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争先

(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随着中央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定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教育领域的紧迫议题。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从治理理论寻找“选择性传统”。[1]一方面，有学者从多中心治理的观点出发，提出政府应该放权，保障作为专业治理的教育自主性，如学校自治、教师自主等。[2]另一方面，有学者从对元治理的强调，提出国家(政府)在教育治理体系中的绝对中心地位，即作为“元治理的唯一主体”。[3]两种观点涉及国家在教育治理中的角色和教育自主性的空间问题，二者实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即教育和权力关系问题。

教育自主性即是在教育和权力关系的问题论域进行讨论。自主与控制的二元框架不能展示教育自主性议题的复杂性。为了更全面地理解教育自主性，我们可以从宏观的教育与国家关系、中观的教育组织系统以及微观的教师实践等层面予以讨论。不同层面的教育自主性都涉及国家与地方治理、外部与内部控制、集体与个人自主等维度。宏观与中观层面提供了微观层面教育自主性的结构性背景，国家与地方治理、外部与内部控制则限定了集体与个人自主的可能空间。不同层面的教育自主性既可能相互促进，也可能相互制约，原因在于其自主性产生的来源不同。比如，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国家放松了对教育系统的外部控制，学校的自主性得以增加，但教师并未获得更大的行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