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东

一、引言

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美国文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的思想是论者关注的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对该文论家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理论中的道德、政治欲望与《政治无意识》中的乌托邦主义，〔1〕他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特征，〔2〕他整体理论中的乌托邦主义研究和“反—反乌托邦主义”，〔3〕以及作为他的理论支点的深层历史、叙事与符码转换〔4〕等方面。这些主要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深化了我们对该著名文论家的理解。从目前发表的论文看，论者尚未论及他的理论与巴赫金思想的关系。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曾提及巴赫金的对话思想，表达了自己对于对话的对抗性的看法。把巴赫金与詹姆逊的对话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二者的不同之处和詹姆逊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巴赫金思想的回应。本文主要是对两位文论家在对话思想方面的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以揭示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二、巴赫金和詹姆逊对话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区别

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充分肯定巴赫金思想的启发性。他在论及吉辛的实验小说的语言环境时曾提到，读者需要依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理解吉辛小说中把“表达解作他者的语言环境”。〔5〕同时，他也提到自己与巴赫金在对话理解上的不同之处。“由于巴赫金（和伏罗希洛夫［Voloshinov］）本人关于这个领域的著作是相对专业化的，主要聚焦于狂欢或节日的异质性和爆炸性的多元主义……因此，有必要附加这样一个条件，即正常的对话形式本质上是对抗性的，阶级斗争的对话是共有符码的普遍统一之中两种对立话语之间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