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巨虎 韦永琼

中庸文化历经先秦时期、两汉时期、宋明时期以及现代新儒家时期的流转与发展，内涵与外延得到丰富的同时，在当今信息科技时代似有大气象，体现出“允执厥中”“和而不同”的特点。张君劢作为新儒家学者，一生致力于新儒家文化的创建与传播，所建构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精神自由文化复兴等内容，也体现了中庸之道的蕴意。就此意义而言，张君劢已然开启了全球化儒学的初创路径。因此，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紧密地交融互动，如何实现全球化中庸之道的开拓进取？我们在对其核心要点归拢理顺的同时，尝试在学理上接续性地加以创生，使之在道德形上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修养层面等有所彰显。

一、“Juste-Milieu”和“中庸”的词源学解析

1.“Juste-Milieu”词源简释

“Juste”在《法汉大词典》中有多重含义。用于名词前时，是正当的、理所应当的意思；用于名词后时，有正义的、公正的等含义。除此之外，还有符合事实表达、适宜的以及遵守教程等意思。而“Milieu”在《法汉大词典》中作名词时，有中央、中间等意思；表抽象含义时，就是中间路线、折衷、中庸、介于两者之间的事物之意。此外，还有社会环境、地位、阶层等意思。

“Juste-Milieu”作为“Juste”和“Milieu”的结合，同样具有多重含义：一是中庸、正中、正当中的含义，如“garder un justemilieu”，就译为恪守中庸之道；二是法王路易·菲力浦的中庸政府（史），表示一种体制；三是中庸派、中庸主义的意思，表贬义。〔1〕由此可见，“Juste-Milieu”一词本然地具有中庸之道的意思。

2.“中庸”词源阐释

“中庸”一词由“中”和“庸”两部分所组成。“中”，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中。用作名词的时候，有中间、中心、一半的意思，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而作为形容词时，就译为中等、不高不低。〔2〕而“庸”，由“用”和“庚”两部分组成，用作动词时，表示“用”的意思，如《国语·吴语》：“王其无庸战”；用作名词的话，就是功劳、勋章的意思；用作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平常、平庸或者不高明；而用作副词的时候，即是岂、哪里或怎么的意思。〔3〕

在《汉语大词典》中，中庸有三种含义，一是不偏叫中，不变叫庸，是儒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二是书名，相传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三是中等、平庸之意。〔4〕孔子作为最早提出“中庸”思想的人，在他那里，中庸智慧是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言行能够达成和谐状态，至宋明理学时期，中庸才被看作恒常不变的“正道”和“定理”。此外，笔者通过比较“中庸”“中和”和“时中”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和”追求的是一种静态的中庸之道，“时中”追求的是一种动态中庸之道，而“中庸”既是静态“中和”和动态“时中”的结合，也是内在“时中”向外在“中和”的协调发展。

3.“折衷”词源考略

“折衷”由“折”和“衷”两部分所组成。“折”，会意字，由“手”和“斤”组成。用作动词的时候，是折断、屈服、折合的意思；用作形容词的时候，就是弯曲、屈曲的意思。〔5〕“衷”，作为名词使用时，表贴身的内衣或者内心、心里；用作动词时，就是穿在里面的意思；而作为形容词，又有着善的含义。〔6〕反观“折衷”，亦作“折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取其中正、无所偏颇的意思，用作判断事物的准则；二是调节使适中的意思。〔7〕由此可见，“折衷”“折中”和“折衷主义”一样，表示对不同意见进行无规则的调和，也可以说是东拼西凑式的融合。

综上所述，“中庸”和“折衷”虽意思相近，本质上却是相差甚远。“中庸”是两个事物的不偏不变，在事物融合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新认知；“折衷”则表示调和折中，是两个事物的妥协。反观张君劢新儒学思想中的精神自由文化观、民主自由政治观以及意志自由经济观，在东西方文化融合基础上得以新生，具有中庸之意。

二、张君劢中庸学内容要旨

张君劢新儒学思想自成体系，包括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面，以及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复兴三维度。作为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鲜有的博习中西方文化的学者，张君劢得益于孔子“叩其两端而用其中”的中庸哲学，徘徊于东西方优秀文化中而不迷惘，基于东西方文化加以融合与新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提出的新主张均合乎中庸之道。

1.文化向度“中庸”思想的彰显

“中庸”思想在文化方面体现为“洋为中用”的文化复兴。“洋为中用”，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庸调和基础上所提出的新文化主张，体现精神自由的特性。在张君劢看来，东西方文化本身皆存精华，而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欧人长于建设国家，有运用敏捷之政府，自由与权力保持其平衡；二是欧人求知欲旺盛，有正确之方法，又有探奇探幽之兴趣。〔8〕因此，张君劢文化向度的“中庸”思想是在固守我国内在伦理道德价值的前提下，试图借助传统儒学的复兴为当时的世界危机作出文化价值的引导。

首先，精神自由哲学就体现在张君劢的人生哲学层面。1923年，张君劢的“人生观”演讲拉开了学术界“科玄论战”的序幕。张君劢认为，科学和人生观是两种存在，人生观含有直觉意味，是主观的、形而上的，而科学是客观的、形而下的。因此，人们只有在精神自由的本性下才能实现文化创造性的发展，这是自由在文化中发达之第一要义；唤醒人们意志自由才能实现民主政治，这是自由在政治中发达之第二要义；实行国家本位计划经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这是自由在经济中发达之第三要义。

其次，注重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弘扬。事实上，当时的文化保守派学者均认识到了民族文化复兴的重要性，但张君劢是在批驳西化学者时，提出了中国文化“死后复活”说。所谓文化“死后复活”，一是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增益其所本无；二是以死后复活之新生命，光辉其所固有。〔9〕质言之，张君劢认为文化复兴建设就是我国文化民族性和西方文化开放性的融合，实现中西方文化之间有益对话，最终实现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化的创新发展。

最后，改进国民生活风气方面，张君劢提出了六条标准：“一是由明哲保身变为杀身成仁；二是勇于私斗变为勇于公战；三是由巧于趋避变为见义勇为；四是由退有后言变为面责廷诤；五是由恩怨之私变为是非之公；六是由通融办理变为严守法令。”〔10〕前者是“病”，后者是“药”。简而言之，张君劢强调改进国家社会风气是在我国自身不合时宜的“通病”基础上习得西方社会风气进行的文化改良，这对培育现代化文明风尚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如其所言，“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固有相容精神，故此可以集合众家之说，而汇为一大洪流，再济以儒家之重笃行之长”。〔11〕

2.政治向度“中庸”思想的弘扬

“中庸”思想在新儒学政治方面就体现为修正的民主政治。“修正的民主政治”，实则张君劢在以中庸调和英美民主政治和德意独裁专制政治基础上所“发明”的第三种政治主张，体现了意志自由的政治特点。20世纪30年代前后，张君劢在对英美民主政治和德意独裁政治进行全面分析的同时，中庸调和两种政治制度，提出了“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一主张。事实上，“修正的民主政治”也是当时东西方政治格局之发展使然。

回溯张君劢政治学之理论基础，英国政治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的民主自由政治对其影响较大，甚至可以说张君劢的民主政治思想就是英美自由政治的“中国翻版”。在张君劢看来，“一切政制上之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12〕英美民主政治侧重于自由而忘却权力的加持，德意独裁专制政治侧重于权力的掌握却忽视了个人自由，都表现出权力和自由的偏颇发展。因而，欲实现民主和自由均衡化，唯有调和创新，方能适宜我国政治国情，修正的民主政治应势而生。

对于“民主”和“独裁”的中庸调和准则，张君劢主要是从权力和自由、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进行论证。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13〕显而易见，虽说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国家权力还是以个人自由发展为首要条件的。与此同时，张君劢还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系统建构，包含统一政府的建立、国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行政人员选举、大会职权、行政与经济计划等内容。总而言之，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一新思想期于实现国家权力和国民自由的和谐，既重视国家的权力把控，又重视个人自由的发展，实现“民主”和“独裁”的中庸调和，合乎民主政治之精神。因而，我们不得不说这是民国政治学说史上的一次重大创造。

3.经济向度“中庸”思想的润泽

“中庸”思想在张君劢新儒学经济方面体现为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现状下，中庸调和俄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德国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形成，实质上是自由民主政治观在经济方面的体现。如张君劢所言：“今后之经济建设，实为今日中国之第一要务。”〔14〕

20世纪20年代伊始，国内外社会形势趋于动荡。在此等背景下，中国前途：德国乎？俄国乎？张君劢在比较后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质是革命，由国家来掌控管理国民经济；而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是法律，国家把个人私有经济的发展放在首位。前者剥夺了个人经济的发展权利，不利于人们积极性的提高，而后者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发展正好相反。唯有中庸调和而酌行之，方能建设我国经济制度，“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时而生。但就本质而言，国家计划经济制度还是偏向德国制度。

关于“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方案的内涵，张君劢有其全面设想。在经济发展准则层面，张君劢认为：“一是为谋个人生存之安全，二是为社会谋公共幸福，三是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四是私有财产趋于平均。”〔15〕张君劢在融合两种经济制度后，力图使经济在国家统一下实现个人、社会、国家三维度的和谐发展。关于经济发展目标，张君劢从“民族自活”和“社会公道”两方面进行阐释，而这也是张君劢在了解我国当时经济倚仗外国而存活的可悲状况，于震惊之余所喊出的口号。他热切地期望人们可以振作起来，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去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从而摆脱经济困境。如此说来，“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张君劢在分析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和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后，中庸调和所建构的经济制度。这一方案不仅是经济制度的创新，而且在激励人们努力奋斗，摆脱经济落后面貌方面同样存在积极的意义。

三、全球化的中庸之道“Juste-Milieu”诠解

时至今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使得全球化的文化互融势在必行。而全球化的中庸之道“Juste-Milieu”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儒家“中庸之道”的价值，二是从儒家中庸智慧出发去思考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诚如现代新儒家学者成中英所言：“中国文化独特价值有四点，一是天人合德为人与宇宙创造活动之本泉源；二是内圣外王为人与宇宙理想政治创造之目标；三是诚明合能为人在宇宙中创造的人生修养原理；四是知行合体为人在社会实践创造原理。”〔16〕因此，中庸智慧不仅可以借全球化之“名”认清自己，还可以借全球化之“势”超越自己，焕发新的生命力。

1.“内在超越”道德形而上学之建构

众所周知，传统儒家文化向来注重伦理道德的培养，中庸智慧更是指明了道德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性质，这在张君劢的中庸学中亦有体现。首先，中庸智慧关注道德的内在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里的“天命”是指自然，“性”是与生俱来的自性，“道”即本性。人生来就有“本性”，而遵循人的本性行动即可称为“修道”。由此说来，“天命”是一个人的内在之性，而“道”是超越性的，这句话也解释了“何为道”的内涵。而中庸智慧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在张君劢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其次，中庸智慧揭示了道德的超越性。上述的“天命之谓性”，不仅包含道德内在性的含义，还有道德超越性这一层蕴意。“天”既是道德之源，内化于人的生命中，同时又超越人的生命。而“修道之谓教”，“修”是修正的意思，“教”即修道的方法。人虽生来本性为善，但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外在影响，导致人的本性变坏，所以要对本性进行修正，而这一过程就称为“教”。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教”还包含弘道这一层意思，类似于儒家文化中的推己及人。事实上，人类德性的发展就是内在修养和外在超越的结合，内在“成己”，外在“成物”，实现“中和”发展。“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17〕（《中庸》第一章）

最后，中庸智慧中还包含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所谓道德形而上学，实则中庸智慧中含有“天”“道”“性”“命”等形上学范畴，即道德“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紧密结合。“诚者，天之道也。”〔18〕（《中庸》第二十章）“诚”，表存在；“天”也不仅指我们头上的天，而且指向一种客观存在的、不为外界影响的道德主宰。因此，在道德内在和超越基础之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9〕（《中庸》第一章）只有达到“中和”，天地万物才能有所生长，实现“中和”即得“道”。

反观现代社会，如后现代主义者所担忧的一样，科技的发展、利益的追求最终导致人们道德沦丧、精神世界空虚等现代病的出现。现代的人过于求真，而忘记了求善，更为严重的是，道德教育和价值教育已经被边缘化。故此，中庸智慧中的“内在超越”的道德的培养与生成益于激发人们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塑，从而实现中庸智慧全球化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中庸智慧在“内在超越”道德形而上学层面具有全球化的价值。

2.“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之育化

中庸智慧作为道德纲领，也揭示了“修道”和“明诚”的做人最高标准，即“诚明合能”之人生修养的育化。“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20〕（《中庸》第二十三章）“诚”，真诚以及德性的蕴意；“动”，就是知行合一的体用认知；而“化”即化育的意思。所以，“诚明合能”就表示一己在世间中有诚明，达到知行合一的发展，最终实现个体德性修为，趋于天人合一之境界而得道。

首先，“诚”是中庸智慧中的核心概念。“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21〕（《中庸》第二十一章）自己能够明察道理的叫本性，后来的叫后天教化。当然，“诚”不仅是内在自成，还包含外在成物，实现成己成物的内外在共同发展。“成己，仁也；成物，知也。”〔22〕（《中庸》第二十五章）这进一步表明中庸智慧中存在仁智并重的思想。而“诚”作为修身之根本，在张君劢的人生修养观中亦有凸显。因此，由“诚”而达诚者自成、成己成物以及仁智兼得之境界，就能实现个人修养由内到外的一体性发展。

其次，“知行合一”的发展观，揭示了中庸的“明”。回溯传统儒家文化，知行合一理念一直备受推崇。从孔孟注重知与行结合，再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心学主张，“知”和“行”已然一体化发展。而在中庸智慧中，“知”就是学习修养身心的得道之路；而“行”就是修养的践行，是修道之路。这在张君劢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体现。例如，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形上内涵以及文化哲学的形下内涵；理论层面的“知行合一”与教学方法层面的“知行合一”。因此，成己成物、成人亦成己，不仅体现了“知行合一”在道德中的实践，还表明知与行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即实现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完美结合。

最后，“圣人”之追求，乃实现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事实上，在中庸智慧中并没有明确出现“天人合一”这一字眼。“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23〕（《中庸》第二十二章）只有“立诚为明”的德性素养培养，辅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才能趋于“圣人”之所向。“诚”作为人发展的核心，“至诚”即最高的追求，而“至圣”则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表明了人与天地同体。张君劢作为“圣者”人格的追逐者，亦是用生命在践行“儒者人格”。换言之，“天命”“性”“道”“圣人”的连缀合一，终极目标就是博厚高远的“天人合一”境界。

反观当下，近代以降的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让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生态失衡、科学的滥用等。而中庸智慧中的“诚明合能”人生修养的塑造由“诚”至“立诚”，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生命境界，就要求现代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有尽人性，才能尽物性，方能实现“天人合一”的现代化终极追求。

3.“内圣外王”政治路径之延续

中庸智慧中的政治哲学就体现在“内圣外王”政治路径的延续。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24〕（《中庸》第二十章）国家的治理需要政治策略，而贤人存在，政治主张就能得以实施。张君劢的政治哲学的构建也体现了这一点。在认识到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后执其两端而中于民，实现法治和人治的调和，建立了修正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张君劢也把目光转向了教育，注重书院的建设，加强政治人才的培养。

“内圣外王”作为中庸智慧政治哲学，所谓“内圣”即表示《中庸》中的修身、尊重贤人、亲人、体恤朝臣、爱民如子等九项作为治国之纲要而彰显“内圣学”的政治学说。张君劢在我国政治体制之基础上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亦合乎“内圣”一说。而“外王”，则意味着达到智、仁、勇三德，由内在修己实现外在治国。在张君劢政治哲学中就体现为东西方政治学说的融合，实现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新创。故此，“中庸”思想不仅体现在君子修身与天人合德的“内圣”内涵中，还体现在政治哲学“外王”之发展中。而且，张君劢的政治主张和“中庸”“内圣外王”智慧在发展根本路径上相合。

关于经济制度的制定，中庸智慧中固有经济之道，体现为贫富均衡而国安。孔子有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25〕（《论语·季氏》）而张君劢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意在以中庸调和资本主义权力经济和社会主义自由经济，实现国家、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经济发展，也体现了经济制度的均衡发展诉求。申言之，“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我国经济制度“内圣”基础之上，中庸调和俄国和德国的经济制度，实现“外王”的开拓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大同”已是全球化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战争的爆发、政治冲突以及经济的不稳定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平稳定依然是当代人最大的渴望和呼喊。与此同时，在中庸思想的现代化发展中，仍有不少人秉持“儒家中庸智慧保守观”，殊不知儒家“中和”文化是富于变革精神的智慧。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庸智慧与西方文化的相互学习与交流，有助于“内在超越”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诚明合能”人生修养的育化以及“内圣外王”政治路径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