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花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周年。此前，国内学界围绕九一八事变展开了多种维度和视角的考察，产生了很多争鸣和观点。尤其是近十年来，不论是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还是在教育部对历史教材的修订中，都全面落实了“十四年抗战概念”，这使得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这一历史节点意义得到了更大的凸显和重视，也再次掀起了国内各领域学者对于该专题的研究热潮。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该专题的研究成果，尽管相关论著层出不穷，但却缺乏深入细致的学术回顾和梳理。本文力求对相关研究成果加以评介，囿于篇幅，只能尽目力所及而攫其大端，纰漏之处，恳请方家补正。

一 、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相关著作

近十年来，为深入开展九一八事变相关历史研究，国内学术界在九一八事变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尤其是对一些首次刊出的档案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不仅形成了史料挖掘和整理方面的最新成果，也为接下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史料，为九一八事变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最具代表性的有，《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比较全面地收入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期间军部和外务省等内阁主要部门的近万封电报，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原始档案。①汤重南：《日本侵华密电·九一八事变》，北京：线装书局，2015年。《九一八事变机密军事档案·关东军卷一》收录了560余份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机密军事档案，基本覆盖从1931年9月至1936年5月间的日本关东军、日本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之间的战斗详报与军事装备、预算以及作战命令、相关情报等的全部内容。②范丽红：《九一八事变机密军事档案·关东军卷一》，北京：线装书局，2018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真实记录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地区的侵略活动，揭露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径。③沈阳市档案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奉天的侵略活动档案汇编》，沈阳：沈阳出版社，2018年。《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多方收集满铁遗存文献资料,其中，第十三卷《满铁附属地与“九一八”事变》围绕满铁全面参与九一八事变展开了详细论述。①解学诗：《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将1931至1945年间出版的战时书籍加以重新编纂，深刻复制再现了抗日战争战时记述。②杨奎松：《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历史等诸方面，不仅涵盖张学良一生，还涉及许多政治人物和历史当事人，对许多事件、人物、问题进行了评论，表达了晚年张学良对自己一生和国家、民族历史的总结性认识。③张学良：《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亲历“九一八”》以口述实录的形式整理了对参加抗日战争老兵的采访，是研究“九一八”历史的珍贵口述史资料。④方军：《亲历“九一八”》，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另一方面，国内学界以发掘与整理的翔实史料为基础，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性的著作。比如：《铭记与警示——九一八国难下的沈阳》以沈阳为基点，对日本侵华的源流、九一八事变的背景和爆发的过程、中国的惨重损失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进行了解读和论证。⑤孟悦：《铭记与警示——九一八国难下的沈阳》，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5年。《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从满铁与国联调查团关系的视角出发，通过分析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联调查团来华调查期间满铁的活动，揭示了满铁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⑥武向平：《满铁与国联调查团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九一八的背后》通过分析石原莞尔、张学良、蒋介石和斯大林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探究九一八事变的真相。⑦孟涣：《九一八的背后》，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12年。《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考察了中日两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和国联调处中日冲突等内容。⑧崔海波：《九一八事变期间中国、日本与国联的交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年。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展开九一八事变研究，形成了丰硕的学术著作成果。⑨其他相关著作：张民巍：《柳条湖枪声：“九一八”事变始末》，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年；李人毅：《国难来袭：“九一八”延续的记忆》，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赵锡金：《“九一八”事变策源地——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大连：大连出版社，2011年。

二 、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主要视角及观点

（一）国共两党与九一八事变

1.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斗争之积极应对。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近十年来学界研究最为广泛的领域。其中，中国共产党率先发表抗日宣言，领导东北抗联，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是学界的共鸣。纵观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学界围绕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以及中共的抗日策略、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战和中共对国联的态度等方面展开了多维探讨。从宏观角度而言，张静等综合探究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战的战略决策、时代影响和历史经验。⑩张静、刘文佳：《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第4期。李少军利用日本侵略者的相关文献，佐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是东北抗战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广泛发起并有力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促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11]李少军：《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抗战伟业的历史见证——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相关文献考察》，《党的文献》2015年第4期。从微观维度来看，陶祺谌重点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的抗日斗争策略。[12]陶祺谌：《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反日统一战线策略在东北的实践——结合日方观察的分析》，《党的文献》2020年第3期。李世钊围绕思想、组织和军事斗争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①李世钊：《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抗战中的作用》，《“九一八”研究（第十五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53-260页。洪岚重点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联调处中日争端的反响。②洪岚：《九一八事变与中共对国联调处中日争端的反响》，《“九一八”研究（第十七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20页。李晨升深入探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的实践与思考。③李晨升：《“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的实践与思考》，《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

2.国民政府坚持“不抵抗”之消极应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应对政策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不抵抗政策，二是诉诸国联政策。关于不抵抗政策的研究始终是学界的一大热点，近十年来，学界围绕不抵抗政策的研究在总体研究成果中依然占据较大比重。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对“不抵抗”主要责任者的探究、对张学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单独考察和比较分析等。关于不抵抗政策的主要责任者，李方祥认为，虽然张学良对于“不抵抗”有责任，但是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④李方祥：《正确区分“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的两种“不抵抗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年第11期。杨夏鸣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不抵抗的命令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下达的。⑤杨夏鸣：《美国外交文件中有关“九一八”事件的一组电报》，《民国档案》2012年第1期。关于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的研究，胡玉海重点考察了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的关系问题。⑥胡玉海：《张学良与“九一八”不抵抗主义》，台湾《东亚论坛》第473期，2011年。李东朗则分析了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原因，并指出，不抵抗、诉之国联是国民党当局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基本方针。⑦李东朗：《张学良、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主义——基于张学良回忆的讨论》，《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关于蒋介石与不抵抗政策，洪岚考察了蒋介石从“全力剿共，不计其他”到“暂缓剿共，对日不抵抗”的心路历程，并指出，坚持剿共是蒋介石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根本原因。⑧洪岚：《从日记看蒋介石处理“武力剿共”与“军事抗日”关系的心路历程——以九·一八事变为中心的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关于张学良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比较分析，范丽红通过比较分析张学良和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对日策略的异同指出，他们策略的基点始终没有超越“不抵抗”的范畴。⑨范丽红：《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应对策略的比较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此外，学界还对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的“诉诸国联”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有学者持肯定态度，季宁认为，虽然诉诸国联未能达到牵制日本的预期效果，但是借助国联平台让世界了解了日本的侵略野心，赢得了国际同情。⑩季宁：《张学良将“九·一八”事变诉诸国联之外交举措原因分析》，《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3年第3期。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事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抗日主张，而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不抵抗”的消极应对，已经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而关于“不抵抗”的原因和评价，学界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不抵抗”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也助推了日本侵华进程。

（二）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华的领域和手段

1.利用满铁实施情报收集、舆论宣传和资源掠夺。满铁作为一个特殊机构，是日本侵华的排头兵。近十年来，学界围绕满铁对九一八事变的策应和对日本侵华的全方位支持进行了深入考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考察了满铁对九一八事变的参与和配合。武向平深入分析了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具体活动，勾勒出满铁与关东军共同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脉络，突出了满铁所扮演的总后勤部、兵站基地和情报部等角色。[11]武向平：《满铁与“九·一八”事变》，《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王希亮亦综合分析了满铁对“九一八”事变的全方位策应。[12]王希亮：《满铁及日本民间势力对“九一八”事变的策动》，《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还有学者着力于微观视角，分别围绕满铁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所进行的舆论宣传、情报调查和资源掠夺等侵略活动予以考察。武向平从“满洲青年联盟”入手，分析日本利用“满蒙问题”的舆论宣传，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寻找“合理”借口。①武向平：《“满洲青年联盟”与“满蒙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李娜探究了满铁情报调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从“国策调查”向“战事调查”的战略转变。②李娜：《满铁情报调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战略性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0期。吴玲则考察了满铁社员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关东军侵华的一系列配合和支持活动。③吴玲：《满铁社员会与日本对华侵略》，《学术交流》2020年第9期。通过上述内容，我们清楚地看到，满铁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全面涉足政治、军事和情报等领域，对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进行了全面配合和策应。

2.掠夺经济资源。在日本侵华的诸多领域中首要的是经济资源的掠夺，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日本对中国东北金属矿业、煤炭、兵器工业、农业、林业等资源的掠夺进行了广泛探究。李雨桐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煤炭资源的调查及掠夺情况，揭露日本对煤炭资源的掠夺是带有军事侵略性质的经济掠夺，是为对外军事侵略所服务的。④李雨桐：《“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对东北煤炭的觊觎》，《外国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孙瑜探究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有色金属矿业的掠夺。⑤孙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有色金属矿业的掠夺》，《学术交流》2016年第9期。以及日本对东北兵器工业的全面控制和掠夺。⑥孙瑜：《沦陷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兵器工业的控制与掠夺》，《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于耀洲梳理了日本强占东北海关，进而使东北成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历史过程。⑦于耀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东北海关的强占与东北贸易的变化》，《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6期。还有学者针对日本对中国东北某一地区的经济资源掠夺情况进行分析，杨帆全面考察了1905至1945年期间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经济资源的掠夺情况。⑧杨帆：《日本对东边道地区经济资源掠夺研究（1905-1945）》，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18年。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多种经济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全面控制东北的经济命脉，为全面侵华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3.实行奴化教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推行的殖民奴化教育也是近十年来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学者从宏观上全面考察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所实行的奴化教育，李广等通过分析伪满奴化教育的客观史实揭露其隐秘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伪满奴化教育的历史警示意义。⑨李广、杨俊丽：《伪满奴化教育:客观史实、隐秘逻辑与历史警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胡庆祝探究了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奴化教育的机构、措施及其危害，深入分析日本对东北的教育侵略。⑩胡庆祝：《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奴化教育及其危害》,《学术交流》2012年第2期。从微观研究视角来看，谢忠宇考察了满铁附属地日语学堂的教育法规和实际发展状况，揭示了其实施教育侵略的本质。[11]谢忠宇：《“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日本语职业教育述评》，《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李延坤详细阐释了日本对“关东州”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策略和制度。[12]李延坤：《“关东州”的殖民文化研究——以日语教育为中心》，《东北亚论坛》2012年第2期。王香等重点考察了伪满时期警察训化这一殖民教育的特殊类型。[13]王香、张洪玮：《伪满洲国警察训化体系探析》，《长白学刊》2018年第4期。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日本实行的奴化教育是一场旨在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与反抗精神的摧残教育，是一种精神侵略和教育侵略，是日本侵华的重要领域之一。

4.其他领域的侵略。除了上述内容以外，近十年来，学界还就日本推行的鸦片政策及舆论、学术、文艺、移民和军事侵略等展开了广泛研究。赵朗对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辽宁地区的鸦片走私活动进行全面考察。[14]赵朗：《“以毒养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实施的鸦片战略——以在辽宁的鸦片走私活动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0期。孙志鹏探究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化事业部实施的“研究助成”项目，其实质是借研究之名论证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是一种学术侵略。①孙志鹏：《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学术侵略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6期。许金生在阐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华北“开发”政策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东方文化事业”新事业，其实质是经济“开发”事业，直接为日本经济扩张政策服务。②许金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与“东方文化事业”》，《民国档案》2020年第2期。焦丽等考察了东北沦陷时期的日伪办报活动，揭示日伪当局通过实施报业管理体系推行殖民地文化统治。③焦丽、张旗、刘莉:《东北沦陷时期的日伪办报活动综述》,《北方文物》2014年第1期。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华领域涵盖了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方面面，这些侵略渗透活动随着学界研究的深入而更加清晰可见，拼凑出日本侵华历史全景，成为日本右翼势力无法抹灭的侵华铁证。

（三）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原因和背景

近十年来，学界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和背景，主要呈现以下几种观点，即民族主义相互对决而引发、东北人民对日本的抵制而引发、日本构建强势地位而引发、中国的分裂而引发。张万杰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民族主义相互对决的产物。④张万杰：《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九一八事变的起因》，《理论学刊》2011年第8期。还指出，张学良所实行的“东北新建设”和对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斗争的支持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以“中国官民共同排日”致使“满蒙危机”为借口之一，发动九一八事变。⑤张万杰：《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对日抵制政策探析——兼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背景》，《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李淑娟等全面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通过一系列经济与政治殖民活动而构建强势地位，为发动九一八事变铺垫了基石。⑥李淑娟、王希亮：《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强势地位的构建及其影响》，《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杨永利则认为，中国的分裂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原因与内容，也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重要因素。⑦杨永利：《“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与国共两党的抗日态度》，《人民论坛》2013年第29期。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存在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即日本在前期开展的不论是舆论上还是经济上的殖民侵略活动都为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四）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不仅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上, 还体现在社会心理、革命意识等方面的整合演进上，是近十年来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九一八事变引发了中国知识界对于民族复兴的热烈讨论，成为近十年来学界研究比较集中的一个方面。其中，郑大华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⑧郑大华：《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并全面分析了中国学术界如何利用学术研究积极服务于民族复兴。⑨郑大华：《学术研究如何服务于民族复兴——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学术界》，《史学月刊》2018年第10期。此外，学界还对九一八事变所引发的知识分子对于其他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加以研究，焦润明称中国知识界对日本侵华谬论的驳斥为 “文化抗战”，并分析了其在凝聚抗日共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⑩焦润明：《九一八后中国知识界驳斥日本侵华谬论考》，《学术交流》2015年第9期。石岩探析了东北先进知识分子对日斗争的历程与特点，经历了从实业救国和宣传教育救国到投身革命运动的质的转变。[11]石岩：《从反日爱国到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先进知识分子对日斗争的历程与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2期。张树军考察了知识界关于政府改革的思考和建议。[12]张树军：《效率与基础并重：“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关于政府改革的思考》，《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1期。喻春梅等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及其原因。[13]喻春梅、郑大华：《“九一八”后知识界对“战”与“和”的不同抉择——以〈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学人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3年第1期。马克锋等以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的反省为研究重点，进一步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影响的深度与广度。①马克锋、金智荣：《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近十年来，学界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群体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多番研究，陈廷湘综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其成因。②陈廷湘：《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韩戍则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例进行个案研究，凸显了私立学校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③韩戍：《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以上海光华大学为中心》，《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4期。张德明等考察了华北基督教学校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④张德明、苏明强：《教会学校与民族主义:华北基督教学校抗日救亡运动探析（1931-1937）》，《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1期。还探究了燕京大学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彰显了教会学校的民族主义情怀。⑤张德明：《燕京大学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也有学者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华人群体的抗日活动。马良玉分析了华美协进社在争取国际援助，筹集资金援助战时困难留学生，培育战时急需人才，以及争取美国对华援助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⑥马良玉：《华美协进社的抗日爱国活动》，《学术交流》2016年第8期。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的微观维度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吴明刚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革命局势发展的影响。⑦吴明刚：《九一八事变对中国革命局势发展的影响》，《福建党史月刊》2015年第12期。王凤青探究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所起到的推动作用。⑧王凤青：《“九一八”事变的影响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东岳论丛》2019年第5期。王敬荣则指出，九一八事变引发了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⑨王敬荣：《试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重组》，《学术交流》2014年第2期。

（五）近代传媒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

近十年来，近代传媒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算得上是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相比此前而言，这一领域的研究广度有所拓展，研究对象既有机关刊物，也有民办刊物，既有中国媒体，也有外国媒体，还有一些华侨报刊等。王平探讨了《申报》的相关报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⑩王平：《论〈申报〉对“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意识觉醒的报道》，《新闻战线》2015年第2期。马彬分析了《益世报》的对日言论和报道及其政治立场。[11]马彬：《九一八事变后〈益世报〉的对日舆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增刊。樊亚平等梳理了《中央日报》对日问题的相关报道，并指出，国民党对于不抵抗政策的宣传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走向失败的过程。[12]樊亚平、郝小书：《“九一八”事变后〈中央日报〉对不抵抗主义的宣传》，《新闻记者》2019年第4期。李玉敏考究了《盛京时报》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揭示其从舆论上为日本侵略行径进行辩解的意图。[13]李玉敏：《〈盛京时报〉关于“九一八”事变报道评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3期。阎瑾等指出，《纽约时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报道节奏多跟从于政府的反应，经历了一个从冷眼旁观到适度介入的过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容忍成分居多。[14]阎瑾、熊沛彪：《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的〈纽约时报〉》，《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史桂芳考察了日本媒体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煽动性报道，认为这些报道是日本国内形成战争狂热的最直接原因。[15]史桂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学术交流》2016年第9期。不难看出，近代传媒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16]其他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郑非：《九一八事变前后三大民营报纸的政治倾向》,《青年记者》2010年第2期；王翠荣：《“九一八”事变前后〈国际协报〉的社评》，《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0期；赵佳鹏、刘继忠：《〈中央日报〉九一八事变报道的纠葛与波折——兼论〈中央日报〉1932年改革》，《新闻春秋》2019年第4期；姜明、刘爱君：《战火硝烟中的〈盛京时报〉——以“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为中心》，《大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屠毅力：《〈东方杂志〉的对日态度及其抗战文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10期。同时也可以看出，近代传媒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受制于自身政治立场的局限，在相关报道中可能有失偏狭，还需要站在客观的角度加以评判和借鉴。

（六）国际社会与九一八事变

1.英美苏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因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近十年来，学界借助国内外相关史料，对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展开了广泛研究。整体而言，英、美、苏几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建立在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关于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周勇等通过对英国内阁文件的解读，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在远东政策上以利益为取向所采取的选择性的应对策略。①周勇、耿密：《利益依归：九一八事变后，英国远东政策演变(1931—1933)——以英国内阁文件为中心的分析》，《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于磊等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绥靖政策源自于一战后英国整体实力的下降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远比日本为低。②于磊、温荣刚：《“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对日绥靖及其本质探究》，《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马永等梳理并探究了九一八事变后美国从实行静观政策到采取两面外交再到出台史汀生“不承认主义”的历史过程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并指出，美国在中日问题上的策略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③马永、王勇：《“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的外交选择》，《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耿密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美国远东政策的双重特征。④耿密：《进退失据：“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日本侵华的反应（1931-1933）》，《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关于苏联对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沙青青指出，由于受制于国际层面的大背景和苏联当时已逐渐成型的外交模式，再加上情报缺失、预判失误等历史细节因素，致使苏联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了“不干预政策”。⑤沙青青：《九一八事变前后苏联对日政策再解读》，《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还有学者专门针对这几大国对成立国联调查团的态度进行考察，陈海懿深入解构了美国从“反对调查团派遣”到“利导调查团产生”的转变过程。⑥陈海懿：《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因应和国联调查团产生》，《民国档案》2019年第4期。还研究了英国在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立场上所存在的“摇摆”现象及其原因。⑦陈海懿、徐天娜：《九一八事变后的英国与国联调查团组建——基于英国档案文献的考察》，《史林》2019年第4期。

2.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采取对日妥协的绥靖政策。近十年来，学界还就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和处理进行了多番探讨。魏鹏对国联调查活动的时间、内容和态度进行考察和分析，揭示了国联对日妥协的绥靖政策。⑧魏鹏：《“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活动研究》，《学理论》2016年第12期。赵岚分析了国联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其未能阻止日本行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始终停留在“不承认”政策阶段。⑨赵岚：《“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5期。陈海懿通过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立观察员的派遣指出，其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⑩陈海懿：《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2期。此外，学界还针对《李顿报告书》展开了探讨。赵欣详细考察了《李顿报告书》的出台过程及其影响，认为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虽未从根本上遏制日本侵华的脚步,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和作用。[11]赵欣：《试析〈李顿报告书〉的出台过程及其影响》，《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马永等指出，《李顿报告书》提议“国际共管东北”方案实则是欧美列强意图染指东北利益，却因为日本退出国联而成为一纸废文。[12]马永、王勇：《“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反应》，《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于九一八事变普遍采取了一种对日容忍的绥靖政策，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因来自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这种不公正的态度和处理却成为了日本迅速侵华的一大推手。

（七）争鸣与新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近十年来，学界还就九一八事变展开了学术争鸣与论辩，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主要围绕几个问题，即九一八事变是否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九一八”抗战说法是否成立、“九一八”后的抗战是否属于全民抗战等。曾景忠研讨了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他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六年间，中日两国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九一八”抗战起点说不能成立。①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还对“‘九一八’抗战”的说法加以批驳，认为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此，“九一八”不能与抗战联系在一起，“‘九一八’抗战”的说法不能成立。②曾景忠：《“‘九一八’抗战”说评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焦润明等认为，“九一八”后的抗战属于“全民抗战”，即全民族抗战。不仅因为“九一八”后的抗战内容涉及众多领域，而且代表了全体国人共同的抗战诉求，因此，不论是局部抗战还是全面抗战，都属于“全民抗战”。③焦润明、焦婕：《论“九一八”后的抗战即为“全民抗战”》，《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董振平则指出，“十四年抗战”不是对“八年抗战”的否定，“八年抗战”着眼于抗战历史的阶段性，强调以政府参与为标识的全民族抗战，而“十四年抗战”则着眼于抗战历史的整体性，强调中华民族抗战的全过程，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④董振平、董振娟：《“十四年抗战”经得起历史检验》，《思想理论教育》2017年第4期。

三、深化国内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研究的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和特征，研究领域由军事逐渐向政治、经济、文化拓展。毋庸置疑，研究成绩卓著且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也应该看到学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尤其是目前，国际上仍然存在一些对“九一八”历史的歪曲和否认，这就更增加了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必要性。

（一）打破九一八事变研究的失衡局面，促进九一八事变的整体综合性研究。目前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中存在一个明显问题，就是研究失衡。在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关于“不抵抗”的研究呈现泛滥化、雷同化、碎片化的倾向，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出现了一些研究视角和观点相似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使学术研究“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研究热点越来越热门，冷门领域越来越冷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要敢于挑战对一些冷门问题的研究。比如，日本社会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因应是影响日本侵华进程的重要因素，但从目前来看，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不多。除了克服研究失衡问题以外，还要加强对九一八事变研究的宏观把握，将其放置于整个中国抗战史的背景下综合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九一八事变的整体综合性研究。

（二）加强九一八事变相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增强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动力。纵观近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研究成果在周年纪念的时间节点会凸显出高峰期，之后又会趋于平缓，成果较少，这反映出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略显动力不足，且缺乏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与史料不足有一定关系。目前，对日方资料和国民政府相关史料的整理还处于薄弱环节。未来，学界应继续加强九一八事变相关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注重开展日方作战部队及当事人的原始档案和回忆录等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包括日本关东军的相关资料、板垣征四郎等日本军官的回忆录等。还要加大对英、法、美、苏等国家有关九一八事变资料的翻译整理力度，不断寻绎新的研究切入点，为九一八事变的研究注入新的动力。

（三）深化九一八事变微观研究，不断加强中日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虽然目前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多元学科背景下的学者立足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九一八事变展开了剖析和探讨。对于有些问题已经达成了学术共识，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比如，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国民政府应对九一八事变策略的原因及评价问题，再比如，1931年9月18日当天的细节问题等，都需要学界进一步深入考察。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就会掣肘九一八事变研究的整体性深入探讨，因此，有必要继续深化九一八事变的微观研究。同时，中日应该加强九一八事变研究的对话与交流，共同推进有关九一八事变具体问题的研究，从学术研究层面为更加准确地认识九一八事变提供历史依据。

（四）拓宽九一八事变研究视域，更好地回应现实关照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探讨大多禁锢在中国境域下。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更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是改变现代世界格局的历史节点。深化九一八事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对拓宽九一八事变的研究视阈提出了现实要求。比如，国联调查团委员及团长李顿的产生过程还需要学界作进一步深入探究，这就需要实现国内到国外理论的转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架构和完善九一八事变研究的理论体系，彰显九一八事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意义。同时，在完整把握和研究九一八事变这一段历史的同时，还要注重现实关照问题，特别是要深入总结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教训，发掘九一八事变鉴今之价值，以更好地观照现实，服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