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雨斐

“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是美国文艺理论家、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的重要理论之一，发表后在英美学界具有相当分量，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与新思路。在中国学界，陶家俊《萨义德“旅行理论”观的启示——纵论理论旅行模式及批评主体性》（2008）一文指出，萨义德的理论暗合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空间生产理论，后殖民理论家阿贾兹·阿哈默德（Aijaz Ahmad，1932—）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1942—）的研究正是对萨义德“理论旅行”说法的印证。此后，以萨义德“理论旅行”为主题的相关讨论主要有朱维《萨义德“旅行理论”中“情境—批判”论辨析》（2010）、汤拥华《理论如何旅行》（2011）、周云龙《作为理论的“理论旅行”——萨义德逝世十周年纪念》（2013）、黄丽娟与陶家俊《论萨义德“理论旅行”的批评实践观》（2016）、汪罗《萨义德的“理论旅行”与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省思》（2020）等论文，并有以此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唐佳《萨义德“旅行理论”探析》，西北大学，2012），说明萨义德的这一说法日益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近年亦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理论旅行”作为研究理论跨文化传播的切入点与关键词。“理论旅行”何以成为一种理论研究的范式？本文以萨义德的两篇理论文本为中心，结合他以及当时其他理论家的有关论述，分析其作为一种“理论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一、理论变异的合理性与理论的自反性

萨义德对此一理论的首次完整论述《理论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文被收入1983年出版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指出“正像人们和批评学派一样，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并言明文章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即“某一观念或者理论，由于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它的说服力是有所增强呢，还是有所减弱，以及某一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理论，在另一历史时期或者境域中是否会变得截然不同”。〔1〕1994年，时隔十余年，他又发表《有关理论之旅行的重新省思》（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一文，对先前的论述进行了重申与补充，将目光扩展到那些在阅读了原初理论后有意识地选择了背离式发展的“脱位”现象，称之为“理论越界”。

在两篇文章中，萨义德以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中对“物化”现象的分析所衍生的“主客体之间的调和是可能实现的”这一哲学观点作为原初理论，详细描述了其在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1913—1970）、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 1921—

1988）、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弗 朗 茨·法 农（Frantz Fanon，1925—1961）等人的批评实践中如何发生了演变，也就是“旅行”的过程。同为卢卡奇理论的阅读者与接受者，这些批评家对卢卡奇理论的态度有所不同：戈德曼、威廉斯属于正向的接受，阿多诺、法农则以反叛的姿态。因此，“理论旅行”有着正向与逆向两种模式。

在萨义德看来，卢卡奇的理论“起源于作为心智与主体之间的一种不可还原的不和谐”，〔2〕是对政治秩序作出的有力响应和反叛，意在“对物化以及物化赖以存在的整个资产阶级制度造成毁灭性的威胁”。〔3〕而当卢卡奇的哲学理论被戈德曼、威廉斯等文学批评家付诸实践时，理论对政治现实进行反叛的初衷及批判力度有所削弱，不再强调“理论意识与物化现实之间的一个反讽性差异”，〔4〕从而变得温和。戈德曼在《隐蔽的上帝》中借之分析悲剧，将主客体之间的彼此调和转换为“世界图景与17世纪末法国穿袍贵族那不幸情境之间的一种悲剧性的相通”。〔5〕威廉斯则站在卢卡奇和戈德曼的肩膀上，进一步将之引入文化研究中，如在《乡村与城市》中，他以此剖析居于主宰地位的社会制度的局限及“对于主宰的反动的诸项取舍”，并以约翰·克莱尔的诗歌为例，指出当他的田园诗歌与市场剥削制度发生冲突时，转向使用“新的大自然的绿色语言”，〔6〕从而减弱了二者之间的冲突。戈德曼也好，威廉斯也罢，两个批评家都是站在追随、支持卢卡奇理论的立场上展开批评实践的，但此时他们所标举的理论，已不再具有卢卡奇最初的鲜明的反叛性。

另一方面，萨义德将目光投诸卢卡奇理论的对立面。他首先留心到阿多诺将主客体辩证关系运用到了音乐批评领域。阿多诺以作曲家与听众分别对应主体与客体，批评音乐的媚俗与商业化倾向，提倡音乐的曲高和寡与孤独感，反抗工业社会与大众文化，认为二者间是一种“永久的不和谐”，同时也意识到，“无人理会的音乐就像一颗无力的子弹坠落入空荡荡的时间之中”。〔7〕萨义德认为，阿多诺反对大众音乐，推重勋伯格不轻易迎合听众的新音乐，并强调“只有中间之路不通向罗马”，〔8〕正是对卢卡奇的主客体“同一性”主张的反叛。此外，萨义德还关注到后殖民主义派批评家法农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转化为殖民宗主国与被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在《地球上苦难的人们》中，法农将卢卡奇原本完全针对欧洲内部阶级的话语转变为对欧洲与非欧洲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认为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暴力并不是“调和”两者之间对立关系的方式，殖民地的本土文化也不是作为客体而是作为主体来对抗“闯入”的欧洲文化。萨义德认为，法农的观点同样也是对卢卡奇“同一性”理论的质疑。

可以看到，无论是正向接受还是逆向发展，萨义德都没有将戈德曼等人对卢卡奇原初理论的借用、解读、释义视为谬误。在他看来，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发生变异是不可避免亦不可缺少的：“理论和批评中所流露出的去神秘化、去神圣化、去中心化是始终不会结束的。因此，理论的关键就在于旅行，超越桎梏，迁移到他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继续流亡。”〔9〕他不仅认为可能出现的变异不应成为我们拒绝接受“旅行后的理论”的理由，且这种“创造性的误读”恰恰是使理论得以保持生命力、避免坠落进“理论的陷阱”的关键。

与萨义德基本处于同一时代的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1944—）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曾提出理论可被视作一种“文学类型”，并指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从哲学殿堂里学术性最强的问题到人们以不断变化的方法评说和思考的身体问题，无所不容”。〔10〕卡勒的这一论述不仅强调了理论的跨学科性，而且将理论著述归入了文学作品的范畴，这样，理论就不再只是一种辅助研究的工具，而是可以被视为一个与其他文类相区别的整体，即一个独立的“文本”。卡勒在论述文学作品的本质与特性时，曾反复使用“自反性”的概念。“自反性”的说法指向一种自我缠绕、自我反思与自我重构，作品如同一面镜子，既呈现了被照出的事物，亦照见了正在照镜子的事物。

萨义德的观点与卡勒不谋而合。萨义德“把理论看成是来自一种存在的需求的东西”，〔11〕自称“对材料的兴趣远甚于对理论的兴趣”。〔12〕比起理论的抽象性，他更为关注的是理论建构的过程。萨义德对理论“向着历史现实、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彰显这些从释义领域之外或刚刚超出这领域的日常现实中汲取出来的具体事例”的期许，〔13〕对批评家“抵抗”工作的强调，也显示了他对理论“自反性”的重视。

二、影响理论变迁的“情境”：历史语境与批评家的主体意识

在对“理论旅行”所带来的变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进行肯定之外，萨义德所关心的另一问题是，这些变异是如何发生的。他既关注理论的历时性演变过程，也重视共时状态下理论在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呈现方式，以及影响理论变迁的诸多要素。

“情境”（Situation）一词常见于萨义德的表述中，也是他所认为的影响理论变迁的关键：“把卢卡奇和戈德曼相互衡量时，我们也在认识理论在何种程度上是对某一特定历史和社会情境的反映，而智识工作则是这情境的一部分。”〔14〕对“情境”的强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反映论，萨义德反对以“决定”来描述情境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而是以之为理论发生变异的“首要条件”：“我并非想指出，布达佩斯和巴黎决定了卢卡奇和戈德曼所生产的理论类型。但我的意思的确是说，‘布达佩斯’和‘巴黎’是不可还原的首要条件，它们提供了局限并且施加了压力，对此，他们之中的每一作者，即使有其才华、偏好和兴趣，也要给予回应。”〔15〕这显示了萨义德作为理论家在措辞上的严谨，也表明他所标举的“情境”，既包括历史语境，也包括批评家的主体意识。他说：“卢卡奇是作为一场斗争（为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的参与者提笔写作的，而戈德曼是移居国外在索邦大学任教的史学家。”〔16〕历史语境从20世纪初正值社会剧变的匈牙利转换到20世纪中期的学术界（不管是索邦大学还是剑桥大学），势必会为主体—客体辩证法理论从一种带有革命意识与政治色彩的话语转变为相对温和的学院式话语提供动力，这也是萨义德探究威廉斯、戈德曼批评思想与卢卡奇原初理论之间存在距离的原因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不过，戈德曼与威廉斯所处的历史语境基本相似，两人对卢卡奇理论的应用与发展却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则还要考虑到两人个性与智识之间存在的差异。萨义德批评戈德曼过于拘泥于理论的“文本性”与“封闭性”，其后期的著述里具有“可悲的重复性”，并没有将之转变为批判的实践，使之如卢卡奇的认识一样，“走向权力和机构的真实世界”。〔17〕与之相对，他赞赏威廉斯作为“反思的批评家”，意识到了在对理论加以应用时可能存在的陷阱：“如果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运用这一理论的话，一种突破就会变成一种陷阱。”〔18〕

再看萨义德对阿多诺与法农的分析。他认为，同样将卢卡奇的主客体的“同一性”理论发展为标举“不妥协”的理论，二人对卢卡奇理论的批判接受、在其中加入新的成分，因各自所处的特定“情境”而产生差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将维也纳的十二调性音乐等同于阿尔及利亚对法国殖民主义的反抗：即使对一个能言善辩的人来说，这种悬殊也太不可思议了。”〔19〕萨义德指出，阿多诺置身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旋涡之中，反感文化的机械化生产与艺术的庸俗化倾向，因而他的反抗表现为先锋艺术对大众文化的排斥。另一边，法农身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之中，眼见法国与其殖民地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因而他的文化批评意在强调“自我”与“他者”、“边缘”与“中心”的对抗，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这意味着在前文已述的时间因素之外，萨义德还关注到了空间性差异在理论旅行中的作用，留心理论对区域、国界之间的跨越。

与之相伴的，萨义德也意识到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对学科界限的跨越：从卢卡奇的政治哲学，到戈德曼、威廉斯、阿多诺、法农等人的文学社会学与文化研究，理论被运用于具体的学术研究之中，与不同的现实语境产生关联并作出回应，这也符合萨义德打破学科壁垒以及理论走出学院式教条的学术理念：“人文主义者的任务不只是占据一个位置或空间，也不只是简单地属于某个地方，而是同时成为某些通行的观念和价值的局中人和局外人，无论它们是我们的社会，别人的社会，还是另外的社会中的问题。”〔20〕

作为理论家，萨义德并不赞成在理论周围筑起壁垒，与外界加以区隔，使之成为“独断”的教条。尽管萨义德从不掩饰福柯权力理论对他的影响，甚至他对理论建构过程的思考，本身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学”，但他还是不无担心地指出“福柯的理论已围绕它自身循环了一周，构成了一片独一无二的疆域，把他自己和别人都一道禁锢在了里面”。〔21〕换言之，真正对理论进行伤害的不是理论的变异，而是理论的原地踏步，拘泥于文本而不能走出文本，以致最终丧失生命力。因此，萨义德关注理论的“越界”，探讨“情境”诸要素可能给理论变迁带来的诸多变化，也意在提示理论发展与研究过程中可行的进路：“聪明的做法则是用适合于我们所处情境的方式，来提出有关理论和批评的问题。”〔22〕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理论并非只能被刻板地挪用到不同的“情境”之中，也应主动根据“情境”进行自我调整，而这就是理论家与批评家的工作了。

三、作为前文本的理论与批评家的“现世性”

萨义德对批判与反思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对原初理论的忽视。除两篇专文之外，1996年，萨义德在高杰特大学接受昔日学生薇思瓦纳珊的公开访谈，再度谈及“理论旅行”这一问题，其中提到在理论被挪用之后，“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试着从那个早先开始的方式来了解它”。〔23〕这一观点在与他初在学界崭露头角时所标举的“开端”（Beginnings）遥相呼应。在其早年的著作《开端：意图与方法》（1975）中，萨义德讨论了与“起源”（Origin）相对立的“开端”这一概念，并指出“对于批评家来说，开端就是重构并且赋予知识以生命，知识不是已完成的结果，而是‘某种有待完成的东西，是一桩任务、一项研究’”。〔24〕这便不难解释萨义德缘何会在两篇探讨“理论旅行”的文章中使用相当的篇幅重述卢卡奇的理论，而不是只剖析“旅行后的理论”。萨义德早已指出，“开端”与“起源”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在于：“‘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以及有特权的，而‘开端’是世俗的、人造的、不断得到检视的。‘开端’这一概念或某些类似的概念，对晚近的批评作品中许多相关内容而言已经具备赋能性。”〔25〕因此，卢卡奇的理论虽然只是一个引子，但这一“开端”，却是我们分析理论旅行过程的前提。在理解原初理论的基础上，理论的再创造才有了合理性与可能性。如此观念及其论证方式，足以在方法上启发我们，在理论旅行的过程中，新语境下对先前理论的解读者与借用者，同时也是新理论的缔造者，而每一次变异所产生的新理论，都是一个新的“开端”，都有其自在的“意图”。

萨义德一直强调批评家的“现世性”，认为文本一旦写定，就是“过去的整体式”，但批评家的职责，并不是对文本的重复论述，从而沦为文本的附庸：“批评与其说是被无声的过去所界定，并由过去命令它在现在言说，毋宁说批评是其阐述过程中的现在，是其努力争取界定中的现在。”〔26〕换言之，批评家对文本的鉴赏与解读，总是不可避免，也应当带有当代的眼光与立场。运用一种理论框架对文本进行解读，是西方文学批评的显著特色，萨义德并不否认这一点：“没有哪种解读是中性的或者是天真无邪的，同理，每一文本和每一读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论立场的产物，而无论这种立场可能是多么含蓄或者无意识。”〔27〕而他想强调的是，批评家应当带着批判意识运用理论，“对理论提出抵抗，使它向着历史、向着人类需要和利益开放”。〔28〕基于对理论的如是看法，萨义德主张的是批评家将已有的理论作为一种“前文本”对待。

诚然，萨义德的论述中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在论述法农对卢卡奇主客辩证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时，曾提到在法农将关注点从加勒比海地区转向北非进而出版《地球上的苦难者》期间，有两个重大事件，其一是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另一个则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法译本出版，但萨义德在表述后者时一再表示“我推测”“我再次强调，我并不确定”。可以看到，相较于卢卡奇—戈德曼—威廉斯这一有着更为确凿的证据的理论旅行轨迹（戈德曼是卢卡奇的学生，而威廉斯曾聆听过卢卡奇的演讲），卢卡奇—法农这一旅行路径似乎并不是那么有迹可寻。〔29〕因此，法农是否真正受到卢卡奇的影响尚未可知。萨义德关注到批评家与理论家之间的“互文”，以卢卡奇的理论作为法农的文化批评的前文本，这一研究思路固然有益于探究理论的张力，但这一分析是否符合理论家一直以来所标榜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讨论。

另外，出于自身流亡者的身份，萨义德的“现世性”关怀中始终对政治语境投入较多关注。这作为个人兴趣与批评风格固然无可厚非，也对理论的开放性这一问题别有见解，但正如萨义德所认识到的卢卡奇理论极端化的后果一样，当后代批评家与研究者在运用萨义德的理论时，如果对“现世性”原则可能存在的问题不加以警惕与节制的话，比如过于强调政治语境对理论发展的影响，以至于遮蔽了理论在学术史发展进程中自在的发展规律，或者在从事批评时忽视了文本的“文学性”，同样有可能落入又一个“理论的陷阱”。

但总体来说，萨义德着眼于理论本身的演变，并且注意到理论之间的谱系关系，确有其洞见之处。萨义德对“理论旅行”的几度强调与阐述，主要是针对诸如形式主义批评与新批评等封闭式的“文本型”批评表示不满，期待批评家能冲破学院的壁垒，介入广阔的现实世界，“维护某种朴素的（或许正在减少的）对于人类共同体的信仰”，〔30〕这展现了他的批评格局与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一如他在《关于理论旅行的重新省思》一文的结尾中所展望的：“弄清楚理论从哪里来、它炽烈的核心如何在抵达这里的途中被再次点燃，是摆脱理论接踵而至所造成的失重状态，摆脱坚持正统者变本加厉的忿忿不平，摆脱我们时常对自己的主张所进行的不断辩护状态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一问题让人提神醒脑——也是另一场旅行，是二十世纪末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重要议题。”〔31〕“理论旅行”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作“理论之理论”，成为理论研究的一种方法论，也确实成了另一场旅行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