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风华，张 茜

（湖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焦虑已经构成一个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因此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题，还是一种社会政治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社会性的焦虑本质上是阶级心理的反映。尽管通常它并未构成对现存社会政治结构的否定，但蕴含着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风险，值得我们认真对待。本文将阐释阶层焦虑的概念及成因，并指出其所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还就阶层焦虑问题所蕴含的一般政治问题提出笔者的初步判断。

一 阶层焦虑的概念及成因分析

焦虑（anxiety）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人们在担忧自己或所属群体生命安全、前途未来时产生的一种烦躁情绪，包含紧张、不安、恐慌等成分。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下，人的思维会混乱，精神分散不容易集中。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变迁加速，民众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很多人对教育、健康、财富等问题感到焦虑，并担心自己是否会因此改变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一部分人的焦虑影响到另一部分人，焦虑很快扩散至社会的各个阶层，由此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阶级情绪，即阶层焦虑。安德雷·威廉斯在《分界线：阶级焦虑与战后黑人小说》中，通过研究小说中的阶级分化现象，发现了其存在的阶级焦虑问题，并认为阶级焦虑就是“对潜在的社会地位丧失、阶级差异，或突然改变状况，变好或变坏的不安”［1］。中国已经进入“全民焦虑”的时代，任何人，不管身处哪个社会阶层，都在经历焦虑。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让人在选择时容易产生矛盾心理，进而产生焦虑感；另一方面，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强烈的物质欲望和攀比心理是阶层焦虑的根源。此外，阶层焦虑的主体对于阶层流动的无奈和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期望也是导致阶层焦虑的原因。

（一）小资产阶级软弱意识是阶层焦虑的深层本质

尽管焦虑已成为普遍性的社会情绪，但其本质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天然地就具有软弱、动摇的阶级意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2］。这里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商人、手工业者、律师、医生和政府职员等，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体。他们的生活条件靠近资产阶级，而社会地位又接近于无产阶级，因此，他们期待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惧怕自己会沦为无产阶级。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详细考察了不同经济地位的小资产阶级在不同时期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他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3］。在这种软弱意识的影响下，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种犹豫、善变、患得患失的阶级性格。这种性格“在强者面前，他们就像忠顺的臣仆依附着强者（资产阶级），一旦被强者针对、欺凌时，他们就假装成一个反叛者，以此来反对强者”［4］。小资产阶级太软弱、太惧怕失败了，以至于他们每次都只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才倒向革命。在现实中，很多人其实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比如，我们都想拥有更好的，但又害怕失去现有的，我们只能接受自己变好，不能接受自己变坏，我们总是太在乎自己的得失，以至于稍有一点变故，便开始焦虑、恐慌。当这些焦虑情绪蔓延至整个社会，焦虑也就不限于小资产阶级，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阶层焦虑，并造成社会性的深远影响。

（二）强烈的物质欲望和攀比心理是阶层焦虑的直接动因

中国的消费主义现象已是一个客观事实，每年的“6·18购物节”“双十一狂欢节”成交量都在刷新纪录，还有每天营业的直播、主播带你“买买买”，仿佛谁不跟着买点什么，就会被这个时代抛弃。然而，在大家疯狂购物、消费的时候，经常也会看到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调侃：“为了买一个名牌包，我每天只能吃包子”“和同事喝下午茶，我只能用‘花呗’”等。这些为了维持表面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状态而拼命工作的人，现在被称为“无产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拼命工作，获得生活所需，然后又拼命消费，填补内心的空虚，一旦安静下来，就会因自己的表里不一而感到焦虑。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了这一焦虑现象。有闲阶级是最高一级的，他们不用劳动也可以体面地生活，而体现自己地位的方式就是炫耀性消费。此外的中等收入群体、仆役阶级和下层游手好闲阶级等，这些群体以各种方式与有闲阶级产生联系，并且在消费上互相攀比。下一个社会阶层对上一个社会阶层的消费进行模仿，直到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潮流，但最上一层的有闲阶级是断然不愿与其下的社会阶层保持一致，于是他们又会去追求另类的新奇消费，带动另一次的潮流。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始终都在追逐、模仿有闲阶级的消费。在这种社会性的炫耀性消费带动下，生产劳动则被视为软弱无能、卑微低下的现象，成为被鄙视的事物［5］。2021年“上海名媛”事件中，年轻漂亮的女孩们人手一个奢侈品包，日常生活不是在喝米其林下午茶，就是在逛画展，或者住高级酒店。她们模仿名媛，精心“拼”出了一个奢华的“朋友圈”，以为这样就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上海名媛。这种炫耀性消费心理源于攀比式的阶层焦虑，虽然个案比较极端，但或多或少地潜藏在许多人的心中。比如，我们都想以最少的钱购买最好的商品，因此，在购物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是选择折扣还是赠品，购买过后还要担心买过的商品是否降价、没买的商品有没有涨价……我们总在纠结摇摆，总是担心自己会作出错误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消费成了一种普遍性的阶层焦虑。

（三）阶层焦虑源自主体对阶层流动性问题的无奈

西方发达国家用200年实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仅用了70多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国民的从容心态，随之而来的是剧烈的社会变迁，让国民陷入普遍的焦虑之中。阶层焦虑，既是经济发展速度的代价，也有阶层流动性降低的后果。回顾这几年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不难发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比重在不断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供的机会与政策便利，让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阶层上升变得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考制度，它让许多大学生获得了阶层上升的机会，也让无数普通家庭从贫困走向了富裕。通过教育来实现层级晋升的思想就因此固化在了大部分家庭文化之中。现实中的很多家庭都在子女的教育上投入较多的时间和金钱，宁可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也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目的就是想通过教育获得阶层地位的提升。但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向上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很多家庭为阶层晋升付出了成倍的努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反而因投入过多，徒增了许多经济压力。另一方面，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却能轻而易举地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培养孩子学习各种生存技能，甚至出国留学深造。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得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跨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阶层向上流动的困境也让许多家庭感到无奈。中等收入家庭对教育问题尤为敏感，“他们会竞相购买学区房，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这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既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6］。教育越来越像一场“赌博”，让许多家长都感觉“输不起”了。阶层焦虑也正是源于此，人们既想继续承受压力、继续“下注”，又担心投资过后会输得一塌糊涂。

（四）阶层焦虑也蕴含着主体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期望

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需要，而是除此之外，在民主、公平、正义、环境、安全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的发展水平还暂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的预期与社会现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人们就会产生一些消极、悲观的情绪，这种情绪积聚起来就会转变成社会的焦虑，进而表达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框架的不满。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阐释过“社会颓丧”的概念，他根据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的差距，论证了“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7］。“阶层焦虑”与“社会颓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蕴含着主体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期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发展中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的协调与重组，让一部分人从中受益，同时也令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由于改革的边际效益下降，利益受损的群体和获得感低于预期的群体滋生出越来越多的相对剥夺感，这种相对剥夺感让主体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处境感到焦虑，并且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框架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产生了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期望。当多个怀有不满情绪的人相遇，阶层焦虑在这种相互认同的过程中便得到强化和扩散。

二 阶层焦虑与意识形态风险剖析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都是西方国家进攻中国的主要方向，是敌我生死较量的主战场，这里虽没有刀光剑影、枪林弹雨，但同样惊心动魄，令人生畏。阶层焦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情绪，一定程度的阶层焦虑能够刺激个人奋斗和社会进步，但如果阶层焦虑占据了社会意识的主要部分，其蕴含的负面因素也会威胁意识形态的安全。

（一）情绪共鸣扩大偏见表达，感染阶层焦虑，引发社会矛盾

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表达观点，但绝大多数看法最终都被淹没在巨大的评论浪潮里，只有极少数观点能够引起普遍关注并成为主流意见。根据“情绪感染”理论，我们可以确定那些被大众广泛接受、普遍认可的观点，往往不在于观点是否正确、合理，而在于是否迎合了群众的情感需要，是否引起了群众的情绪共鸣。在“海口交警大队长夫人开豪车撞伤70多岁老人天理难容”事件中，网友们“一边倒”地选择了支持老人，纷纷指责肇事者“滥用职权”“以公谋私”“草菅人命”，还有网友将矛头指向整个执法系统。这种“一边倒”的情绪化表达之所以能够扩大，得到如此多的人的支持，是因为人们抱有一种对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富裕商人、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领域精英人才的固有偏见。在大众的偏见意识中，精英群体代表富有、高贵和特权，占据了大部分优质的社会资源；而社会底层群众则与之相反，他们获利少、权力小、地位低。二者之间的差距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当这种不公平感遇到社会不公平事件，就会激发群众的情感共鸣——同情弱者。因此，精英群体一方无论对错，群众都会下意识地偏袒弱者。

民众对社会精英群体的偏见颇深，对其进行攻击似乎成了当下一件特别“流行”的事，并逐渐形成了一种“为官必贪、为商必奸、为知必伪”带有偏见的社会意识。在这种偏见意识的影响下，民众质疑精英话语，对精英的成就冷嘲热讽，对精英的损失则幸灾乐祸。“交警大队长夫人撞伤70多岁老人”事件本身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按照法律的程序处理即可，但由于肇事者的特殊身份，这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脱离了正常轨道。网友们将关注点放在了“特权”和“公职人员的高收入”上，质疑交警大队长在执法过程中是否使用特权、家庭财产状况与个人合法收入是否相符等。这些质疑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对立源自民众内心深处的相对剥夺感。在同交警大队长的比较下，大多数民众都会发现自己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由此产生一种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带来愤怒、焦虑、不满等情绪，使民众对交警大队长产生偏见和敌意。阶层焦虑是焦虑情绪在社会各阶级中的共鸣，若是因相对剥夺感带来的对立情绪在社会中引起焦虑的共鸣，那么阶层焦虑所蕴含的对立情绪将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民众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只是诸多社会矛盾中的一部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取向不尽相同，整个社会未必达成共识，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依旧严峻。

（二）西方意识形态长期渗透，煽动阶层焦虑，扰乱群众思想

“焦虑”本身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在合理范围内是可以催人奋进的，但由于其包含紧张、恐慌等躁动成分，因而存在被煽动、利用的风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擅于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煽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焦虑情绪，扰乱民众思想。早在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就曾说过，“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8］。21世纪初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往往都是从意识形态的渗透开始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散布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扰乱群众的思想；然后再找到合适的时机，借助社会的负面事件进行舆论造势，煽动群众的焦虑情绪，以制造社会混乱。

西方对“民主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工作可谓布局良久。他们通过援助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机构，悄无声息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输送西方的“民主化”理论，不断侵蚀着民众对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认同。这些组织表面上从事其领域的社会工作，一旦发现有社会性冲突事件可以利用，便会煽动民众的情绪组织抗议游行。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盲目迷信西方国家，照搬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然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一味地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致使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凸显，阶层焦虑日益加剧。“颜色革命”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国家的阶层焦虑，实现了政权的更替。例如，2003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的“栗子花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哈萨克斯坦的“黄色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等“颜色革命”，无一不是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下“民主化”社会主义的阴谋。在这些“颜色革命”中，民众被煽动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对派攻击当局的政策所导致的阶级分化。虽然反对派上台后阶级分化日益加重，但这一阶级分化及其所引发的阶层焦虑，无疑是许多中下层民众追求“颜色革命”的一个重要动机。

（三）敌对势力恶意曲解事实，利用阶层焦虑，削弱民众自信

在阶层焦虑的影响下，人们更容易受敌对势力或错误观点的影响。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往往利用我国的阶层焦虑，通过曲解我国现实问题的方式，编造一些错误观点，误导人民群众，企图以此削弱民众自信，动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例如，2020年，活跃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高频词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本是印在日本援华物资上的抗疫词句，表现的是捐赠方工作人员与奋战的医护人员同仇敌忾、战胜病毒的决心，但这一图片流传出来之后，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而是被人恶意曲解。其目的，无非是想利用群众对现实问题的焦虑心理来接受他们的错误观点，削弱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而长时间的否定意识得不到疏导，人民群众就会形成一种自我否定的意识，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就会从否定自己的方面进行理解。一些言论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都是阶层焦虑影响下人民群众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它带来的后果，是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

（四）网络媒体充当工具载体，激化阶层焦虑，制造舆论危机

网络为民众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表达平台，在政治参与、社会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网络信息化技术催生出的舆论场充满了不稳定因素——个别广告明星、媒体“大V”等意见具有很强的煽动性，能够激化阶层焦虑，制造舆论危机。2018年，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轰动全国，许多家长在翻看孩子的疫苗接种手册中陷入焦虑、不安，甚至恐慌。这些声讨、谴责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促进了该案件的解决，但同时也给一些不良媒体可乘之机，他们故意制造一些舆论，扩大此次事件的危害性，大肆渲染愤怒情绪，激化阶层焦虑。

舆论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妖魔化、扩大化的舆论都必有其幕后推手，其目的是激化群众的焦虑情绪，制造舆论危机。西方意识形态煽动阶层焦虑的最终目的是煽动群众对政府的不满，销蚀人民对党的信任，最终冲击我国主流意识形态。

三 政治理论视野中的阶层焦虑：几点思考

“阶层焦虑”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它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仍然处在探索之中。本文从前述揭示的阶层焦虑所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出发，从政治理论的视角，简要讨论几个有关阶层焦虑的一般性问题。

首先，如何区分阶层焦虑中的政治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

尽管前文强调了阶层焦虑蕴含着意识形态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凡存在阶层焦虑，就有政治的不稳定。理想意义上的政治稳定，当然是所有人都不焦虑，各安其位，但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静止状态。因此，有必要区分阶层焦虑中的政治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一般来说，当阶层焦虑导向于既有制度下的个人行为时，这种焦虑是有助于政治稳定的。但当阶层焦虑逐步指向社会政治中的结构性变量时，其中至少蕴含着某种潜在的意识形态风险。

对于社会而言，阶层焦虑所蕴含的意识形态风险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行为主义政治集团理论家看来，政治行动往往由具有明确的利益目标的社会集团所发动和推动，由于不同社会集团的规模和结构不同，不同社会集团的参与政治行动的能力与影响也各自有别。这种政治过程性的集团理论在解释常态稳定中的社会政治行动方面是有其优势的。中国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者在这方面有不少成果。这些研究在解释具有明确目标的小规模行动者方面是有优势的，而对于广泛性的、无明确主体的，甚至是跨阶级的社会情绪，则往往无能为力。这需要引入宏观层面的社会心理与群体行动。阶层焦虑或者类似的具有社会结构性的阶级心理，在大多数时候，往往并不会影响到实际的政治稳定，而且正由于它的广泛扩散，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它的集体行动能力。但这绝不是我们因此而忽略它的理由。正如格林斯通使用客观利益来描述蒙哥马利巴士抵制运动一样，如果根据多数社会集团行动而言，似乎非裔美国人难以组织有效的集体行动，但是客观利益摆在那儿，在特定条件下，这种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客观利益就会转化为行动［9］。本文强调了阶层焦虑存在的意识形态风险，因为它的客观存在已经足以引起公共管理者的重视。但是，研究者应当更进一步探讨从阶层焦虑到政治行动或者广泛的社会政治后果之间的逻辑链条。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需要深入具体的社会经济细节，另一方面，需要关注社会经济与阶层焦虑的结构性关系。这引发出另外一个更为基本的理论问题，即阶层焦虑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位置。

其次，阶层焦虑是社会中的特有现象，还是现代阶级社会的必然现象？

前述亨廷顿的“社会颓丧”说是富有洞见的。不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国的政治动乱，还是21世纪的“颜色革命”，其背后的阶层焦虑构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背景。应该说，亨廷顿在政治理论的敏感性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困难。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而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言外之意，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都不会出现政治秩序的变革，社会颓丧仅仅存在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

这种看法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近年来，美国发生的一些大规模集体行动和政治骚乱表明，即使是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着自己社会所特有的社会颓丧，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摆脱这种社会结构性的社会情绪。由此可以看出，亨廷顿所构建的一般性理论框架——现代化与现代性，是存在严重缺陷的。这种根本性的缺陷就在于，它将美国或发达国家的这种政治稳定视为各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归宿，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是这一框架极度自信的表达。现在看来，政治现代化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对特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的片面概括，它远不足以构成社会政治认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学说才更具有理论的解释力，它理应成为我们认识和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指南。阶层焦虑，而不是社会颓丧，作为社会阶级理论中分析结构性的社会心理概念，它应当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虽然某种阶层焦虑的具体内容可能只属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时期，但它所指向的具有结构性的阶级差距与矛盾却是现代阶级社会的本质性问题。由于阶层焦虑与社会阶级问题的本质性关系，理论思考必然指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再次，如何深化阶层焦虑问题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阶层焦虑是一种典型的中等收入群体或小资产阶级心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很早就注意到小资产阶级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对其政治态度以及无产阶级政党正确对待小资产阶级问题给出了原则性的论述。但经典作家的论述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的概括，尤其是其观点所产生的语境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战争与革命，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完全照搬马克思和列宁的论述不利于解释和应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这里，我们尝试提出几点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方向。

一是阶层焦虑的跨阶层分布问题。现有的阶级阶层理论主要是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职业来划分的，这无疑是社会结构分析的基本方法论。但是，观念并非阶级阶层的一一对应式的复现，相反，它具有广泛的跨阶级性。以前述所概括的当前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阶层焦虑现象而言，很难说它们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可辨识的阶级阶层或社会群体。可以说，现代网络信息社会中，阶层焦虑的存在本身就提醒我们：仅仅依靠物质财富差距和职业区分的社会认识论来理解和应对社会政治风险，是远远不够的。阶层焦虑显然不仅仅处在某个特定的群体，它很容易在某些议题上获得广泛的社会共鸣。另外，阶层焦虑也由于存在不同问题而有不同的内部区分。比如在一线、二线城市已经拥有数套住房的居民与新入城的无房一族所关注的焦虑问题存在着显著差别。前者所关注的是教育的子代流动性，而后者所关注的却是能否扎根的问题。严谨的研究应当在这个一般性的阶层焦虑问题下，作更深入的细化。

二是阶层焦虑所导致的私人行动和集体行动问题。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它与具体行动之间的关联无疑是对社会政治理论的关注。传统政治理论所关注的往往是集体行动，因为这些集体行动直接进入政治领域，甚至有可能引发大的政治变革。在这方面，传统的政治理论对于阶级行动的理解往往专注于大规模的群体性集体行动，而对于日常的、分散性的集体意识和私人行动关注不够。但是，许多分散的、日常性的私人行动往往也会造成长远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比如，阶层焦虑所导致的许多父母在儿童教育方面的“内卷化”，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比如，尽管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收入、生活条件总体上要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大大改善了，但婚育率却急剧下降，使得人口问题已经不再是处于人口过多的压力，相反，已显现出出生人口减少的端倪。这显然不能用生活水平的高低和单纯的城镇化概念来解释，房价过高所隐含的阶级差距以及相关的阶层焦虑所影响的家庭婚育行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所不能忽视的私人行动。因为在阶层焦虑的扩散影响下，单个人的分散的私人行动——而不是传统政治理论所关注的集体行动——已经发生着影响社会政治的长远结果，这是阶级阶层理论所应当加强研究的内容。

三是阶层焦虑与异化理论、政治心理等社会批判理论的对话与吸收。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阶层焦虑所关注的问题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一定程度的吸收和借鉴将有助于深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对于社会心理的具体情结及其社会意义的分析，蕴含着许多重要的现实性内容和理论构建价值。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往往导向爱欲、自由等相对缺乏具体物质内容的抽象概念，这使得其批判往往只能停留在话语层面，而实际的政治影响大大削弱。从根本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停留在解释与批判层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强大、无产阶级运动处于弱势的结果。而对阶级焦虑的研究，应当着眼于中国现实，借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将有望产生切实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结果。

四是看待和处理阶层焦虑的基本政治原则。理论上，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于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的阐释，对于当下的阶层焦虑有着尤其现实的贴近性［10］。一方面，忽略甚至抹杀人民内部客观存在的阶级差距和矛盾，是一种“鸵鸟埋沙”的做法，只会迁延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夸大乃至煽动这种矛盾和对立，也不是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消解阶层焦虑，既要从根本入手，努力消除阶层焦虑得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与土壤，也要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存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的现实。因此，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化解阶层焦虑可能蕴含的消极影响，促进社会和谐，也是阶层焦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