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源

摘 要：法国华裔作家程抱一致力于在写作中建立超越国别的文学观，寻找中西文化的交集和互补之处，并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创造出崭新文化境地。他的思想植根于道家理念等中国文化，亦受基督教、奥菲斯神话等西方思想影响，体现贯通中西特色。“回归”这一主题在他三部小说中反复出现，既是主角的毕生追求，也寄托着其对宇宙、爱、灵魂等普世命题的深入思考。在程抱一小说中，回归理念源于中国道家“天道循环”宇宙观，亦超越地理含义，意味在精神上回到母胎、回到有女性和爱的地方，颇具宗教色彩。他还结合自身灵魂观，认为回归是变化和升华，是灵魂朝向更为理想的“大开”境界。通过对回归意识的独特阐释，程抱一展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精髓，借助对异质文化的体悟加强了对自身文化传统价值的把握，在省察贯通中西思想基础上开创全新哲学理念，体现对人类命运的终极之思。他笔下的“回归”因而呈现出“中国与海外”的文学新格局，是一种具备相互开放性的“回归”。

关键词：程抱一;回归;道家;女性;灵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29-08

法籍华裔学者、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程抱一是欧华作家中的杰出代表，创作横跨诗歌、小说、学术著作、画论、译作、书法集等领域，在法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享有盛誉。小说作为他作品中的重要部分，虽数量寥寥，但“有诗画、理论著作不可替代的容量”①，曾多次斩获法国重要文学奖项，备受国内外评论界关注。程抱一的创作之所以获得成功，在于他能结合自身生命体验，超越异质文明之间剑拔弩张的对峙，提炼出中西文化精华探讨生命基本问题，为解决现代社会人类危机提供思路。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程抱一小说的热度不断增加，多强调其中法文化摆渡人的身份。但程抱一本人在近期采访中表明，自己更希望被视为创作者：“在我，不仅交流，而是融合、创新，仅仅交流，做‘艄公、‘摆渡人，对今天的我已经不再适宜了，我是说已远远不够了，而要锐意创造。”②他的目标不仅是在中法两国间互通文化，而是由二生三，借助自身双重身份优势，创造不受国别语言限制、贯通中西的“第三文化”。在他笔下，中国古典文化被赋予现代性转化，与西方文化相互映射融合，达成世界性高度，“以中国传统回应西方现代性，试图为本土知识寻找到世界性意义”③。他的创作不单是文学作品的撰写，更指吸收中西理念后作出的推陈出新。因此，程式小说中一些中外文学常见主题，诸如生死、宇宙、美等，往往被赋予超越性的诠释视角，其文化内涵的中西交集部分得到延续、丰富、扩展和发展。其中，回归作为三部小说的共同线索，既有着不同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亦投射着程抱一的个人经历和心理视域，是解读程抱一创作理念、梳理其心路历程的关键词。

对故乡的依恋、对回归的渴望是能引起全人类共鸣的话题，“乡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文化依归感”④。中国文化强调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追求，西方文化亦有植根于古希腊奥德修斯神话、圣经中犹太人归乡故事的回乡传统。越是漂泊离乡之人越是向往回归，因此这一主题在移民作家笔下尤为常见。程抱一的三部小说都有漂泊色彩。《天一言》讲述主角赵天一经历国内战乱颠沛流离、之后赴法留学旅居海外、为寻根回国却在文革中被流放和迫害的故事;《此情可待》描写乐师道生年轻时遭恶人陷害离乡、为生存出家为道士、复于知天命之年下山寻访故人的经历;《游魂归来时》则结合历史，叙述浪迹江湖的侠客荆轲和乐手高渐离虽刺杀秦王失败、灵魂仍与心爱女子重聚的奇跡。主角们出于不同原因，或自愿、或被迫踏上离散之路，承受身心的双重失根状态。根象征着一个人的社会属性和物质精神支撑，失根意味着身份和存在意义的缺失。回归因而成为他们意识深处的共同心愿和毕生目标，代表着终结漂泊之痛、确定社会属性、达成理想生命状态，“回到属于自己的本来的生活状态，这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拒绝的归宿，这是对生命母体的一种报答”⑤。《天一言》中，主角天一多次思考回归的可能性，从小说第三部分命名为“回归的神话”，可看出回归意识和小说中心的直接联系;《此情可待》中，道生总结自己“流浪之人心怀所向乃是回归”⑥;《游魂归来时》更是在小说题目就点出灵魂回归的主题。通过对回归的追求，小说中的人物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生命价值的建构，达到理想境界，他们的故事折射出人类的共同回归意识，以及在回归中找到自身存在意义、实现心灵皈依的美好愿望。

写作常常是自我记忆的投射，程抱一对回归主题的重视与个人经历分不开。漂泊半生，他切身体会到地域转换、缺乏存在根基引起的身份焦虑。由于战乱，少年程抱一随着父母换了多处学校，没有固定居住地，难有身份归属感。成年后赴法，他遭遇主体文化移位之痛，为融入异质性文化而挣扎。文革期间，他以为自己再也不能回国，饱受失根困扰。事实上，即便回国也难以缓解这种漂泊失语之痛。长期居于国外导致移民作家丧失原有文化身份，面临与居住国文化和故土文化的双重疏离，“对外既隔膜，对内亦脱节”⑦，归国之后与过去世界产生的异化感，反而加重身份危机。回归沦为遥不可及的理想，无法仅通过返乡这一行为实现，因为记忆中的故乡已不复存在，“故乡其实不只是空间概念，同时也是时间概念，它是一个游子在一定时间段中所栖居的那个空间。这样的时空，其实是无法真正返回的，它只能存在于游子的记忆和想象之中。任何重返故乡的行为，都只能是返回一个空间上的位点，而无法返回那一点上的时间”⑧。故土渐渐成为精神概念，写作成为移民作家实现回归的方式：“对新移民作家来说，只有通过文学才有可能真正地回归。”⑨他们在写作中融合对故土的记忆和自身经历，其作品往往超越语言和民族，拥有全人类视角：“他们将本土的文化记忆和个人经验上升到普遍性的文学世界中，以本土经验为基础杂合异域视角，形成了一种异质性经验，使作品有了进入世界文学的机遇。”⑩程抱一也是其中一员，他的特殊之处在于对中西文化具有极为深广的了解，同时坚守着平和、从容的写作态度和全人类视野，以稳步前进的方式实现不同文化融合后的创新与变革。其作品细腻、深邃，探讨全新哲学理念，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打破中国文学传统，与世界文学接轨，成为海外华人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他受普鲁斯特的创作影响，以回望性目光重组生命本质体验，消解与中西文化的双重疏离，建构“第三者”的身份认同，在回归记忆的基础上追求创造性提升。本文试图从道家循环、女性与爱、灵魂超越三个角度解读程抱一的回归意识，分析其如何在写作中展现中西文化精髓，借助对异质文化的体悟加强对自身文化传统价值的把握，使得二者碰撞共鸣、融会贯通，并据此开创出一种久远而开阔的崭新文化境地，体现对人类命运的终极之思。

一、回归起点：道家的循环理念

三部小说在叙事上都呈明显循环式圆形结构，即结尾回归到起点，连成一个容纳丰富时间介质的圆环。“相同或相似的要素、看法或概念，在故事的开头和结尾处都出现了，这种重复就是一个‘环。”{11}《天一言》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叙事者在收容所重逢天一展开故事，又以旁观视角交代天一进入收容所结束剧情，收容所成为连接圆形结构的空间存在。《此情可待》以道生整装待发下山寻找兰英开始，以他受到兰英呼唤下山相见结束，两次路途中出现同一块巨石，作为圆形叙事的坐标隐喻，制造地理位置上出发点和回归点重合的效果。《游魂归来时》开头以春娘故事引出三人的奇妙结合，结尾再以春娘登场叙述三人灵魂结合的奥秘，前后呼应，小说剧情则始于主角相遇、形成身份认同的羁绊，终于主角灵魂重逢、达成理想三元模式，构筑了圆形叙事的环状结构，强化了回归主题。除了结构，在小说理念和剧情上，程抱一也多次着墨于圆环概念。《天一言》有一段由工匠制瓷的循环性流程引发的对宇宙运行的思考：“工匠们以重复了千百次的动作，构成一个圆形的机制，符合宇宙的运行规律。这运动看来单调，实则每次更新，稍有不同。宇宙亦当如此，在一种自身的周期下开始运动，最后它可能也是这样自体终止。”{12}《此情可待》提及兰英行善帮助仆人老孙，反过来又得到老孙的回报：“善行之环就完成了它圆圆一圈。”{13}程抱一还将圆形回归的循环理念与大自然规律相结合，上升到宇宙高度。《天一言》中开头不久，就借主角懵懂的泛灵视角，管窥水气循环的规律：“（云）以雾的形式诞生在山谷里，然后往上爬升，直升到天上，在那里自由飘荡……它似乎并未忘记原来的出身，会乐于以雨的形式落回地面，走完一个大循环。”{14}同样的泛灵书写在《游魂归来时》末尾的长诗中再次出现：“江河义无反顾地向终极的大海奔腾，流水逐波升腾为雾和云，然后在苍穹化作倾盆雨，润泽古老的大地如第一个黎明，可见与不可见周而复始，生命的规律。”{15}江河、大海、云雾、雨都是水气，作者借此隐喻世间万物。时间充当介质，天地扮演空间，万事万物如气一般遵循着从起点回到终点、终点再开新起点的循环，中间运动形成的动态圆形机制就是宇宙运行的永恒规律。

程抱一曾完整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因此其书写背后蕴藏着扎实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圆形概念是中华民族集体文化意识的重要成分，正如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提出：“圆形思维是一种融合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悟性直觉，它是中国古代人民对宇宙、社会、生命以及文化艺术的独特的、深刻的理解和阐释。中国古代的两部典籍《道德经》和《易经》中道行和易行都是圆形轨迹：《道德经》中的‘道的运行是‘周行不殆，《易·系辞下》中的‘道的运行是‘周流六虚，这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中的‘圆形思维的一种原型描述。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文学创作中，使中国叙事文学具有一个先定的结构模式，即圆形结构。”{16}这与程抱一对《易经》和《道德经》的解读契合。程抱一认为易经的“易”字有三种含义，分别是对应于元虚的“不易”、对应于宇宙规律运动的“简易”以及对应于个体存在演变的“变易”，这三种“易”形成道错综复杂而又浑然统一的运行，决定了中国人的变化观和历史观，时间因此循着线性和循环的双重运动。从《道德经》的角度出发，程抱一指出老子的言论体现了对时限的关注：“如果人的生命是时间中的一段行程，重要的是在这段行程中，实施他所说的返还。返还并未被看成如同一个仅仅在‘事后来临的阶段;它与行程同步，是时间的一个构成因素。”{17}此观点突出回归的本体论特色，它颠覆了时空的不可逆性，从一开始便是循环运动的一环。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视“反”为大道运行至理。“反”既是指相反之反，有对立统一内涵，亦等同于“返”，即回归，指返回起点，象征圆周式循环运动观。《道德经》第25章有更为详细的解读：“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18}老子将道视作天地之源，通过“逝”——周流不息、“远”——伸展遥远、“反”——回归本源的轨迹，凸显道之运作的永恒循环性。天地万物遵循着这自然节奏，不断生发启程又趋于回归，由此形成生生不息的动态局面。中国的宇宙观就建立在这一循环和变化理念之上。《道德经》中多次出现“归”字，如“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等。“无物”、“根”、“婴儿”、“无极”、“朴”一类词语从字面上看主要可分为两点，一是母体般的原初虚空，二是自然的初始状态，两者皆可理解为大道的起点。这起点因包容万象，氤氲着原始、混沌的气质，是一种阴阳同时潜在的未判状态，包含万般成型可能，朝向任意性开放。这点在三部小说的结尾体现充分，天一陷入半疯半醒状态却又保持着旺盛思考力和述说力，道生开启天眼进入超越之境，春娘、荆轲、高渐离三人达成奇异如梦幻的阴阳相通模式，故事似乎都没有结束，作者刻意安排开放式结局，显现无限变化可能。

三元思想在程抱一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对中西文化‘第三元的自觉探寻，是程抱一最重要的文化发现”{19}。通过与西方二元文化的比对，程抱一重新省察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思想具有三元化特征，这第三元就是生于二元又超出二元的部分，是两个主体通过对话产生的新生命。他的三元理念既突破西方二元文化专制的突破，亦加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与把握，具备全人类视角，本身就是异质文化相融后“第三元”的实现。程抱一的作品处处贯彻着三元思想痕迹。他在解读老子“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含义时也不忘提及：“三，通过引发由近至远和由远至无限的过程，最终导致返还的过程……在空间中远逝的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回返的循环运动。”{20}可以理解为，远和近、出发和起点是形成二元的两极因素，回归是之间第三元，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在《天一言》结尾处，世间万物皆处于无尽的回归周期，“时间周而复始地激活它万无一失的远古节奏……夜色笼罩的大地，被水晶的光辉吸收，等待着新的周期翩然来临……元气也有那样多的怀念，自然会再回来的，在它想要的时刻，在它想要的地方。”{21}回归这一行为构成万物运行与转变的调适力量，完成宇宙间的大循环，蕴藉出生命过程的无限张力。由此可见，程抱一的寫作虽并未刻意偏向中国文化传统，但其回归观却建立于道家循环理念基础，并融入对三元论的总结思考，成为小说创作的结构与运行之“道”。

二、回归母体：女性的情感隐喻

在三部小说中，主角们一生都在追求回归故土，但他们眼里的故乡并不单指地理上的家园旧址。传统意义而言，故乡是出发的起点，也是回归的终点，是可以消解身份危机、重寻情志根源的物理空间。但之于离乡已久的漂泊者而言，由于对异质文化和故土文化的双向疏离，地理空间上的故乡已不足以成为回归的目的地，甚至有时还会沦为带有落后和童年阴影色彩的旧文化世界符号，加重异化感。仅仅故地重游，未必能给予漂泊者精神慰藉，因为故乡不单是“景”，更是“情”之所系。

《天一言》中，主角一生都深受漂泊宿命感的困扰，看到云预见自己的命运将是一种流浪，观望流星随现随逝的轨迹再次感觉自己的灵魂注定漂泊，在国外生活更是饱受无根之苦，认为自己注定要流浪。即便如此，他也体验过几次回归的幸福。天一高中毕业后，决定千里迢迢去见心上人玉梅，这次会面虽不是真正回归故土，却填补了他与阔别家乡的心理沟壑，见到情人便有如光脚踏上家乡的土地，感受熟悉的泥土和青苔芬芳;独自流落在巴黎街头时，他因为看音乐会，结识了生命中另一位重要女性薇荷妮克，顿时消解了身份迷失感，觉得自己不再孤独，不再是一个无家可归、失去身份、隔离一切的迷失者，心里有了温暖和期待;渐渐习惯国外生活后，有一天他收到玉梅来信，本已平静的世界再次崩塌，意识到玉梅所在之地才是他心头所系的故乡，小说特意用长长的一段描述这一认识对主角造成的心理冲击：“土地在我脚下流失。铸成我整个人的根基顿时崩裂。更正确地说：我这些年跑过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坍塌，只剩下天边那块土地，我遥远的故乡。没有了它，就再没有什么能支撑我的东西。在这块土地的核心，我知道有个人一直在等我……我再度听到了我无法抗拒的命运之音。”{22}女性与回归的联系清晰建立，玉梅的形象成为寄托着故乡元素的符号载体，指引主角回归的方向。在《此情可待》篇首，道生下山前往青年时期生活的县城，既是故土重游，也是回归心中一段难忘往事——寻找他当年爱慕的女性兰英。此前作为江湖方士，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断思索着自己心灵漂泊的终点：“流浪之人心怀所向乃是回归。回归何处？‘我是个无亲无故的人。没有父母亲属或故旧在等待我。我深知，我真正之归宿乃是我真正之起点，而我真正之起点乃是那个和我交换过目光、向我微笑过的脸庞……”{23}回归和故土之地的联结被解构，爱人的面庞才是起点和终点。兰英象征着主角的情感归宿，她的召唤帮助他定位自身，找到作为主体的存在意义。道生人生中最后一次回归，亦为响应来自兰英的呼唤，在下山途中他灵魂升天，融入了超越时空的纯粹涌现、交流之境。同样的回归主题在《游魂归来时》中得到延续，与春娘邂逅，让两位漂泊的男主角都寻觅到心灵港湾。荆轲和高渐离离世后，春娘在的地方就是他们灵魂回归的终点，“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游荡之后，他们的灵魂重新找到了她，回到了她身边……春娘以自己的挚诚呵护心灵的烛火，在冥夜的风中闪烁，帮助迷路的游人寻回了归途”{24}。“游魂归来”的完美和谐之境得以实现。

可见在程抱一的小说中，女性常常构成主角的情感原点，她们所在之地成为主角的归宿所指，故乡由物质空间上升到情感和精神层面。程抱一之所以如此看重女性，与中国文化中的母性崇拜、尤其是道家思想尊崇女性观点有关。老子提出“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突出宇宙之“道”存在着起点，拥有根源性特征。《道德经》中一再出现“母”字，如“有名，万物之母”、“可以为天地母”、“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等，显现万物的生成来自于原初之道的孕育，映射出道相对于天地万物的母体形象。此外，在老子眼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冲形成三元体，阴阳平等，带有女性特质的阴甚至更上一筹。不同于西方的尚武理念，《道德经》有言：“兵强则（不胜）【灭】，木强则（兵）【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25}老子赞同柔弱胜刚强，因此奠定道家贵柔的处世哲学。这点同西方父权制社会因女性体力劣势、将之视为次等公民形成鲜明的对比：“男性在生物学上的优势，就使得他们能够肯定自己作为唯一的主权主体的地位……女人是软弱的、生产能力低下的……”{26}老子奉阴为上的观念还体现为对母系社会文化的认可。相关学者提出，《道德经》中推崇的理想社会其实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缩影，其小国寡民、崇尚无为的治理理念，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自给自足、人民安居乐业的淳朴自然美景，与父权制建立后等级森严、处处充满约束的专制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对于逝去已久的母系社会的一种追忆和留恋”{27}。由此可见，整本《道德经》视阴性为中心思想。深受道家文化熏陶，程抱一在作品中流露出女性崇拜心理也不足为奇。此外，他笔下的女性不仅是孕育者，还是主角的缪斯，并扮演抚慰心灵、拯救众生的角色，这与西方将“圣母”视为永恒女性的理念不无相关。到了近代西方，歌德提出“永恒女性”概念，象征美与救赎，其作品中的女性凭借真美的力量和超脱世俗的爱，启发主角身上的神性，带他们实现精神提升。这一形象的原型来自但丁塑造的贝雅特丽齐，是她带领但丁走出地狱进入洋溢着无限爱与美的天国。此后，永恒女性的形象在近代文学中得到不断地发展，尤其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和神学创始人索洛维约夫的影响下有着越来越深的宗教内涵。索洛维约夫毕生研究的索菲亚思想被称为“智慧学”，永恒女性被赋予了智性美的色彩，象征对无序和混乱的救赎，“她以肉体美与精神美的和谐统一出现在现实世界，契合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美拯救世界的理念”{28}。程抱一显然吸收了有关永恒女性形象的研究思想，通过笔下重要人物之一浩郎揭示：“也許这正是但丁或哥德所想的：拯救我们的将是女人！”{29}

据此可以总结，程抱一的女性观受到中国道家女性崇拜理念与西方永恒女性宗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他塑造的女性大多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是爱与美的化身，身份上是启迪者、引领者和拯救者，形象上隐喻着大自然和宇宙原初，“因其包容性而与土地、自然、宇宙建立了联系，因其无限性而超越了生死……人类精神上的最后归宿或许就是回归‘女性聚集的大地母胎”{30}。女性同大自然有着直接联系，可以由有限直入无限，其形象因而有了“归宿”概念色彩，与大地母体紧密相连。前文曾说过，游子心中的故乡是一种时间概念，回归也可以理解为回到初始时分：“程抱一几乎和米兰·昆德拉一样难以回到故乡，但更为重要的是回到出生的时刻。”{31}这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宣扬的万物所向的“复归于婴儿”，用母体和婴孩的关系来投射世间万物的归宿，回到重要女性身边有回归母胎的隐喻。程抱一在此理念基础上，强化了爱之重要性，凸显西方文化中女性凭借爱救赎迷途之人、带领他们回归理想境界的内涵。女性作为母体，所在之地构成了主角心中隐喻故乡的“异托邦”，它既是主角想象架构的情感空间，又是真实存在的物理空间。当现实的故土面目全非或无法涉足时，女性凭借其爱的感召力，呼唤主角回归情感建构的故乡，“她能将爱人从‘炼狱般的道里带向‘潮涌繁星之境;她能使他摆脱有限，同达无限之境——那是承诺，那是故土”{32}。这爱超出世俗情爱范畴，是帮助主角重构精神家园、实现心灵皈依之爱。

小说中的回归因此和女性的存在划上密不可分的关联。对天一而言，两次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母亲和玉梅——意味着两次失去情感故乡，身心被抛进没有回归引力的虚空，“这个将我留在世上的，最深、最牢固、最能滋养我血缘的根，突然间被夺走了。在我眼前的是个被掏空的世界，一个无比的虚无。宇宙本身看来也是没有根的。所有的星辰，和我周围无目的地不停打转的人群一样，仅只是附着在一个盲目的引力上，构成一个无止境的虚空”{33}。道生面对和兰英的分离，感到生命失去了意义，“天地之间，除了孤寂再无他物”{34}，荆轲和高渐离因为春娘的被掳“觉得被摧毁了，好像身心皆被掏空，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35}。随着和隐喻情感故乡的女性的疏离，宇宙成为没有意义的能指空间，幻想家园这一情感归属失去存在基础，人物不得不承受主体性被剥夺的幻灭和虚无感，回归之梦破灭，由此映射遭遇双重失语、难觅情感归宿的游子之创痛，这也是大多数移民作家的亲身经历。不过，程抱一相信爱与美的救赎力量，对回归的实现抱着乐观心态。相比《天一言》，后两部作品《此情可待》和《游魂归来时》的结局更为圆满，主要表现为主角“回归”女性身边的实现：道生在去见兰英的路上仙逝，却在临终之际看到与所爱女性永不分离的前景，而荆轲、高渐离与春娘灵魂团聚，达成三人合唱的美好共鸣境界。通过与女性的相聚，主角们寻觅到身份，确定了自身主体价值，回归到维系身心存在意义的初始家园。回归母体思想的塑形过程，再次凸显程抱一作品丰富的跨文化内涵和设身处地、善体人情的写作特色。

三、回归大开之境：死亡后的灵魂升华

小说中主角们的共同结局是死亡，天一完成心底声音的释放后在收容所中过世，道生在去往与兰英会面途中升天，荆轲和高渐离则因刺杀秦王失败相继惨死。这是作者刻意的安排，因其笔下的死亡并非冰冷的终止符号，它表征着生命新阶段的开始，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归，是朝向超越之境的灵魂升华。

程抱一视里尔克为精神导师，其死亡观也渗透着里尔克的观点，在《与友人谈里尔克》一书里他写道：“死亡始终是里尔克作品中的主调……它并不仅仅是终结和幻灭，而是生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生命不可缺的另一面。没有死亡，生命将只是无谓的重复，无旨的蠢动，一种不必有变化的拖延，不必有个性的铺展……由于它，生命才有成长结实的想望，才有进入变化的可能。”{36}在这里，他借助里尔克的作品理念，解读了死之于生的多重意义维度。一方面，死亡赋予瞬间以价值，生命因会流逝变得不可替代，每一瞬间才具有足以解构永恒的独特性，生显出不可知与多元性，“由于它（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多亏它——任何生命，无论受到怎样的保护，都不会循着一个先定的纲领。所有生命都成了一场游走于出乎意料与超乎想象之间的冒险”{37}。另一方面，死也意味着向生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过渡：“死亡并非自我的终结……而是打开通往另一种真正的生命的大门。”{38}程抱一认为里尔克是奥菲斯的歌者，继承了奥菲斯这一“欧洲诗最真纯的传统”{39}，即通过出死入生，以爱面向一切，并将一切提升到灵魂高度，进入“大开”之境。“大开”是程抱一从里尔克诗歌中提取出的重要詞语，也指代古希腊神话中奥菲斯历经死生双重国度后达成的理想境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深入领悟造物奥秘，与万物呼吸与共，从而朝向无限敞开，“‘大开，意味着含摄万物又转化万物的创造，意味着感应生命又升华生命的启示。‘大开的世界，即是对存在的领悟，对造物主的归依”{40}。大开的世界是无形的世界，是生命吸收有形世界精华后的另一重天地，生命只有通过死亡才能进入其中，与宇宙融为一体。

程抱一受里尔克影响总结出的这一生命阶段转化观念，实际也与道家的循环回归观不谋而合。道的循环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变化的运动，每一次回归都蕴藉着无限变化的张力，如同新生一般开启全新的可能，呈现出自有规律又错综复杂的动态面貌，“‘道不偏执于一隅，不执着于个性而封闭自己，仿佛虚灵之‘无，可顺而不可执持，故向任何可能性、任何视角开放，进而促成万有的回返、复归与‘共显”{41}。向任何可能性、任何视角开放，与大开的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程抱一在里尔克思想和中国道家文化之间寻得了理念共鸣。他在此基础上，将死亡总结为一种具备变化性质的回归和开启新境界的超越，如同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时间遵循着循环（“不易”）和线性（“变易”）的双重运动，是“既穿过虚空，也穿过变异”的“一切的重生”{42}。

由于死亡意味着主体肉身的消解，同时也是受奥菲斯思想对灵魂的强调，程抱一将回归上升到了灵魂层面。他对灵魂的概念十分重视，曾专门写作书信体文集《论灵魂》对其丰富意蕴进行详实讨论。他认为，灵魂存储着人的全部意识情感，其时间容量超越了尘世生命跨度，是个体尊严的独特标志，保存着个体的欲望、情感和记忆，重现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天赋。灵魂还呈现着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神秘色彩，“灵魂包含有一些原始、天然的成分，蕴藏着深不可测的无意识维度，因此和支配生命宇宙原初的奥秘相连”{43}。通过对人类几大重要文明的梳理，程抱一指出，大部分文化传统都重视灵魂的概念，“承认肉体死亡之上有一个灵魂的视野……每个人的灵魂都和原初生命之气连结，我说过，这原初生命之气就是生命本身的准则”{44}。个体在肉身消亡后，通过灵魂进入生命大幅展开的全生境界，“如果说死亡划下一条无尽痛苦深渊，它同时也打开了一片如星空般真实的无垠交流之场，那里聚集着爱与被爱者还有圣人的灵魂”{45}，生命因此开启新价值，趋向一种更高、更开放的超越境界。

程抱一对三本小说主角结局的不同处理，展现他对灵魂回归问题的进阶式思考探索。天一在小说接近结尾处，面对如同生命般奔流不息的大河，思考宇宙大循环的问题：“飘泊的、飞舞的、分散的灵魂，当整体终于复合时会再融入其间吗？所有在人间离别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流转之气的托载下，仍然记得归回发源地，而完成大循环？”{46}灵魂回归理念初现轮廓，疑问句式表现作者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亦尚在思索。道生在下山途中自知大限将至，睁开了第三只慧眼。佛教智慧眼的开启，意味着道生历经死生考验，洞察了世间奥秘，“这只眼生出来的目光更多的是来自它所具有的一种看透世界的悟性，而不只是主体的敏锐性，这种悟性只有在目光有了虚空经验以后才能得到”{47}。“大开”的无形天地在他面前展开，成为他的前程与归宿：“现在我们真正进入纯粹涌现，纯粹交流……我们终于学会了在一起，现在该把学会了的无尽期地活下去。所有悲愁都已洗净，所有怀念都已吸收。天长地久亦不为多，我来啦！”{48}在《游魂归来时》中，灵魂回归理念进一步深化，贯穿全篇。小说开头的合唱，勾勒出《此情可待》结尾没有描写出的灵魂相聚场景。随着回忆性续写的铺展，国家历史的灾难细化为个人层面的创伤，荆轲逝世，高渐离决定奔赴无形世界觅回挚友的灵魂，尘世的幸存者春娘凭借生命之火，指引游魂回归的方向。结尾处三人尽管阴阳相隔，却实现灵魂的团聚，“我亲身体验到另外两个存在，同他们分享生命”{49}。灵魂的回归不再是概念或愿景，而成为美好现实。从天一对灵魂回归问题初步设想，到道生对灵魂回归的前景充满展望，再到春娘同荆轲及高渐离实现灵魂相聚与回归，随着写作生涯进展，程抱一对生与死的理解更加透彻，对灵魂的超越与回归有了更多信心。他所建立的灵魂回归观是一种开创性全新理念，显示其在世界文明进步潮流中对多元文化的重新省察，以及在人类危机意识中对中西异质传统价值的辩证肯定，具备跨越文化疆界的开放性。

四、结语

从中国传统“叶落归根”的民族意识，到西方继承自奥德赛回乡神话的故土情结，回归作为中西方文学常见的主题，承载了人类内心对理想故乡的向往和寻觅自我价值的心愿，具有永恒审美价值。作为华裔移民作家，程抱一在写作中颇为重视回归主题，但并未拘泥于国家、移民、离散、身份政治等话语层面，而是用创新方式使中西文化得以“在地”生产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寻根与回归理念，“跨越了文化边疆，不断地超越自己，创造了一种属于全人类的世界性文化财富”{50}。他从道家循环思想、女性隐喻和灵魂升华角度，赋予回归主题以新内涵，为当代人缓解心理漂泊危机、寻觅自身存在价值和思考生命灵魂内涵提供思路，体现对人类命运的终极之思。程抱一的书写具有谦恭、包容特色，着眼于中国、欧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既从欧洲角度讲述中国故事，又从中国角度想象和认识欧洲。他的写作，一方面避免使我们的社会和悠久传统发生急剧的改变，以致匆忙接受西方的“伟大”而颠覆自身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亦强调人类文化的创新与变革应采取稳步前进的方式。他的作品无论是从内容与方法，还是意境与意义的追寻来看，他的作品在海外华人创作中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而不仅在当代汉语体系的文学中得到诸多呼应，在西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也收获了相当程度的认同与肯定。程抱一这种由中西文化融会贯通形成的带有宗教色彩“天道循环与生死轮回”的“回归”，是连接不同异质文化传统、开展对话的成果，呈现出中国与海外的文学新格局——这是一种“悦纳异己”的相互开放性的“回归”。

① 钱林森：《生命不息，创造不止——法兰西华裔院士、著名诗人程抱一访谈》，《粤海风》2004年第6期。

② 晨枫：《程抱一，站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人物》2004年第4期。

③ 蒋述卓：《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④ 蒋述卓：《华文行走文学的文化功能》，《华文文学》2009年第5期。

⑤ 陈召荣：《流浪母题与西方文学经典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⑥{13}{23}{24}{48}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第147页，第41页，第140页，第163页。

⑦⑧ 丰云：《新移民文学——融合与疏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9页，第5页。

⑨ 江少川：《全球化语境中“离散”与家园写作的当代思考》，《华文文学》2019年第1期。

⑩ 蒋述卓：《海外华文文学与本土经验》，《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11} 张珊：《〈日瓦戈医生〉中的环形结构》，《俄罗斯文艺》2013年第3期。

{12}{14}{21}{22}{29}{33}{42}{46} 程抱一：《天一言》，杨年熙译，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页，第6页，第275页，第178页，第56页，第116页，第122页，第266-267页。

{15}{24}{35}{49} 程抱一：《游魂归来时》，裴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第4-5页，第26页，第96页。

{16} 王刚：《恒久漂游在“回家”的路上》，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5页。

{17}{20} 程抱一：《中国诗画语言研究》，涂卫群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第359页。

{18}{25} 老子、文婕编著：《老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58页，第172页。

{19} 黄万华：《平和长远、散中见聚：欧华文学的历史进程和现状》，《华文文学》2009年第6期。

{26}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7-88页。

{27} 邱戍程：《老子社会理想中的母系社会缩影》，《社会科学家》2006年第S2期。

{28} 梁坤：《玛格丽特：永恒女性的象征——〈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宗教文化阐释》，《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6期。

{30} 金传胜：《程抱一〈天一言〉中的自然书写与生态意识》，《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4期。

{31} [法]皮埃尔·布吕内尔：《真光出自黑夜》，李佳颖译，褚孝泉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32} [法]玛德莱娜·贝尔托：《程抱一的“女性观”》，王笑月、郝宇译，褚孝泉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36}{39}{47} 程抱一：《与友人谈里尔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2页，第20页，第79页。

{38}{43}{44}{46} Fran？觭ois Cheng， De l ？覾me， Paris： ？魪ditions Albin Michel， 2016， p.39; p.46; p.78; p.137.

{38} Véronique Brient， “Bouddhisme chan et voie orhique chez Fran？觭ois Cheng”i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e， Vol.2， no.322， 2007， p.179.

{40} 张重岗：《程抱一的文化对话诗学》，《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8期。

{41} 刘耘华：《中国绘画的跨文化观看——以弗朗索瓦·朱利安的中国画论研究为个案》，《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2期。

{50} 刘成富：《程抱一：跨文化身份的融合与超越》，《当代外国文学》2017年第2期。

（責任编辑：黄洁玲）

Ultimate Thinking on the Examination and Connection

of Sino-Western Cultures and the Fate of Human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Return

in Fran？觭ois Chengs Fiction

Wang Jiayuan

Abstract： In his writing， Fran？觭ois Cheng， a Chinese French writer， has been dedicated to establishing literary concepts that go beyond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seeking where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ngregate and cross-fertilize， and enrich and develop them in order to create new areas of culture. Rooted in Taoism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and such Western ideologies as the myth of Orpheus， his thinking carrie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features. The theme of return keeps surfacing in his three novels as it is not only his pursuit for life but also a deep thinking into such universal propositions as universe， love and soul. In Chengs fiction， the concept of return originates with the universal concept of the cycle of heavenly path in Taoism that goes beyond geography and means to return spiritually to the mothers womb where there is femininity and love， rather religiously tinged. With his own view of soul， he is of the opinion that return is transformation and sublimation as soul moves towards a greatly opened world. Through his unique explic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return， Cheng shows the essence of various national cultures and enhances， through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heterogenous cultures， his hold on the values of his own cultural tradition while creating a completely new philosophical concept based on an examined and connected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reflecting his ultimate thinking over the fate of humanity. As a result， return， under his pen， shows up a new literary pattern of China and overseas， a return that is mutually open.

Keywords： Fransois Cheng， return， Taoism， women， so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