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军

贫困问题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问题，在不同时期，他对贫困问题的关注角度不一样。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视角考察人的贫困，认为人的贫困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劳动造成的，这种异化不仅造成人的物质贫困，还造成人的本质力量的贫困，进而引起人的完整的贫困。唯物史观创立之后，马克思坚持实践思维，剖析生产对于人类发展之重要性，强调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贫困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需要基于社会基本矛盾来观察和分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作为“通向《资本论》的思想驿站”，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思想，且因带有手稿的性质，能为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指引方向。

一、贫困的主体

如果从人与自然的角度来讲，将贫困问题归结为一种自然现象，它反映的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财富的客观能力，但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社会制度的组织能力以及社会创造的财富的情况不尽相同，因此，贫困问题不能任意跨越时代来随意谈论，胡乱比较，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从“当下社会发展的事实”出发，对贫困进行研究。在《手稿》中，马克思以贫困的主体和主体的贫困为双重逻辑，从理论上阐明了贫困问题的原因和结果、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

1.工资的平等及其实质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分析，认为贫困的主体表现为工人获得的是工资，即资本家支付给工人劳动力的货币，这种货币只是一种铸币，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物。“即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处于简单流通的关系之中，因而他得到的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1〕但是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工资的获得或雇佣劳动的交换过程，是一次简单流通过程，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平等交换，工人获得自己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获得工人劳动力的定时的支配权，是一次平等的交易。例如在亚当·斯密看来，工资是“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且他也意识到这种劳动价格的变动受“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对这种交换价格背后的不平等性予以重视。〔2〕反观马克思，他则极其重视，他认为这种不平等性是因为资本家支付给劳动主体的工资不是财富，而是维持工人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并且劳动主体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不是普通商品，而是一种特殊商品，资本家通过这种商品来生产财富，来保存和增殖自己的财富，这种交易不平等反映的就是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铸币，不是财富，但是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却是财富的来源。

资本家支付给工人工资，对于劳动主体来说，工资不是财富，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工资却是财富。马克思在《手稿》中从量和质的双重维度对工资做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只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这种工资是工人用来进行消费的，并且从商品交换过程来说，劳动主体以商品形式投入生产的最终结果也必然是以商品的形式来获得消费资料，即W-G-G-W。这一过程区别于资本家，资本家以交换价值投入生产，其最终得到的也是交换价值，即G-W-W-G。这样两种不同的结果恰好说明了同一生产过程对于劳动主体和资本家的不同作用，这恰恰反映了工资的辩证法。因此，工资只是铸币，不是财富，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存在物。工人获得工资，工资量的限定性决定了工资只能用来消费，没有或几乎不可能用来发展劳动主体的精神力量，以积蓄人的精神财富，实现人的本质发展。这种不同的结果表明，工资本质上来说，限定的不只是工人的生活方式，限定的更是工人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这种限定致使工人只能作为工人，而不能成为人，更不可能成为资本家。

2.工人致富的贫困结果

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活动，但是对于工人来说，劳动不是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3〕这就是说，由于工人将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转让给资本家，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本质上不归工人所属，却属于资本家。主体的劳动一旦被资本家掌握，主体的劳动结果也就和劳动主体本身没有太多关联，甚至工人劳动得越多，他反而越贫穷。“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中介活动。”〔4〕因此，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对于劳动主体即无产阶级来说，劳动不仅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反而是资本家奴役劳动主体的手段。资本家通过支付工资，不仅获得了工人定时的劳动支配权，而且还获得劳动所创造的财富。

针对这种情况，早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鼓吹资本家的发家致富是依靠勤劳和节约的美德，试图将勤劳和节约的美德也转到工人身上，让工人也试图通过尽可能的勤劳和无限制的节约成为资本家。对于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看法，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工人通过过度勤劳和无限制的节约是不可能发财致富的，它只能是让工人还是作为工人，只不过是工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度过各种风险时期，不至于被饿死，不至于丧失再生产自己劳动的能力。因此，尽管工人可以通过缩减开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支出，来使自己的工资退出流通领域，转化为财富，但是这只是一种财富形式，并不是财富本身，它终究还是一种铸币，逃脱不掉转瞬即逝的命运安排，也无法根本改变工人的命运，更没有改变工资的根本性质。工人致富的手段还可能通过尽可能的勤劳来获得，但是过分的勤劳本身也无法获得财富。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通例，最高限度的勤劳即劳动和最低限度的消费……只会是工人付出最高限度的劳动却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5〕因此，无论个体还是全体，尽可能的勤劳和无限制的节约，工人都不可能通过这种手段获得财富，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只能是贫困。

二、主体的贫困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主体的形式贫困，即贫困的主体，而且还造成主体的实质贫困即主体的贫困。马克思在《手稿》中，从资本逻辑的整体视域分析主体贫困的三重矛盾，劳动能力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性矛盾，这种前提性的分离造成主体自身和劳动能力之间的分离，主体成为资本保值和增殖的工具，这就形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性的矛盾。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来看，主体的贫困更是实质贫困，即工人物质和精神的整体性贫困。

1.主体贫困的三重矛盾

马克思认为，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构成主体贫困的前提性矛盾，这种前提性矛盾造成劳动能力和劳动主体本身的分离和对立。也就是说，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使得劳动能力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物，尽管它从形式上还不能脱离劳动主体本身，但实质上已经不属于劳动主体本身所有了，因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依赖，造成劳动能力只能转让给资本家，进而使其成为一种脱离且与主体相对立的存在物。正如他所说：“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6〕另一方面，“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7〕还造成主体成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不再是自给自足式的传统生产方式，只能是劳动主体以自己的劳动能力为商品来和资本家进行交换，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加剧了两者的矛盾。因为“劳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8〕

“这种分离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9〕因此，马克思从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分离的前提性矛盾，进一步分析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劳动能力为资本生产权力，为自己生产被资本家奴役的条件。正如前面所讲，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引起劳动能力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和对抗，这种分离恰恰说明了劳动能力只能属于他人，而不属于自己。这也证实了劳动能力和劳动本身的异己性，劳动能力被排除在劳动本身的控制范围之外，劳动能力的活动也只能是一种被资本逻辑控制的不自愿、不自觉的奴役活动。并且，这种分离为劳动能力和资本进行交换创造了客观条件，在交换中，劳动能力的价值表现为一种物化劳动的生活资料费用，劳动能力成为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成为资本逻辑运行的物质要素，转化为资本保值增殖的工具。在这一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

马克思从资本逻辑的整体视域，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必然造成主体的结果性贫困，主体最终获得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双贫困，即整体性的贫困。因为劳动能力和劳动客观条件的分离，导致劳动能力只是一种主观的存在，不和资本家交换，劳动能力就无法进行活劳动，也无法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而资本家通过这种表面的交换，获得工人劳动定时的支配权，也顺便获得了工人生产的结果，即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种方式，加大劳动主体从事生产的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以剥夺工人本身的劳动能力，留给工人的只能是主体能力的本质贫困。

2.主体能力的本质贫困

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从资本运行的整体逻辑视域分析主体贫困的三重矛盾，而且还从资本和劳动内部矛盾关系来分析主体的贫困，揭示主体贫困的另一个维度。他认为资本使得主体的能力成为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运动，诚如他在《手稿》所说：“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10〕主体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不仅是劳动能力，还包括劳动能力的创造性，一并都转让给了资本家。劳动能力在生产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为自己生产财富，而是为他人生产财富，不是为自己生产发展的权力，而是为他人生产控制和奴役自己的权力。因此，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绝不是一种商品的简单流通，主体在这一交换中丧失自己的创造力，成为资本实现自身逻辑的一种工具。

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使得主体能力成为一种单纯。因为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主体能力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他要获得现实的对象化活动，必须将自己出卖给资本家才能得以实现。一旦这一过程没法实现，主体的能力就是一种主观的存在，就是一种抽象，一种单纯。而从主体能力本身来讲，现代工厂的分工制也使得主体的劳动能力成为一种片面的存在，工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作为局部人出现，并没有谁能够作为一个总体工人出现。在机器化大工业生产中，主体能力更是遭到了剥削，工人的能力转接到现代化机器体系上，不是人操纵机器，而是机器操纵人，这种生产资料和生产主体的倒置也使得主体成为一种简单的机械化运动，成为机器的附件，成为没有生命活力的单纯主体。

马克思得出资本使得主体能力成为一种物质的结论。由于资本权力的需要，资本要实现自身的保值和增殖只能雇佣主体的劳动能力，离开主体的劳动能力，资本的运行是难以持续的。并且，只要劳动能力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就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物质。主体不再是人，而是一种物质。因为主体的价值只是表现为一种物的特殊使用价值，主体的功能和作用被资本大规模地控制，工人成为资本生产机器流水线上的一个普通的操作工，他们劳动的节奏和频率是由机器来控制和安排的，并不是由主体自身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的。这样的劳动就会成为一种物质，成为一种维系资本主义机器体系运转的一种特殊物质。并且，这种使用价值的价格是在进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了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决于主体物化劳动的生存资料的费用及其繁衍后代的需要。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及其狭隘性，都会导致主体不会按照人的要求来对待，只能是按照资本实现自己的价值诉求来控制人、奴化人，使其成为一种会说话的工具，沦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种物质要素，因此，主体的能力本质只能沦为一种贫困存在物，成为一种机械化的运动，成为一种单纯的抽象存在，成为一种没有了主体性的物质。

3.主体发展的贫困

资本运行整体逻辑的三重性矛盾和主体能力的实质性贫困，造成主体发展的贫困。资本作为一种二重性存在物，从它的“伟大历史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以往社会相比具有很多优越性，它变革了以往社会形成的各种人身束缚，它极大地解放了人的自由，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支配人的身体。这种自由的伟大作用，对于促进社会政治进步、推动社会革命、摆脱封建王朝政治统治，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由是虚假的，因为尽管劳动主体可以自由进行交换，但是交换的成果却在貌似平等的工资中转化成为资本获取自己财富来源的合法工具。通过这种交换自由，主体在资本的驱使和奴役下，大批大批地进入工厂，遭受当代科技知识的创造物——规模巨大的机器体系的操控。人的自由最终成为资本权力运行的一种工具，而没有成为人本身的真正自由。

马克思认为，从生产的结果看，资本剥夺了主体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自由交换的直接结果就是资本获得了财富增殖的手段，劳动主体获得的却是贫困。劳动主体一旦按照商品进行交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会按照商品人来进行生产，主体的需要也就会成为一种商品的需要，成为资本家增殖的需要。而资本的狭隘性使得人的需要只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它没有给人提供发展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这种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剥夺，使得人难以获得发展，主体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主体的发展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上述资本造成主体的整体性贫困，必然会使主体丧失发展能力，成为世代贫困的存在物。主体在资本控制下成为维持资本运动的一种力量，成为一种丧失自我的存在。主体虽然在形式上是主体，但实质上已经不具备主体的条件。为此，马克思从资本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指出资本的存在本应该是为了劳动主体的发展，但实际上资本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将劳动客体化，资本主体化，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资本一旦成为主体，劳动就只能成为客体，成为资本操纵的对象，成为没有发展能力的物质，成为资本逻辑作用下的一种商品，成为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异化存在。资本的这些狭隘性，使得主体只能成为一种世代贫困的存在物，成为一种没有发展能力的客体。

三、贫困的出路

正如雷蒙·阿隆曾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中所说：“马克思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对抗性的社会，这一制度的所有基本特征都是由此而来的。”〔11〕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是马克思《手稿》中的核心范畴，要摆脱贫困的主体和主体的贫困，就要以这两者对立为切入点，以此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事实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摆脱贫困的政治构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共产主义界定为“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2〕主体的发展要摆脱贫困，也必须破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

1.破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使人的生产真正为了人

要破除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使得人的生产是真正为了人，为了主体的自由发展。资本曾经在历史上对争取人身自由，摆脱传统社会的宗教束缚、伦理束缚、政治束缚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资本的狭隘性，对主体不仅造成了形式贫困，还造成了实质贫困。实现主体的自由发展，摆脱能力贫困，就要使社会制度成为推动个人能力全面发展的有效制度，破除资本逻辑的狭隘性。

为此，马克思变革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对财富的看法，不再仅从事物的客体尺度来衡量社会发展的财富，而是更加注重财富的主体尺度，即注重生产财富的源泉，主体本身的能力建设。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他就“按照人民能够实际享有的生活和他们实实在在拥有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13〕主体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对立的形式，这种对立一面表现为财富的占有的对立，工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主体，没有获得财富，获得的是贫困，另一面又表现为主体能力与资本的对立，主体能力在现代化的机器体系的生产中，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发生变化，不再是生产工具的操作者，而是外在于生产过程，人的知识、能力转嫁到机器体系上，机器体系作为生产过程的主体出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主体能力的浪费，在未来社会只有改变这种生产的倒置，才能激发主体的创造性，推动主体摆脱贫困。

2.破除资本和劳动对立性，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

要破除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性，马克思认为就要使社会真正成为人的社会，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人。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单个的人来说，社会生产关系被分裂为两极的对立，一极是占有绝大多数财富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正是这种阶级之间的对抗，造成社会发展同个人的对立。“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有限的基础进行出发的手段。”〔14〕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于人的，工人并没有很好地融入社会，社会创造的财富，社会形成的组织关系，社会的生产过程，都不是为了人本身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单纯的商品经济，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被现实的价值载体货币所取代，社会交往的丰富性被资本目的的狭隘性所代替，未来社会只有克服社会和个人的对立性，才能实现人的发展。

综上，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同以往社会相比，无论是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还是社会的知识力量，都比以往社会要多得多。但与此同时，它也创造了许多人的贫困。社会创造的文明被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则遭到这种文明的奴役。工人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却被排除在这些文明成果享有范围之外，并且他们还得接受这些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奴役和精神奴役。马克思正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一种全新的人类视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平现象，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应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将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用到每一个人身上，从而能更加注重人的自身能力的发展，激发人的创新性，为社会摆脱贫困，实现发展奠定基础。

四、当代启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首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的百年脱贫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摆脱贫困“创造了根本政治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们“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我们党“着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取得巨大成就。〔1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高度重视脱贫工作，已取得全国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胜利的取得，离不开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更离不开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体贫困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1.发挥制度优势，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就在于中国形成独具特色的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体贫困理论，这种坚持和发展首先表现在制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保证。其间，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形成一系列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这种制度优势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摆脱了那种仅仅以资本增殖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政治优势，集中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扶贫，以上率下，上下齐心。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倡导东西部协作扶贫，省市县各层面结对帮扶，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开展行业扶贫，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扶贫格局和扶贫体系。这些经验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对马克思主体贫困理论的坚持和发展，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活力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体贫困理论。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这种主体既是物质文明创造的主体，也是精神文明创造的主体，还是创新实践的主体。创新实践，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因此，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一步提升人的内在驱动力。中国减贫实践，始终强调“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16〕的方针，重视教育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通过提升主体综合素质，进一步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在活力，实现贫困地区精神面貌的改变。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所强调的：“脱贫致富从直观上说，是贫困地区创造物质文明的实践活动。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17〕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于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来说，起着精神引领性作用。我们要坚持“两只手”的辩证思维，既要让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又要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内在精神的发展，让人的内在驱动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3.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体贫困理论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给予了彻底的批判，指出主体的劳动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运动，是一种有内涵和可能性的单纯，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体贫困理论，用发展的办法来消灭贫困，坚持精准扶贫这一制胜法宝，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大力发展生产力，破除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体制障碍，为全社会成员创造机会平等、程序公正、结果共享的发展机制，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在自己的努力下实现个人的追求和梦想。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难题的好方法，我们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美好生活，仍然要坚持好生产力第一的思维，坚持经济发展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基础性地位，以科技驱动、文化驱动、生态驱动、社会驱动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要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发展统一起来，不仅要以人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要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落到人身上，那种只要经济指标，完全忽视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同一性的做法，是本末倒置，完全不可取。因此，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之所以成功，就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为了谁发展和发展成果由谁享有的统一性，坚持以人的发展来促进人的自身完善，在激发人民内生动力和伟大变革的生动实践中，创造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