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江涛

和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相比，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都没有成群结队的著名音乐家。直到爱德华·埃尔加开始，英国的音乐创作才开始从荒芜中吐露出来。与作曲家稀少相对应的是，英国的音乐会市场和消费却十分繁荣，优秀的乐队比比皆是，以满足广大市民音乐消费的需求。这也许对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音乐创作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当下光伦敦五支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LSO，驻场巴比肯中心），1904年成立；BBC交响乐团（BBCSO，驻场巴比肯中心），1930年成立；伦敦爱乐乐团（LPO，驻场皇家节庆音乐厅），1932年成立；爱乐管弦乐团（PO，驻场皇家节庆音乐厅），1945年成立；皇家爱乐乐团（RPO，驻场卡多根音乐厅），1946年成立——就可以傲视全球。再加上啟蒙时代管弦乐团、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圣马丁室内乐团，伦敦的音乐声此起彼伏，这个城市的优质音乐服务远超于任何一个国际大都市。

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极端统治在1660年结束，亨利·普赛尔那时才几个月大。后来，查理二世时代开始复活当时被消亡的英国音乐，到1680年，伦敦的音乐生活完全恢复正常。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的第一位音乐巨人普赛尔成了骄子。可惜普赛尔（1659—1695）英年早逝，随着定居伦敦的德国人亨德尔的出现，才填补了普赛尔缺席的空白，伦敦的音乐生活再度丰富了起来。

亨德尔以其独步一世、一骑绝尘的才华，独霸英国乐坛四十余年。英国缺少音乐家，在他们眼里亨德尔就是一位英国作曲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伦敦的大众音乐环境，他伟大的歌剧、清唱剧、管弦乐作品连消费市场都没有，没有消费市场哪来如此巨大的创作动力？但全球都把他作为一位英籍德国作曲家来看待，认为他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视野的作曲家。他的音乐融合了德国的严肃、英国的清秀、意大利的优美和法国的华丽等元素——简洁、透明、动听、雄浑。巴赫同样是一位具有国际主义视野的作曲家，可惜音乐实践的舞台太小，基本局限于德国诸侯小宫廷和城市教堂、音乐学校之中，没有条件涉足场面宏大的歌剧题材。

伦敦音乐生活的丰富和演艺水平的高超，在乔治时代已经奠定，且一直延续至今。上述论断并非单纯源自书本知识，更多要从我的亲身体会谈起。2002年我第一次去伦敦，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霍克斯鲍姆的女弟子乔安娜·伯克请我前去泰晤士河南岸中心的皇家节庆音乐厅，观看库特·马祖尔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第六交响曲》。当时我编辑了霍克斯鲍姆横跨三个世纪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这套书现在成了中信出版社的重点产品。伯克本人也将自己《面对面的杀戮》以及其好友、批判法学家科斯塔斯·杜齐纳《人权的终结》授权我当时所在的出版社出版。记得我还为《人权的终结》写了一篇很好的书评。

这是我第一次现场听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指挥家、独奏家演奏。上半场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演奏者是莱昂斯卡娅（Elisabeth Leonskaja）。如果不是这次缘分，我这一辈子也听不到两位的现场演释。德国指挥家库特·马祖尔当时已经七十五岁了，格鲁吉亚的莱昂斯卡娅当时五十七岁。那时的演奏家都不靠脸蛋吃饭，基本是朴实无华、淡泊平凡，用技巧直抵内心的。莱昂斯卡娅和两位格鲁吉亚演奏家——钢琴家布尼亚蒂什维利（Khatia Buniatishvili）和小提琴家巴蒂雅什维利（Lisa Batiashvili）——相比就默默无闻了。我已经记不太清上半场演出的细节了，只记得我没有太多的激动。也许是听了太多优秀的版本，觉得现场的声音有点闷；也许是钢琴和乐队在上半场似乎都不太投入；也许是我还在倒时差，脑子有点犯困，一切都是自己的迷糊。

中场休息期间，我被休息大厅巨大的唱片店所吸引。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唱片店。我买了西蒙·拉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后来西蒙·拉特成了我的偶像之一，他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充满了市民气息，就像是在市政厅广场演奏的一般。我也买了阿什肯纳奇指挥爱乐乐团演奏的西贝柳斯交响曲全集。

下半场，许多观众不断地在咳嗽。第一乐章大概演奏了三四分钟，马祖尔做了一个小手势，乐队的演奏戛然而止。他说了几句客套的幽默话，让大家尽情地咳嗽，然后重新开始演奏。《第六交响曲》演奏得很完美，尤其是第二、第三乐章，把我从时差的困倦中提了上来。为了纪念这场音乐会，我专门买了马祖尔指挥柴科夫斯基交响乐的大套盒，里面竟然有莱昂斯卡娅演奏的柴科夫斯基三部钢琴协奏曲和《音乐会幻想曲》。

音乐会后，伯克女士请我在泰晤士河边的西餐厅吃了海鲜大餐，酒精下肚，我的精力恢复，但音乐会已经不能再来一遍了。这让我有了一个经验：疲惫的时候去听音乐会有风险。

由于和英国的文化机构有着常年的合作，后来我多次前往伦敦和伯明翰。我最大的遗憾是四次前往伯明翰，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听到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的演出。最可惜的是我本来决定去听俄罗斯小提琴家马克西姆·文格洛夫的协奏曲，但是赶到伯明翰艺术中心已经是中场休息了。我没有在伯明翰留下古典音乐的现场记忆，不过在音乐厅的商店里买了不少西蒙·拉特指挥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的唱片，其中他指挥的斯特拉文斯基和席曼诺夫斯基的作品极为稀有，算是弥补了一些遗憾。2020年，伯明翰大学校长戴维·伊斯特伍德先生邀请我去伯明翰大学洽谈事务，并安排了去听蒂娜（Mirge Grazinyte Tina）指挥的演出，那是一位小个子、活力十足的立陶宛女指挥家和女高音歌唱家。然而由于一些原因，这一愿望也没有實现。最近我买了一张蒂娜指挥伯明翰市立交响乐团演奏俄籍波兰作曲家魏因贝格（Mieczyslaw Weinberg）交响曲的唱片，算是最直接的补偿吧。

在2012年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上，我听了一场主宾国招待的音乐会。音乐会的曲目很丰富热闹，吹拉弹唱，亮点很多，以致于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对剧场的狭小入口空间和陡峭的楼梯印象深刻。这就是低调的卡多根音乐厅，据说音乐家们都喜欢这里。2019年，我在那里听了一场瑞士苏黎世音乐厅交响乐团的演出，演奏的是海顿和埃尔加的作品。上半场海顿的音乐我没有印象了，下半场演奏《威风凛凛进行曲》和《谜语变奏曲》时，掀起了强烈的怀旧感，现场的英国观众非常激动。埃尔加的音乐对英国人和对我而言的意义大相径庭。对英国人而言，它是帝国最后的辉煌和即将的衰落；对我而言，则更多的是个人的心情和境遇，我很难将它和维多利亚时代、爱德华七世时代繁华的自得和不祥的预感联系起来。

2015年我去伦敦，正巧碰上捷吉耶夫告别伦敦交响乐团。他在巴比肯中心连演三场告别音乐会，第一场是巴托克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全场爆棚。海顿交响曲和贝多芬的几首交响乐曲似乎已经很难让我兴奋，也许白天过于忙碌，神经需要更大的刺激才会有所反应。这也让我有了一个经验：疲惫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听熟悉的、文雅的曲目。

第二场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春之祭》。指挥家、乐团、观众的投入难以言表，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饱满的铜管乐和打击乐，全场似乎要爆炸了，屋顶都要被掀掉了，但一切又都在掌控之中。首席小提琴演奏家在《春之祭》的最后一段竟然把弓毛都拉断了几根，几次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第三场我没有时间去听，算是遗憾。不过后来捷吉耶夫两次带队马林斯基剧院、一次带队慕尼黑爱乐乐团来南京演出，剧目满满，我“报复性”地补偿了伦敦的缺憾。

在巴比肯中心，除了音乐会的体验以外，它的文创店也不错，有大量伦敦交响乐团、BBC交响乐团的录音唱片，其中科林·戴维斯、捷吉耶夫的唱片十分珍贵。每次中场休息，我都去采购他们两位以及其他一些著名指挥家的录音，不知不觉收藏了大量捷吉耶夫指挥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的唱片。2019年，我在南京请捷吉耶夫签名时，他告诉我他的这些唱片他大多数都不知道，并且说唱片多了一点，手指都签酸了。

2017年，我去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听了马尔克·明科夫斯基指挥BBC交响乐团的演出。他在BBC逍遥音乐会上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三乐章交响曲》和《普尔钦奈拉》交响组曲。大师就是大师，反叛古典就玩现代，现代玩腻了，再玩古典，古典腻了再回现代。绕来绕去，玩出特色、风格、水准是第一。法国人明科夫斯基和他的卢浮宫音乐家合唱团一直以演释巴洛克时代的歌剧和清唱剧著称，能现场听他指挥斯特拉文基新古典风格的音乐，我想也就此生一次了。

2019年去伦敦，我在巴比肯中心听了王羽佳的独奏音乐会，全是超高难度的现代派音乐。她加演了八首作品，我差点以为音乐会分上、中、下三个半场，差点认为音乐会不会结束了，差点认为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全场的鼓掌和热情有点失控。王羽佳确实是演技大师和控场大师，我收集了她的许多唱片，一直觉得她精力旺盛、前卫和亢奋。

我还在巴比肯中心听了芬兰指挥家奥拉莫（Sakari Oramo）指挥BBC交响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七交响曲》。他指挥得确实漂亮，把马勒对音色的偏好和对声部层次感的偏好都打开了。我知道目前芬兰成了盛产指挥家的地方，也有幸在南京听过萨洛宁（Esa-Pekka Salonen）指挥爱乐乐团演奏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和拉威尔的《鹅妈妈》。芬兰和赫尔辛基音乐学院正是神奇的地方：人少天寒，安静优美，适合指挥家的诞生。

我最重要的经验是：在伦敦听音乐会不要预订，只要你愿意付出四五十英镑买最好的位置。这个价格只是中国同样座位、同样等级音乐会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白天公务忙完了，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听一场当地“昂贵”的音乐会，性价比一流，几乎都是高水平，听众的耳朵都要被“惯坏了”。据说德国汉堡的一流水上音乐厅是为伦敦准备的，艺术家要去伦敦演出必须先过汉堡这一关，也不知道是戏说还是真的。

我去伦敦最大的收获就是能买到唱片的地方很多，总能收藏到一些心仪的唱片，尤其是当下演奏的新品。书店的音乐专柜新书也很多，每次去都是收获满满，这也表明整个伦敦的古典音乐消费十分饱满。音乐图书和唱片都化作了和英国各类人士的交流话题，否则和外国人在一起谈完了工作就会发呆，吃饭变成了折磨。更重要的是化作和《留声机》杂志深入的洽谈和成功的合作。《留声机》杂志主编卡林福德（Martin Cullingford）一直以为我来自一家音乐出版社，是一位专业的音乐编辑，要求我和他为合作的项目一人写一篇序言。我的序言又长又深，像一首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他的序言则很短，像一首门德尔松的无词歌。现在每期《留声机》杂志成了我了解当下古典音乐生态的唯一纽带。

伦敦给我的音乐体验都是一过性的、稀有的。人生无常，我没有想到伦敦的音乐记忆就这样戛然而止，所以匆忙记上一些，以免不久完全遗失到无意识中。不过每当我整理唱片和图书时，会发现其中有不少和英国伦敦紧密相关的，我会在这些记忆浮现时不断“添油加醋”，一直到它们成为想象和象征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