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星

摘 要：美国华人作家哈金，继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之后，开创了非母语移民作家用第二语言书写的新道路。哈金的创作在英语文学中熔铸汉语思维和表达，并在文本中还原了离散群体（diaspora）的族裔语言，坚持“可译性”的文学实验，为离散书写（diasporic writing）开辟了文学范例。我们可以哈金的写作实践来进一步考察当代离散作家的写作困境：一方面，如何能在语言的移植中做出真正的创新，同时在母语和第二语言文学中都探索出新的空间;另一方面，如何同时处理来自母语和第二语言读者的阅读期待、历史背景、知识体系和审美品位，平衡两种历史文化、语言系统、文学传统建构起来的参照体系。

关键词：“新的英语”;汉语思维;族裔语言;“可译性”;离散写作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1）6-0014-09

哈金是目前英语文学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离散作家之一，他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锦州市。哈金在国内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并获得布兰戴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创意写作。哈金的作品得到了英语文学世界的充分认可，接连斩获文学类大奖。他在采访中经常会被问到“为何以英语，而非母语中文写作”的问题。哈金曾坦然回答，最初的原因是“为了生存”，与早他四十年的前辈黎锦扬的答案如出一辙。但显然，对于出生在大陆，以汉语为母语的哈金来说，用另一种语言来写作并非是简单的事，而哈金的野心也绝不仅止步于此：除了物质生存以外，哈金还将生命“存在”的意义寄托于文学。哈金曾在演讲中提及，一个作家在开始职业生涯时总会提出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省问题，其中“以什么身份写作”是最令人困惑且最不确定的问题。哈金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在英语文学世界中的抱负：要在康拉德、纳博科夫这两位作家开创的非母语英语书写传统之下，“寻找一个新的英语”，写出不同于他们的文学作品①。“语种”是作家行文入世的第一种身份，在传统的文学分类标准之下，语种决定了一个作家文学身份的民族、国别，甚至立场。“以什么身份写作”与书写一种怎样的英语文学作品，对一个移民作家来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弄清楚哈金所宣称的属于他自己的“新的英语”文学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可以帮我们解读哈金的作品在华人离散文学中的贡献，同时以他为例，进一步考察当代离散华人离散写作的困境。

少年时期入伍从军，退伍之后即参加工作，后自学考上大学，哈金几乎错失了整个中学教育的机会，而他留学美国之后能以第二语言创作，成为华人作家中的佼佼者，被美国主流文坛所认可，背后自然付出了超乎想象的努力。哈金的勤奋和高产，让人看到了一種属于军人气质的超强自律和非凡毅力。哈金曾在访谈中自述以一种“借用的语言”写作的艰辛，“每部长篇小说至少经过三十遍修订才完成”，短篇小说“修改的次数更多”②，须经受十倍于用母语写作的焦虑、孤独、绝望，用第二语言写作是一条坚忍而狭窄的道路。

族裔作家在英语文学世界获得一席之地的情况在哈金之前已有先例。哈金在他的演讲集《在他乡写作》中援引了波兰裔英籍作家康拉德、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以及林语堂开创的三种模式。三人的区别在于林语堂和纳博科夫都曾在移居之前用母语写作成名，而康拉德在用英语写作之前并未用母语创作过，这与哈金的情况相同。这里，哈金不假思索地绕过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黎锦扬、黄玉雪，七十年代汤亭亭、赵健秀等华裔作家的英文写作范例，意味着哈金不再延续上两代华人作家突出“族裔性”、“群体性”的文学立场。从这一细节延伸开来，也可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华人离散文学有了一个新的样貌：抱团发声的现象在逐渐减少，即个人化的写作趋势愈加明显。

在这三人之中，哈金对林语堂颇有微词，认为林“太沉迷于解释中国”，“文化大使”式的写作模式读者定位太强，另一个弱点就是执着于传递文化，容易脱离时代和社会现实③。哈金还在《流放至英语》（Exiled to English）一文中暗讽这一路数的作家为“文化贩子”④。林语堂的英语写作的文学价值自然并不如哈金所批评的那般没有原创性和耽于幻想，但这贬低反映了哈金自己的写作态度，是走忠实于现实和原创的路线。

然而，哈金在最初进行创作时，却也曾痴迷于充当“代言人”。哈金在2007年《自由生活》之前的作品都以中国大陆的历史、社会生活为题材，早期诗歌中常出现大禹治水、甲骨占卜、孔子讲学等中国历史相关的内容，短篇小说集《好兵》《光天化日》《新郎》，长篇小说《池塘》《等待》《疯狂》等作品均书写当代中国大陆经验。他的第一部诗集《沉默之间》的标题不难让人联想到鲁迅的那句关于“沉默”的名言，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申诉欲望。在这部诗集的序言中，哈金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幸运者”，为那些“创造了历史”却又“被历史愚弄或毁灭”的底层中国人发言⑤。此种追求几可让人联想到中国传统儒家的内里，为天下苍生登高一呼的士人情怀。然而哈金的“代言人”身份却遭遇了尴尬处境，且不说他的作品招致了许多批评界的讨伐之声，指其为当代西方文化界的“新东方主义”⑥，哈金以英语在美国写作，其受众首先是英语世界的他国读者，在语言隔阂、地理和文化错置之下，除了为他国读者呈现一个当代中国的局部，又能为他所“代言”的底层引发多少现实改变呢？

哈金在被他所代言的对象质问其身份的合法性和动机之后，写作方向逐渐转向展现新一代在美华人移民的生活图景（《自由生活》《落地》），颂扬战争年代的人道光辉（《南京安魂曲》），探索边缘政治地带中的人性幽微（《背叛指南》《折腾到底》），继而开拓传记文学的园地（《通天之路：李白传》）等更多面向。同时，也在遭受非议之后自省其文学定位，由在美国的“代言人”转而“接受自己的边缘性”，以此“区别于本土作家，成就自身独特的抱负”⑦。按照斯图尔特·霍尔的观点，离散群体的文化身份并非某种已经完成的事实，而是“永不完结，始终处于过程之中”的生产，并“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⑧。事实上，离散作家的文学道路是一种时代文化政治协商下的产物，他们的文化身份将比非离散作家更为脆弱。哈金的作品在中文世界触礁之后，他及时反思并调整了写作方向和自我定位，这是有意识的自觉行为，却也不可否定其中难以辨认的被动成分。

一、在英语文学中熔铸汉语思维和表达

在否定了“代言人”的角色之后，哈金一并告别了当代中国的小说题材，且更明确地沿着康拉德和纳博科夫所创立的非母语作家以英语写作的传统，在英语文学世界中树立自己的独特定位。

那么何为康拉德与纳博科夫的英语文学传统，哈金的道路又新在哪里？

在演讲集中，哈金盛赞了二人的风格，并详加分析。他认为二人的英语作品尽管在语言上都缺乏母语作家的自然語汇，但独特的叙事风格使他们在移民英语文学中有以荫蔽后人：“康拉德发展出一种缜密而强劲的句法，使他有别于同代人”，“有其独特的力量和鲜明的优雅”，总体而言是一种规范的、中性的英语文学;而纳博科夫则在文体方面有所创新，试图打破英语语言的边界，他的小说存在一种以文字游戏表现出来的“嬉游性”⑨。

尽管哈金与康拉德有着更为相近的作家身世，但他在写作道路的选择上却更认同纳博科夫的野心，即挑战规范英语的边界，拓宽这种语言文学所能覆盖的领地。为实现这种挑战，哈金的做法是，“牺牲母语、借用其力量和资源，在移居国的语言中创立一种风格”⑩。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指出，在康拉德的遣词造句里有一种明显而奇怪的“法语的成分”，与这种成分相连的是“对于小说艺术的一个非常严肃又朴实无华的构想”，即以外语腔来“再现异域生活和情调”{11}。哈金在他初期的英语写作中借用了这一艺术构想，并试图有所超越。有不少评论家指出哈金的作品有一股“中文直译风”，这也是借鉴了康拉德和纳博科夫的文学榜样，但他们“没有在书写实践和文学传统上跳出印欧语系的语法、词汇，走得像普通话那么远”{12}。确乎如此，哈金首先能为英语文学带进的，是一种来自汉语的语言传统，却也并非“直译”那么简单、机械。并且，来自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华人读者对哈金“直译”的批评，与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对其语言艺术的赞扬存在巨大反差{13}，这提醒我们应当在创作语言的参照系统下，观察直接受众的读者反应，来讨论哈金的英语作品。

我们不妨以哈金的作品来作说明：

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好兵》《光天化日》语言十分简明，对话简单，极少渲染氛围和描写环境，几无人物的心理开掘，以直接叙事来推动，小说中存在着不少中文语汇的嵌入：

1. Grandma had assured me that Mus mole was not a beauty-mole but a tear-mole. This meant her life would be soaked in tears.（奶奶告诉我，穆英的痣不是美人痣，而是泪痣。这意味着她的生活会泡在眼泪里。）

2.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too much fire in the boy-the Yang was too strong-so the medicine was to reduce the fire and build up the Yin.（那医生说这孩子身上火气太大——阳太盛，因此那中药是清火补阴的。）

3. “Close up the mosquito curtain，” Jia told his wife when she laid the sleeping boy on the bed.（“关上蚊帐。”贾成在妻子把睡着了的孩子放上炕的时候对她说。）{14}

结合上下文的语句，这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汇嵌入，在文中并不对英语读者的理解构成障碍，在对话中引入中国特色的物事或文化术语，包括民俗的词汇“beauty-mole”、“tear-mole”，以及中医的词汇“Yin”、“Yang”等，造成了一种异域效果，但并未改变英语的语用习惯。这与汤亭亭在《女勇士》的“白虎山学道”、“羌笛野曲”等章节中所做的文化引入类似。

但在随后的长篇小说《池塘》《等待》中，这种风格变得更加明显，且有所改进：

4. At thirty she is like a wolf; at forty a tiger.（三十如狼，四十似虎。）

5. A well-fed man can never feel a beggars hunger pangs.（一个喂饱的男人永远感受不到一个乞丐的饥饿痛苦。中文俗语为：“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6. Without knowing it， he had spoiled his own opportunity， as if he had lifted a stone at an enemy but smashed his own toes.（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毁了自己的机会，就像他举起了一块石头朝向敌人却砸碎了自己的脚趾。中文俗语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7. Stop dreaming that heaven will drop a roasted quail into your mouth.（别做那种天堂会掉烤鹌鹑到你嘴里的美梦了。中文俗语为：“天上不会掉馅饼”。）

8. With money you can hire the devil to grind grain and cook dinner for you.（有钱能雇鬼推磨，再帮你做顿饭。中文俗语为：“有钱能使鬼推磨”。）{15}在以上例子中，哈金在英语中植入了汉语的许多俗语表达，有直接翻译的情况，但多数时候都作了改动以适应英语语言的语法习惯，尽管看起来改动很小，却也非简单的“直译”，可以看出一种在英语中融入中文表达（Chinese/

Chineseness expressed in English）的努力。如他将“天上不会掉馅儿饼”，改成了“天堂”（heaven）掉“烤鹌鹑”（roast quail），将“有钱能使鬼推磨”后加上了“再帮你做顿饭”，以一种英语读者熟悉的语词来创造令他们感到陌生、新奇，且富有情境的表达方式。而对于英语母语读者来说，这样的语句是在语法规则之内，打破了英语固有的语用思维方式，且充满着口语的俏皮、诙谐。尤其《疯狂》中，这种语言的探索变得更加精深、自然，减少了汉语的翻译痕迹，而变成了一种充满新意、诗意的表达，其抒情、描写的笔墨加重了，这也能看得出哈金在英语写作中的长足进步。如：

尽管来自大陆和台湾的批评毫不影响哈金在美国读者中取得认可，但在此之后，哈金的写作转向了当代美国华人的移民生活书写，并探索英语世界中离散群体的族裔语言，有意识地开拓新的写作领域，这体现了一位作家的自我成长。2007年的长篇《自由生活》以一个本职为饭店老板的华人诗人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华人青年在文学理想和生活现实之间的挣扎。这部小说也是哈金的精神自传，许多细节都能看出哈金本人的影子。《背叛指南》以中共在北美的间谍“金无怠”为原型，通过女儿返乡寻父的历程拨开历史迷雾，采用双线结构，书写了一个因负有特殊使命被“政治流放”的华人，在美国经历的精神流浪和道德拷问。短篇集《落地》则以纽约法拉盛为取材地，收录了新中国城的故事，展现了当代在美华人移民群像。这些作品贴近移民生活的真实，其中贯穿的主题，是讨论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的生存之苦和心灵困厄。

哈金在这些小说的语言探索上，不同于前期有关当代中国大陆的题材。如《疯狂》中大量植入的中文歌曲、古诗植入不见踪影，如中文成语、俗语的译写仍然零星可见，某些在汉语思维影响下灵活的语言表达，使得个别场景描写，给英语读者带来了复杂的视觉化想象挑战，与“隐喻过载”的阅读体验{24}。除保持一贯的语言流畅、简明的特点之外，哈金在人物内心的开掘和环境描写方面也大有提升，如《自由生活》中武男一家从波士顿搬迁到佐治亚州一路上的风景描写，带有一种明快怡人的诗意。值得提及的是，哈金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到了华人移民进入北美之后，因两种语言转换而产生的语言表达失误，而这种失误场面往往是带有戏剧性的时刻，生动地复现了华人移民带有族裔特征的日常体验。

《自由生活》中的主人公武男带有明显的口音，他发不好英语中的咬舌音，往往将“th”发成“z”，某些元音也发生了音变，如“boss”发成“bawss”（老板），“offer”发成“awffer”（提供），“cover”发成“cahver”（包括）等。妻子萍萍为儿子解释英语读物时，总是望文生义，牛头不对马嘴。十分有趣的一个例子是由多义词引发的误解：一位黑人顾客对餐馆的华人服务员说“如果你需要帮什么忙，只管给我个铃儿（ring）”，她的丈夫誤解了词义，回应道：“她可没什么戒指（ring）给你！”此外，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其他族裔的口音或俗语，以及英语的俚语：如黑人的黏着口音将“th”发成“d”，“in dog house”（落狗窝里，意为遇到大麻烦），以及“shootzer breeze”（射射风，意为闲聊）等。

要讨论哈金作品中这类带有华人族裔特征的语言和文学价值，须回到英语族裔文学的整体环境中加以考察。就北美华裔文学史来看，从五十年代的黎锦扬、黄玉雪，到七十年代的汤亭亭、谭恩美、赵健秀、任璧莲、徐忠雄等人的作品，都在题材和人物形象上突出了华人的族裔性。但即便是如黎锦扬这样以汉语为母语的作家，在改用英语写作之后，也都在他们书写华人生活的英语作品中，自动地抹去了汉语的语言特征。推而广之，不论是英语作品，还是其他语言的英语译作，来自第三世界族裔的语言在进入英语文学之后，都在语言上发生了自动同化，族裔语言之间的差别被抹平了{25}。以后殖民的角度来看，语言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是离散文学中最显在的一种族裔力量对比。刘禾在讨论跨文化研究的语言问题时有这样的论述：“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中发明创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不再是与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冲突着的利益无关的中立事件。实际上，它恰恰成为这种斗争的场所，在那里客方语言被迫遭遇主方语言，而且二者之间无法化约的差异将一决雌雄，权威被吁求或是遭到挑战，歧义得以解决或是被创造出来，直到新的词语和意义在主方语言内部浮出地表。”{26}在华人英语离散文学中，华人移民在进入宗主国（host country）时，属于华人族裔性的母语、思维和生活习惯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在这类文本中，英语是“主方语言”，汉语是“客方语言”。而在以往的华人族裔英语文学中，客方语言不假思索地让位于主方语言，以便他们的文学作品在宗主国可以生存，这种文学语言上的自动去势正是移民生活现实的印刻。让我们接着斯皮瓦克的问题问下去，底层民众能否说话，族裔群体能否用自己的语言说话？

从族裔文学的意义上说，哈金的贡献就在于，他将汉语的成语、俗语、诗句剪裁入他的英语作品，保留带有族裔特征的口音，受母语思维影响的英语语序错误，是一种让族裔群体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在探索如何准确无误地表达第三世界语言的特殊之处，如语言结构、思维特征，独一无二的语言表达（如俗语、双关语）等，而语言上的探索赋予了离散环境中族裔语言的正当性。哈金的作品以华人的思维和话语习惯来呈现华人。显示差异也意味着在争取话语权利和族裔平等，争取在异域生活中保留由母语所建构的想象空间的努力，为华人离散写作开创了范例。而从对英语文学的贡献来说，哈金将汉语和属于华人的文化符码带进英语世界，制造出英语的“非纯洁性和混沌状态”，也激发了这种语言本身的活力。

三、“可译性”的悖论与困境

在康拉德、纳博科夫所开创的非母语移民文学传统之下，哈金走出了新的道路。在近年来的演讲和文学创作中，哈金一再强调坚持“可译性”为创作的准则。演讲集《在他乡写作》中，哈金借用了澳大利亚诗人、小说家大卫·马洛夫（David Malouf）的《想象的生活》（The Imagined Life）这部小说中的叙述者与主人公奥维德在小说结尾处的思考和启示，来说明“可译性”原则的设想来源。奥维德认为有一种语言是人类早期的，比拉丁语更早、更为普遍、微妙的语言。这种语言，与拉丁语相反，它不是用作区分性的语言，而是以一种和解的姿态，在人类的童年时期被使用过，但是却遭遗忘。奥维德将这种语言解释为一种综合性的语言，建立在相同性而非差异性之上的语言，是一种超越了仅仅指代的语言。{27}这不难让我们想到《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巴别塔”寓言。跨越语种的障碍，创造通用的人类语言，回溯原初的混沌状态，对此的讨论在西方哲学界、语言学界经年未息。处在汉语和英语边缘，哈金的文学野心，是要创作出以一种“综合性的语言”书写的，完全可译的“普遍文学”（universalliterature）。“综合性”的语言，基于“可译性”的原则，建立在人类语言潜在的共同基本结构之上，这种“普遍文学”的核心是跨越种族和语种的沟通能力，即来自不同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读者，都能毫无障碍并完好无损地理解它。脱胎于“巴别塔”的远大文学理想，已在其源头证明了它的不可能，哈金的离散文学实验中也存在着种种局限和困境。

哈金关于“普遍文学”的理论构想，来自于艾米塔瓦·格什（Amitav Ghosh）提出的一种超越地域与文化的普世性文学趣味，其标准范例便是诺贝尔奖文学作品{28}。要实现小说语言“完好无损”的可译性，同时使作品符合普世的文学趣味，不可避免地要损失一些本土化的语言和文化质地，否则便会引起一方读者的审美恶感，不是“隐喻过载”，便是“青少年读物”。

李翊云在接受采访时回答，她不轻易授权中文译本的原因之一是，在英语作品中必不可少的某些关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介绍，直接译回中文，就“低估了读者的智力”{29}。译成中文，不如重新创作。另一个可与讨论的是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的自我译写。李彦的两部英语长篇小说Daughters in the Red Land（《红土地上的女儿们》）和Lily in the Snow（《雪百合》）由她本人分别译成中文版《红浮萍》和《海底》。但李彦的译写与哈金的逐句翻译不同，两部中译本都在原著的情节内容和人物设定基础上大有改动。除了削去历史背景和文化解释的冗余，还有中西方读者在语言审美上的考虑{30}。李翊云和李彦在中译作品上的态度和译写实践，都说明了母语与第二语言之间的写作和翻译存在的困难。实现完全“可译”，须考虑读者的历史文化背景、审美习惯和语言接受能力。问题不在于是否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和能力而改换姿态，而是如何在作品的语言和内容上，平衡两个世界、两种文化和价值体系。这便是离散作家所处的两难境地。

除此之外，离散作家还需面对来自母语和第二语言的，已然建立并随时在成长中的文学参照体系。哈金曾表示，“用英语写作必须有另一个文学参照系统，所以汉语文学就自然地被放到一旁”{31}。但文学翻译和他所追求的“可译性”原则，又将他拉回到了原本试图拉开距离的汉语文学系统中来。

哈金以当代中国大陆为题材的作品陆续在台湾和大陆被翻译出版，中文译本里，英语文本中语言的陌生化与口语的趣味性一并消失。译成中文之后不免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参照体系，所书写的内容、刻画的人物、讨论的题材，立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余华、贾平凹、阎连科、苏童等作家的作品对比之下，显现出了它们的弱点。哈金的现实主义笔法可以赢得英语读者的喜爱，打开他们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视角，但给中国读者的阅读体验却是“故事陈旧，意识也一样苍白”，人物的内心浅可见底{32}，甚至有“弄了个科普版”之感{33}。此外，哈金作品中的许多历史场景都来源于二手资料的还原，对比《疯狂》与加拿大华裔作家邓敏灵（Madeleine Thien）的Do not Say We Have Nothing（《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会发现其中的一段历史，叙述视角和情节几乎一模一样，还有《战废品》与张泽石的《战俘手记》所引发的争议。由此可见离散作家在脱离了历史发生场域之后，介入现实的局限与劣势。

试以《池塘》和阎真的《沧浪之水》这两部同为“官场”题材的小说为例作一比较。二者都书写了一个身在体制中的知识分子，从厌恶官场习气并与之斗争，到最后同流合污的故事，反思了知识分子既是不公正政治体制的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和支持者。《池塘》围绕邵彬为揭发国企化肥厂领导借单位分房政策中饱私囊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展开叙述，斗争的方式是张贴漫画、登报、煽动舆论，线索明确主题直露，人物关系单一对立;《沧浪之水》以刚毕业进入省卫生厅的研究生池大为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来铺展情节，在人物关系上设置了由父子、夫妻、上下级、同事等接连起来的社交网络，涵盖了中药市场、卫生部门、教育部门等多重复杂的社会切面，于此讨论理想与现实，知识与权力的对立与同构关系。池大为的转变是基于前女友分手、调查假药、血吸虫防治、孩子上学、联名检举等事件的层层铺展中，价值观和人生理想的逐步幻灭。他清醒地意识到了金钱、权力对知识分子精神理想的腐蚀，无能为力并随波逐流，其内心分裂而痛苦。而《池塘》的结尾以十分轻省的笔墨，写邵彬不加抵抗就接受了金钱利益的招安，这种转变是毫无挣扎且突兀的。在小说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了一个义愤填膺的邵彬眨眼之间与他愤恨的对象同流合污，缺乏足够的心理支撑和人性反思。有此对比，“陈旧”、“苍白”的批评也就不难理解。哈金对中文读者的预期显然太低了，这与他的离散经历导致脱离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传统不无关系。

2007年之后，哈金的写作发生了语言和题材上的转向。哈金的自译短篇集《落地》回应了朱天文讥讽他“不亲手中译”，“难保不译出跟英文全然不同的东西”{34}，特意在序言中强调，“这些故事的汉译文是一句一句按原文硬译下来的”{35}。这是一次实验性的尝试，从完成度来说是成功的。但事实上，哈金还是在某些细节上做了改动，以适应汉语中的阅读习惯和说法。比如：

12. When he ran into his colleagues， he would avoid speaking with them at length; he felt as if their eyes were boring into him for all his secrets.（見到同事时，他尽量避免和他们多谈，觉得他们的目光要穿透他的心窝，挖出其中的秘密。）（《英语教授》）

13. “Still， Fanlin felt he might be just her safety net-a fallback in case she couldnt find a more suitable man.”（然而范林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她的备胎——一旦她找不到更中意的男人，他就成为垫底的。）（《作曲家和他的鹦鹉》）

《落地》中收录的12个短篇，英译汉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意译的地方，都是逐字逐句的转换，且语言明白晓畅。书写海外华人生活的题材，同样要面对来自英语母语的华裔作家所书写的英语作品，以及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离散作家所书写的汉语作品两种参照体系。而这部作品，较之于他前期的大陆题材作品，在双语世界都反响平平，似乎也说明了一些问题。而从《自由生活》之后关于海外华人的题材中，中文成语、俗语、诗句的表达大量减少，这是否是为了实现“可译性”而做出的牺牲和妥协呢？

從哈金的作品所引发的文学批评来看，“可译性”的普遍文学主要症结，除了须进一步探索如何穿透两种语言间的屏障之外，仍在主题深度和批判视野。哈金的文学实践反映了离散文学创作中的另一个困境：离散作家必须同时面对来自母语和第二语言的读者的阅读期待、历史背景、知识体系和审美品位，以及来自两种历史文化、语言系统、文学传统建构起来的参照体系。

①③⑦⑨⑩{21}{22}{23}{27} [美]哈金：《在他乡写作》，明迪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5页，第38页，第153-154页，第82、144页，第96页，第151页，第93页，第69页，第94-96页。

② 单德兴：《故事与新生》，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④ Ha Jin. “Exiled to English”， The New Yorker， May 30， 2009.

⑤ Ha Jin. Between Silence，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1.

⑥ 应雁：《新东方主义中的“真实”声音——论哈金的作品》，《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⑧ Stuart Hall.“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and Differences. ed. J. Rutherford， London： Lawrence & Wiishart. 1990， p.223.

{11}{16}{17} [英]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版，第249页，第23页，第256页。

{12}{24} John Updike. Nan， American Man，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26， 2007.

{13} 章艳：《文化翻译中的“调和兼容”——哈金非母语文学创作对中译外的启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3期。

{14} 中文译本来自哈金著小说《光天化日：乡村的故事》，王瑞芸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15} 括号里的中文为笔者所译。考虑到已出版的中文译本直接将这些语言翻译成中文俗语，未能体现出哈金的语言改动，因此特地重译以作说明。

{18} Jerry A. Varsava：“An Interview with Ha J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Volume 51， Number 1， Spring 2010， pp.1-26.

{19} 如小说中人物杨教授幻想自己是杜甫，背诵《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句流露出杨教授对学阀的愤懑。对比许渊冲的英文译作，可发现哈金的译写仅仅是直陈了句意，略去了许多带有情感色彩的字词，更无歌行体的韵律之美。

{20}{33}{34} 朱天文：《巫言》，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7-78页，第83页，第77页。

{25}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and London， 2010， pp.83-84.

{26}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37页。

{28} Amitav Ghosh. “The March of the Novel through History： The Testimony of My Grandfathers Bookcase”. The Kenyon Review， 1998， 20（2）： 13-24.

{29} 李翊云、欧宁：《拒绝标签的写作》，《天南》，2012年7月2日。

{30} 蔡晓惠、李彦：《北美华人英语流散文学与中西文学传统——以哈金、李彦作品为例》，《南方文学》2017年第3期。

{31} 江少川：《海山苍苍：外海华裔作家访谈录》，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32} 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外中国作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5} 哈金：《落地·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

（责任编辑：黄洁玲）

Ha Jins English Writing and the

Dilemma of Diasporic Literature

Zhou Qixing

Abstract： After Joseph Conrad and Vladimir Nabokov， Chinese American writer Ha Jin created a new path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s a non-mother-tongue migration writer.Ha Jin merges Chinese thinking and expression in his English literary writing and returns to the ethnic diasporic language， and by holding onto the literary experimentation with translatability， he has provided literary examples in diasporic writing.Based on Ha Jins writing experience， we can look at the dilemma of contemporary diasporic writers to see how， on one hand， real creation can be achieved in the transplantation of language while new space is explored in the mother tongu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how， on the other hand， to simultaneously deal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aders from the mother tongu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ystem of knowledge， as balanced with the reference system constructed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language system and literary tradition.

Keywords： New English， Chinese thinking， ethnic language， translatability， diasporic wri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