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吉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战事的推进，美军数次侵犯我国领海领空，并多次派飞机袭扰轰炸我国东北边境，造成我无辜同胞的死伤，威胁新中国安全。面对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战争阴影，中国政府毅然作出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巩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而东北地区作为这次战争的总后方基地，也在战争中实现了工业的新发展。

一、抗美援朝战争与东北兵工工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不但许多工厂受到破坏被迫停产，整体工业水平更是十分落后，没有像样的加工工业和机械制造业，钢铁工业更是规模小、产量低。与抗美援朝战争中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相比，可谓是力量悬殊。

为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新中国曾计划将70%的财政预算投入经济、科教、文化、卫生等民生领域，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设想被迫发生改变。面对战时的特殊需求，新中国积极探索，协调战争与发展之间的平衡。1950年，重工业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兵工会议时，恰逢志愿军出国作战，会议便布置了抗美援朝兵工生产任务。次年6月，中央兵工委员会成立，兼任主任的周恩来同志以此名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战争期间，平均军费支出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40%，正如陈云同志曾于1950年11月指出的那样，国家“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上”。

战争所需就是国防工业的发展方向。我们在朝鲜战场面对的是一场现代化战争，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敌人普遍采用步坦结合的方式作战，但当时我军反坦克手段有限、装备落后、数量配备严重不足，导致战事拉锯、战损增加。面对这种不利情况，中央军委决定研制火箭筒、破甲弹等能够有效对抗敌军坦克战术的武器装备，这一重要任务最终下达到沈阳724厂。在重工业部副部长钟林的领导下，相关武器仅用时两个月就设计投产，并在投入战场后迅速击溃了敌军“秋季攻势”。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适应战争急需，沈阳兵工领域工程师和工人们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加班加点地自行设计研制及试制仿制各种武器。在这期间，沈阳地区的兵工厂开展生产竞赛和两班倒的11小时工作制，以求多造武器，支援前方。1951年，沈阳兵工厂枪械、火炮、炮弹、手榴弹产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很多生产拖拉机、鼓风机乃至食品药品等民用物资的工厂也临时转产，制造出了飞机油箱、军镐、军粮、急救药品等军用物资，有效支援了前线作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和政府针对战时需求对工业发展方向作出了合理调整，而刚刚起步的东北兵工工业圆满完成了支援前线的任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

二、抗美援朝战争与东北厂矿增产节约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志愿军将士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的事迹传回国内，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情，各行各业自发形成了“生产战线”，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战争。

1951年10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而面对战争时期的特殊需要，党和政府除了进一步对全国经济发展方针进行优化外，还决定从1951年11月起在各地开展全面的增产节约运动。对此，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义斗争带来的民意基础，以及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促成了抗美援朝时期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社论指出，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并且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下，要想更好地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也为了战争胜利后国家工业化的长远发展，必须要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并把增产节约运动上升到“国家建设一项极其重要的经常性政策”和“一个持久的群众性运动”高度。次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指出，“增产节约”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方针，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同时，中央注重把控各地不同情况，规定当厂矿原料足、销路好时，应首先注重增产并在此过程中提质降耗；如有厂矿原料不足，则可首先注重节约，从节约原材料入手开拓增产；而在不同的行业面前，应制定符合行业实际的增产节约计划，动员劳资双方共同努力实现这一计划。

增产节约运动开始后，东北各厂矿首先加强对运动精神的宣传，力求突破“伪满定额”束缚，全面恢复生产。宣传活动在内容上力求如实严谨，手段上则更侧重通俗易懂，通过讲故事、出板报、喊号子等方式，展现出了热情高涨、井然有序的态势。增产节约运动的本质就是技术革新，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创新创造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在当时百废待兴的生产恢复期，生产工艺和技术上的创新空间很大，越来越多的普通工人通过认真钻研立功受奖，极大激发了各厂矿的生产热情。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国营厂矿普遍推行经济核算制，因此各厂矿都从自身实际出发，制定了完善的规章制度，有了合理的规章制度和生产定额，各厂矿生产工作也就有了抓手。而为了实现增产节约，东北各厂矿又广泛地开展了工人轮训和各项劳动保障措施，提升工人的政治文化素养和技术水平，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增产节约运动使东北各厂矿解放思想、鼓足干劲，激发了生产热情，完善了制度保障。

三、抗美援朝战争与东北地区工业布局

在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的烂摊子中，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在面积仅占全国18%、人口仅占全国42%的东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分布着全国80%的工业，这不但不利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也不利于新中国工业发展。出于各种考虑，党和政府开展了“三北”地区的工业开发，特别是围绕东北这一志愿军“总后方基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业发展的筹划和开发。

建国之初，东北南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但面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实际，也同时具有地缘因素方面的劣势。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等当时东北地区大型工业城市，均与边境和朝鲜战场距离过近、纵深不足，不利于保障生产和继续扩大产能。为此，1950年9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东北工厂迁移问题的意见》，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见》精神，很快将其转发到东北局。10月8日，东北地区的工业迁移令正式发布，东北南部地区以重工业为主，兼有部分橡胶、纺织等轻工产业的23家工厂正式开始向北迁移。

由于准备充分，10月底前，相关设备和人员全部到位，东北地区工业迁移工作取得良好开局。但工厂迁入地均处于高纬度地区，年平均气温很低，入冬之后更是滴水成冰，开工条件恶劣，加上迁入地工业和运输业发展规模有限，大量的生产设备无法运出车站，可供使用的厂房及旧营房年久失修、数量不足，不能立即开展生产建设，造成了工期延滞和工人思想波动，给工业迁移工作带来一系列难题。

对此，迁移各厂开展了“百日建厂”运动，组织工人克服困难、完成目标。厂房方面，对有限的可用厂房和日军军营进行改建和修缮，同时重新划定必要的生产区域，组织工人边修边建；设备方面，组织工人开展搬运竞赛，通过化整为零、肩扛手提的方式，将设备搬运、安装、调试等工序有机结合，有效解决了运输难题。同时，各厂党组织一直设法稳定职工情绪、端正职工思想态度，涌现出了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马恒昌小组”等先进典型和劳动模范，掀起了“比帮赶超”和劳动竞赛的建设氛围。主客观、软硬件条件的同步优化，保证了“南厂北迁”工作的顺利完成，截至次年6月，北迁工厂全部转入全面生产。

“南厂北迁”稳固了战略后方，激励了东北各厂矿职工，保全和发展了东北地区的工业产能，更重要的是优化了东北地区的工业布局。由于日本殖民等历史原因，东北北部物产丰饶的广阔地域上，并不具备像东北南部地区一样的工业基础，抗美援朝的战争需要，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契机。“南厂北迁”不但带来了设备、产能和技术工人资源，还带来了火热的生产热情和工业精神，迁移而来的工厂迅速成为了本地工业支柱，有效促进东北全域的工业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外来干涉的正义之战，它的胜利使新中国获得了良好安全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也使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受到极大鼓舞，并把这种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祖国的无限动力。战争期间，国民生产总收入从1950年的65.19亿元，跃升到了1951年的133.14亿元和1952年的183.72亿元。作为战争的总后方基地，东北工业也在战 争的特殊需要当中成功实现了“边打、边稳、边建”，发展了兵工工业、促进了增产节约、优化了产业布局，确立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地位，并深切地影响了东北各地未来几十年间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