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烨

摘 要：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标志性人物，汤亭亭的创作体现了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的走向。她早期的小说《中国佬》和后期的诗集《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都呈现出鲜明的图像叙事特征和突出的空间意识。文本中既有直接展示的印章、绘画和书法图像，又有借助空间并置、迁移和转换绘制的物理和心理图式。无论是本质主义式的，还是隐喻式的图像叙事都在扩大文本空间的同时，增强了文本的隐喻意义。从图像叙事和空间意识两个角度入手，对上述两部作品的图像叙事进行并置研究，观照图像叙事和空间意识的密切关系，就会发现汤亭亭的创作意图发生了变化，由此思考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当下性，以及华裔美国作家从主张“宣称拥有美国”到跨民族和文化的飞散思想的转变。

关键词：汤亭亭;《中国佬》;《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图像叙事;空间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05-09

汤亭亭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她早期的三部作品《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 1976）、《中国佬》（China Men， 1980）和《孙行者》（Tripmaster Monkey， 1989）获得了批评界的高度赞赏，引发评论界对华裔美国文学的广泛关注。但是，与前期作品引起的热度相比，汤亭亭后期创作受到的关注不多。实际上，汤亭亭的创作还有散文集《夏威夷的一夏》（Hawaii One Summer， 1987）、《穿过黑幕》（Through the Black Curtain， 1987）、《当诗人》（To Be the Poet， 2002）、《第五和平书》（The Fifth Book of Peace， 2003）和诗集《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2011）等。国内的汤亭亭研究集中于《女勇士》和《中国佬》两部作品。有关《孙行者》和《第五和平书》的研究成果数以十计。其它作品除引介外，关注度几乎为零。这说明对汤亭亭的研究存在大量空白。另外，鉴于汤亭亭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考察汤亭亭的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状况，有助于探索当前华裔美国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新思路。汤亭亭把她的新诗集命名为《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以下简称为《我》），这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读视角，即诗人的空间经验与空间叙事技巧。空间具有画面感，而图像叙事是贯穿汤亭亭的创作始终的重要文本特征。下文比较《中国佬》和《我》两部作品的图像叙事特征和空间意识，追踪汤亭亭的创作轨迹，探讨作家的创作反思，分析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创作意图的转变。

一、“宣称拥有美国”：

汤亭亭早期作品的图像叙事

文学文本会营造出空间感，而文本的空间架构也会给读者带来直观的画面感。《中国佬》采用章回体叙事，汤亭亭将其文本架构比喻为“6层蛋糕”，以凸显文本的空间形式和图像叙事特征。与文字描述相比，图像叙事更加直观，有助于凸显象征意义，唤起读者的联想和记忆。借用“6层蛋糕”这个具有强烈的视觉感知的图像隐喻，汤亭亭生动地表现了叙述者复杂的文化身份和诉求，同时表明了作家以家族史隐喻族裔史的目的。《中国佬》的文本共18章。6个主章如同蛋糕，串连起家庭三代男性成员移民美国的，看似不同而又本质相同的经历。分散在6个主章之间的12个副章如同将蛋糕粘合在一起的奶油，扩大了家族叙事的视域，展示了与华裔美国人相关的寓言、神话、传说、历史、文学典故、新闻报道、奇闻逸事等。研究发现，空间因素在《中国佬》的结构设置、情节发展和主题生成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①“6层蛋糕”式的空间架构将《中国佬》设定为一部建构在空间形式上的历史书，“蛋糕”与“奶油”的画面联想点明了文本虚构与史实、家族史与族裔史混杂的特征。这样的空间设计增强了文本的叙事张力，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延展了文本的主题意义。平行、多层、重复等多种空间结构的排演形成了小说的图像叙事，不但增强了设计的美感，而且延展了文本的时空维度，增强了家族叙事的恢弘气度，将一部回忆录式的，属于个体的家族创伤叙事推演成内容更为庞杂繁復、时空更为延展辽阔、主题寓意更为丰富深刻的民族史诗。

图像叙事也是《中国佬》情节建构的有效手段。传统情节研究依照时间顺序组织的人物行动。《中国佬》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叙事，建构了复杂的时空体模型。《中国佬》使用了醒目而直观的图像叙事，在封皮和主章的首页标示了“金山勇士”字样的古汉字篆刻。“图像则与文字表述交织缠绕，既为叙述的机缘，也是叙述的主题和内容。”②篆刻图案不但赋予混乱的文本形式以叙事主线，增添了空间意义形态，而且承载了情节叙事功能，凸显了该书的情节高潮，这都有助于构建意象和叙事基调，凸显象征和隐喻意义，点明题旨和概括作者的写作意图。对“金山勇士”的赞颂成为文本暗含的叙事线索，在显示华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同时，表现了华裔对华人祖先的赞誉和对中华历史的追寻。《中国佬》还凸显了具有时空体意义的时间和地点标示词，这在读者的脑海中描绘出了华人移民历史的空间地图。“中国”、“檀香山”、“内华达山脉”、“美国”、“越南”等空间指示词在主章标题中被前景化，生动地唤起华人移民开发美国和飞散至各地的历史。与其对应，主章标题中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弟弟”称谓树立了人物意象，这既可以增强叙事的画面感和生动性，也可以指涉时间和历史，暗示作家以历史隐喻现实的创作意图。借由隐喻式的图像叙事，语言具象了文本空间和族裔历史，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时空变形为认识论意义上的小说时空。“金山”、“夏威夷”、“内华达山脉”、“阿拉斯加”、“越南”等不仅是语言和空间概念，还是与这些空间密切相关的历史具象。这些空间记录了美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因而与历史息息相关，承载了深刻的时间含义。通过巴赫金式的时空体叙事所营造的鲜活图像，汤亭亭不但丰富了文本的张力和表现力，而且在纵横捭阖间既书写了整个民族的移民历史，又向读者传达了叙事意图，即华人是美国历史和社会的缔造者，为美国建设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汤亭亭早期的图像叙事设计鲜明地指向了“宣称拥有美国”（claim America）③的创作意图。当下身份的确立是在对历史的追述中完成的。华裔美国人的移民历史一方面出于文化霸权被主流文化所有意抹杀，一方面出于自我保护的原因而被华裔美国人所刻意隐藏。④上世纪70、80年代，深受民权运动的影响，华裔痛感族裔历史的抹杀和缺失，试图“铭刻与再现”⑤被掩盖的华人移民的历史，确认当下的族裔和文化身份。但是与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的《根》（Roots，1976）等非裔美国文学中所出现的转向非洲大陆的寻根热不同，华裔美国人所追寻的根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不在他们的种族根源而在于他们的文化根源。也就是说，他们所要寻找的遗失的身份在于他们长期以来所参与创造和建设的美国历史，而不在于他们的中国文化的渊源。

汤亭亭的图像叙事代表了上世纪80年代前后华裔美国文学对空间叙事和空间意识的关注和运用。除《中国佬》之外，赵健秀（Frank Chin）的《唐老亚》（Donald Duk， 1991）和徐忠雄（Shawn Wong）的《家园》（Homebase， 1979）等都表现出鲜明的空间叙事特征和强烈的空间意识。华裔美国作家通过空间绘图来表述厚重的苦难和深沉的叹息，讲述华裔美国人在重重压迫和剥削之下在美国扎根和艰苦奋斗的历史。上述作品都探及族裔话题的深度，呈现出强烈的时空感、地域性和文化性，表达了华裔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倾向和对扎根美国的强烈诉求。“宣称拥有美国”的创作意图促使汤亭亭等人试图在文本创作中建立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的政治和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即通过想象和真实空间的叠加，重建华裔美国人的家园意象，以此来探寻华裔美国人遗失的历史，试图为华人移民对美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张目，为他们优秀而坚强的民族品质提供证明等等。因此，这类华裔美国文学创作都蕴含一条共同的叙事主线，即主人公最初由于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三空间而产生身份困惑，随着对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进行探寻和正名，最终确认了自己的族裔身份，摆脱了由于杂混而带来的身份危机。这一确认身份和探寻历史的过程是通过空间绘图来完成的。

如上所述，在华裔美国文学建制时期，汤亭亭等华裔作家以族裔特征为核心建立了政治和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并将想象转化为叙述的身份，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身为美国华裔的自我身份，以此与中国文化进行一场整体的隔离，以便在以边缘身份挑战中心和主流文化施虐的过程中获得力量。然而世界格局日新月异，在当前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和海外华人在经济、科技、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表现令人瞩目。另外，随着人口的大量迁移、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充、技术交流程度的不断提升与资本和劳动力的迅速转移，强调文化多样性取代了对于文化共同体的想象，成为华裔美国人所面对的新的社会机制;早期华裔美国作家所强调的族裔感性⑥和“宣称拥有美国”的主张也被多元的意识所取代;体现在文学艺术上，20世纪80年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常见的对于华裔身份的诉求、对所遭受的不公的控诉、对华裔历史的追寻等话题在21世纪逐渐被更为自由的跨越时空和文化差异的飞散意识所取代。这表现在汤亭亭最新的诗集《我》中。

二、“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

汤亭亭后期创作的图像叙事

图像叙事仍是《我》的积极、能动和充实的建构元素，在结构设置和主题生成方面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与小说相比，诗歌具有更加明显的图像叙事特征。诗歌凸显意象，在叙事结构上表现为时间跳跃和空间并置，这促生了诗歌的强烈的画面感和空间感，也使诗人的空间经验摆脱了规则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感和自由感。

图像叙事的特征在《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是诗集的题目直接点明了“空间”一词。

我将选自《瓦尔登湖》的一行诗

悬挂在书桌的上方

“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⑦

动词意象强化了詩歌的画面感，也突出了诗集的氛围和主题，既形象地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也凸显了她对美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诗歌的跨行书写和空格等空间设计形成了奇异的图案，这似乎表明了诗人对传统的反驳和反思。此诗集由此成为对美国文学和文化经验的重写，是诗人在新时代对美国经典的注疏。追寻着诗集的名字留下的线索，读者被引入了更为开放的空间，整部诗集也超越了族裔文本的范畴，成为传统美国主流文学、文化和精神的当代体现。随后，诗人65年的漫长生命岁月以空间并置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得读者随着诗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不断穿梭往返：从与朋友的午餐到越战老兵的葬礼，从她漫长的婚姻到因为反战抗议而被捕;从翻译父亲的遗著到讲述儿子的成长等等。另外，在以流动的身份讲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教师、母亲、和平主义者的漫长人生旅途的同时，诗人创造性地与她笔下的人物进行了一系列对话，从反复出现在作家笔下的《孙行者》和《第五和平书》中的主人公惠特曼·阿新到《女勇士》中的精神导师花木兰。通过一系列弥漫于不同的历史视野中的真实空间与虚构空间的并置，诗人向读者呈现出一幅有关过去与现在、中国与美国、生活与艺术的漫长画卷。

图像叙事成就了这部诗集对新世纪美国华裔生活的表述和智慧。非线性演进和意象叠加赋予诗歌突出的画面特质。这对华裔美国作家来说，也许更利于表现历史断裂的主题。在开篇长诗《家园》之中，汤亭亭写到：

我坐在黑暗中写作——

……

就像我的母亲，独自，坐在黑暗中写作，

就像我的父亲，独自坐在黑暗中写作

我只是看着。⑧

此处的诗句极具镜头感和表演性。寥寥数语既描绘了栩栩如生的四幅画面，又糅合了《女勇士》的母系叙事和《中国佬》的父系叙事，扩大了文本的含纳和意义空间。“图像培养了人对片段阅读的对接联想能力”⑨，“黑暗”、“写作”、“独自”等词指向几代华人移民去国怀乡，忍受屈辱和压迫，挣扎求生和争取权利的历史。时空的大幅跳跃拓展了叙事和抒情时空，将个体体验拓展到几代人的移民历史，有效地表现了困扰诗人的核心问题：

我能够累积时间，也会失去

时间吗？⑩

含混的语义表述再次拓展了文本的阐释空间。诗人对于华裔美国人遭受的历史创伤进行了严肃思考。一代又一代华人和他们的后裔开创了华裔美国人移民和生存的历史。按照历史贡献论来说，华裔美国人在美国开疆辟土、生产建设、保家卫国，当之无愧地具有权力“声称拥有美国”，但是他们不但难以获得合法的公民身份，而且即使是已经获得的合法身份也不断地受到质疑和威胁。在后期，汤亭亭有意调整了创作模式，摒弃了早期创作中的复杂技巧和流行元素，以洗练的语言和简洁的句子来展示诗歌的语言，这反而更为质朴和深刻地对华裔所关注的问题进行纯文学性的严肃思索。通过以诗意的语言处理日常生活，以具体的表述传达抽象的含义，以松散的空间结构营造近乎清淡的新境界，作者在传达华裔美国人的当代经验的同时，引导读者进入了更加广阔的解读和阐释空间。

在《我》一书中，汤亭亭继续运用图像叙事技巧，一方面深入挖掘了诗歌的表现力，另一方面又对读者的阅读能力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汤亭亭仍然使用空间指示词来设计空间序列，在文本中描绘了清晰的空间地图，引导读者进行图像空间的想象。“家园”、“离家”、“米村”、“坏村”、“艺村”、“灵村”、“越南村”、“父村”、“母村”、“城市”和“回家”等主章标题的并置将地点标示词前景化，将分散的时空纳入同一份世界图景之中。静态与动态空间、肯定与否定空间、物理与心理空间的并置，既表明了记忆和现实的交叉渗透与合谋，又有效地放大了当代美国华裔的族裔经验和心灵感受。动态的空间绘图还带来了视角的不断转换，这强调了时空的断裂、文化的对话和矛盾逻辑，烘托了华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隔阂和传承的艰难，展现了叙述者复杂的文化诉求和身份。另外，由意象陈列和跳跃所形构的图像空间留下了大量的文本空白，这延展了读者的心理空间，促使读者积极参加文本的图像空间建构，思考每一处空间的意义，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空间内容携带的内涵、表征和功能。在静态和动态的空间绘图当中，本体论意义上的现实时空再次变形为认识论意义上的文本时空。“家园”、“村庄”、“城市”等空间地标和“离家”、“回家”等动态空间绘图组合在一起，再次强调了“漂泊”和“回家”这两个华裔美国文学的母题，加强了诗人对于家园的想象。

直接的图像叙事仍是《我》一书的重要表意模式。除了印章之外，汤亭亭还将绘画和书法植入文字叙事，促使图像叙事充当了重要的叙事工具和手段。植入话语叙事的图像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跨媒介叙事，“‘图说就是‘言说的抵抗话语”{11}，两者的结合拓展了双方的指意内涵，增加了彼此的阐释维度。画有竹叶的中国水墨画取代《中国佬》中的古汉字印章出现在书的开篇。竹子是重要的中国文化符号和象征，意喻中华民族所尊崇的正直、谦逊、奋进等操守和品格。中国文化中有关竹子的典故和诗句也不胜枚举，既有竹林七贤的洒脱和遗世独立，又有“风过不折，雨过不浊”的坚韧和风骨。中国古代文学中常常出现融合诗歌、绘画、书法和印章的艺术形式。汤亭亭似乎有意采用融合了话语叙事、印章叙事、绘画叙事和书法叙事的跨媒介形式，这激发了文化的互文性，更符合跨国和跨文化等主题。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所构成的图像叙事彰显了美学和文化意义，一如既往地显示了华人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同时表现了作家对华裔祖先的赞誉和对华裔历史的追寻。除了绘画之外，文字叙事中还呈现了中国书法。诗人在《我》一书中进一步将图像叙事和文字叙事相结合。在英文中夹杂汉字的书写形式。在第80页出现了诗人亲手书写的“爸天妈地”四个汉字。这四个汉字竖版排列、毛笔书写、有简有繁，甚至“妈”字用的是半繁半简的书写方式，这些汉字的旁边还用英语字母标志了它们的汉语发音。图像是以特定的空间形式来表现的时空统一体，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作为空间化的时间和历史，图像暗示了最富有意义的历史时刻。这一时刻所凝聚成的图像因为超越了时间范畴而具有普适性。从这一富有意义的时刻出发，读者可以推断出具有意义的前因后果。

图像叙事具有点题的效果。书法图像下的诗篇对这一特定历史时刻进行进一步的阐释。

……意识到我

在以自己的生命冒险，我将自己投身到

这个普通村落的祥和之中，坐在

广场东边的方石之上。

面对落日。

拿出纸笔。写下：

到达

居住

中国

家园

在这广场上宁静的文化的家园，

我和这方天地。

天父

地母

不只印第安人祈祷

天父地母。中国人

也谈论天父地母。

在群星、日月、运气和农田之间：

爸Ba

天Tien

妈Ma

地Day{12}

诗歌语言的混杂不断打破经验、文化、地域的边界，游离于认知的边缘。借助我们对于华裔叙事和空间叙事的了解，读者可以对诗中的空白做如下解读：其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华裔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虽然华裔对中国文化满怀好奇，但他们所接触到的只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完全的理解，他们对现当代中国文化和现状更是无知。其二，围绕着“爸、妈”的意象构成了“家园”的传统隐喻。诗人表明只有抛却自身的纷扰、忙碌，投身到“文化家园”之中才能从祖先的遗产中获得助益，最终收获那份“祥和”。这样，从历史与文学的层面来看，汤亭亭的作品从自身的历史出发去看族裔的历史，顯示出了独特的品质。其三，诗中表现出一种融入的精神，打破了政治和文化的边界，在思想的驰骋中实现了跨界旅行。这一空间模式使得文本空间所包含的多重边界成分被不断建起，并在运动中被不断越过，这些运动构成了文本铺陈的活跃动力。诗人消弭了传统文本中殖民和被殖民之间的利益与文化冲突，取而代之一种比前者更深入的多元和飞散的视角。

这样的例子在诗中并不少见。例如在竖排版的四个汉字：“和睦相外”旁边，依次是每一个字的英文释义。诗人在此处告诉我们：

“你好，

小妹，我们的家庭很和谐。”

“你好，大哥，我们的家庭很

和谐。”和谐。中国宣称和谐

为它的官方主旋律。和谐被粘贴在墙上。

灯光把和谐打在高楼上;

夜晚的河流反射出和谐。我们的儿子，一个音乐家，在双臂都刻上纹身：

和harmony

睦make peace， make kindness

相mutual， reciprocal

外extraordinary（like outlanders， like barbarians）

我親手写的毛笔字。{13}

无论是“爸天妈地”还是“和睦相外”都超出了定格的文化符号的限阈，因为遗留了大量的阐释空白而引发一系列的误解和译码，从而焕发出极强的表现力。当代华裔逐渐从居于边缘地位的他者步入精英阶层，因而对其文化身份采用了另外一种描述方式，试图弥合文化属性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分裂。从诗人所体悟到的“爸天妈地”到下一代华裔艺术家所追求的“和睦相外”，华人移民经历了从树立边界到打破边界的转变，不同时代的伦理诉求展露了不同的表情和面貌，却共同构成当代华裔的空间意识。

三、当代华裔的空间意识转变

比对上述两个文本的图像叙事特征，不难发现作家的空间意识和叙事意图发生了改变。汤亭亭的创作轨迹典型地体现了华裔文学的飞散叙事特征，探索了华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其飞散身份的应对策略。飞散这一概念源自德鲁兹（G. Deleuze）所提出的游牧思想。在飞散研究的视域之下，民族、文化、身份等概念都不是孤立不变的，而是存在于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联系之中的动态和复杂的构成。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诗人进行了漫长的物理和心理空间的漫游，从“离家”到“回家”、从“村庄”到“城市”、从“米村”到“母村”等等。这种跨越边界和流动的意识被传承下去，诗人的儿子，一个音乐家自愿如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一样在身上刻上了父辈的心愿，将中国文化理解为：“和，和谐;睦：和平、友善;相：相互、彼此;外：规范之外（如外国人、异族人）”{14}。“离散语境下的个人文化身份认同陷入危机，文化价值表达处于失语状态。”{15}因此，汤亭亭等当代华裔美国作家笔下反复出现书写的意向，试图以书写来摆脱失语，寻求华裔的身份和权力。当代文论研究强调飞散这一理论假定的跨民族和跨文化性，并在强调移民和移位的同时，强调对“家园”的种种情感。“家园”、“村庄”、“城市”、“中国”、“美国”、“东方”、“西方”等意象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它们在心灵的主观性体验和文化原型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开辟了读者的认知空间，建构了不同的情绪结构。

读者对汤亭亭的作品进行互文式阅读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女勇士》中，父亲在花木兰的背上刻下了让她报仇雪恨的字样，《我》中，儿子将母亲亲自用毛笔书写的汉字纹在双臂之上。这一叙事细节的转变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它表明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创作正在经历着从民族迁徙到跨国散居的重要的转型时期。对于历史真相的追寻和对华裔美国人所遭受的歧视的揭露已不再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叙事的主流，而是由对跨国文化身份的体认取而代之。这一叙事细节的变化也显现了作者对于自身创作的不断重写和反思：其一，刻字者或敦促刻字者由男性变为女性，表明华裔女性比以往更为自信和具有影响力，足以担负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其二，子辈被刺字的过程由被动变为主动，说明当代华裔在某种程度上已接受并能平和地对待自身的华裔身份，自愿了解和接受他们的文化根源;其三，上世纪的种族中心论和它所引起的敌意已被一种更为开放的，强调和平、友善和多元的精神所取代。这样看来，汤亭亭的图像叙事反映了不同的历史动力，并在整体上建构了一个更大的文本空间。读者唯有不断填补图像叙事中的空白，才能持续完善自己的认知空间图式，加强和加深对于华裔文学创作整体和不同阶段的认识。

文学的图像叙事实践与地缘政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的感知着眼所形成的空间意识传达了作者所要表述的目的和主题。多元和动态的飞散意识体现在文本的创作上，也形成了文本叙事的多媒介特征。详细阅读诗集，读者将会发现不少的类文本叙事（paratext）元素。类文本是热奈特进行叙事讨论的一个理论层面，指“与（主）文本相对应的那些环绕在文本四周的要素，包括封面、书名（标题）、前言、后记、附录、评论、插图、注释、目录、版权信息等。”{16}除了前文讨论过的诗集标题、各章标题、图像叙事、媒体评论和开篇的中国水墨画等都是类文本之外，诗集中其它较为突出的类文本的例子还有：扉页的题词“献给祖先、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孩子”，诗中大量夹杂的粤语发音，书后以列词条的方式对这种洋泾浜英语进行说明的附录等等。类文本的应用既为读者提供阅读的引导和方向，又辅助读者完成心理绘图。实际上，有关空间与认知图式的关系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米克·巴尔（Mieke Bal）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Narratology： Introducing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1985）探讨了空间和感知的千丝万缕的关联。苏贾（Edward W. Soja）在《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ies， 1989）这部空间转向的权威之作中，专门将心理和感觉空间作为“第二空间”加以突出和强调。从飞散的视角来看，“家园既是实际的地缘所在，也可以是想象的空间;家园不一定是落叶归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一站。”{17}综合上述各方观点考虑，我们发现，汤亭亭善于使用图像叙事和空间符号。她打破了空间界线和内、外部空间分野所隐喻的文化阻隔，使读者感受到了美国华裔的文化特殊性。她的创作中充斥着打破边界的空间隐喻：视角和焦点的不断转换、时空的不断跳跃、充满中国文化联想的意象、语言与文化的杂混形成的游牧式的文本空间等。动态的空间绘图有效地契合了诗集的创作用意，即承担当代华裔的责任，挖掘和继承祖先的文化，并最终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汤亭亭的空间意识和叙事意图的转变具有历史根源。亚洲经济的发展逐渐缩小了当代华裔和由所谓的白人、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 WASP）所组成的主流群体之间的经济和心理差距，使华裔作家逐渐减轻了族裔身份所带来的困扰，这促使当代华裔美国人重新审视“想象的共同体”和集体的“根”的意识。社群构成的变化同样促成了文化生产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华裔美国文学迎合主流社会进行族裔研究的需求，强调民族意识和归属感，急于创建想象的共同体，以此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体制，而新世纪的华裔美国文学则更符合跨国主义发展的需求，强调自由和多元。因此，与《女勇士》和《中国佬》等早期作品中弥漫着愤怒和抗议不同，《我》中充满了历经生活和历史沉淀的睿智和哲思。在《女勇士》中，“我”是一个急于逃离华裔身份的叛逆少女;在《我》中，“我”将本源文化的传承看做身为华裔的责任。在诗集的最后，诗人总结了“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的七点原因，其中的第三点原因是：

3. 我尚有一份责任要去履行——

翻译和发表父亲的诗作。

这是诗人相和的传统，

爸爸在我写的书的空白处写下诗句。

借由学者和字典的帮助，

我能读懂也能翻译

他的第19首羌笛野曲：{18}

此处，诗人与困扰自己一生的代际、族裔和文化矛盾和解，她不但接受了自己的族裔身份，而且决定履行身为华裔的历史责任：专研和传播本源文化，建立文化对话。汤亭亭的创作意图的变化反应的恰恰是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反思、重构和发展。“宣称拥有美国”倡导的是同化的国家意识，而“我爱我生活的广阔空间”体现的则是跨种族和跨国的视角。族裔身份转变为具有多元性、流动性、包容性和适应性的跨国身份，这逐渐发展成为当代华裔作家的创作共识。华裔美国文学从上世纪末的抗议文学转变为反思文学，越来越多地采取跨民族的视角重新审视民族文化和历史，寻找文化家园，思考多元文化的融合。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跨民族和跨文化身份的出现，是后种族主义时代美国面临的现实改变，也是当前的国际文化发展趋势。但是，这也许正是美国主流评论界对汤亭亭后期的創作反应冷淡的原因——汤亭亭的后期创作超越了美国种族话语的认知图式。而将罗曼司式的民族叙事转变为富有哲学思考的文化叙事既反映了华裔美国作家对当下问题的严肃思考，也是他们寻求创作突破的实验。

汤亭亭的文本实践具有鲜明的图像叙事特征。她善于在文字叙事中直接植入包含中国文化元素的图像，发挥其统领全书，点题，或是拓展读者的阐释和想象空间的功能。静态图像呈现、动态图像描绘、时空体模型建构等图像叙事手段是结构设置和意义传达的完美载体。这种跨媒介和跨文化的叙事方式既有利于表现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对应、对抗和对话主题，又反映了中西方的融合和新型文化的创新。分析汤亭亭的图像叙事和空间意识，也会发现华裔美国文学创作的走向和转型。《中国佬》更多地体现的是受民权运动影响的族裔文学的特征，讲述华人移民的历史和争取华裔的政治权力;《我》则打破国家之间的地理、心理和文化界限，凸显“生活的广阔空间”，强调随着空间重组而出现的全新的“家园”意识。这反映了当代华裔作家对族裔、身份、空间等一系列问题的不断审视和思考。“宣称拥有美国”的愿望在新世纪来临之时被一种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和睦相外”的意识所取代，而这种承认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的飞散意识，正是繁衍自身文化和建立心中家园的正确途径。

① 关于对《中国佬》的空间叙事特征与意义的分析详见拙文《史诗的空间讲述：〈中国佬〉的叙事空间研究》，《外语教学》2012年第5期。

② 冯亚琳：《〈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文字与图像的交互关系》，《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A. Dirli. “Asians on the Rim： Transnational Capital and Local Community in the Making of Contemporary Asian America”， in Across the Pacific： Asian Americans and Globalization， ed. Hu-Dehart. Philadelphia： Temple UP，1999， pp.29-60， p.34.

④ 在美国排华期间，许多华人为了移民美国，付钱给具有美国国籍的华人假冒他们的儿子，这些冒名的移民被称为“纸儿子”（paperson）。美国移民局对中国移民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为了掩盖身份，纸儿子改名换姓并隐瞒身份，这部分地造成了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和真相的遗失。

⑤ “铭刻与再现”是台湾学者单德兴主编的一本论文集的题名。在单德兴看来，“铭刻与再现”首先表明了“华裔美国文学本身是作家对于自己的弱势族裔处境的回应，……在观察这种铭刻与再现时，尤其要留意其对‘异己的想象与操控。”单德兴：《铭刻与再现：华裔美国文学与文化论集》，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⑥ 1972年，在“种族主义之爱”（“Racist Love”）一文中，赵健秀（Frank Chin）和陈耀光（Jeffery Paul Chan）首次提出了“亚裔美国感性”（“Asian American Sensibility”）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亚裔美国文学评论关键词，用以凸显亚裔美国文化的独特性。赵健秀等人认为：作为独特的文化形式，亚裔美国文化既不同于亚洲文化，也不同于美国文化，但又同两者都具有关联。“亚裔美国感性”的提出，表现了当代华裔知识分子为彰显华裔的可见性和真实性而做出的努力，是为了确立民族、文化和性别身份而采取的策略性的本质主义的战略。

⑦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 2011， p.10. 本文中译诗全部保留原诗排版。此处原诗为“A line from Walden hangs over one/of my desks：/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文中所引诗句均为本文作者所译，下文不再一一赘述。

⑧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 2011， p.3. 原诗为“I sit here writing in the dark-/…/just like my mother， alone， bent over her writing，/just like my father bent over his writing，alone/but for me watching.”

⑨ 刘巍：《图像时代的文学之变》，《当代文坛》2013年第2期。

⑩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2011， p.3. 原詩为“I can accumulate time and lose/time？”

{11} 赵宪章：《小说插图与图像叙事》，《文艺理论研究》第2018年第1期。

{12}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 2011， p.78-80. 此处汉字与拼音夹杂部分未翻译，原文“爸Ba/天Tien/妈Ma/地Day”中汉字呈现为毛笔字体，而非印刷体。原诗为“…Aware that I/risk my life，I throw in my lot/with the health of this common village. Sit/right down on the curbstone on the east/side of the square. Face the last of the sun./Unpack notebook and pen. Write：/arrive/adobe/China/home/At home in ad civilization kind with plazas，/containing me and the sky and a square of earth./Father Sky/Mother Earth/Its not only Native Americans who pray/Father Sky Mother Earth. Chinese/say Father Sky Mother Earth too./In the almanac of stars， moons， luck， and farming：/爸Ba/天Tien/妈Ma/地Day”。

{13}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 2011， p.153. 此处保留原诗排版，其中的斜体印刷保留，原文“和harmony/睦make peace， make kindness/相mutual， reciprocal/外extraordinary（like outlanders， like barbarians）”中汉字呈现为毛笔字体，而非印刷体。原诗为：“‘Hola，/Youger Sister， our family is running in harmony./‘Hola， Elder Brother， our family is running in harmony.Harmony. China has announced Harmony/its official theme.   posted on walls./Lights flash Harmony up on buildings; the night rivers reflect Harmony. Our son，/a musician， has tattooed on each arm：/和harmony/睦make peace， make kindness/相mutual， reciprocal/外extraordinary（like outlanders， like barbarians）/I did the calligraphy myself，”。

{14}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 2011， p.158.

{15} 陈倩：《离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认同：以〈断背山〉中的埃尼斯为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16} 许德金、蒋竹怡：《类文本》，《外国文学》2016年第6期。

{17} 童明：《飞散》，载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

{18} M. H. Kingsto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NY： Vintage Books， 2011， p.218. 原诗为：“3. I have one more rask to do-/translate and publish Fathers poems./In the tradition of poet answering poet，/Baba wrote in the margins of my books./With help from a scholar and the dictionary，/Im able to read and here by translate/his 19th song for barbarian reed pipe：”。

（责任编辑：黄洁玲）

Maxine Hong Kingstons Pictorial Nar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patial Consciousness

Dong Xiaoye

Abstract： As an iconic figure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Maxine Hong Kingstons literary creation is a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trends.Her early work， China Men， and her collection of poetry，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reveal vivid features of pictorial narration and an outstanding spatial consciousness as her texts not only have directly exhibited images of stamps，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but they also us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patterns as portrayed with the juxtaposition of spaces， transmigration and transfer. These pictorial narratives， whether essential or metaphoric， enhance the metaphoric significance of the texts while expanding the textual space. When one cuts in via the angles of pictorial narration and spatial consciousness by taking a juxtapositional account of the pictorial narration in the two works mentioned above and view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ictorial narration and spatial consciousness， one finds that something happens in Kingstons concept of creation as one is reminded of the contemporaneit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reposition made by Chinese American writers about their ‘claim to own America to the thought of tran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dispersal.

Keywords： Maxine Hong Kingston， China Men， I Love a Broad Margin to My Life， pictorial narration， spatial consciousness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西方文学伦理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572021DF11。

作者单位：东北林業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