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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辨

2021-12-26冯克正

理论界 2021年11期
关键词:左传小人论语

冯克正

《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如何解读这句话,学界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观点是,孔子这句话中有轻视女人的思想。最早从孔子这句话中,引申出有轻视女人思想的是南朝梁皇侃所撰《论语集解义疏》;其后,北宋邢昺所撰《论语注疏》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皇侃的《论语集解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注疏》历来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注疏,所以这一观点流传甚远,直至当代还被一些学者承袭和发挥。有学者说孔子在这句话中“骂尽了天下的女人”,〔1〕还有学者说孔子是男权主义的“强有力的推动者”,〔2〕更有学者认为,如果不承认孔子这句话是轻视妇女,便是“颠倒是非”。〔3〕笔者认为,孔子这句话并不是对所有妇女人格气质的泛泛评论,不含有轻视妇女的思想,而是针对从西周末年到春秋时代屡屡发生的宠幸之祸,所作的重要论断。为此,我们首先要追溯所谓孔子轻视妇女这一观点的形成过程,披露这些观点赖以形成的依据,拂去蒙在历史文献上的灰尘,从而全面准确地理解孔子思想的原貌。

一、孔子轻视妇女说溯源

1.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阴阳五行说置“女子”于阴卑的地位

《论语集解义疏》是皇侃在广搜博采诸家之说的基础上为魏何晏《论语集解》所作的疏解,但是皇侃在哲学思想上,接受了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定男尊女卑的思想,从而将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的解释引上了神学的迷途。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为基础,构建了阳尊阴卑的伦理观。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他又以阴阳分贵贱善恶,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又说“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于是用最简单的逻辑推演,将“女子”置于阴卑、不善的地位。皇侃接受了董仲舒的观点,用以解读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他说:“女子、小人并禀阴闭气多,故其意浅促,所以难可养立也。”(《论语集解义疏》)皇侃将“女子”与“小人”并列,指出他们同样禀受了过多的阴闭之气,所以他们“难养”。“阴闭气”的说法也源自董仲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篇中说:“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古人认为“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始基物质,但董仲舒赋予“气”以道德属性。他指出,阴气“无事之时起之空处,使之备次陈,守闭塞也”,即认为阴气常处于封闭不流通的状态。按董仲舒所说“女子”属阴,“小人恶之属尽为阴”,都禀受了“阴闭气”,所以他们的性格气质“浅促”。“浅”,即浅薄无知;“促”作“急”解,“急”有偏狭、急躁之意。浅薄无知而又偏狭急躁,所以“难养”。皇侃接受董仲舒以阴阳定尊卑之说,所言“女子”当然是指女人整体。但是这个理解不符合孔子原意,孔子没有阳尊阴卑的思想。

2.邢昺《论语注疏》以人性论定“女子”人格于“无正性”

宋代盛行“性命之学”,邢昺即用“性命之学”解释孔子的这句话。他说:“此章言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难畜养。所以,难养者,以其亲近之,则多不孙顺;疏远之,则好生怨恨。此言女子举其大率耳,若其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则非所论也。”“无正性”的“性”,指人性、天性,是古代的一个哲学范畴,也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孔子曾言及“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孔子并没有赋予人性以道德属性。战国诸子皆言“性”: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但他们都认为人性之善恶是与生俱来的。至汉代,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解释人性之善恶,他说:“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又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他将人性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近之全善,是上品;“斗筲之性”,近于全恶,是下品;“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春秋繁露·实性》)董仲舒的性有善恶之说,对宋代“性命之学”有重要影响。宋代理学从“理”与“气”的关系论“性”,提出人具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差别,认为前者即“天理所赋无不善”,后者为“气禀所成,有善与不善”,是恶的根源。〔4〕邢昺说“女子与小人皆无正性”,即“无善性”。所谓“皆无善性”,对“女子”而言,概括了所有女人,只有少数“禀性贤明若文母之类”不在此论。邢昺以人的性别定人性之善恶的观点与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之意相悖,与他在《论语·阳货》“性相近”章中对“性”的解释,也不一致。在这一章中,邢昺说:“性,谓人所禀受以生而静者也,未为外物所感,则人皆相似,是近也;既为外物所感,则习以性成”。这种解释,基本符合孔子的原意。

3.张栻将阴阴五行说与性命论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男尊女卑的妇女观

南宋经学家张栻将阴阳五行说与性命之学结合起来,解读这句话。他在所撰《癸巳论语解》中说:“女子阴质,小人阴类,其所望于人者常深,故难养”。他用“阴质”“阴类”为“女子”“小人”定性。“质”,即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性者,质也”。“阴质”,即阴性。董仲舒说:“阳尽为善,阴尽为恶。”所以“阴质”,即性恶也。“阴类”,即“小人”,与阴质的“女子”同类。张栻主张,人是由“理”与“气”合成的。“理”是纯善的,即所谓“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则有善恶之分。由于人所禀受的“气”有清浊之分、厚薄之差,禀受的浊气多者,即容易受物欲蒙蔽,因而所求于人者过多,成为“难养”的主要原因。张栻沿袭皇侃、邢昺的义解,将董仲舒阴阳五行说与宋代的性命之学结合起来,加深了轻视妇女的观点。后来蔡节所撰《论语集说》和清代孙奇逢所撰《四书近指》,都是遵循张栻的观点解读的。

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新释

1.关键词语的内涵

“女子”概念外延很大,包括各种不同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的女性人群。所以,只有将这个“女子”放到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准确把握这个概念的内涵。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对“女子”行为的表述和评价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便划定了文中“女子”人群的范围,即受君王宠幸的妃嫔。西周末年周幽王宠幸的褒姒和春秋时代晋献公所宠幸的骊姬,便是典型代表。

“小人”一词,在《论语》中出现20余次,其中有少数指下层百姓劳动者,如“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小人之德草”(《论语·阳货》);有的指素质平庸、胸无大志的人,如“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多数是对道德缺失、人格低下者的贬称,赋予这类“小人”以伦理学的含义,如“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等。孔子又概而言之说“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即总括说这类“小人”为“不仁者”,亦即孔子所恶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巧言令色”。从《春秋》《左传》记事看,这类“小人”主要包括受到君王宠幸的男宠、外嬖和宫廷中的近侍、小臣等,亦即后世所称宦官之类。孔子对这类“小人”深恶痛绝,痛切地提醒人们要“远佞人”(《论语·卫灵公》)。因为他们取宠兴乱,是一股政治势力,所以“难养”。宋代学者陈傅良也指出:“自古极治之世无他,唯人主亲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侧而已。”这正是针对这个“难养”的人群而采取的政策性措施。此外,“小人”还应包括教唆太子、庶子弑君作乱的太子傅、公子师以及少数恃宠乱政的大夫、权臣,如周幽王宠臣虢石父、鲁文公的执政大夫东门襄仲、鲁成公的执政大夫叔孙侨如等。

“近”字,古今注多释为远近、接近或亲近。但在春秋战国时代,“近”字还作宠幸解。《战国策·齐策三》:“齐宣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高诱注:“孺子,幼艾美女也。近,幸也。”《韩非子》“费无极,荆令尹之近者也”的记载,陈奇猷注:“近,即近习。”《吕氏春秋·贵直论》:“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申生。”梁五、优施都是晋献公宠幸之臣,“近”是宠幸之意。春秋时代,卫国贤大夫石碏曾说:“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左传》鲁隐公三年)这句话道出宠而必骄,即“近之则不孙”的规律。春秋时代发生的多起“废嫡立庶”“杀嫡立庶”事件,都是君王宠幸“女子”与“小人”的恶果。

“难养”的“养”,有治理、管理的意思。《孟子·尽心下》有“养心莫善于寡欲”句,赵岐注:“养,治也”。又《周礼·疾医》篇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句,郑玄注:“养,犹治也”。孔子提出“女子”与“小人”难养,是对君王的提醒和警告,实际是提出一个加强“治内”,即加强后宫管理的政治性命题。孔子在这里所提的“女子”都是君王所宠幸的妃嫔,这句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盖女子每藉小人以揽外权;小人必藉女子以布内宠,人主防闲不密,多以无意而中之。”〔5〕所以,从西周开始重视“治内”,因为“王宫之内,妃嫔、奄寺杂处,其可以盗弄国柄者,指不胜计”。〔6〕但至西周后期,宗法制日趋衰弛,为“女子”“小人”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到春秋时代,这种乱象愈演愈烈,致使像晋献公这样号称一代枭雄的人物,也为宠幸“女子”“小人”,而蒙上杀子的首恶之名。又如齐桓公称霸一世,然而当其死后,尸骨未寒,易牙、竖刁竟然左右君位的废立。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具有提醒执政者加强“治内”的重要意义。

2.孔子批判性语言的风格特点

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他对历史或现实的思考,多以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左丘明用“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评价孔子的“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这是《春秋》和《左传》的共同特点,他说:“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虽繁约有殊,而隐晦无异”,“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义未尽”。〔7〕刘知几进一步将这种表达方法概括为用“晦”,可以收到“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的效果。刘知几的这些论断,足以概括《论语》的表达风格。中国古代很多学者深得这个要领,所以能从经典诠释中体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针对宠幸足以致祸的历史现象而发的。例如杜预将周大夫富辰讲的“女德无极,妇怨无终”一语,解释为:“妇女之志,近之则不知止足;远之则忿怨无已。”〔8〕显然,杜预是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句话解释《左传》中的相关语句。也可以说是杜预结合具体历史事件,表达了他对孔子关于“女子”与“小人”论断的一种理解。朱熹在解释《诗经·大雅·瞻卬》中“哲妇倾城”“时维妇寺”等句时,进一步挖掘深层的意蕴,说:“上文但言妇人之祸,末句兼以阉人为言。盖二者常相倚而为奸,不可不并以为戒也。欧阳公尝言:宦者之祸甚于女宠,其言尤为深切。有国家者,可不戒哉!”〔9〕清代学者陈奂则直接引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句,解释《诗经·大雅·瞻卬》中“时维妇寺”的“寺”字。〔10〕这说明,朱熹、陈奂都在诠释诗篇的过程中领悟到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深层含义。清代学者姜炳璋则更直接用孔子这句话,评论晋国的骊姬之祸。他说:“晋国之乱,至二十年。故女子与小人表里交缔,危国亡家之本也。”〔11〕当代学者史卫文在注译《诗经·大雅·瞻卬》篇时,从中感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的意思早在产生在西周时代的《瞻卬》《召旻》两诗中已有了表述。他认为孔子是《诗经》的厘定者,所以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番话,“除了有感而发,恐怕与《诗经》中这两篇也不无干系”。他认为,应该将两诗视为“古代对女子与小人的看法的渊源”。〔12〕当代学者毕宝魁认为,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句中的“小人”是指国君身边的宦官之类的人,如齐桓公身边的竖刁与易牙、卫灵公身边的弥子瑕和雍渠等。“女子”则指诸侯或卿大夫身边的妃嫔姬妾。〔13〕傅璇琮为之序称:其释“颇有创见,且合乎情理与人性”。

以上可见,古今众多学者在诠释古代典籍中,领悟到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语是一个政治论题,并不是对“女子”“小人”性格气质的泛泛品评,当然更不含有轻视妇女的偏见。

3.孔子以“善善恶恶”的道德规范评价“女子”“小人”

孔子有鲜明的是非爱憎,即爱“仁者”,恶“不仁者”。这和孔子所修《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宗旨是一致的。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以“礼”为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尺,孔子对一系列违“礼”行为表达了“恶恶”之情,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恶勇而无礼者”(《论语·阳货》)等等。同样,孔子所说“难养”的“女子”都是“不仁者”,她们同“小人”相勾结,恃宠违礼,乱政败国。因此,孔子对她们“难养”的批评是一种道德价值的裁判,而不是性别的歧视。他“恶恶”的另一面则是“善善”。孔子同样以“仁者”的情怀,对历史上或当代的知礼贤德或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女子表示了礼敬。如前述孔子赞扬的公父文伯之母,《国语·鲁语》中有八章记载她贤德知礼的事迹,其中有四章记载孔子对她的赞美之词。孔子还要求他的弟子将敬姜勤劳而不自逸的美德记载下来。可见,孔子对敬姜的尊敬之情。

孔子提倡并躬行孝道,也是他尊重女性的重要标志。他将孝道作为伦理观的基础:“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又说:“夫孝,德之本。”(《孝经·开宗明义章》)孔子宣扬孝道,并身体力行孝敬父母。孔子关于孝道的理念和孝亲的事迹,在当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鲁国大夫孟僖子父子,他的弟子子游、子夏等都曾向他“问孝”。这样一位在当时被视为严守孝道的典范人物,怎么可能将包括自己母亲在内的女性群体统统斥之为“难养”呢?杨义也指出:“孔子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成人,即便有男尊女卑思想,也不会泛泛地说‘女子难养’的。”〔14〕所以,有的学者说“孔子骂尽了天下女人”,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悖于情理。

此外,《左传》作者本着“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宗旨,记述了春秋时代一系列杰出女性的事迹。其中有胸有韬略、不畏强敌、敢于决定君国大计的女政治家,如卫定公夫人定姜、芮伯万之母芮姜、楚武王夫人邓曼;还有心系祖国安危、维护宗国尊严的许穆夫人、秦穆姬、齐辟司徒之妻等;还有淡泊名利、高风亮节的介子推之母,以及激励晋公子重耳实现“四方之志”的齐姜,维护国家和个人尊严的秦之怀嬴、齐之杞梁妻等。她们都以自己的才华、智慧、胆略参与到当代的政治事件中,同男性一样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刘知几说孔子“遵鲁史之遗文”修《春秋》,“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史通·申左》)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有机会博览群书,包括鲁国史以及《郑志》《晋志》等多国史籍。他本着“善善恶恶”的精神去发掘这些女性“真”的“善”的因而也是美的品德,记载她们的事迹,承认她们的人生价值,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这些记载对于理解孔子对女性的态度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

三、孔子批判宠幸之祸有充分的历史依据

解读孔子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还需要用《春秋》和《左传》中相关记事相互参证,从而证明孔子的论断是有充分的历史事实根据的,体现了孔子“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的思想。(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确切记载宠幸致祸事件始于周幽王宠幸褒姒。据《竹书纪年》和《国语·郑语》记载,周幽王宠幸褒姒,褒姒与“谗佞之人”虢石父等相勾结,废黜申后,迫使太子宜臼出亡,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篡夺了王位继承权。这一系列事变导致周幽王众叛亲离,王室空虚,不堪戎狄一击,他和褒姒被杀。使“赫赫宗周”毁于一旦。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影响深远。《诗经》里的《小雅》《大雅》中一些诗篇都对褒姒有所批判。如《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句。《大雅·瞻卬》有“哲妇倾城”“匪教匪诲,时维妇寺”等句。这些诗句都是在批判周幽王宠幸褒姒,导致“女子”与“小人”相勾结致祸。

春秋时代,由宠幸而引发的政治动乱,贯穿这个时代的始终。对此,孔子在《春秋》中,有较为系统的记载。左丘明本着“以传解经”的主旨,对有关事件做了具体而生动的记述,成为《左传》记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宠幸导致“内宠并后”,杀嫡立庶

(1)《春秋》鲁僖公五年,记“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国语》对骊姬害死申生的过程,也做了细腻的描写,《左传》对这段历史也做了生动的记述。

(2)齐桓公既多内宠又多外宠,致死后发生“五子争立”的乱局,齐霸由此一蹶不振。《春秋》鲁僖公十七年、十八年中做了重点记载。

(3)《春秋》对鲁国“庆父之乱”做了系统记载,包括鲁庄公三十二年记“公子牙卒”,鲁僖公元年记“夫人姜氏薨于夷”,四年间共八则。

(4)《春秋》鲁文公十八年,记载了鲁文公次妃敬嬴与执政大夫东门襄仲合谋“杀嫡立庶”事件,《左传》做了生动描写。日本学者竹添光鸿评论这个事件说:“内外勾连,竟成古今篡夺衣钵。”〔15〕

(5)《春秋》鲁襄公二十六年,记述了“宋公杀其世子痤”事件。

(6)《春秋》从鲁昭公八年记“春,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至“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共六则记事,记载陈哀公因宠幸爱妃而致身死国亡的事件。

2.宠幸引起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攻杀

(1)卫州吁之乱。这是春秋时代最早发生的由宠幸引起弑君篡国的事件。《春秋》鲁隐公四年记载“卫州吁弑其君完”“卫人杀州吁于濮”。

(2)齐襄公之弑。《春秋》鲁庄公八年记“齐无知弑其君诸儿”,九年又记“齐人杀无知”。

(3)商臣弑父。《春秋》鲁文公元年记曰:“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弑其君頵。”

(4)莒太子仆弑其君。鲁文公十八年,《春秋》记“莒弑其君庶其”。

(5)卫灵公宠南子及卫出公父子争国。《春秋》就卫庄公父子争国事件记载了多笔,《左传》不仅记载了事件全过程,而且写出卫灵公的荒淫以及卫庄公父子昏庸、暴虐的本性和他们可耻可笑的下场。

(6)晋厉公宠幸男嬖乱政。《春秋》鲁成公十七年,记载了“晋杀其大夫郄锜、郄犨、郄至”,十八年又记载了“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庚申,晋弑其君州蒲”。

3.周王室王子夺权搅乱天下

周王室自平王东迁后已经衰微,然而由于宠幸造成的庶孽之争,历春秋之世未断。其突出特点是用暴力,包括用战争手段夺取王位。为此常纠集诸侯,甚至勾结戎狄进行攻杀。《左传》桓公十八年记载,王子克图谋弑庄王夺取王位,最终失败外逃。庄公十九年记载,周庄王宠爱其宠妾王姚所生的王子颓,周惠王即位,王子颓纠集“五大夫”作乱,并勾结卫、燕二国出兵,以武力攻击周惠王,致惠王逃离王城。最终,郑厉公杀王子颓和“五大夫”,才平息了这场叛乱。僖公十七年起,所记的王子带之乱,长达十五年之久。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发生了王子朝之乱,《春秋》中记:“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直到定公五年,《春秋》记“王人杀子朝于楚”。然而王子朝的余党还在继续作乱,至鲁定公七年叛乱最后被平定。清代学者高士奇评论王室之乱说:“历观东周王室之乱,凡四见。无不始于庶孽,成于嬖宠。”(《左传纪事本末》卷四)

4.太后施宠乱政

春秋时代发生多起由于太后专权,施宠乱政,为国家造成政治危机的事件。《左传》记宋襄公夫人以为他的嫡孙宋昭公对她不礼,于是处心积虑要废黜他。她利用宋国宗族间的矛盾,给宋昭公加上“无道”的罪名,又支持公子鲍施展阴谋手段篡夺政权。最终杀死宋昭公,公子鲍立为君。《春秋》鲁文公十六年,记“冬十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左传》鲁成公十六年,记鲁宣公夫人穆姜宠爱执政大夫叔孙侨如,并与之私通。叔孙侨如想假穆姜之手,兼并季氏、孟氏之族,且夺其财产。于是,穆姜胁迫鲁成公驱逐季文子、孟献子。叔孙侨如又利用晋国霸权向鲁成公施加压力,给鲁国造成极大危害。穆姜被叔孙侨如当作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叔孙侨如的阴谋没有得逞。孔子在《春秋》中记“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奔齐”。近代学者韩席筹说:“夫叔孙侨如,特一便佞小人耳。”(《左传分国集注》卷二)《左传》鲁成公十七年,记齐顷公夫人声孟子宠爱大夫庆克,并与之私通。庆克荒淫,“与妇人蒙衣乘辇”。执政大夫国武子善谏庆克,庆克反用谗言构陷国武子,称国武子将废黜齐灵公,而另立公子角,并诬陷执政大夫高无咎也通其谋。齐灵公遂逐高无咎。声孟子为男宠使齐灵公驱逐朝廷重臣。孔子在《春秋》中记“齐高无咎出奔莒”。

从《春秋》及《左传》记事中可以看出,春秋时代的宠幸之祸,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普遍性。春秋时代,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几乎都发生过因宠幸而引发的篡夺政权事件。有的在一国之内反复出现,如周王室及鲁、晋、齐等国一再重蹈覆辙。这种政治现象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度日趋衰落,由此造成政治伦理规范失序,于是出现了“内宠并后”“庶子匹嫡”乃至“杀嫡立庶”现象。

第二,复杂性。祸乱起自后宫。祸乱之首多是施宠的君王。受宠者往往是“女子”与“小人”,他们常常互相勾结,以媚态与谗言掩盖着残酷的夺权斗争,常使施宠的君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胡里胡涂地背上“首恶之名”。

第三,危害性。春秋时代一大批太子被杀被逐,也有一批执政的君王被杀被逐。篡夺事件无一例外地引起诸侯国和王室的动乱,乃至诸侯国之间兵连祸结,戎狄乘机扰乱中原,使生产遭受破坏、民不聊生。

四、孔子批判宠幸之祸的历史意义

孔子反对宠幸致祸的思想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从西周到春秋时代,种种维护宗法制、反对宠幸之祸的思想论述及历史事迹都会对孔子产生深刻的影响,成为他批判宠幸之祸的动力。

中国自古就有防范宠幸致祸的思想传统,这些多见于古代典籍。西周穆王时,祭公谋父已经提出防范宠幸之祸的告诫,《逸周书·祭公解》就记载了周穆王卿士祭公谋父的这段“顾命之辞”。祭公病重临终时,向穆王及“三公”提出谏言。他“鉴于夏商之既败,丕者毋遗后难”,提出“汝无以嬖御固庄后,汝无以小谋败大作,汝无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无以家相乱王室而莫恤其外”。〔16〕希望穆王借鉴夏商灭亡的教训,避免留下大的后患,提醒穆王不要以地位低贱的宠妾疾害正后,不要以小臣之谋败大臣所做之大事,不要以嬖宠之御士疾恶大夫、卿士,不要以内臣执政柄而不恤外廷之众论。这些思想对孔子有深刻影响。《礼记·缁衣》中记录了孔子的一段话:“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然后又引所记“叶公之顾命”中“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等三句话。郭店楚墓竹简《缁衣》篇也记载孔子的“故君不与小谋大,则大臣不怨”等语,然后引《祭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息庄后,毋以嬖士息大夫、卿士。”〔17〕《礼记·缁衣》中的“叶公之顾命”,应为“祭公之顾命”。将两篇文章中相近的语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孔子此言是引自当时他所看到的《周书》,即《逸周书》。《逸周书·祭公解》是可信的西周历史文献,所以《礼记·缁衣》和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缁衣》中所记孔子的论断也是可信的。也可以说明,祭公的“顾命之辞”,是孔子批判宠幸致祸的重要契机。

孔子批判宠幸之祸体现了《春秋》“拨乱世反之正”之旨。春秋时代频繁发生的“杀嫡立庶”和弑君弑父事件,是“礼坏乐崩”最集中的表现。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的核心,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立子立嫡之法”“实自周公定之,是周人改制之最大者,可由殷制比较得之。有周一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18〕西周国家借鉴殷代实行“兄终弟及”制,导致了“中丁以后九世之乱”的历史教训,而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作为稳定西周政治统治秩序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到了春秋时代,“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左传》鲁闵公二年)已成为相当普遍的政治现实。“礼坏乐崩”的局势,使孔子产生了向往并恢复西周盛世的强烈愿望。他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子既有政治抱负,又有治国方略,但“其言不用,其道不行”。于是,他以一种不折不挠的精神,采用“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以为天下仪表”,即以评论春秋时代历史的办法,总结经验教训,树立政治和伦理的规范。司马迁评价《春秋》是“王道之大者”,即西周以来王政的纲领;是“礼义之大宗”,即礼义规范的集中体现。所以是“拨乱世反之正”的最有力的手段。孔子批判宠幸之祸是《春秋》主旨思想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与《论语》是互为表里的。《论语》以论断的形式,委婉含蓄地提醒执政者警惕身边的“女子”与“小人”;《春秋》则以具体的历史事件,揭示“女子”与“小人”的阴谋篡弑活动。《春秋》中有关宠幸之祸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孔子在《论语》中“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论断。当然,春秋时代发生的宠幸之祸中,那些“女子”与“小人”的真实面目,是依靠《左传》而彰显出来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其在《春秋》中所记因宠幸而致篡夺政权事件,大多数属于旧领主贵族内部的权力争夺,就其根源来说也是宗法制衰落的结果。孔子通过对西周末期到春秋时代政治形势的洞察,揭示了这个时代政治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君王施宠而引起的政治权力的篡夺。在客观上说明,封建专制制度与多妻制造成“女子”与“小人”干政的不可避免性。出于“善善恶恶”的目的,孔子记述宠幸致祸事件,深刻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腐朽、昏庸的本质,以及那些“女子”“小人”自私、虚伪、狡诈、残忍的特点,在客观上暴露封建领主制度的弊害及其灭亡的必然性,也证明了新社会制度的发展有其合理性。这些记事本身就在于总结历史经验,为“有国者”提供历史借鉴。

孔子所批判的宠幸致祸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政治视野宽阔的历史学家。他在整理历史文献和对现实政治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对宠幸之祸的严重危害性和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有深刻体会。批判宠幸之祸所面对的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他所要告诫的则是身处至尊地位的王侯们。所以,只能用极为概括的哲理化表达手法,做“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的表达。这就是他关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个政治性论题,作出富有特色论断的缘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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