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莹莹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一、我国FDI区位分布现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当今全球化生产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力量。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FDI的热门投资地之一，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全方位开放，FDI大量涌入中国。从1987年到2019年，FDI从23.14美元增加到1381.35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3.63%，超越了GDP的增长速度。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统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金额大幅度下滑，但中国FDI流入总额达1630亿美元，逆势增长4%，成为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FDI的大规模进入，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FDI通过直接的资本形成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升级等途径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FDI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不了解中国的对外经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

我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FDI在我国的区位分布不平衡，表现在地区间和地区内不平衡并存。从1987—2019年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地区结构来看，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累计占FDI总额的79.54%，中部地区占10.57%，西部地区仅占9.89%。这种不平衡结构在地区内部也十分明显，并且形成了FDI集聚区。在东部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FDI，共占东部沿海地区FDI总额的60%以上；在中西部地区内部，虽然没有形成集聚区，但FDI的分布也很不平衡，分布梯度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战略，对中西部地区引进外资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但这种东、中、西分布不平衡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西部地区的FDI占全国FDI比重并没有明显的上升，我国FDI的梯度转移的“西进”趋势并不明显。不仅如此，在三大地区内部，FDI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和集聚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初，FDI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城市。随着开放政策的扩展，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从南部向东北部地区移动，这些地区包括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江苏、上海、山东、辽宁逐渐成为FDI的主要流入地。1987-2019年间，中部地区的FDI存量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安徽三省，西部地区的FDI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广西三省，其FDI含量占整个西部地区的70%以上，但与东部地区的一些省市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由此可见，FDI在我国的分布不仅在三大地区间分布极不平衡，在三大地区内部也相对集中于几个地区，局部空间分布是严重失衡的。

二、我国FDI区位分布相关性分析

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国内外学者FDI区位分布理论日益重视，不断创新。“第三国效应”是FDI分布具有空间相关性的理论依据。“第三国效应”理论起源于跨国公司理论。在理论上，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跨国公司理论是密不可分的。近年来，随着FDI发展的精细化和复杂化，学者们发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复杂动机，在一个多边框架下考虑模型。在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基础上，发展了既不是纯粹的垂直型或者水平型，而是兼有两者特色的复合型FDI，FDI研究的双边框架扩展到第三国。Yeaple (2003) 和 Ekholm et al(2003)提出了“出口平台型”FDI (export-platform FDI）的概念，认为“出口平台型”FDI指的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目的，是生产产品并向母国和东道国以外的第三国销售，FDI不仅仅考虑东道国和母国的区位因素，还要依赖第三国的特征。除了东道国和母国以外周边市场势力，学者们统称为“第三国”（third countries）。Helpman等（2004）则通过一个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了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的因“第三国”引致的异质性，对美国出口及对外投资的影响。此后，Baltagi等（2007)系统地归纳了这些“第三国”对传统的双边贸易和投资影响的重要性，在实证计量中考虑了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第三国”。通过三国乃至多国模型来研究这一“第三国效应”，则成为考察FDI全球化均衡战略时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热点。FDI的区位分布由于受到地域分布连续空间过程的影响，在空间上具有相关性：跨国公司在投资选址时一方面要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和生产条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周边地区的市场潜力和生产条件。跨国公司出于避免竞争或战略布局的考虑，对于投资地周边的FDI流入情况往往给予充分重视。此外，由于集聚经济和外溢效应的存在、行政区边界与实际功能区边界不一致导致的测量误差，都是导致FDI分布体现空间相关的特征。这就需要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完善这一研究，以期得到更加有益的结论。

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遵循着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的渐进式推进模式。由于这种梯度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经济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基础差异，我国吸引的FDI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现“东重西轻”的地区倾斜格局。与此同时，我国各省区FDI的空间分布一直存在着空间聚集效应和空间辐射效应。空间聚集效应表现为FDI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和较低的西部地区在空间上分别趋于聚集，这种聚集的分布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且聚集性呈现持续提高的态势；空间辐射效应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保持一致，体现在聚集区逐渐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区扩散，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扩散。根据空间相关理论分析，我国FDI省域间的区位分布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区位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空间集聚和空间辐射现象明显，并有增强的趋势。在研究FDI区位分布问题时空间相关性因素是不能忽视，并且由于这种空间相关性在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在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表现和推动动力均有所不同。在FDI引资的过程中，地区与其相邻地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并且随着地区之间合作与互动的深入，这种相关性在不断增强。致使一个地区FDI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地区的市场和社会因素，也依赖于相邻地区的增长轨迹。同时，这种地区之间的空间相关性也影响着FDI区位分布的状况，是造成我国FDI区位分布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三、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省域间FDI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一个地区的FDI的变动会带来其他地区的相应变化，因此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在制定招商引资政策时要树立全局观念，防止不同地区之间利用外资出现互相不利的现象，做好综合平衡和互相协调。地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注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如改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还要与周边地区进行协调配合，与全国的统一大市场相协调，消除地区间的贸易壁垒，提供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做到全国一盘棋，地区一盘棋。东部地区可以通过政策和资金的重点扶持，加快完善产业链建设，形成与当地产业基础相衔接的外资聚集区和产业集群，中西部地区提供配套产业支持以扩大外资聚集的扩散作用，利用空间辐射效应提升地区的引资能力，促进外资“西进”，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繁荣。培育经济“增长极”，发挥空间辐射效应。

我国的FDI区位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东部经济聚集中心通过人员流动、技术支持、产业转移等途径，对周边地区吸引外资起到了带动作用。因此要继续强化上海、浙江、江苏等长三角省市的空间辐射效用，推动广东对江西、广西等省市的辐射效应， 大力发挥北京对内蒙古、辽宁等省市区的辐射效应。由于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心开放区相距较远，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中心难以辐射到偏远的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中部地区。因此，为了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外资的能力，在中西部地区选择一些具有一定经济、市场、人才、科技基础的城市，重点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逐渐培育成中西部地区类似于上海、深圳等具有较强空间辐射力的“增长极”，继而发展成为类似于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圈。目前，我国中西部的一些大中城市已具备增长极的条件，如武汉、成都、长沙、重庆、西安、兰州等，应通过这些增长极培育次一级增长极，利用这些增长极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重点突破、以点带面，这样才能增加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