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正

《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如何解读这句话，学界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孔子这句话中有轻视女人的思想。最早从孔子这句话中，引申出有轻视女人思想的是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其后，北宋邢昺所撰《论语注疏》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注疏》历来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注疏，所以这一观点流传甚远，直至当代还被一些学者承袭和发挥。有学者说孔子在这句话中“骂尽了天下的女人”，〔1〕还有学者说孔子是男权主义的“强有力的推动者”，〔2〕更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承认孔子这句话是轻视妇女，便是“颠倒是非”。〔3〕笔者认为，孔子这句话并不是对所有妇女人格气质的泛泛评论，不含有轻视妇女的思想，而是针对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屡屡发生的宠幸之祸，所作的重要论断。为此，我们首先要追溯所谓孔子轻视妇女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披露这些观点赖以形成的依据，拂去蒙在历史文献上的灰尘，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孔子思想的原貌。

一、孔子轻视妇女说溯源

1.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阴阳五行说置“女子”于阴卑的地位

《论语集解义疏》是皇侃在广搜博采诸家之说的基础上为魏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解，但是皇侃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定男尊女卑的思想，从而将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解释引上了神学的迷途。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构建了阳尊阴卑的伦理观。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他又以阴阳分贵贱善恶，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又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于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推演，将“女子”置于阴卑、不善的地位。皇侃接受了董仲舒的观点，用以解读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他说：“女子、小人并禀阴闭气多，故其意浅促，所以难可养立也。”（《论语集解义疏》）皇侃将“女子”与“小人”并列，指出他们同样禀受了过多的阴闭之气，所以他们“难养”。“阴闭气”的说法也源自董仲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中说：“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古人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物质，但董仲舒赋予“气”以道德属性。他指出，阴气“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即认为阴气常处于封闭不流通的状态。按董仲舒所说“女子”属阴，“小人恶之属尽为阴”，都禀受了“阴闭气”，所以他们的性格气质“浅促”。“浅”，即浅薄无知；“促”作“急”解,“急”有偏狭、急躁之意。浅薄无知而又偏狭急躁，所以“难养”。皇侃接受董仲舒以阴阳定尊卑之说，所言“女子”当然是指女人整体。但是这个理解不符合孔子原意，孔子没有阳尊阴卑的思想。

2.邢昺《论语注疏》以人性论定“女子”人格于“无正性”

宋代盛行“性命之学”，邢昺即用“性命之学”解释孔子的这句话。他说：“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畜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无正性”的“性”，指人性、天性，是古代的一个哲学范畴，也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孔子曾言及“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孔子并没有赋予人性以道德属性。战国诸子皆言“性”：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但他们都认为人性之善恶是与生俱来的。至汉代，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解释人性之善恶，他说：“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将人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近之全善，是上品；“斗筲之性”，近于全恶，是下品；“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的性有善恶之说，对宋代“性命之学”有重要影响。宋代理学从“理”与“气”的关系论“性”，提出人具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差别，认为前者即“天理所赋无不善”，后者为“气禀所成，有善与不善”，是恶的根源。〔4〕邢昺说“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即“无善性”。所谓“皆无善性”，对“女子”而言，概括了所有女人，只有少数“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不在此论。邢昺以人的性别定人性之善恶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之意相悖，与他在《论语·阳货》“性相近”章中对“性”的解释，也不一致。在这一章中，邢昺说：“性，谓人所禀受以生而静者也，未为外物所感，则人皆相似，是近也；既为外物所感，则习以性成”。这种解释，基本符合孔子的原意。

3.张栻将阴阴五行说与性命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男尊女卑的妇女观

南宋经学家张栻将阴阳五行说与性命之学结合起来，解读这句话。他在所撰《癸巳论语解》中说：“女子阴质，小人阴类，其所望于人者常深，故难养”。他用“阴质”“阴类”为“女子”“小人”定性。“质”，即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性者，质也”。“阴质”，即阴性。董仲舒说：“阳尽为善，阴尽为恶。”所以“阴质”，即性恶也。“阴类”，即“小人”，与阴质的“女子”同类。张栻主张，人是由“理”与“气”合成的。“理”是纯善的，即所谓“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则有善恶之分。由于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之分、厚薄之差，禀受的浊气多者，即容易受物欲蒙蔽，因而所求于人者过多，成为“难养”的主要原因。张栻沿袭皇侃、邢昺的义解，将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与宋代的性命之学结合起来，加深了轻视妇女的观点。后来蔡节所撰《论语集说》和清代孙奇逢所撰《四书近指》，都是遵循张栻的观点解读的。

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新释

1.关键词语的内涵

“女子”概念外延很大，包括各种不同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的女性人群。所以，只有将这个“女子”放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的内涵。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女子”行为的表述和评价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便划定了文中“女子”人群的范围，即受君王宠幸的妃嫔。西周末年周幽王宠幸的褒姒和春秋时代晋献公所宠幸的骊姬，便是典型代表。

“小人”一词，在《论语》中出现20余次，其中有少数指下层百姓劳动者，如“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小人之德草”（《论语·阳货》）；有的指素质平庸、胸无大志的人，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多数是对道德缺失、人格低下者的贬称，赋予这类“小人”以伦理学的含义，如“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等。孔子又概而言之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即总括说这类“小人”为“不仁者”，亦即孔子所恶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巧言令色”。从《春秋》《左传》记事看，这类“小人”主要包括受到君王宠幸的男宠、外嬖和宫廷中的近侍、小臣等，亦即后世所称宦官之类。孔子对这类“小人”深恶痛绝，痛切地提醒人们要“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因为他们取宠兴乱，是一股政治势力，所以“难养”。宋代学者陈傅良也指出：“自古极治之世无他，唯人主亲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侧而已。”这正是针对这个“难养”的人群而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此外，“小人”还应包括教唆太子、庶子弑君作乱的太子傅、公子师以及少数恃宠乱政的大夫、权臣，如周幽王宠臣虢石父、鲁文公的执政大夫东门襄仲、鲁成公的执政大夫叔孙侨如等。

“近”字，古今注多释为远近、接近或亲近。但在春秋战国时代，“近”字还作宠幸解。《战国策·齐策三》：“齐宣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高诱注：“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韩非子》“费无极，荆令尹之近者也”的记载，陈奇猷注：“近，即近习。”《吕氏春秋·贵直论》：“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申生。”梁五、优施都是晋献公宠幸之臣，“近”是宠幸之意。春秋时代，卫国贤大夫石碏曾说：“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左传》鲁隐公三年）这句话道出宠而必骄，即“近之则不孙”的规律。春秋时代发生的多起“废嫡立庶”“杀嫡立庶”事件，都是君王宠幸“女子”与“小人”的恶果。

“难养”的“养”，有治理、管理的意思。《孟子·尽心下》有“养心莫善于寡欲”句，赵岐注：“养，治也”。又《周礼·疾医》篇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句，郑玄注：“养，犹治也”。孔子提出“女子”与“小人”难养，是对君王的提醒和警告，实际是提出一个加强“治内”，即加强后宫管理的政治性命题。孔子在这里所提的“女子”都是君王所宠幸的妃嫔，这句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盖女子每藉小人以揽外权；小人必藉女子以布内宠，人主防闲不密，多以无意而中之。”〔5〕所以，从西周开始重视“治内”，因为“王宫之内，妃嫔、奄寺杂处，其可以盗弄国柄者，指不胜计”。〔6〕但至西周后期，宗法制日趋衰弛，为“女子”“小人”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到春秋时代，这种乱象愈演愈烈，致使像晋献公这样号称一代枭雄的人物，也为宠幸“女子”“小人”，而蒙上杀子的首恶之名。又如齐桓公称霸一世，然而当其死后，尸骨未寒，易牙、竖刁竟然左右君位的废立。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具有提醒执政者加强“治内”的重要意义。

2.孔子批判性语言的风格特点

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他对历史或现实的思考，多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左丘明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评价孔子的“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是《春秋》和《左传》的共同特点，他说：“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7〕刘知几进一步将这种表达方法概括为用“晦”，可以收到“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的效果。刘知几的这些论断，足以概括《论语》的表达风格。中国古代很多学者深得这个要领，所以能从经典诠释中体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针对宠幸足以致祸的历史现象而发的。例如杜预将周大夫富辰讲的“女德无极，妇怨无终”一语，解释为：“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8〕显然，杜预是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解释《左传》中的相关语句。也可以说是杜预结合具体历史事件，表达了他对孔子关于“女子”与“小人”论断的一种理解。朱熹在解释《诗经·大雅·瞻卬》中“哲妇倾城”“时维妇寺”等句时，进一步挖掘深层的意蕴，说：“上文但言妇人之祸，末句兼以阉人为言。盖二者常相倚而为奸，不可不并以为戒也。欧阳公尝言：宦者之祸甚于女宠，其言尤为深切。有国家者，可不戒哉！”〔9〕清代学者陈奂则直接引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解释《诗经·大雅·瞻卬》中“时维妇寺”的“寺”字。〔10〕这说明，朱熹、陈奂都在诠释诗篇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深层含义。清代学者姜炳璋则更直接用孔子这句话，评论晋国的骊姬之祸。他说：“晋国之乱，至二十年。故女子与小人表里交缔，危国亡家之本也。”〔11〕当代学者史卫文在注译《诗经·大雅·瞻卬》篇时，从中感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的意思早在产生在西周时代的《瞻卬》《召旻》两诗中已有了表述。他认为孔子是《诗经》的厘定者，所以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番话，“除了有感而发，恐怕与《诗经》中这两篇也不无干系”。他认为，应该将两诗视为“古代对女子与小人的看法的渊源”。〔12〕当代学者毕宝魁认为，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句中的“小人”是指国君身边的宦官之类的人，如齐桓公身边的竖刁与易牙、卫灵公身边的弥子瑕和雍渠等。“女子”则指诸侯或卿大夫身边的妃嫔姬妾。〔13〕傅璇琮为之序称：其释“颇有创见，且合乎情理与人性”。

以上可见，古今众多学者在诠释古代典籍中，领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是一个政治论题，并不是对“女子”“小人”性格气质的泛泛品评，当然更不含有轻视妇女的偏见。

3.孔子以“善善恶恶”的道德规范评价“女子”“小人”

孔子有鲜明的是非爱憎，即爱“仁者”，恶“不仁者”。这和孔子所修《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宗旨是一致的。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以“礼”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尺，孔子对一系列违“礼”行为表达了“恶恶”之情，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恶勇而无礼者”（《论语·阳货》）等等。同样，孔子所说“难养”的“女子”都是“不仁者”，她们同“小人”相勾结，恃宠违礼，乱政败国。因此，孔子对她们“难养”的批评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裁判，而不是性别的歧视。他“恶恶”的另一面则是“善善”。孔子同样以“仁者”的情怀，对历史上或当代的知礼贤德或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女子表示了礼敬。如前述孔子赞扬的公父文伯之母，《国语·鲁语》中有八章记载她贤德知礼的事迹，其中有四章记载孔子对她的赞美之词。孔子还要求他的弟子将敬姜勤劳而不自逸的美德记载下来。可见，孔子对敬姜的尊敬之情。

孔子提倡并躬行孝道，也是他尊重女性的重要标志。他将孝道作为伦理观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又说：“夫孝，德之本。”（《孝经·开宗明义章》）孔子宣扬孝道，并身体力行孝敬父母。孔子关于孝道的理念和孝亲的事迹，在当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鲁国大夫孟僖子父子，他的弟子子游、子夏等都曾向他“问孝”。这样一位在当时被视为严守孝道的典范人物，怎么可能将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女性群体统统斥之为“难养”呢？杨义也指出：“孔子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即便有男尊女卑思想，也不会泛泛地说‘女子难养’的。”〔14〕所以，有的学者说“孔子骂尽了天下女人”，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悖于情理。

此外，《左传》作者本着“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宗旨，记述了春秋时代一系列杰出女性的事迹。其中有胸有韬略、不畏强敌、敢于决定君国大计的女政治家，如卫定公夫人定姜、芮伯万之母芮姜、楚武王夫人邓曼；还有心系祖国安危、维护宗国尊严的许穆夫人、秦穆姬、齐辟司徒之妻等；还有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介子推之母，以及激励晋公子重耳实现“四方之志”的齐姜，维护国家和个人尊严的秦之怀嬴、齐之杞梁妻等。她们都以自己的才华、智慧、胆略参与到当代的政治事件中，同男性一样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刘知几说孔子“遵鲁史之遗文”修《春秋》，“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史通·申左》）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有机会博览群书，包括鲁国史以及《郑志》《晋志》等多国史籍。他本着“善善恶恶”的精神去发掘这些女性“真”的“善”的因而也是美的品德，记载她们的事迹，承认她们的人生价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这些记载对于理解孔子对女性的态度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三、孔子批判宠幸之祸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解读孔子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还需要用《春秋》和《左传》中相关记事相互参证，从而证明孔子的论断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根据的，体现了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的思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切记载宠幸致祸事件始于周幽王宠幸褒姒。据《竹书纪年》和《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宠幸褒姒，褒姒与“谗佞之人”虢石父等相勾结，废黜申后，迫使太子宜臼出亡，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篡夺了王位继承权。这一系列事变导致周幽王众叛亲离，王室空虚，不堪戎狄一击，他和褒姒被杀。使“赫赫宗周”毁于一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诗经》里的《小雅》《大雅》中一些诗篇都对褒姒有所批判。如《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句。《大雅·瞻卬》有“哲妇倾城”“匪教匪诲，时维妇寺”等句。这些诗句都是在批判周幽王宠幸褒姒，导致“女子”与“小人”相勾结致祸。

春秋时代，由宠幸而引发的政治动乱，贯穿这个时代的始终。对此，孔子在《春秋》中，有较为系统的记载。左丘明本着“以传解经”的主旨，对有关事件做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述，成为《左传》记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宠幸导致“内宠并后”，杀嫡立庶

（1）《春秋》鲁僖公五年，记“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国语》对骊姬害死申生的过程，也做了细腻的描写，《左传》对这段历史也做了生动的记述。

（2）齐桓公既多内宠又多外宠，致死后发生“五子争立”的乱局，齐霸由此一蹶不振。《春秋》鲁僖公十七年、十八年中做了重点记载。

（3）《春秋》对鲁国“庆父之乱”做了系统记载，包括鲁庄公三十二年记“公子牙卒”，鲁僖公元年记“夫人姜氏薨于夷”，四年间共八则。

（4）《春秋》鲁文公十八年，记载了鲁文公次妃敬嬴与执政大夫东门襄仲合谋“杀嫡立庶”事件，《左传》做了生动描写。日本学者竹添光鸿评论这个事件说：“内外勾连，竟成古今篡夺衣钵。”〔15〕

（5）《春秋》鲁襄公二十六年，记述了“宋公杀其世子痤”事件。

（6）《春秋》从鲁昭公八年记“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至“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共六则记事，记载陈哀公因宠幸爱妃而致身死国亡的事件。

2.宠幸引起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攻杀

（1）卫州吁之乱。这是春秋时代最早发生的由宠幸引起弑君篡国的事件。《春秋》鲁隐公四年记载“卫州吁弑其君完”“卫人杀州吁于濮”。

（2）齐襄公之弑。《春秋》鲁庄公八年记“齐无知弑其君诸儿”，九年又记“齐人杀无知”。

（3）商臣弑父。《春秋》鲁文公元年记曰：“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弑其君頵。”

（4）莒太子仆弑其君。鲁文公十八年，《春秋》记“莒弑其君庶其”。

（5）卫灵公宠南子及卫出公父子争国。《春秋》就卫庄公父子争国事件记载了多笔，《左传》不仅记载了事件全过程，而且写出卫灵公的荒淫以及卫庄公父子昏庸、暴虐的本性和他们可耻可笑的下场。

（6）晋厉公宠幸男嬖乱政。《春秋》鲁成公十七年，记载了“晋杀其大夫郄锜、郄犨、郄至”，十八年又记载了“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3.周王室王子夺权搅乱天下

周王室自平王东迁后已经衰微，然而由于宠幸造成的庶孽之争，历春秋之世未断。其突出特点是用暴力，包括用战争手段夺取王位。为此常纠集诸侯，甚至勾结戎狄进行攻杀。《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王子克图谋弑庄王夺取王位，最终失败外逃。庄公十九年记载，周庄王宠爱其宠妾王姚所生的王子颓，周惠王即位，王子颓纠集“五大夫”作乱，并勾结卫、燕二国出兵，以武力攻击周惠王，致惠王逃离王城。最终，郑厉公杀王子颓和“五大夫”，才平息了这场叛乱。僖公十七年起，所记的王子带之乱，长达十五年之久。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发生了王子朝之乱，《春秋》中记：“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直到定公五年，《春秋》记“王人杀子朝于楚”。然而王子朝的余党还在继续作乱，至鲁定公七年叛乱最后被平定。清代学者高士奇评论王室之乱说：“历观东周王室之乱，凡四见。无不始于庶孽，成于嬖宠。”（《左传纪事本末》卷四）

4.太后施宠乱政

春秋时代发生多起由于太后专权，施宠乱政，为国家造成政治危机的事件。《左传》记宋襄公夫人以为他的嫡孙宋昭公对她不礼，于是处心积虑要废黜他。她利用宋国宗族间的矛盾，给宋昭公加上“无道”的罪名，又支持公子鲍施展阴谋手段篡夺政权。最终杀死宋昭公，公子鲍立为君。《春秋》鲁文公十六年，记“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传》鲁成公十六年，记鲁宣公夫人穆姜宠爱执政大夫叔孙侨如，并与之私通。叔孙侨如想假穆姜之手，兼并季氏、孟氏之族，且夺其财产。于是，穆姜胁迫鲁成公驱逐季文子、孟献子。叔孙侨如又利用晋国霸权向鲁成公施加压力，给鲁国造成极大危害。穆姜被叔孙侨如当作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叔孙侨如的阴谋没有得逞。孔子在《春秋》中记“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近代学者韩席筹说：“夫叔孙侨如，特一便佞小人耳。”（《左传分国集注》卷二）《左传》鲁成公十七年，记齐顷公夫人声孟子宠爱大夫庆克，并与之私通。庆克荒淫，“与妇人蒙衣乘辇”。执政大夫国武子善谏庆克，庆克反用谗言构陷国武子，称国武子将废黜齐灵公，而另立公子角，并诬陷执政大夫高无咎也通其谋。齐灵公遂逐高无咎。声孟子为男宠使齐灵公驱逐朝廷重臣。孔子在《春秋》中记“齐高无咎出奔莒”。

从《春秋》及《左传》记事中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宠幸之祸，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普遍性。春秋时代，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几乎都发生过因宠幸而引发的篡夺政权事件。有的在一国之内反复出现，如周王室及鲁、晋、齐等国一再重蹈覆辙。这种政治现象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日趋衰落，由此造成政治伦理规范失序，于是出现了“内宠并后”“庶子匹嫡”乃至“杀嫡立庶”现象。

第二，复杂性。祸乱起自后宫。祸乱之首多是施宠的君王。受宠者往往是“女子”与“小人”，他们常常互相勾结，以媚态与谗言掩盖着残酷的夺权斗争，常使施宠的君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胡里胡涂地背上“首恶之名”。

第三，危害性。春秋时代一大批太子被杀被逐，也有一批执政的君王被杀被逐。篡夺事件无一例外地引起诸侯国和王室的动乱，乃至诸侯国之间兵连祸结，戎狄乘机扰乱中原，使生产遭受破坏、民不聊生。

四、孔子批判宠幸之祸的历史意义

孔子反对宠幸致祸的思想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种种维护宗法制、反对宠幸之祸的思想论述及历史事迹都会对孔子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他批判宠幸之祸的动力。

中国自古就有防范宠幸致祸的思想传统，这些多见于古代典籍。西周穆王时，祭公谋父已经提出防范宠幸之祸的告诫，《逸周书·祭公解》就记载了周穆王卿士祭公谋父的这段“顾命之辞”。祭公病重临终时，向穆王及“三公”提出谏言。他“鉴于夏商之既败，丕者毋遗后难”，提出“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16〕希望穆王借鉴夏商灭亡的教训，避免留下大的后患，提醒穆王不要以地位低贱的宠妾疾害正后，不要以小臣之谋败大臣所做之大事，不要以嬖宠之御士疾恶大夫、卿士，不要以内臣执政柄而不恤外廷之众论。这些思想对孔子有深刻影响。《礼记·缁衣》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然后又引所记“叶公之顾命”中“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等三句话。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篇也记载孔子的“故君不与小谋大，则大臣不怨”等语，然后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士。”〔17〕《礼记·缁衣》中的“叶公之顾命”，应为“祭公之顾命”。将两篇文章中相近的语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孔子此言是引自当时他所看到的《周书》，即《逸周书》。《逸周书·祭公解》是可信的西周历史文献，所以《礼记·缁衣》和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中所记孔子的论断也是可信的。也可以说明，祭公的“顾命之辞”，是孔子批判宠幸致祸的重要契机。

孔子批判宠幸之祸体现了《春秋》“拨乱世反之正”之旨。春秋时代频繁发生的“杀嫡立庶”和弑君弑父事件，是“礼坏乐崩”最集中的表现。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立子立嫡之法”“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18〕西周国家借鉴殷代实行“兄终弟及”制，导致了“中丁以后九世之乱”的历史教训，而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稳定西周政治统治秩序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春秋时代，“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左传》鲁闵公二年）已成为相当普遍的政治现实。“礼坏乐崩”的局势，使孔子产生了向往并恢复西周盛世的强烈愿望。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治国方略，但“其言不用，其道不行”。于是，他以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采用“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即以评论春秋时代历史的办法，总结经验教训，树立政治和伦理的规范。司马迁评价《春秋》是“王道之大者”，即西周以来王政的纲领；是“礼义之大宗”，即礼义规范的集中体现。所以是“拨乱世反之正”的最有力的手段。孔子批判宠幸之祸是《春秋》主旨思想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与《论语》是互为表里的。《论语》以论断的形式，委婉含蓄地提醒执政者警惕身边的“女子”与“小人”；《春秋》则以具体的历史事件，揭示“女子”与“小人”的阴谋篡弑活动。《春秋》中有关宠幸之祸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孔子在《论语》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当然，春秋时代发生的宠幸之祸中，那些“女子”与“小人”的真实面目，是依靠《左传》而彰显出来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其在《春秋》中所记因宠幸而致篡夺政权事件，大多数属于旧领主贵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宗法制衰落的结果。孔子通过对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政治形势的洞察，揭示了这个时代政治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君王施宠而引起的政治权力的篡夺。在客观上说明，封建专制制度与多妻制造成“女子”与“小人”干政的不可避免性。出于“善善恶恶”的目的，孔子记述宠幸致祸事件，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昏庸的本质，以及那些“女子”“小人”自私、虚伪、狡诈、残忍的特点，在客观上暴露封建领主制度的弊害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也证明了新社会制度的发展有其合理性。这些记事本身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为“有国者”提供历史借鉴。

孔子所批判的宠幸致祸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政治视野宽阔的历史学家。他在整理历史文献和对现实政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宠幸之祸的严重危害性和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有深刻体会。批判宠幸之祸所面对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他所要告诫的则是身处至尊地位的王侯们。所以，只能用极为概括的哲理化表达手法，做“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表达。这就是他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个政治性论题，作出富有特色论断的缘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