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军 黄瑞玲

内容提要：现代金融体系是驱动内需增长、推动外贸发展的关键，可以有效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文章立足“内循环—外循环—双循环”分析框架，探讨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核心机理，认为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内经济的稳定剂、国际经济的驱动剂、国内国际经济的粘合剂。但由于金融资源配置“两极分化”严重、金融市场风险防控难度大、金融活动分割现象凸显等问题存在，现代金融体系发展潜力并未得到充分释放，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要以金融供给侧改革、金融“双向开放”、金融科技赋能、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金融“三化”水平等为重点，加快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引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格局。其中，内循环是指不断挖掘国内居民衣、食、住、行、娱五方面的潜在消费需求，稳定国内产业链，保障我国全产业链优势，逐渐形成以国内供需为核心的经济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指，在不断扩大国内居民潜在消费需求的同时重视国际贸易的发展，借力国内大循环形成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再利用国际贸易反哺国内经济发展，形成国内外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局面。(1)任君、黄明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述评》，《经济问题》2021年第4期。概括而言，双循环新格局是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2)陈健：《“一带一路”引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优势与实践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国内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我国人口红利日益削减，随之产生一系列新旧动能转换、增速换挡问题，这些问题已演变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最大的“灰犀牛”。(3)张平、杨耀武：《经济复苏、“双循环”战略与资源配置改革》，《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1期。国外方面，随着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中美脱钩的讨论渐趋激烈，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产业链区域化、碎片化趋势逐步显现。为打破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双重困境，2020年5月，我国政府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战略部署，“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进一步明确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4)张倩肖、李佳霖：《构建“双循环”区域发展新格局》，《兰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现代经济活动循环运作的体系，(5)葛扬、尹紫翔：《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分析》，《经济问题》2021年第4期。其平稳运行离不开生产、销售、运输、消费等环节紧密连接的闭环系统的支持，(6)夏斌：《关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十条建议与三大底线》，《新金融》2020年第10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就在于将从生产到消费这一过程中的全部要素连接并畅通。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配套支持，用以挖掘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和稳定产业链。而现代金融体系是金融资源配置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可以为双循环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够聚集人流、物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资源，形成“物随钱动”的配置机制，通过高效配置刺激生产和扩大消费，提升经济体系的循环效率。现阶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才刚刚起步，能有效支持双循环新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还处于摸索阶段，需要多方主体共同推动，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探讨其核心机理和构建策略，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核心机理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内循环是主体和立足点，外循环主要起带动和优化作用，国内国外双循环联动可以推动国内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7)徐奇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如何理解和构建》，《金融论坛》2020年第9期。结合各经济循环所处的地位及作用，我们从内循环、外循环和双循环三个层面，分别探讨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核心机理。

(一)内循环层面：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内经济的稳定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唯有“血液”平稳流动，国内经济才能平稳运行。(8)胡浩：《金融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金融论坛》2020年第12期。马克思货币金融理论指出，金融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其与货币流通、信息流动关系紧密，有显著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金融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包括公司运营管理、国家发展管理与居民生产生活等。因此只有金融稳，才能经济稳，金融体系一旦发生震荡，将会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国内经济大循环(内循环)亦会成为泡影。(9)吴晓求、许荣、孙思栋：《现代金融体系：基本特征与功能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由于受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冲击，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一定异变。一方面各国贸易往来大幅减少，为国际经济外循环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国内供给与需求匹配性显著下降，对国内经济大循环造成严重挤压，导致国内金融与经济周期运转失调。为刺激国内经济发展、促进内循环回暖，2020年中国采用了相对宽松的金融政策，如国务院提出针对中小企业的3万亿元融资支持计划，以及金融系统全年让利1.50万亿元目标等。然而，宽松的金融政策容易使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产生“顺周期效应”，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上行周期资金空转、过度膨胀，下行周期自行降低货币流通量，加快经济衰退。这显然加剧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从内循环层面来说，稳固的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内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10)刘晋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三重逻辑：基础条件、功能导向与推进层级》，《改革与战略》2020年第12期。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降低资金供给成本。长期以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制约着国内经济大循环运作。而现代金融体系可借助市场化定价机制，推进融资成本下调，更好地协调金融与经济周期，稳定国内经济大循环。第二，提升经济短板领域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现代金融体系是金融、数字科技和金融需求三者的有机结合，可以通过“云大物移智”(即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智慧城市)金融科技，解决供需两端信息不对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此外，现代金融体系还可以为小微企业、绿色企业提供普惠性金融，提升这些企业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进一步推进国内经济短板领域的迅速发展。(11)韩彩珍、张冰晔：《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双循环发展的机理和路径》，《青海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三，扩大总供给和总需求。前已述及，当前内循环建设的关键是挖掘国内居民潜在消费需求。现代金融体系通过资金支持能够同时扩大总供给和总需求，提升资金流转效率，并反作用于现代金融体系资金池，提升其资金支持能力，进而形成良性循环(见图1)。

图1 现代金融体系与总供给总需求的关系

(二)外循环层面：现代金融体系是国际经济的驱动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全球经济实施市场化改革的外向型经济策略，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在此过程中，我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大国。但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思潮的抬头，逆全球化的趋势逐步凸显，我国传统的外向型经济在国际贸易新变化下竞争优势不再显著，为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本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 “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中国创造”，中国正加快推动国家经济体系从“外贸-投资驱动模式”向“内需-创新驱动模式”转变。

从供求关系角度来看，我国国际经济循环(外循环)逐渐从“以外需为主，外需推动内需”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内需推动外需”。在外循环整体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体系发挥着核心驱动作用。要顺利完成这一转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推进产业链转型升级。近些年，为遏制我国部分关键零部件与核心技术出口，发达国家不断加强技术性贸易保护，甚至出现阻断我国外循环发展的情形。而现代金融体系通过产业链结构调整和产业基础再构建，可引导要素资源向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等产业链集聚，激发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活力，(12)邱兆祥、曹宇、刘永元：《现代金融体系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金融论坛》2020年第11期。在补足产业链短板的同时，疏通外循环技术壁垒，推进我国产品和产业“走出去”。第二，放大“投资效应”。现代金融体系的本质是资金跨时间跨区域的交换，通过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能够有效减少资金国际间的流通环节，提升居民存储转变为投资的效率。依据“投资效应”理论，居民存储与投资转化速度的提升，可以扩大国际市场投资规模，增加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带动外循环。第三，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现代金融体系通过有机结合资金链与创新链，能够有效识别行业领先技术和核心技术，动态分析各行业发展潜力，并进行金融资源的跨时间、跨地域、跨产业转移。同时也可通过要素资源集聚，形成规模效应，提升我国优势行业国际地位，推动国际经济向高潜力领域发展。第四，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现代金融体系的普惠性特征决定了其不仅可借助传统金融手段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还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技术营造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等消费场景，为外循环建设提供消费基础环境。

(三)双循环层面：现代金融体系是国内国际经济的粘合剂

从内涵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要以内循环为中心，国内大循环与国外循环相互促进。(13)彭波：《“两新一重”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立》，《人民论坛》2020年第35期。在双循环过程中，对外开放程度起着链接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作用。从内循环的现实情况来看，在国内消费需求未充分释放和国外市场环境挤压下，我国经济内循环发展较为缓慢。从外循环的现实情况来看，当前国际经济正处于加速裂变期，经济发展格局错综复杂，全球化正在面临重塑。(14)吕凯波、王晓荣：《颠覆抑或补充: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中国金融业的影响》，《经济体制改革》2017年第4期。因此，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程度，优化国内、国际金融资源配置，实现内、外循环良性互动，成为双循环新格局构建的关键。

现代金融体系可以通过不断提升金融开放度，逐步消除资金循环过程中不再适应当下经济发展的政策壁垒并扫清不合理的体制机制障碍，粘合内循环与外循环，使二者相互衔接，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首先是粘合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现代金融体系通过扩大资本市场的开放度，可以将国际保险资金、绿色资金、养老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引入国内资本市场，(15)张望军：《资本市场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金融》2020年第18期。搭建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资本市场的“资金桥”。国际资金的批量进入的同时，不仅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带来充足资金，还会通过规模效应，降低资金利用成本，进一步推动内循环良性发展。其次是粘合国际、国内投资环境。现代金融体系通过扩大金融开放程度，能够大幅度降低国际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吸引国外金融机构入驻。国外金融机构的引入可以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形成“鲶鱼效应”，推动国内金融机构跨越式发展，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优化国内金融投资环境，进而提升内循环的金融资源总体配置效率，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稳步构建。总的来说，构建与高水平开放、全球化重塑相适应的现代化金融体系，能有效连接国内与国际经济，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三、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困境检视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现代金融体系对于稳定经济内循环、驱动经济外循环，并粘合国内国外经济形成双循环至关重要，然而现阶段，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并不完善，在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金融资源配置、金融业务开展和金融市场发展三个方面。

(一)金融资源配置困境：“两极分化”严重

区域端“两极分化”。一是金融资源普遍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分配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我国采用率先发展东部经济的策略，将大量金融资源向东部地区倾斜。形成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明显不均衡的局面。中诚信国际各省财政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东部12省市财政收入占全国的65%，中部9省财政收入占比为21%，西部9省仅占14%。(16)数据来自金融界网：《2020年各省财政数据全梳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4651138329215713&wfr=spider&for=pc。二是金融资源普遍集中在城市，农村分配总量较少。银监会许可证清单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初，我国县域各类银行网点共有87 003个，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二。结合我国农村居民人数及乡镇、农村数量推算发现，每万农村居民拥有的银行网点数量为1.58个，乡级平均银行网点为2.09个，村级平均银行网点为0.13个。(17)数据来自博智思维经邦视角公布：《2019年中国县域银行网点分布特征分析》，https://www.sohu.com/a/375497034_100203876。相较而言，城市商业银行网点数量约为农村的百倍。综合来看，长期以来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区域的“两极分化”，使得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金融资源供给严重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短板，阻碍了国内大循环稳步运行。

产业端“两极分化”。现阶段金融机构风险偏好整体仍然比较保守，金融资源倾向于流向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低风险的传统产业，对新兴产业的供给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于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产业已发展成熟，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较小。此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可以提供固定资产作为抵押，这使得金融机构可以在获取较高收益基础上，将所承担风险降到最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从2010年的20 200亿元增至2020年的51 700亿元，翻了2.5倍。2020年房地产行业新增贷款在银行新增贷款的占比已接近30%。(18)数据来自东方网：《2020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房地产贷款增速连续29个月回落》，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20210129/u7ai9716250.html。显然，这种过度偏向于传统产业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例如，房地产行业通过抵押房地产形成巨额债务，一旦出现大规模断贷，将会引起房地产大规模底价抛售，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此外，金融资源在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产业的过度集聚，会对盈利确定性相对较低的绿色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造成“挤出效应”，使得金融资源在低端产业低效率空转。这不利于国内经济稳定发展，影响内循环效率。

企业端“两极分化”。长期以来，受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基本经济制度影响，我国金融资源普遍集中于国有企业，民营和私营企业分布较少。金融资源在配置上普遍倾向于国有企业，而私营企业在这一分配机制下获取金融资源的成本和难度都在不断加大。金融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受限，要素市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从金融机构偏好角度看，金融机构出于偿债能力考量，在进行金融资源配置时普遍具有“所有制偏好”和“规模偏好”，更倾向于选择偿债能力较强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金融资源配置呈现“私营小微企业少，大型国有企业多”的现象。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私营企业贷款余额为50万亿元，仅为国有企业贷款余额的1/3。(19)数据来自东南网：《银保监会：截至2020年末全国民营企业贷款余额50万亿元》，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9576193869269267&wfr=spider&for=pc。这极易导致国有企业金融资源供给过剩，大量的私营企业却因为难以获取金融资源呈现供应短缺现象，金融资源的严重错配大幅增加了私营企业参与双循环的融资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二)金融市场发展困境：风险防控难度大

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谓系统性金融风险，即主要由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是现代金融体系中金融市场发展面临的主要外部风险。当前，国际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复杂度上升，形势严峻，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风险防控难度显著提升。国际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活跃度便开始下降，持续低迷的全球市场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动能。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及蔓延更是雪上加霜，国际经济活动普遍处于停滞和倒退状态。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在逐步积累，如何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为了降低风险，国际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开展变得更为保守，对外投资与资金支援大幅减少。国内方面，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关键阶段，受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更为敏感。从图2可以看出，2017—2020年，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巨灾风险指标多次触及风险警戒线，其中2020年受疫情影响，分别在1月和3月触及风险警戒红线。由此可见，在国内外经济复杂局势下，金融市场发展所面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绝非杞人忧天。

图2 2017—2020年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巨灾风险指标趋势图(20)图中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各年度《系统性金融风险报告》整理。

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在合同规定时间内，交易对方不偿还债务引发的风险。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实体经济深陷“债务泥潭”。国际金融协会(IIF)在2020年报告中指出，全球债务总额于2020年底增加至创纪录的277万亿美元，(21)数据来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网站，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4114/2020/1119/1309491/content_1309491.htm。企业与金融机构信用风险不断集聚，债务状况的恶化为未来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从国内视角来看，2020年上半年中国实体经济同样遭遇大幅冲击，尤其是广大中小型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因为总需求的下滑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现金流问题，同时人员流动受限直接间接导致企业成本的上升，不少小微企业在短期冲击下难以承受，甚至出现倒闭的情况，(22)数据来自腾讯网：《疫情下中小企业减收近7成》，https://xw.qq.com/cmsid/20200507A0N5GU00。金融机构面临的信用风险突出。虽然后疫情时期，实体经济的冲击有所缓和，但仍然面临较高的潜在信用风险。总体来看，在国际国内信用风险双重提升的情形下，金融机构为规避信用风险，可能会收紧金融资源，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紧缩，阻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进程。

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主要指货币资金安全性降低和现代金融体系无法平稳运行。近些年，国际国内安全风险愈发突出，从全球来看，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使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显著提高，对我国国内经济金融安全产生了较大冲击。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越发突出逆全球化趋势和地缘政治风险，全球分工与国际循环的原有发展格局难以为继。现有世界金融体系稳定性难以保障。从国内视角来看，我国金融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一定程度上必然导致资本非法流入规模的扩大，影响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性。如果管控不力，政府对金融的宏观调控难度会增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显著降低，引发金融泡沫。二是网络金融安全问题凸显。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背景下，网络金融逐渐取代传统金融，成为金融业的主流形式。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网络金融的兴起使得金融业变得更加脆弱，网络金融的开放性特征，致使其极易受到外界威胁，降低金融安全性。这种外界威胁一方面来自于网络数据自身的真实性、可靠性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风险计量模型科学性也缺乏长期数据验证，另一方面是技术安全风险广泛存在，网络系统自身缺陷，管理漏洞、黑客攻击等屡见不鲜。综合来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均面临一定程度的金融安全风险。一旦金融安全风险大规模爆发，可能会导致世界金融危机，进而冲击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三)金融活动开展困境：分割现象凸显

业务分割。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维护国内金融稳定，我国在资本金、资金流动和业务运营等方面，对境外金融机构设置额外合规要求。这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内金融系统韧性，但也产生了业务分割的副作用。具体而言，差异化监管政策正逐渐铸就金融机构“围栏”。这主要表现在：为进入中国市场，国外大型国际银行会根据中国监管政策调整业务，降低银行内部业务相互依托优势，致使业务服务成本增加。就现代金融体系而言，业务分割不利于整体稳健性。一方面，业务分割导致国外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受限，可能减少国外金融机构在华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若其他国家效仿，可能导致将过多资金和流动性圈在境内，限制金融机构跨境调拨资金灵活性，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产品定价分割。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国际监管政策要求：即使在境外开展业务，金融机构也必须符合本国监管要求，合理确定金融产品价格。然而，近年来金融机构产品定价分割问题逐渐增多，导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受阻。具体来说，伴随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国开始高筑贸易壁垒，采用政策、技术、市场多重挤压方式，制约境外金融机构发展，致使境外金融机构成本迅速提升。为达到预期投资报酬率，保障自身经营效力，境外金融机构会被迫提高金融产品定价，出现不同地区的产品定价分割。这种金融产品定价分割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全球金融系统韧性，影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稳定性。

资本与风险分割。现阶段，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资本流动性水平与风险水平不匹配状况普遍存在，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仍待提高。就现实情况而言，虽然随着G20峰会影响的持续发酵，各国相继协调出台国际监管标准，监管灵活性相对较高。但该标准在落实时间、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致使在资本相同情况下，国外金融机构面临付出资本与承担风险不匹配的分割问题。且这些风险远高于当地金融机构，“两张皮”现象普遍存在。例如，美国虽然在2019年通过《沃尔克规则修正案》，整体上放宽对金融机构监管，但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赴美金融机构在付出相同资本的同时还要承担额外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为规避资本与风险分割带来的不利影响，国外金融机构可能会选择进入风险相对较低的地区，出现金融资源向部分地区倾斜现象。可见资本与风险分割可能会降低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四、创新策略

“十四五”规划的战略部署使我国经济迈上双循环发展的新征程。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金融作为经济运行的血液，更需以此为契机，构建具备高适应、高效率、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更好地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一)紧扣“六稳”、“六保”战略，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

金融供给侧改革是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点，(23)夏诗园：《金融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代经济管理》2021年第5期。具体来说，现代金融体系应以“六保”为基本前提，以“六稳”为战略导向，着力构建与“开放、创新、共享、绿色、协调”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金融政策制度体系、产品服务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在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现代金融体系应以“六稳”、“六保”战略为指引，充分发挥我国金融资源储备多、金融市场潜力大、国际金融合作范围广等优势，强化金融、产业、市场的相互协调配合。中央与地方政府方面，应积极发挥自身宏观调控的功能，凭借自身政策扶持、财税扶持等功能，鼓励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平稳发展。金融机构方面，应积极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避免金融资源过度集中，提升现代金融体系稳定性。金融行业协会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和金融机构间的枢纽作用，提升金融机构与政府和同行业间的沟通协调水平，助力金融机构稳定发展。通过稳金融，进一步带动就业、外贸、外资、投资稳步发展，打通从生产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

(二)加速金融“双向开放”，提升金融资源全球配置能力

近期，为提高金融资源的全球配置能力，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快速构建，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推进金融双向开放”。(24)胡浩：《金融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因此，国家应持续扩大“双向开放”程度，推进金融开放向大范围、宽领域、深层次全面发展，逐渐深化金融国际化水平。在国外金融引入方面，进一步降低国外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允许国外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大循环各个环节，逐步提升我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对外开放程度，并通过国际成熟市场化运营机制和投资理念的引入，促进国内金融市场服务提质增效。在国内金融导出方面，政府应以“走出去”为导向，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出海发展，逐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以国际业务收入水平与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提高为目标，支持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转型。在国内、国际金融资本流动方面，政府应持续拓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渠道，提升资本流动的自由化程度。此外，国家应积极参加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允许国外金融机构参与国内大循环各个环节；逐步提升我国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与服务的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治理、全球贸易投资治理的国际金融地位和金融产品定价话语权。通过上述方式，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解决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搭建金融资源配置“绿色通道”，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

(三)运用金融科技赋能，完善金融服务创新体系

运用科技赋能金融提质增效，不断完善现代金融服务创新体系，形成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契合的“金融生态环境”，是当前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首要任务。(25)曾刚：《双循环格局下的金融支持》，《中国金融家》2021年第Z1期。运用科技赋能金融提质增效，完善金融服务创新体系，关键不在于科技力量，而在于金融机构自身调整。现代金融服务创新体系的完善，关键还是在于发掘实体经济潜在价值。金融机构方面，可以通过加大金融科技的人力、时间、资金投入，提升自身对金融科技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能力；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导向，引导“两头在外”产业链转入国内市场，并大力扶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借助自身资金枢纽优势，形成市场、技术、资金互通渠道，着力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寻求长期稳定的财务回报。金融行业协会方面，应大力培育金融和科技双领域间的跨界合作机制，形成金融赋能现代经济的良好生态环境；积极培养金融机构技术判定和科技应用能力，让金融机构充分运用现代化科技；联合金融行业协会，合力打造与实体企业发展水平相契合的金融生态环境，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技术保障。

(四)以金融市场关系为导向，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完善、有效的现代金融市场不仅可以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实现金融服务的去杠杆，推动金融高质量对外开放，减少分割现象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多层次资本市场可以满足市场供求双方资金需求，通过完善准入与退市机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现代金融体系支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支撑。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首先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运营体系。地方政府应联合金融行业协会，结合当前资本市场实际情况，充分考量政府和市场、财政和金融之间的逻辑关系。以金融风险防范为核心，结合当前人口老龄化与资本市场间的社会矛盾，建立完善信息透明、规则一致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运营体系。其次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体系，以更好服务于企业需求为宗旨，通过结合不同经济主体金融服务需求，探究产业发展规律，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形成与经济发展需求相契合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稳定生态环境。

(五)提升金融“三化”水平，增加现代金融体系发展“韧性”

“三化”是指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通过提升金融“三化”水平，提高金融规范化程度，提升现代金融体系“韧性”，进而大幅度强化现代金融体系风险承受能力。国家应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规则体系，提升现代金融体系风险防范“韧性”。在金融法制化方面，国家应当持续完善金融风险预警、防范、处置等制度体系，提升金融监管透明度与金融法制化水平，对各种金融违规行为“零容忍”，坚决杜绝金融紊乱等现象的发生。在金融市场化方面，国家应不断完善货币宏观调控手段，畅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将微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相结合，借助跨周期设计构建富有成效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在金融国际化方面，国家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国际化政策，积极展开金融国际化相关探究，着力培养金融国际化新时代人才。同时加大对国际标准的跟踪、评估和转化力度，提升金融国际化发展规范水平；加大对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政策扶持，提升金融机构内部治理水平，强化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进而增强现代金融体系风险防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