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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笔与雄心

2021-12-21许玮

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 2021年11期
关键词:云冈石窟康熙

许玮

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43岁的康熙帝御驾亲征,在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的战役中取得大捷,是年冬月班师途中,路经塞北大同,巡幸了大同城外西北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

那是农历十二月十一日,花草凋零后的武周山,一片萧瑟,但因为康熙帝的驾临,古老的石窟寺一扫冬的凋敝,焕发出了别样生机。万千华美精致的造像,宛如绽放在山崖上的花朵,而其中一个洞窟内流淌的一眼清泉,发出欢快的叮咚声,为沉寂的群山增添了几分灵动,仿佛迎接凯旋大军的声声礼乐。

那是康熙平生第一次驾临大同这座塞北古城,也是他第一次走进云冈的佛国艺术世界。纵然大清将士与噶尔丹众部交战的壮烈,仍不时在他眼前浮现,但他换下戎装,卸下长途征战和跋涉的劳累,兴致高昂地游目骋怀于武周山起伏的山峦间。对康熙而言,他早已知晓大同曾经是北魏的旧都,也知晓眼前规模庞大的石窟群是北魏留在塞北的一处艺术圣境,所以,置身其间,内心的震撼无法言说,不但被塞上冬日的景致所打动,更为云冈的壮美而惊叹不已。

如果从北魏和平年间(公元460年—公元465年)开凿算起,到康熙三十五年,云冈石窟这座雕刻艺术宝库,已经走过了1200多载漫漫时光。武周山下,昔日的声声梵音,连同北魏王朝当年的金戈铁马,都被带进了时间的浩大洪流,成为一部久远的历史传奇。唯有分布在山峦间大大小小的石窟群,于静默中展现着千百年前那个王朝的赫赫雄姿,也在迎接大清康熙皇帝的巡幸。

那一年,43岁的康熙已经在皇帝的宝座上度过了35个春秋。少时便即位的他,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气魄。三十多年来,他宵衣旰食,为王朝的稳固倾尽心血,才使江山社稷一步步走向安定和兴盛,而父亲、祖父、曾祖父三代创立大清基业的艰辛,他更是一日不敢忘却,哪有时间饱览这雄伟山河!纵然像谜一样的北魏王朝深深吸引着他,但那个王朝曾经铸就的辉煌已经太过遥远了,只有眼前这处佛教圣迹,能带着他回溯1200多年前的沧桑过往,也享受战后短暂而难得的悠闲。

巡幸云冈石窟,确实是康熙少有的闲情逸致。面对着逶迤起伏的群山,眺望着匍匐至远方的土长城,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帝王感慨良多,既为刚刚结束的与噶尔丹的大战而感慨,也为历史上无数次维护国家统一的大战感慨。与噶尔丹的交战,打得实在壮烈,但八旗将士个个热血沸腾、英勇顽强,着实展现了大清的国威和军威。噶尔丹倒行逆施,最终丢盔卸甲,带着残部败走麦城,不正像这冬日里凋零的枯草,在寒风中瑟瑟苟且吗!

想到这里,康熙百感交集,眼眸里泛起了点点泪花——那是欣喜的泪花,也是雄心饱满的泪花。耳畔虽然已经没有了两军交战的厮杀声,但谁能保证噶尔丹不会再起叛乱之心?日后,也许还会有诸如噶尔丹这样妄图分裂国家的叛贼,那么,战争就不可避免。任何一个王朝在通往盛世的道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而国家的统一则是开创盛世最大的前提。想到这里,康熙对着塞北的群山长舒一口气,迈开大步,徜徉于武周山下的云冈石窟。

天穹湛蓝而高远,让人心胸开阔。风顺着武周山吹过,崖壁上的衰草发出沙——沙——的声响,犹如远处传来的将士们的呐喊。恍惚中,那原本细微的泉流声似乎越来越响,越來越大,俨然变成了一声声的轰鸣,由远及近,犹如疆场上千万匹战马在奔驰。此情此景,让康熙禁不住又想起数年来平定噶尔丹叛乱的一场场战事。

翻阅清初顺治和康熙两朝的大事记,可以发现,王朝初创期,需要处理的军国大事千头万绪。首要的便是平定各地纷起的叛乱,而从大清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到大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清军三次征伐漠西蒙古(卫拉特)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可谓维护大清统一的重要之战,不仅是康熙一生最辉煌的军事战果,也是标榜中华史册的卓著功勋。

康熙二十九年,大清入关仅46载,但噶尔丹妄图分裂的行径,却由来已久。

噶尔丹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他称“汗”不久,便借机吞并了准噶尔四部,暗中为日后的叛乱积蓄着力量。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噶尔丹为割据西北,统治蒙古诸部,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兴兵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又借口追击土谢图汗部余众,进军内蒙古乌朱穆沁地区,与清政府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挑衅之举不断,导火索随时都能引燃。

从康熙十七年开始,近十年的时光里,年轻的康熙一面忙于铲除朝中苏克萨哈、鳌拜等专权大臣,平定吴三桂等人的“三藩叛乱”,继而统一台湾、打击沙俄入侵;一面专注于整饬吏治、发展经济、让百姓休养生息,故而对西北蠢蠢欲动的准噶尔部一再安抚和忍让。康熙明白,比噶尔丹问题更重要的军国大事牵掣着他的精力,也消耗着大部分国力,时机尚未成熟,他不愿举兵征讨,但噶尔丹阴谋实施叛乱可谓路人皆知。为此,康熙命人将平定三藩的战果向其宣示,以此警告其停止叛乱的行径。然而,噶尔丹野心勃勃,趁大清忙于南方战事,暗中在西部实施扩张,蚕食大清领土,还意图统一整个蒙古地区,再向东扩张,妄想建立自己的帝国。

康熙对大清西部的局势有过细致而周详的分析,与他仁柔多情的父亲顺治相比,他更显雄才大略。既然战火已经引烧,那岂能把祖宗打下的江山拱手让给叛敌!他深知,大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噶尔丹,还有噶尔丹背后对大清版图觊觎已久的沙俄。早在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沙俄便不断在东北的黑龙江流域挑衅滋事,占领了雅克萨和尼布楚两座城池,又穷兵黩武,继续实施扩张。康熙识破了沙俄的阴谋,果断下令断绝与其贸易往来,命萨布素等将帅带兵进军雅克萨。最终,雅克萨之战中,沙俄被清军打败,主动提出议和,双方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部边界,但因噶尔丹从中搅局,明明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大清,却在谈判中处于被动,丧失了不少领土。

噶尔丹,是心腹之患,还是肘腋之患,康熙早已了然于胸。此患不除,大清将一日不宁。

那时,噶尔丹虽野心勃勃,但他统治下的汗国内部却是矛盾重重。为确保边疆安定,康熙决定率军亲征。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五月,初夏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草原,旌旗招展、战马嘶鸣,大清征伐噶尔丹的第一场战役在此打响。噶尔丹率3万余众,自库楞湖(今呼伦湖)沿大兴安岭西麓南下应战,两军对垒,苍茫的天穹下,呼啸着自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烈风。康熙先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兵出击,不料失利于乌尔会河(今内蒙古乌兰浩特西),噶尔丹乘势南进至乌珠穆沁(今属内蒙古)地区,气焰嚣张。七月初,清廷发兵10万,改变进军策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命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分别率军由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喜峰口(今河北宽城西南)出击,协同作战,以包抄之势,大破噶尔丹由万余骆驼组成的“驼城”,迫使其败归科布多(在今蒙古国西部),不敢进犯。

首战大捷,康熙的军事才能再一次得到展现。

乌兰布通之战败北后,噶尔丹虽退至科布多,但分裂的野心却并未消亡,而是招集旧部,求援沙俄,伺机而动。为防御噶尔丹再次进犯,康熙一面加强边境守备,调整战略部署,屯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旧城);一面稳定喀尔喀蒙古上层,沟通内地与漠北地区的联络。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清廷诏噶尔丹前来会盟,噶尔丹抗命不至,反遣兵侵入喀尔喀,再次搅起战争的阴云。

第二次征伐噶尔丹的战役一触即发。康熙率军至宁夏督战,引诱噶尔丹南下。

茫茫贺兰山,见证过多少烽烟漫卷的慷慨悲歌。年轻的康熙,在维护大清领土的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九月,噶尔丹率骑兵3万,在掠夺了位于克鲁伦河流域的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之后,率领铁骑沿河而下,进驻巴颜乌兰(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地区,扬言借助沙俄鸟枪兵的威力,将大举进攻漠南,洗刷首战兵败的耻辱。翌年,清廷再发兵10万,分三路出击,包抄噶尔丹部众,在克鲁伦河一带,再次将其歼灭。

见证了正义与邪恶较量的克鲁伦河,奔腾长流,为清军将士鸣奏着凯旋的乐章。

经过两次大战,噶尔丹集团土崩瓦解,康熙命噶尔丹投降,噶尔丹却仍负隅顽抗。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五月,大清中路军再次出击,先抵克鲁伦河,逼近准噶尔军。噶尔丹遥望清军势众,自知难以招架,便乘夜西撤。康熙命马思喀为平北大将军,坐镇巴颜乌兰地区;命费扬古西路军堵截噶尔丹的退路;命内大臣纳兰明珠尽运中路军之粮,以济西师,而他自己亲率前锋追击,至拖诺山(今巴颜乌兰东),将噶尔丹逼至穷途末路,仅剩万余人。交战中,噶尔丹之妻阿努可敦等人被击毙,噶尔丹最终只带了几十名骑兵狠狈逃脱。

大捷一个接一个,凯歌高奏,但康熙并未就此收兵。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已经走投无路的噶尔丹仍然拒不投降,为了彻底将其铲除,康熙再次下诏亲征。那时,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被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占领,他的亲信听说清军将要到来,个个被吓破了胆,纷纷投降。众叛亲离的噶尔丹,自知走投无路,一声仰天悲叹,无奈饮鸩身亡。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始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大清的版图。

史无前例的大胜仗,证明了康熙作为一代雄主的非凡才略和实力,而大清庞大版图的最终确定,是他们祖辈数代征战努力的结果。必须要提及的是,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成为准噶尔部的统治者,随着其地位的巩固,分裂割据的野心又开始滋長。沙俄为虎作伥,策妄阿拉布坦不断袭击清军据守的科布多、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哈密等军事重镇,还派兵侵入西藏,妄图实施更大的分裂。康熙及时派兵进藏,与藏军协同围剿,将策妄阿拉布坦叛军赶出了雪域高原,彰显了大清的国力和军威。

康熙一生功勋卓著,仅凭维护国家统一的这几场大的战役,他就足以彪炳千古了。那个时候的清王朝,正如日中天,而那个时候的康熙,有足够的雄心与豪情,傲视自己统治下的广阔疆域。

飞鸟盘旋在武周山上空,那矫健的身姿,如闪电般掠过,像极了浴血疆场的八旗男儿,而康熙气定神闲,一如当年平定西域、统一北方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焘上承祖父道武帝拓跋珪和父亲明元帝拓跋嗣的伟略之才,在位期间,逐一扫平北方强敌,最终统一了黄河流域,使北魏的疆域空前广大,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漫步云冈石窟,康熙一定会听随行的大臣讲起北魏的历史、讲起历史上发生在塞北的那些彪炳史册的战役,也一定感慨于拓跋焘当年取得的赫赫功业。满山雕刻,让这位大清的皇帝似乎产生了一些错觉:那一尊尊映入眼帘的高大佛像,不正是北魏伟大君王的化身吗!

面对着塞北苍茫雄奇的景象,回想着亲征噶尔丹以来将士们的艰辛,康熙沉默良久,想起了自己英年早逝的父亲,一声婉转的鸟鸣,又引他想起母亲佟佳氏,想起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更想起自己深爱的皇后赫舍里氏。孝庄太皇太后十分关心康熙的成长,对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且,经常给他讲祖父清太宗皇太极当年创立大清国的故事,激励他秉承祖先的英烈之气,好让大清江山永固。这些挚爱的亲人们都走远了,而他扛起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可往事似乎都在昨日。如今,四海平定,他希望自己统治的帝国永远没有烽烟,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他的心愿,又何尝不是先祖的期望呢!

一阵清脆的风铎声,跃入康熙耳中,循声望去,两座覆盖着蓝色琉璃瓦的四层木结构楼阁,依武周山的山崖巍然屹立。随行的大臣禀报,那是顺治初年大同总兵侍郎佟养量,为保护云冈洞窟内的造像而修筑的窟檐建筑,已经矗立了四十多年。康熙听罢,缓步走到楼阁前,侧耳细听,悠扬清脆的风铎声,宛如从天国洒下的声声梵音,楼阁后面深隐着的,便是那震撼人心的石窟艺术。四十载,一眨眼,楼阁已经在塞北烈风的吹蚀下,显出了斑驳,但佟养量修缮和保护石窟的善举,却触动了康熙。面对万千佛像,他若有所思,默默点头赞许。

历史上所有的帝王,大概都会在游览山河时留下墨宝吧,以此彰显帝王的风范。远了不说,大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正德皇帝朱厚照,当年皆御驾亲征,在帝国的北部边防大战蒙古铁骑。班师途中,路经应州(今山西应县),为辽代兴建的高大木塔,题写了“峻极神工”和“天下奇观”两块匾额,高悬于木塔之上,让宝塔更显雄伟。康熙同样有这样的雅兴。他抖搂了一下披风,驻足凝视云冈石窟令人震撼的雕刻艺术,禁不住遥想千百年前的北魏王朝,遂命人取来纸笔,就着冬日温煦的阳光,写下“庄严法相”四个笔力厚重的大字。

可以想象,这四个字不但倾吐了康熙对云冈石窟这座伟大艺术宝库的赞美,更抒发了他御驾亲征取得大捷的万丈豪情。面对康熙帝赐给云冈石窟的墨宝,随侍的大臣和云冈的僧人,一定能感到面前这位英姿勃发的君王内心涌动着的豪情吧!

康熙离开大同两年后,大同知府叶九思奉命修缮云冈石窟,将康熙题写的“庄严法相”的匾额,悬挂于今云冈石窟第6窟后室的门楣之上,成为石窟寺的又一胜迹。云冈第6窟是一个中心塔柱窟,被誉为“云冈第一伟观”,据说,它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他的祖母冯太后开凿的祈福洞。窟内中央矗立的方形塔柱,高约15米,分上下两层,上层四面各镌一立佛、二菩萨,四角镂雕白象驮九级楼阁式方塔;下层四面开龛坐像,雕饰之富丽、工艺之高超,可谓稀世之作。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云冈石窟作为北魏王朝留下的石窟艺术和建筑艺术瑰宝,无疑彰显了权力的雄辩,而康熙御笔“庄严法相”的匾额,更为这样的权力雄辩增添了几分威严。据说,康熙一生题写的各类匾额达上千块,此匾虽不是他最珍贵的墨宝,但却是云冈石窟唯一有记载的帝王御笔,故而意义非凡。

公元1722年12月20日,69岁的康熙病逝于北京畅春园,结束了他长达61载的帝王生涯。那也是一个寒冬,肃杀之气笼罩下的皇家园林,处处弥漫着哀声。生命最后的时刻,康熙一定会回想自己一生的功过、一生的征战、一生的爱恨,而当年巡幸云冈石窟的记忆,恐怕早模糊了吧。但他题写的那块“庄严法相”的匾额,却一直高悬在武周山下宏伟的石窟寺内,铭记着当年所向披靡的康熙大帝饱览云冈石窟的一段往事。

康熙逝世后,承续大统的雍正,继续坚持平定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的斗争,以一场又一场大捷,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也为之后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奠定了基础。然而,嘉庆之后,大清的版图开始被列强瓜分蚕食,这个昔日强盛的东方古国,不复繁华与安宁,满目疮痍中,让人怀想康熙在位时大清的雄风和实力。

从康熙当年巡幸云冈石窟到如今,时间又过去了300多个春秋,云冈石窟这座艺术宝库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佟养量当年修筑的四层木结构楼阁依旧,孔雀蓝的琉璃瓦虽显斑驳,但却多了时间的沧桑与厚重。从保存至今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御制“庄严法相”的匾额,四周金龙盘绕,工艺考究,直到民国年间仍高悬于云冈石窟第6窟后室的门楣之上,匾额两侧的柱子,还挂有光绪年间的一副楹联,但这些珍贵的文物如今皆已不存。

熙熙攘攘的游人,流连于北魏王朝在武周山下创造的震撼人心的石窟艺术,为造像奇伟的雕饰、细腻的表情、瑰丽的景象所感染,却不知大清朝的康熙皇帝当年曾题写过一块“庄严法相”的匾额。匾额的背后,是一场场战事的气壮山河,而战事的轰轰烈烈,却归于那块匾的平和与沉静。

遥想当年,那已不单单是一块匾的分量,更有“千古一帝”的康熙,气吞万里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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