转移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机遇，重庆大力发展开放型产业，不断拓展开放空间，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逐步培育起以汽车制造、电子信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支柱产业集群。近年来，通过加快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协作、提高零部件本地化生产配套水平，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两大产业集群迅速壮大，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布局中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近两年汽车产量占到全国的1/10左右，笔记本电脑产量占到全球的1/5左右。随着制造业加快向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进行战略升级，重庆在全球性产业链重构中既面临着传统产业更新迭代的冲击，又迎来高新产业无中生有的机遇。传统汽车制造业正加快向无人驾驶、人工智能和新能源等方向迭代转变，中低端电子信息加工正逐步向移动终端、智能穿戴、数字产品过渡升级。当下，重庆融入全球性产业链重构新浪潮、把握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新机遇、推动本土产业链提档升级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人才链缺口。因此，重庆这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竞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财税政策、土地供给、要素保障的竞争，其核心是中高端产业人才供给的竞争，特别是产业链与人才链协同布局、精准配套、良性互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庆能否抓住新时期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关键就在于人才链配给能力能否获得整合提升，而解决人才链与产业链转型升级不匹配的问题则成为突破口。当前，制约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的以下症结必须高度重视并着手解决。

一是人才体制机制以“管”为主，对接产业接轨企业的导向不足。体制机制不完善、人才管理官僚化，将导致产业链与人才链匹配效率大大降低。长期以来，市级层面的中高端人才都集聚在“有形之手”管理的圈子里，典型的如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等。这些人才集聚主体具有稳定的财政支持、优越的福利待遇、畅通的晋升渠道和充分的社会尊重，较一般市场主体在吸引中高端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但与此同时，这些单位针对人才管理的条条框框也普遍较多，人才自主发挥的空间较少，“被安排”“被管理”的藩篱无处不在。同时，这些人才与产业的对接较为疏远，科研攻坚的方向受职称晋升评定机制倒逼，往往不是产业发展的前沿，也难以满足企业最新需求。被管束的人才资源与产业对接不足，与企业合作不深，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水平普遍较低。官本位管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产业创新迭代的需要，难以满足企业产品转化升级的要求。对产业和企业而言，这部分束之高阁的人才是典型的低效利用或者资源闲置，因此，推动人才体制机制，以“部门管为主”加快转向“产业企业用为主”就显得非常迫切。

二是人才发展平台以“建”为主，功能用好潜力用足的效能不足。人才发展平台体系不完善、功能发挥不充分、创新创业集成不强，将削弱对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内在支撑。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长期以来加之重庆在人才发展平台建设打造方面久久为功，国家政策持续予以支持倾斜，已打造了一批诸如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重大开发开放平台，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产业工程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创业创新孵化基地等科研创新平台，已经具备了吸引聚集人才的功能和潜力。但与此同时，这些平台普遍存在“重牌子申请”而“轻功能发挥”的弊病，硬件设施建得好，但柔性化的制度配套、机制完善、生态营造却存在较多缺口和短板，对吸引集聚人才的真正效用发挥不甚显著。建平台与用平台如何更好地衔接，招引人与留住人、用好人如何更好协同一体化，则成为当下重庆不同类型人才发展平台共同面临的突出困境。

三是人才开发培训以“教”为主，产业创新技能提升的互动不足。人才链匹配产业链的重要指向是坚持产教融合，注重突出产业群的特色、共享与创新并保持适度超前[11]。从长时段来看，人才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干中学”与“学中干”的良性互促过程，支撑人才发展的开发培训体系应该是多元化的，而其中学校教育无疑是最具基础地位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下学校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脱节越发严重的背景下，静态化以“教”为主的人才链供给模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链不断创新、动态升级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对具有研发创新潜力和能力的人才需求旺盛，而单纯的学校教育培养又不足以提供全面有效的支撑。因此，构建产学研用一体、政企校所联动的人才开发培训供给体系，是确保人尽其才、产得其才的关键。因此，瞄准产业链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推动以“教”为主的人才开发培训体系加快转向以产业所“需”为落脚点、以创新升级为引领导向的新体系，是构建强大产业人才队伍、发挥人才链支撑作用的当务之急。

四是人才招引手段以“物”为主，生态营造人文关怀的切入不足。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人才链的形成，营造人才发展生态必不可少。就近年来各城市轮番兴起的“抢人”浪潮和策略而言，从与周边城市对比来看，重庆吸引人才的补贴标准普遍偏低，政策的着力点也更多放在了提高标准、增加投入等物质诱致层面。客观来说，招引人才缺少了资金、住房等物质保障是不行的，甚至是标准低了效果都会打折扣；但仅限于这个层面的政策打补丁也是低效的。我们必须明白，人才特别是中高端人才都具有较强的成长动机和成就导向，在解决了物质保障后更加在意的还是发展平台、成长空间和晋升渠道，更加在意有没有一个干事兴业的良好氛围和共同打拼的精诚团队。换言之，他们更在意能不能与志同道合的群体一起成长、开拓事业，追求更惊喜的成就、实现更伟大的跨越。可以说，人才链的形成一定是基于人才生态和受到城市人文滋润的，而恰恰是在人才生态营造和城市人文品质提升方面，重庆存在较大差距。

五是人才集聚引进以“点”为主，产业链上下游的整体协作不足。人才分散引进、各自为政、缺乏产业链条化的统筹，是导致人才链与产业链匹配脱节的重要因素。从重庆实际情况来看，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事业单位在引进人才时缺乏市级层面的统筹协调，本质上是离散化的：从局部看各自都有自身聚焦的领域，但从整体看又是散点式的，特别是与产业上下游间的协作配套关系十分松散。这种离散化的人才引进路径依赖影响根深蒂固，很多市级层面用人单位引进人才的初衷就没有瞄准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而是按照老套路招人引才。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引进人才往往需要更高水平的协同机制作为保障，建立这种协同机制靠市场自发、行业自觉和企业自主往往难以奏效，特别需要由政府牵头、行业配合、企业积极作为、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其他单位协同推进才行。人才引进顶层协同机制缺乏是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人才不济的重要原因，以点为主、各自为政引进人才难以形成与产业链匹配的人才链，人才引进必须加强产业上下游统筹、企业大中小跟进。

四、推动重庆产业链与人才链精准匹配的路径探索

一段时期以来，重庆聚焦工业重点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正加快推动人才强市与工业强市相结合、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自主培育与开放引进相结合、机制创新与平台建设相结合、产教融合与工学互动相结合，希冀通过“五个结合”着力打造一支与重庆国家战略定位相匹配、与现代工业体系相协同的多层次产业人才队伍，切实发挥好“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引领带动作用。当前，为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瞄准重庆高新产业链布局升级面临的人才链匹配困境，亟须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精准匹配的路径创新。

一是由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建立健全面向产业链和企业集群的人才链服务机制，提升人才资源制度性竞争能力。针对产业补链强链的人才缺口，加快健全实用导向的人才培育机制，聚焦产业链“卡脖子”关键技术，提升产学研用协同育人对高精尖人才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推动政府服务跟着市场需求走，以企业用人需求为根本导向，推动引才的标准市场化、机制协同化、政策配套化，推动各种引才资源、配置权限、标准门槛向企业服务，为企业解难。

二是由建设平台向用好平台转变。完善以用为本、建管结合的人才平台体系，发挥好平台锻造人才、集聚人才、用好人才的基地作用，增强高端人才集聚吸引能力。加快构建以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企业为主、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工业人才平台支撑体系，推动多层次研发创新平台、全链条创业孵化平台、多元化人才服务平台协同打造。积极依托两江新区、中国西部(重庆)科学城在研发、转化、应用方面探索“重庆经验”，形成平台聚人才、人才兴产业、产业强平台的良性循环。

三是由学校教育向产学研技融合转变。完善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体系，保持产业链人才梯队的有序建设，提升人才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要深化政校企产合作，提高产业人才培育培训的动态适用性和行业精准性。促进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实训教育融合互通，围绕产业发展新方向优化学科结构和专业布局，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强化配套，持续开展研发、专技、工匠类人才教育培训。按照产业发展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内在要求，系统性做好传统产业知识技能补新工程、战新产业知识技能添新工程和未来产业知识技能尝新工程，增强人才知识更新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

四是由待遇招引人向生态吸引人转变。优化创新创业的人才生态和营造城市人文关怀氛围，协同提高物质条件、人文品质、生态打造、事业感召对引人留人用人的综合效应。突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构建新经济人才跨界成长生态系统，提高新经济人才精准化支撑水平。聚焦人才生态共建、资源共享、信息互联，促进创业团队或个人无障碍利用各类载体资源，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优质服务和成长空间。优化高精尖创新人才、战略管理人才等重点群体的多元化激励，提高产权激励与薪酬激励、荣誉激励的协同水平。完善人才安居住房配套和教育医疗保障，促进人才群体更好实现居住、生活与工作之间的平衡。

五是由散点式引才向链条式聚才转变。强化人才链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与人才链一体化协作。进一步明确以产业链为导向的集群式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12]，聚焦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强化智造人才集聚、工匠人才培育、管理人才引进和国际化人才振兴，按照产业链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布局特征和全球性重构大势，超前做好人才链布局的中长期规划。从培育、引进、评价、激励等多环节入手，强化人才规划与产业规划的无缝衔接，推动全市产业发展与人才发展同步规划、一体部署。城市群区域性产业链融合需要人才链建设的有力支撑[13]，要着力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市域“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等战略层面谋划人才政策，把深化对内对外人才合作作为打造人才链的重要抓手，有效扩展重庆人才链的供给腹地和引进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