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是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制胜法宝和传家宝，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性贡献。对群众路线问题的探讨，国内理论界已从多方面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众多的学术成果。然而，一些尚有争议、悬而未决的难点还需进一步作出阐释解析。

一、群众路线概念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群众路线”概念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谁最早提出来的？理论界对这个问题还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大致有三种认识。

第一种，认为是李立三在1928年11月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2)参见罗平汉主编：《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发展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9页。。对此，有学者在所著《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中列举了三条具体的理由和根据：一是党的六大正确指出党的总体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批判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党的六大之后，李立三最早使用群众路线概念，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二是李立三当时已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参与了党的六大的文件起草。党的六大后一个时期，他认真执行党的六大路线，首先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目的是组织和争取群众。党的六大指出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同李立三讲的“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的含义是一致的。三是当时党的领导层对争取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看法比较一致,并已付诸实践。从现有资料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所使用的群众路线概念的含义，也是对党的六大经验总结的具体运用和发挥,但都稍晚于李立三，同时关于《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李立三当时也参与了起草，不能说他对这个文献中表达的思想没有发挥影响。(3)参见施光耀：《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研究》1991年第4期。因此，最早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是李立三，而周恩来是第二个使用该概念的，毛泽东则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刻思考、阐释和使用了群众路线概念。(4)参见曲青山：《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前线》2013年第10期。

第二种，认为是周恩来在1929年9月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此观点针对《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一文进行了反驳：一是李立三1928年11月(在该文引述的《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原文中，被误作10月，笔者注)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所说的一句话，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最早使用了群众路线，从语句内的语法关系来分析这四个字，人们可以作出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把“争取群众”看作一个词组，用来限定“路线”这一概念。那么，这句话的含义就是：在总的争取群众的路线之下，要尽最大努力，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去。按照这种理解，尽管李立三谈话中把“群众”和“路线”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使用，但二者并不能构成“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这样的理解合乎汉语的语法要求和李立三谈话的原意，因而不能根据这句话得出李立三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其二，若把李立三谈话中的群众路线看作一个词组,那么,“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就不符合汉语的语法要求，句子的含义也不清楚。人们只能“制定”群众路线，“经过”群众路线，“贯彻”或“执行”群众路线等,而不能“争取”群众路线。二是从李立三的谈话与党的六大文件的关系来分析，党的六大明确指出，党的中心工作就是争取群众，“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李立三当时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党的六大文件的起草工作。他在党的六大之后不久的谈话，无论从精神到用语，都应与党的六大有着密切联系。的确，党的六大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同李立三所讲的“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 (下)”,从精神到用语都是一致的，这也正说明李立三是把“争取群众”作为一个词组来限定“路线”这个概念的,而不是把“群众”和“路线”连结起来作为群众路线概念使用的。应该说周恩来是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的，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以下简称《九月来信》)中，多次使用了“经过群众路线”以及“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的提法。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周恩来最先提出并科学使用群众路线概念。(5)参见王德木：《周恩来最早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另参见杨山山：《周恩来首次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提法》，《红岩春秋》2013年第5期。

第三种，认为1929年9月的《九月来信》是中共历史上最早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的历史文献，但《九月来信》并非由一人完成，而是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共同完成的。“三人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专门研究红四军的问题，在提出决议后，由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三人委员会”在将近一个多月时间里，多次秘密聚首、深入讨论修改，特别是前委书记陈毅多个夜晚通宵达旦，终于代中央起草好《九月来信》，送周恩来审定。据有关文献记载，陈毅将文稿送周恩来后，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遍，只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只是因为当时周恩来是“三人委员会”的召集人，现在将《九月来信》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军事文选》，而认为群众路线概念是周恩来最早提出的，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群众路线概念最早应该是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的中共“三人委员会”在《九月来信》中提出来的。(6)参见李绍先：《中共“群众路线”概念的最早提出问题辩正》，《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年第4期。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局限和纠缠于词语本身的理解问题，而没有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对词语加以准确把握。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笔者认为，群众路线是1928年7月由党的六大会议和文件首先提出来的，党的六大明确提出“争取群众是党的现时的总路线”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年)》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14页。的论断。那么，这两个论断能不能理解为提出了群众路线呢？应该说完全可以。

先来分析“路线”的问题。在党的六大的提法中，明确使用了总路线的概念，总路线当然就是路线问题。那么，什么是路线呢？路线是指总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指导方针，因而可以称之为“总路线”“根本路线”“基本路线”等。路线问题，涉及在思想、政治、组织方面作出总的、重大的决策，也就有相应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无论是党的总路线、根本路线、基本路线，还是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根本方针、基本准则。党的六大开始把关于群众的问题与路线联系起来，这与党的六大之前只是单纯地议及“群众工作”“群众运动”的提法大不一样。这表明，此后党所开展的群众工作、群众运动，是要在路线的指引下发展的；作为根本的方针、基本的准则，它是党的每一个党员和干部都要遵守、践行的。由此，党的六大就使过去的群众工作、群众运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在认识上有了质的提升和飞跃。

再来分析“争取群众”的表述问题。党的六大把争取群众和路线联系后，即形成了一条“争取群众……的总路线”或者由李立三简化说出的“争取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的提法，本身不就是一条“群众的路线”或“走群众的路线”吗？进一步说，要对群众路线概念进行通俗的解释，不就解释为它是一条争取群众的路线，或发动群众的路线、依靠群众的路线吗？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争取群众的路线，包含着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等内涵。因此，党的六大提出，“争取群众是党的现时的总路线”，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将它概括为“争取群众路线”，这与《九月来信》中群众路线的提法和含义是完全一致的。从概念的角度看，“群众路线”比“争取群众是党的现时的总路线”与“争取群众路线”都要来的精炼、简洁。但是，这个概念确实源自党的六大，是党的六大首先提出来的，只不过在此之后，这一概念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完善。

毛泽东对党的六大有一个很好的评价，他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5页。从这段话看，毛泽东认为，争取群众是党的六大确定的路线问题，党的六大把这样的路线树立起来了。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找不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籍中也找不到这个词。群众路线的德语Massen linie、英语Mass line、法语Ligne de masse、俄语Массовая линия，都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因此，应该肯定，党的六大上提出的群众路线概念，是集中了全党智慧创造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二、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于何时

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究竟形成于何时？一些研究党的群众路线百年发展的文章认为，是在党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之后，才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从党的历史文献看，1926年(此处原文有误，应是1928年，笔者注)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首次提出并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概念。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这一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从萌芽萌发到概念确立的时期，既是党发展壮大的需要，更是党的工作开展和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9)杨金卫：《党的群众路线的百年演进及其历史经验》，《东岳论丛》2021年第2期。，由此开始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一些研究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发展史的专著也认为，《九月来信》提出了各项工作都要“经过群众路线”、一切工作“经过群众去执行”这样的概念性认识，并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后，标志着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群众路线此时“已经初步形成”。(10)罗平汉主编：《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发展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43-51页。

在人类思想史上，某种理论和实践的产生先于概念的形成，是常有的事。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如此，它是先于群众路线的概念出现的。笔者认为，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走向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形成了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认识，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的群众路线，标志着党从理论和实践上第一次开创了群众路线。但在上述提及的文章和著作中，却没有论述与肯定井冈山时期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在此，有必要稍加分析井冈山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如何形成生动的群众路线理论和实践。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起义失利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至1928年2月，在茶陵、宁冈、遂川三县先后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其中，1927年12月28日成立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1928年5月20日，在武装割据顺利推进的局势下，湘赣边界党的一大在宁冈茅坪召开，成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范围内地方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任书记。会后，高于县一级苏维埃政权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成为根据地内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主席。

井冈山根据地开创时期，党和红军面临诸多困难，甚至是无法生存的困境。湘赣边界的群众长期受到军阀骚扰，常年饱受战乱之苦，还时刻面临土匪威胁，生活困顿，精神疲惫，苦不堪言。加之受到反动宣传，导致对共产党产生误会，红军每到一个地方，百姓纷纷躲藏，到处冷冷清清。更有甚者，他们把共产党当敌人对待，当土匪打。此外，湘赣边界存在土客籍矛盾、中间阶级问题复杂的问题。边界有一部分人，是地道的本地人；另一部分人，则是由中原及其他地方迁来此地落户生根的人。这两类人在语言习惯和风俗观念方面都不同，在土地、山林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长期互嫌互怨，造成了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贫农对待革命犹豫不决、飘忽不定，而中间阶级易受白色恐怖迷惑，一遇白色恐怖加重就立即反水，贫农阶级就成了孤军。湘赣边界的客观情况，决定了党和红军要在此生存下来，创建根据地，就要开展艰苦细致深入的群众工作。只有争取群众，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党和红军才能够立足，进而得到发展和巩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开辟了群众路线，开创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取信于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保护群众利益，才能在群众中扎下根来。在秋收起义失利之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由起义前的5 000多人仅剩下不足1 000人。而到了永新三湾村时，老百姓由于不了解红军是什么样的队伍，就都跑到山里躲起来了。毛泽东当即要求部队战士分头上山去，向群众喊话，宣传红军不是什么军阀土匪，而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村民们尽可以安心地下山回家。于是，一些胆大的村民下了山，看到红军说话和气，见面叫“老俵”，也不抢不砸，心中就都消除了疑虑，回过头来上山，喊大家回到了村里。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要想在井冈山立足、站稳脚跟，就要得到当地绿林出身的袁文才、王佐两位“寨主”同意，而袁、王二人则时刻戒备和提防红军上山夺取地盘。当时，红军中也确实有人曾提议以武力解决袁、王所部。毛泽东坚决反对动武，主张应采取积极改造的方法。毛泽东先是会见了袁文才，说服了袁文才，解除了他的疑虑，并由他去做王佐的工作。红军在井冈山“安家”后，开展了湘赣边界的游击战。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看到部队中一些战士拔取老百姓的红薯充饥，为防止此类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再发生，毛泽东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筹款子要归公；第三，不拿农民一个红薯。后来，又制定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毛泽东对战士们讲了这样的道理，我们要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完全体现了党要密切群众关系，保护群众的利益。

二是注重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群众疾苦，对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毛泽东来到井冈山后，先后在酃县、宁冈、永新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1927年11月写了《宁冈调查》，1928年春写了《永新调查》。毛泽东通过这两个调查发现，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阶级对人民群众的血腥统治和横征暴敛，造成了边界人民挣扎于苦难深渊。毛泽东还发现，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边界土地占有情况极不合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1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页。。而地主占边界人口不到5%。农民最迫切、最大的需要就是获得土地。毛泽东在掌握了边界的土地状况和倾听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后，就马上领导制定并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随后，党和红军发动农民，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巩固了根据地的发展。

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永新困敌”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成功事例。1928年7月中旬，永新军民在毛泽东的率领下，用四面游击的战术日夜骚扰、袭击敌人，使本来准备“清剿”红军、集结于永新的国民党军队，成天缩在县城附近不敢妄动一步。而此时的红军主力已开往湘南，只有红三十一团留守在永新。毛泽东和永新县委一起，多次召开群众大会，依靠永新全县群众，把敌人弄得惶惶不可终日，红军和永新人民群众把国民党军队围困在县城长达25天之久，充分显示了人民游击战争的巨大威力。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还必须服务群众，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粮食喜获丰收，当地老百姓邹老倌恰在这时病倒了，因他的儿子参军去了，媳妇在红军医院帮伤病员洗衣服，他家的稻田无人收割。陈毅发现邹老倌的田谷还没人开镰后，立即组织红军战士进行抢收，不到半天时间就把他家的三亩多田的稻谷收割完了。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了老百姓，使他们懂得了红军是天底下最好的军队，红军是真正地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为群众谋利益。

四是不脱离群众，随时开展群众工作，虚心向群众学习，问计于群众。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后，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即红军部队要完成三大任务：其一，人人要会打仗；其二，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其三，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要当战斗员，又要当宣传员、组织员。于是，红军把在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在一起，三至五人编成一组，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毛泽东也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到一个草林的地方，以班排为小队，开展调查研究和宣传组织工作。开展群众工作的活动，不仅是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而且更是一次党的干部和战士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机会，当时，毛泽东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指出：“‘分兵以发动群众， 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1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04页。毛泽东的这一段论述揭示了，要把开展群众工作和打仗结合在一起，两者都是很重要的，要随时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同时，毛泽东提出的脍炙人口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也是在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问计于群众后得到启发的结果。

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开创的群众路线，是在党还没有提出群众路线概念的情况下，根据土地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开展探索的结果，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此时已经形成。这说明了，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是先于概念而产生的。

三、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应该怎样表述

目前，国内理论界关于什么是群众路线，亦即群众路线的含义，一些专论群众路线问题的理论著作一般表述为：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树立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政治观点，一是掌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13)杜李编著：《论群众路线》，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页。。又如，“群众路线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另一方面，它是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4)李春会：《群众路线理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5页。。这样来阐述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当然是有党的文献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历史决议》把群众路线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明确阐释了什么是群众路线的问题，“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3页。。

然而，这些对群众路线科学内容所作出的定义式阐述，只是《历史决议》中关于论述群众路线一大段话开头的四句话。《历史决议》紧接着对群众路线作出了系统、完整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任何敌人最终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他还指出，领导群众进行一切实际工作时，要取得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3-164页。

虽然《历史决议》对“什么是群众路线”作出了精当的四句话解释，但是理解党的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却不能局限于此，因为《历史决议》对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这些论述，又是主要根据毛泽东本人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和《论联合政府》中对群众路线的论述归纳出来的。

毛泽东认为，党的群众路线既是一个思想理论体系，又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开始把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从哲学认识论出发，对群众路线作了全面分析。毛泽东阐述道：“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这样的认识论，要求“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18)《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7页。，“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19)《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0页。。在这里，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观点和主张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联系起来，既把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具体化为带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领导和工作的基本方法，也使群众路线的理论化进一步加强。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制度联系起来，民主集中制遵循的是体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和“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是既实行民主又实行集中的过程，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生动运用。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的这些重要论述，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群众路线具有三层基本含义。

第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两句话包含着“两个群众”，其根本要求是，要以群众为中心，围绕着群众要有一个“来”和一个“去”，“来”是为了把群众的意见带回来、集中起来；“去”是为了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使群众行动起来、坚持下去。

第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两个结合”，是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只有实行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才能有效反对官僚主义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

第三，“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两个再”，将是“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无限循环、不断提高，揭示了共产党实行群众路线是永无止境、永不停歇的，党只要存在一天，就要坚持和实行群众路线一天。

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又一次系统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2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1095页。毛泽东在这里强调“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两个一”进一步充实了群众路线的含义，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2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2页。“一切为了群众”作为群众路线的出发点，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中不要高高在上，要尊重群众意愿，耐心做群众的工作，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群众。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2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6页。在党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中，毛泽东把人民比喻为上帝，指出：“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2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2页。毛泽东在这里强调的“依靠人民”“相信人民群众”“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上帝是人民”，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一切依靠群众。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述的“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观点，构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又一个基本含义。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成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根本上解决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问题。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最后部分，指出了对全党同志进行群众路线教育的重要性，“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25)《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5页。。在这里，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要避免和反对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的错误，要坚持实行群众自愿的原则和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

由上可知，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完整论述了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并且形成了严密的思想逻辑和理论结构。

1.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即“两个一”，这“两个一”也可以简洁地表述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2.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即一“来”一“去”)；

3.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即“两个结合”)；

4.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即再“来”再“去”)；

5.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要坚持实行群众的自愿原则和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即“两个原则”)。

据此，笔者认为，理解和掌握群众路线的思想内涵，如果只讲“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只表达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科学内容中的两层含义，这是不够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决议》基本精神的。应该按照毛泽东本人和《历史决议》的论述，从以上所述的“两个一”、一“来”一“去”、“两个结合”、再“来”再“去”、“两个原则”这五个基本方面，恰当表述群众路线的科学内容，即：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领导和群众、一般和个别的相结合；在群众中检验正确与否，以便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实行群众自愿和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