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慧芳

（河南科技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3）

黄季刚先生（1886—1935）师事章太炎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章黄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文字学层面的“笔意”“笔势”说，强调研治古文字要同时兼顾“笔意”与“笔势”，认为古文字形体有“笔意可说”和“笔势从变”两类，治古文字既要以笔意为本，又要知晓笔势变化，二者需要兼顾。黄季刚先生的“笔意”“笔势”说内涵丰富，并在当代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对文字学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 何谓“笔意”

（一）“笔意”的界定

许慎在《说文·叙》提出：“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1］黄季刚先生说：“不知笔意者，不可以言笔势。颜之推云，学者不观《说文》，则往往不知一点一画为何义。最初造字时，一点一画皆有意义。假令《说文》而亡，钟鼎、甲骨之文皆无所用。”［2］黄季刚先生从中提出术语“笔意”。所谓“笔意”，即颜之推所说的文字一点一画的“意义”，也正如陆宗达先生所讲“就是指字形的一点一画及其结构所体现的含义。”［3］黄季刚先生认为要知笔意，必须以《说文》的字形说解为依据：“《说文》为专讲文字根原之书，本之以驭其变。”［4］黄先生还强调“笔意”对研治古文字的重要性：“然言古文字者，多以意为之，在今日犹有擿埴冥行之叹，盖不知其所以必如此下笔之故也。”［5］不知“笔意”，就不知“下笔之故”，知晓“笔意”是探讨“笔势”的根本前提，如果不知道“笔意”，甲骨文和金文等古文字字形的说解就失去了依据。

（二）“笔意”的探求

黄季刚先生多次提到的某字“可说”，均是指其“笔意”：“奉本月四日手书,论三体石经古文,且举、二字令审思之。侃疑字即从禾从土会意，而字实不可说。古文改易殊体，浸成奇字，大氐不出省变二途。然必不省不变者尚存，始有可说。故字若亡，即革字不可说；字若亡，即弟字不可说。其或省变之柢虽亡，而仍能说者，则必师训相传，确可信据。故家从豭省，宕从砀省，自非博考，宁非武断？此外则古文有存其形，而终不能说其为何字者，今所见古器物文多此类。有知其为何字，而终不能说其形声者，故许书每言古文某如此。云古文某者，以师读而知之。《三体石经》古文亦类是矣。云如此者，往往不知所以下笔。其所从既不可说，故以疑辞了之。或并不言如此，又不说所从，亦准阙疑之例。”［6］黄先生以章太炎先生所询三体石经古文二字为例，认为古文字形体主要有省、变两种方式，其中只有不省不变的笔意才可以说解。因为《说文》是“师训相传，确可信据”，如果笔意可说的形体已经无存，只留有变化了的笔势，那么对其字形的说解需要依据《说文》。当然，《说文》中有些古文已经是笔势，知道是何字却不知如何下笔，如言“古文某如此”或不说解字形的古文即是此类，《三体石经》的古文也有类似情况。由上可知，黄季刚先生认为《说文》由于“师训相传”，其字形说解比较可靠，是了解字形笔意的重要线索，但《说文》中也有不可说解笔意的字，这种情况只能阙疑，不可强求。

黄先生将笔意的可解释性也说成某字“可识”。他谈字体变易：“《说文·序》谓‘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七十二代，靡有同焉。’则字体变易其为文字中最大障碍可知。……夫仓颉造字，是为古文。史籀有作，大篆乃兴。暨乎李斯相秦国，同文天下，肇有小篆，继而隶书、草书、真书相率接踵而改易矣。故由古文而至大篆，其字可识也；由大篆而至小篆，其字可识也；由小篆而变易为隶书，则不可识者矣；再一变而为草书，则造字之本意本形无一存者。考邃古造字，用图画符号以代结绳，既而求其赅备，求其简易，求其茂美，于是不可追述之矣。如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彳，小步也，有行意。止下云，以止为足，言安也，有不动之意。则辵之意，观字自见，不待解说也。篆书悉不变。至隶书则变为，已为不明。真书变为辶，草书变为，则其不可知矣。故字体变迁，实为文字中一大障碍也。”［7］黄季刚先生看到了汉字形体发展的主要变化，认为：一、古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的字体变迁即为字体变易，字体变迁引起字形变化。从古文至小篆的字体变迁，其字“可识”；从小篆变为隶书则“不可识”，变为草书，则造字的本意本形无一存者。他所说的“可识”“不可识”是就汉字的“笔意”而言，即字形是否具有可解释性，其造字意图是否和字形相切合。由于字体变迁，汉字由象形变为不象形，造字意图和字形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小篆变为隶书，是字形最重要的一次变革，隶变以后汉字形体的笔意就无从知晓了。二、总结了字形从“可识”到“不可识”的原因，即字形从可以探寻笔意发展至无法探寻笔意、只存有笔势的原因。最初汉字由图画符号而来，继而求其赅备、求其简易、求其茂美，于是不可追述其造字意图。汉字形体变化主要经历了由繁至简的过程，同时也存在字形繁化的现象。例如“辵”，其小篆形体仍然保留有造字意图，有笔意可说，表示与走路有关；发展到隶书、楷书、草书，其“笔意”则不可说解了。黄季刚先生依据“辵”在《说文》的字形说解有误，“辵”实为会“行走”义；但他认识到随着字形变化中的简化、繁化现象，象形性程度逐渐降低，笔意由原来的表现汉字构造理据的直接性、直观性发展到笔势的不可解释性。总之，字体变迁是解读汉字构形理据困难的重要原因，字体变化引起的字形变化造成说解笔意困难。

二 何谓“笔势”

（一）“笔势”的界定

所谓“笔势”，黄季刚先生说“笔势不过一点一画一直一斜四者。”［8］黄季刚先生认为“笔势”指汉字书写的笔画，包括“点”“画”“直”“斜”。

黄先生在其论著中有时将“笔势”说成“笔画”，他说：“文字之初，唯有象形、指事二者。象形、指事则出于符号与图画。惟笔画既多，则缮写难而易混。故郑志言，古四作亖，与三字积画相乱，故其终不得不归于单简。夫笔势不过一点一画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多，而其势不得不有所谓避就。”［9］在这段表述中，前文说“笔画既多，则缮写难而易混”，后文则说“夫笔势不过一点一画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多，而其势不得不有所谓避就”。例如“四”的字形写作“亖”，就会与“三”相乱，因而最终作“四”，因此“笔势不过一点一画一直一斜四者，故异字同形者多，而其势不得不有所谓避就。”文中前用“笔画”，后用“笔势”，所指相同，“笔势”即为“笔画”。黄季刚先生讲“笔画变易”：“笔画变易者，就一字中一点一画言之也。盖最初造字，悉为本体，然同时亦不免有异其点画者，如上之作二，古文本体也，又作、作，则点画之异趣耳，然犹不失造字之本义也。至于变为上，丅变而为下则造字本义竟不可晓。故因点画之变易，而文字本义遂致晦塞者，考之不可不慎也。”［10］黄季刚先生解释“笔画变易”是就字中的点、画而言，并以“上”为例说明字形中点、画的变化。可见其所说的“笔势”相当于“笔画”。由于“笔势”和“笔意”相对使用，陆宗达先生进一步补充阐释为：“指字形经过长时间的转变，日趋简约，或书法取姿，致使原有的笔意已经隐晦，仅存其点画之势。”［11］

（二）“笔势”的变易

黄季刚先生列举字例详细阐释了笔势变易的三种情况和笔势“无可变易，而其势不得不同者”的情况：“如囗即古围字，亦即古圜字、圆字、员字。囗本作，作难作囗易。之为囗，笔势避就为之。又如匚即古方字，其所以缺一角者，以避囗字。曲，古文作、作者，避匚（方）字也。普通之所谓圆，乃抽象之名。而日作，中加一横者，避囗字也。或以为日中有三足乌者，非也。然有时日亦作，犹星作，既如此，故日字亦可作。月之作，月固有阙时，非常如此。其阙一角，避日字也。……字有不能避就者，则小变其笔画。如、（一贯三为王。）（三玉之连，丨，其贯也。）楷书作王、作玉，聊为分别。……求字体之茂美者，如王玉两字实无别。故古文王作，玉作，茂美其形，亦所以为避就也。……如从示，齐省声。如不省则作，既多二横，又不美观，故省二画。……凡辞穷则同笔，笔势之无可变易，而其势有不得不同者。故《说文》中同形异字者不可胜计。”［12］笔势变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为避免同形而笔势有所迁就。如“囗”即古围字，亦即古圜字、圆字、员字。“囗”本作，为有所区别，则改作“囗”。“匚”缺一角，“日”中加一横，均是为了和“囗”区别。“曲”作“”，则是为了与“匚”区别。第二种，为区别同形字，小变其笔势。如“王”和“玉”，在篆文里“玉”中间的一道横画在中间，“王”中间的一道横画则偏上，字形区别度很小，容易相混。隶书和楷书里，就采用了在“玉”字上加点的办法，以与“王”区别。第三种，为追求字形美观，或区别同形字，而人为主观的繁化、增加笔画或省减笔画。如黄季刚先生认为“王”古文作，“玉”作，增加笔画茂美其形，“斋”，齐省声作“”，省二画以求美观。还有一种笔势无可变易的情况，结果导致大量同形字的产生。因此黄季刚先生认为“笔势从变”。

黄先生强调要重视笔势变易并分析原因：“在中国文字中，于笔势变易，不可忽略。其变易之例有二：一、字形变易，二、笔势变易。古人作书，因所用之笔不同，故其字体亦多变化。如用刀刻者成尖形，用漆书者为圆形，是也。古人云：‘书三写，帝成虎。’盖用笔有异，故字体亦异。……人心好异，务在于奇，此亦笔势变易之一因，是为有意之变化。”［13］汉字笔势变化的原因有：一、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不同，导致字形变化。如甲骨文用刀刻写在龟甲兽骨上则线条纤细、多方折笔，金文铸刻在青铜器上则有粗细变化、方圆兼备，而用丹漆书写的文字则多有圆笔。二、书写时用笔方法不同，书写的点画形态有异，因此汉字形体就不同。如小篆则讲求线条圆转，讲究均衡对称；隶书则变曲为直，变圆为方，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三、书写者求新求异、求奇求变、追求美观的心理同样会使汉字形体发生变化。不同的书写者或为追求新奇，或出于实用目的，书写时或省略、增加、更换部分形体或部件，或变化笔画长短，或改变交接状态、部件位置等，促使汉字在各个历史阶段产生了众多的异写字、异构字。

三 “笔意”“笔势”说在研治古文字中的运用

（一）“笔意可说”和“笔势从变”

黄季刚先生提出“笔意可说”与“笔势从变”：“昔徐鼎臣录篆文笔迹小异诸字,其意实本许书所云某字从古文之体。既有此例，而后知古之为字，有笔意可说与笔势从变二科。颜之推云‘:学者不观《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义。’此但就笔意为言,未足以驭笔势之变也。夫丄丅二文即作，尚为可说，变为上下，则旁二注无可说矣。一贯三为王，玉象三玉之连，及其贯为王，以二字相溷，推王之中画近上以为别，则无意矣。不悉笔势省变,而一点一画求之,必至于妄说。近世钟鼎之家免于妄者少矣。”［14］黄先生认为，研治古文字形体有“笔意可说”和“笔势从变”二科，研治古文字既需要以探寻“笔意”为本，探求汉字早期形体所体现的构字理据；更需要知晓汉字的形体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因此需要了解字形如何发生变化，笔势怎样省变的历史轨迹，才能追源溯流，从整体上把握汉字形体演变的历史。

（二）治古文字需要兼顾“笔意”与“笔势”

黄季刚先生在讲“认识钟鼎文字之法”时，强调只知道“笔意”还不够，还要知晓“笔势”如何省变。“若其文字之不可解者，由不知其字之本、与其笔势之变。凡不知别异之说，徒以意为之，则不免于鄙陋。不知笔势之说，则已识之字不能解说，不识之字则生妄言。古文篆书本有笔势变化，而不可知其下笔之意者。故知钟鼎、甲骨者，不宜专据点画以为说也。”［15］黄先生认为文字不可说解是由于不知形体所本的笔意和笔势的变化。如果只知笔意，不知笔势已经变化的形体，就不免认识片面；不知笔势变化，就无法解释已识字形的形体变化轨迹，对不识字形则会妄加说解。古文、篆文已经有笔意不可说解的笔势，因此，研治钟鼎、甲骨文，也不能不知笔势变化而专对其一点一画随意说解。他强调需要知晓笔势省变，否则专就一点一画解说只能是妄说：“颜之推云：‘不悉笔势省变,而一点一画求之,必至于妄说。近世钟鼎之家,免于妄者少矣。”［16］

他举例指出孙诒让在《契文举例》中由于不晓笔势变化而误识字形的错误：“盖用笔有异，故字体亦异。如王易为，为。孙诒让误王为立。观此可知金石文字之异体，在造字时已有差异。必知此，方可读宋以来言金石之书。”［17］孙诒让《契文举例·释贞弟二》：“有云‘立贞’者，如云‘立贝囗’、五之一，两见。‘壬辰卜立贝令侯氏马申步’是也，‘立’疑当读为‘’，《说文·立部》：‘，临也。从立隶声。’经典通借莅为之。‘立’盖亦取临之义。”［18］《契文举例》以《铁云藏龟》所录的甲骨文为研究材料，为第一部考释甲骨文专著，有开山之功，但错误也较多。陈炜湛指出：“孙氏误释之字既达一百五十余，复据误释之字以解读卜辞，立论发挥，就不免一误再误，错上加错，在读者眼里，也就显得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了。例如，由于不识为王而误以为立，又把王看作玉，凡是与王有关的卜辞就全部读错了……”［19《］铁云藏龟》五之一作“”［20］,与黄季刚先生所讲的形相符，此字形应为“王”字，“立贞”当为“王贞”。甲骨文一期字形作“”（佚三八三），后在其字形上加一横，如二期作（《甲骨文合集》，以下称“合集”合集二三一〇六）、三期作（合集二七一一一）、四期作“”（合集三二九六一），至甲骨文晚期，线条粗细不均匀并将其下半部分“”进行合并，五期作“”（合集三六五〇九）“”（甲三九四一），五期也有笔画粗细均匀、横平竖直的字形，如“”（合集三六五一二）则与楷书“王”字形相同［21］。“立”甲骨文字形作“”（前七二二一），金文字形作“”（史兽鼎，《殷周金文集成》2778），孙诒让将“立”与“王”的字形“”混淆。黄先生指出，孙诒让由于不知古文字“王”甲骨文字形的形体变易，导致释字错误。因此既要知晓笔意，又要知晓笔势变化才可以正确释读甲骨文及金文字形。

四 黄季刚先生“笔意”“笔势”说的继承与发展

（一）20世纪“笔意”“笔势”说的继承与发展

陆宗达先生直接师承黄季刚先生，在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说文解字通论》（2015年中华书局再版）中详细阐释了黄季刚先生的“笔意”和“笔势”说：“许慎以为最古的汉字，它的字形结构，保存了造字的笔画意义，叫‘笔意’。……汉字的形体是不断变化的，笔画日趋约易，加以书法取姿，致使原有的笔意漫漶不明，已不能分析它的点画结构有何意义了，这种字形叫‘笔势’。”［22］他列举《说文》中“民”“革”“弟”“乌”“隶”等正篆的字形说解，认为《说文》中凡是没有解释和分析字形，仅说明“从古文之象”“象古文之形”的正篆字形都已成为笔势，应由笔势推索笔意，根据古文解释字形。认为“笔意与笔势是汉字字形发展变化的规律。自篆书以后，隶、草以至正楷无不变为笔势。……总之，笔势嬗变是汉字普遍现象。”［23］。此时期陆先生认为“笔意”是造字笔画的意义，“笔势”是没有意义的点画结构；认为对于已成为笔势的字形，应由笔势推索笔意解释字形，这些观点与黄季刚先生的观点完全一致。

后来，陆宗达、王宁先生在1994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训诂方法论》中发展了黄季刚先生的“笔意”“笔势”说：“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提出‘厥意可得而说’的问题，黄季刚先生从‘厥意’中得出‘笔意’这个术语，是指能够体现原始造字意图的字形。与‘笔意’相对的是‘笔势’，是指经过演变，加以符号化，从而脱离了原始造字意图的字形。《说文解字》的小篆是比较晚的文字，这种文字已经过一番加工整理，许多已是‘笔势’了。许慎常有依笔势来说字的地方，往往发生错误。可幸者《说文》所收之字来自古代文献，互相有联系，彼此成体系。佐之更早的甲骨、金文，则可由笔势推出笔意来，然后便可贯彻形义统一的原则。”［24］

以上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陆宗达先生和王宁先生发展了“笔意”“笔势”说，将“笔意”“笔势”都看作“字形”，认为“笔意”是“指能够体现原始造字意图的字形”，“笔势”是“指经过演变，加以符号化，从而脱离了原始造字意图的字形”，与黄季刚先生对“笔意”“笔势”的界定有所不同，这是赋予了“笔意”“笔势”说新的内涵。

（二）新时期“笔意”“笔势”说的发展

王宁先生在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字构形学导论》中专辟“构形与构意”一章，将“笔意”称为“构意”，阐释了汉字构意及其发展，区分了构意与本义，介绍了构意笔势化的情况及怎么处理笔势化，进一步发展了汉字“笔意”“笔势”说，成为汉字构形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宁先生说：“构形中所体现的意义一旦为使用的群体所公认，因社会约定而与字形较稳定地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可分析的客体，我们称作构意，也称造意。构意是文字学的概念，它是汉字表意性质的体现。”［25］汉字形体由构形和构意两部分组成，构形“指采用哪些构件、数目多少、拼合的方式、放置的位置等”，构意指“这种构形体现了何种造字意图、带来了哪些意义信息，又采用了何种手段来与相似字和同类字相区别。”［26］王宁先生认为“构意”和“构形”都处在变化中，当汉字变化了的形体不能与意义相一致时，就可以重新寻求“构意”，以使其与新的形体相切合：“汉字在历史演进中，形体因书写而变异不能与意义统一时，在使用这表意意识的驱使下，会重新寻求构意去与它的新形切合，或附会它的意义去重新设计它的构形，这属于历时的理据重构。”［27］王宁先生将笔势的变化称为“笔势化”：“从隶变开始，汉字的构意大部分保留了下来，也有少部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缘由是因为笔画的形成。隶书和楷书的笔画是有起有落、以平直为主的书写单位，除了撇捺略有曲度以外，屈曲的线条已经没有了；又由于使用频繁而书写加快造成形体的简化；加之构件义化，象形性无法保存，因此造成构意的淡化、消减以致丧失。这种因字体变迁由书写带来的象物性消失现象，称作笔势化。”［28］王宁先生补充：“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构形存在而构意不明的情况各个时代，各种字体都有，即使是古汉字，也不是每一个字都能直接分析构意，少数难以分析构意的汉字，宁可存疑，不可猜测妄说”［29］，与黄季刚先生所讲的“其所从既不可说，故以疑辞了之”相契合。

王宁先生将“笔意”称为“构意”或“造意”，与“构形”成为其汉字构形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她将“构意”重新解释为“构形中所体现的意义一旦为使用的群体所公认，因社会约定而与字形较稳定地结合在一起，便成为一种可分析的客体。”除了继承黄季刚先生所界定的字形所体现的“意义”外，还强调“构意”为社会成员所认可，即社会约定性；并且是“可分析”的，即其“可说”性。她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随着字形的发展变化，当原有的“构意”无法从变化了的字形体现出来时，“构意”可以重新探求，以使其和发展了的新的字形相切合。王宁先生将“笔势”改成“笔势化”，界定为“因字体变迁由书写带来的象物性消失现象”，继承了黄季刚先生的“笔势从变”的观点，由“笔势”到“笔势化”的术语改变，更加凸显了汉字字形时刻出于动态变化中的特质。王宁先生是继承和发展了黄季刚先生“笔意”“笔势”说，其对“笔意”“笔势”术语的重新界定充满了辩证发展的思想，更有利于阐释汉字的形体变化中的理据重构现象。

李运富先生在其专著《汉字学新论》中将构意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把其列为新的汉字三要素之一。他认为原来的汉字三要素“形、音、义”并不在同一平面，汉字三要素应该是“形、意、用”，他说：“所谓‘意’指的是‘构意’，它直接来源于对客观事物（包括抽象概念）和语言音义的认识，是体现在汉字内部结构上的构形理据；‘意’在汉字的初创时期具有普遍性，但汉字形体变化以后可能需要重新分析。”［30］李运富先生在继承师说的基础上，强调“汉字具有形（形体）、意（构意）、用（功能）三个要素，汉字的本体研究也相应地分为字形（外部形态）、字构（内部结构）、字用（记录职能）三个系统。汉字形、意、用的演变不可能全都同步进行，合在一起叙述有时是说不清楚的，所以关于汉字的演变研究最好也要分为字形的演变、字构的演变、字用的演变三个系统来进行。”［31］他认为“意”和“形”“用”同属于汉字的三要素，不仅强调了汉字的表意特质，还以新的汉字三要素为出发点，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字形”“字构”“字用”汉字本体研究的三系统，这不仅完善了汉字学的理论体系建设，还为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提供了可行性的借鉴意义。

综上，黄季刚先生提出的“笔意”“笔势”说对汉字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有重要、深远的借鉴意义；从“笔意”到“构意”，再到将“笔意”提升为汉字新的三要素之一；发展至今，“笔意”“笔势”作为汉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内涵越发丰富，其指导意义也更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