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在其短篇小说中有意刻画了末日灾难发生后的世界，并尝试在后末日对世界进行重新创造和建构。爱伦·坡的一系列后启示录创作联结虚构与现实，在虚构中反思现实人类社会问题的同时通过重构世界思考可能的出路。可以发现，爱伦·坡的后启示录写作中覆灭与重生的历程，是“此在”以诗性筑造世界，由末日世界走向自然之境，回归本真样态，以寻求海德格尔式“诗意栖居”的过程。

关键词：爱伦·坡 后启示录 末日世界 自然

一、引言

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常常因其中的哥特、暗恐等叙事元素和作家本人以“效果统一”为目的的叙事艺术而受到关注。然而，除了充满张力的故事之外，爱伦·坡在其作品中对死亡之意义的探寻和对虚构叙事之现实性建构的追求都相当明确。以浩劫后的末日世界为背景，观照现实危机和解决路径的“后启示录”创作，成为爱伦·坡联结虚构叙事和现实意义，探索主体之生存危机和存在意义的方式。

爱伦·坡对于末日和后末日重建有自己独到的宇宙观，他的后启示录创作体现在一系列作品中：《瘟疫王》以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劫难后的末日世界和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三则“对话体”形式的科幻叙事展现了爱伦·坡的后启示录宇宙观，人向死而生，死亡和存在之本源得以追溯；而《阿恩海姆乐园》则是在自然世界中进行重构，人作为“此在”重新筑造栖居之所，追寻本真的存在。此一系列后启示录创作是爱伦·坡融合虚构与现实、反思和探寻主体之生存意义的尝试。

二、末日世界与后末日危机

“后启示录”（Post-apocalypse）或称“后末日”，源于《圣经·新约》的一卷内容，指的是《启示录》中的预言发生以后的时代，即世界末日之后。后启示录式的创作是介于科幻、恐怖和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一种类型，主要以灾难发生后的场景为故事背景，重点关注幸存者的思想和行动。同时，后启示录创作具有社会性，观照时代问题，“承担着反思历史、批判现实、期待深远启示与救赎的重要使命”。《瘟疫王》以瘟疫肆虐的伦敦为背景，详尽刻画了末日世界中夸张的人物百态和死亡气息弥漫的禁地。爱伦·坡在小说中以虚写实，展现了灾难发生后个体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同时借古讽今，反思了19世紀初美国所面临的时代危机。

《瘟疫王》通过瘟疫蔓延下人的病征来展现劫难中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故事以爱德华三世统治之下的伦敦为故事背景，主要讲述了两名醉酒的水手在逃单后误打误撞闯入禁地内的遭遇。时值“黑死病”猖獗，死亡气息笼罩，两人慌不择路，在一家棺材店内遇到了六个正在饮酒狂欢的人。其中一位声称自己是“瘟疫王一世”，他与自己的王后和臣下为了“另一个世界”的君主“死神”而欢聚庆祝。在叙事中，爱伦·坡从外貌体态到动作语言分别对这六人的形象进行了生动的描摹。例如，正对大门的瘟疫王首领形销骨立，脸“黄得像是番红花”，头顶肉瘤，身披华丽裹尸布，头上竖满装饰灵车的黑羽毛，手握一根人的大腿骨，指名要别人唱歌。对面的王后身形浮肿，像是能装“一百二十加仑啤酒的大桶”，嘴部一道裂口，“从右耳一直伸到左耳”，身穿熨烫过的柩衣，显得“端庄典雅”a。围桌而坐的六人神态各异，畸形的外貌和神态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病症，有“肺结核”，有“痛风病”，还有“麻痹症”等。他们将棺材店视为王宫的议事厅，饮酒狂欢向“死神”致以敬意。这些人物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疾病，同时也向读者展现了遭受疾病困扰的人们的悲惨境遇：他们无能为力，只能向死亡屈服。

叙事话语将受到病魔威胁的个体前景化，而面临生存危机的人们被迫向“死神”屈服的生存危机，则是爱伦·坡借古说今，对其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发出的诘问。故事中瘟疫蔓延的场景是对14世纪黑死病肆虐时期的英国伦敦的真实写照：国王下令将病魔猖獗之地封锁，禁区内偷盗劫掠频发，却鲜有人将其归因于世人所为，而“瘟疫神、灾病精和病魔”则成了公认的罪魁祸首，整个禁区像“裹尸布”一样被恐怖包裹着，只有“畏惧、恐怖和迷信”在这些窄暗肮脏之地蔓延盛行。历史上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末日般的灾难，还导致了道德的崩坏和对于疾病宗教迷信式的恐惧。而在爱伦·坡本人生活的时代，“霍乱”的暴发同样也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19世纪上半叶，霍乱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而美国在1832年和1849年发生过两次大流行，造成了15多万人死亡。b宗教道德主义c成为主流观念，然而，消极态度和盲目迷信只是加剧了疫病的蔓延，加深了人们的恐惧，末世中面临生存危机的人们同时也面临着社会和道德问题的考验。在小说中，爱伦·坡以14世纪黑死病侵袭英国的景象映射了19世纪初霍乱蔓延的美国，旨在指出一味设置禁区和遵从宗教道德观念所存在的问题。

设置禁区并不能隔绝灾难，蒙昧的宗教道德主义也只会让病魔在禁区内肆无忌惮，而面临生存危机的人也只能向命运屈服。“他的疆域无边无际，他的名字就叫‘死神’。”正如《瘟疫王》的副标题“一个包含一则寓言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爱伦·坡在创作中构建了一个疫病蔓延的末日世界，描绘了末日下人类所面临的后末日危机，同时对危机频现的现实进行反思。

三、后末日世界与世界重构

后启示录叙事中“劫难——拯救——新生”的情节模式可以看作对《圣经》中基督从受难到复活再到永生的复写。关注人物之思想和行动的后末日书写强调“人类建构”，探索灾难后的世界或文明如何“人为性”（artificiality）地重构。在短篇创作中，爱伦·坡不仅呈现了艺术审美，还有意构建了关于世界与世界建构的宇宙哲学观。爱伦·坡的三则“对话体”形式的科幻叙事均以末日之后的世界作为故事背景，通过重获新生之人与天使之间的对话探讨了关于地球之毁灭、世界之构成和生命之存在等问题，这为后末日世界由毁灭进行重构，走向新生，并最终回归自然提供了可能性。

三则“对话体”形式的科幻叙事所反映的问题存在关联性，都是基于后末日世界的背景，对个体之存在和世界之建构等问题的思考。《埃洛斯与沙米翁的对话》通过在后末日世界重获新生的埃洛斯再现末日灾难发生和地球毁灭的经过，引发了对于人类存在和末日危机的思考。死后在“庄严世界”（Aidenn）重获新生的埃洛斯即将以新身份开启全新的体验：“从今以后你就叫埃洛斯……我们从此不再有梦……我将亲自引你进入充满了欢乐与奇妙的崭新生活。”埃洛斯在沙米翁的要求下讲述了生前末日灾难发生的经过：天文家发现了一颗新的彗星并预测其将与地球接触，而学者们却把才智全部用于“思考如何消除恐惧”，神学家们对《圣经》预言d的解读也减轻了人们对“大灾难”的恐惧，彗星与地球接触会造成严重伤害的看法“很快在聪明人中再也站不住脚”。然而，当彗星离地球越来越近，超过了以往的观测记录时，人们才越来越害怕，确信了即将“大祸临头”。人们在恐惧中夹杂的幻想也已消逝，唯有等待灾难的降临。最终，彗星撞向地球，人类生存于其中的空间燃起“火焰”，“一切就这样毁灭”。面对毁灭性的灾难，人类除了恐惧，无能为力，只能在等待末日降临时抱有幻想，直到希望破灭。而在后末日世界中，得以重获新生的个体使人类回顾过去，对劫难和末日下人类的行为进行反思。在此篇中，两人的对话具有寓言性。

《言语的力量》通过死后在天堂获得永生的奥伊洛斯与阿伽索斯的对话讨论了关于灵魂（个体）认识世界和宇宙（世界）创造的问题，揭示了言语力量的本质，使后末日世界的创造与重构成为可能。在“庄严世界”刚获得“不朽灵魂”的奥伊洛斯向天使阿伽索斯的追问主要谈论了两个话题：关于个体（灵魂）求知和上帝创世的问题。首先，灵魂对知识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人类最大的幸福不在知识本身，而是对知识的获取和渴求。物质是无穷的，其无穷的唯一目的是“为灵魂提供不尽清泉，以减轻灵魂求知的渴望”，而这种渴望是止不住的，因为要止住就“势必要消灭灵魂本身”。因此，思想不会消失，而人对于知识的渴求也是不可抑制且永不停止的。其次，所有运动都创造，都具有无限后果。上帝创世，但是上帝仅仅“在开初创造过”，“上帝现在并不创造”。创造这一行为的本质在于：“自然或自然法则”的某些作用（certain operations），在某些条件下可引起具备“创造之全部外观的东西”（all the appearance of creation）。换言之，创造具有无限的后果，一旦发生就是无限延续的。由以上两个话题可知，思想不会消亡，而行动及其产生的效果也是无限的。最终，两人的谈话回归到问题的本质——“言语”，言语成为一种创造。阿伽索斯说道：“在我讲的时候，你难道就没有想到过言语的自然力量？不是每一字都对空气有一道脉冲吗？”对话通过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运动守恒的思想：每一个行动一旦发生就是永恒的，言语的力量也体现在一旦说出即是永恒，产生的效果也是无限的。在某种意义上，言语是一种创造，能创造“世界”并产生无限效果，这给末日后重构世界带来启发。

在《莫诺斯与尤娜的对话》中，死而复生的伴侣探讨了死亡的本质和人类文明的症结所在，思考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个体存在的出路，为末日后的世界重构提供了可能的路径。死后复活的莫诺斯向爱人尤娜讲述自己生前的痛苦和死亡前后的变化，追溯了死亡和人类文明的相关问题。首先，“死亡”意味着“重生”，是个体的另一种存在状态，而这种重塑可以解决人类世界中存在的问题。“这（重生）就是我（莫诺斯）……长期冥思苦想其神秘含义……直到死亡本身替我揭示了这个秘密。”在讨论死亡的本质时，莫诺斯谈到了人类世界的问题所在：人类肆意地享受支配的权力，试图去“支配”那些本该去遵循的自然法则，而每一次科学上的“进步”都是“人类幸福的一次倒退”。然而，人类文明中的病症只有通过死亡的“净化”才能得到解决，个体才有可能获得新生。其次，通过“重生”，人类可以达到真正的幸福，而世界得以回归到理想的自然状态。莫诺斯向尤娜描述了人类世界最初“神圣、庄严而极乐”的状态：没有“享乐”，“未被筑坝的蓝色河流穿过未被砍伐的青山，流进远方幽静的原始森林”。当世界重塑，自然重新拥有“乐园般的山坡和溪流”，人类重新回归于“美”“自然”和“生活”时，个体才能重拾幸福，迈向“时间之永恒”。故事中对于死亡本质的探讨成为作者反思人类文明，寻找解决问题出路的一种方式。关于世界如何重构的问题，爱伦·坡的思考是回归自然、趋向本源的。

爱伦·坡的三则科幻叙事分别以对话的形式为后末日世界的重构提供了思考。末日灾难发生后的后末日世界是基于社会现实和时代问题创造的，而此种后启示录式的构建则是为了给人类世界以反思，并使末日后的文明重构成为可能。可以发现，在思考人类文明症结的同时，爱伦·坡也在自己的宇宙观中提出了重新建构人类世界的路径，即以言语之力进行创造，回归自然本源。这种让世界如其所是，以语言筑造的观点是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自然哲思。

四、自然之境与“诗意栖居”

后启示录写作关注的重点在“重新开始”，即世界毁灭后如何创造或进入一个新的可能更好的世界。如果说《瘟疫王》是爱伦·坡后启示录创作中对末日世界的建构和后末日危机的描绘，而三则科幻叙事是爱伦·坡后启示录创作中对末日后的世界如何重构的思考，那么《阿恩海姆乐园》则是爱伦·坡后启示写作中末日灾难后重新建构新世界的实践。爱伦·坡的世界建构提倡一种海德格尔式的诗意自然，通过诗意语言进行筑造，后末日的“此在”得以回归本源，在自然之境中诗意地栖居。

《阿恩海姆乐园》以第一人称视角回顾了“我”逝去的朋友埃利森用继承的丰厚遗产建造阿恩海姆乐园的前因后果。爱伦·坡主要通过主人公埃利森先生提倡的人生哲学和建造乐园的艺术美学以及对园林自然之景的描绘，探讨了诗意语言和人之存在之间的联系。首先，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是终有一死的人作为“此在”在天地之间逗留，筑造栖居之所的存在方式。叙事中的主人公埃利森出身于名门望族，风雅卓越，而命运对埃利森也格外垂青和慷慨。在这个“黑暗而疯狂的时代”，埃利森有着自己的处世态度和行为准则。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仍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获得幸福，而“健康”“爱”“淡泊名利”和“设立目标”是他生前作为世界栖留者追寻“幸福”的四个要素。同时，埃利森还是一个富有诗情的人，懂得诗情之“真正特征、宏伟目标和其至高无上的庄严和高贵”。在他看来，创造出“新的美的形式”，创造出“具有新颖情调的纯粹的有形之美”是诗情得以发挥和满足的最好方式。因此，埃利森并没有成为诗人或音乐家，而是转向了“最富饶、真实，且最自然”的风景园林的创造。作为“此在”的埃利森试图以诗情进行创造以获得在栖留之所栖居。

其次，写诗本质上是一种“筑造”活动，诗意语言使物“聚集”为“天地人神”四方整体，而人得以在其中诗意地栖居。埃利森将风景园的筑造看作一种充满诗性的艺术创作，而这种创作是自己完成作为“诗人”的天命，实现“上帝为之而赋予人类诗情的崇高目标”的过程。与作画中的“构图”相似，风景园林之创造追求一种整体效果，通过将新奇之美进行无限组合的想象力，把自然中美的元素组合成“美的整体”。园林艺术可划分为“自然型”和“人工型”两种：前者追求原始之美，重视与周围环境保持协调一致；后者则变化多样，可满足各种鉴赏趣味。埃利森的园林艺术构建融合了二者的特质，有自然之纯粹，又与人类艺术相“和諧”或“一致”，是一种让人感到超乎人类又与人类相似的“和谐的美、壮观和新奇”。可以看出，阿恩海姆乐园的创造注重自然和人文的整体和谐之美，是一个由“翱翔于人类和上帝之间的天使亲手创造”的伊甸园般的和谐景观。

最后，“诗意栖居”是人最本真的存在样式，是回归自然之境，让世界和万物如其所是地存在。埃利森将全部的财富用来实现自己创造风景园的构想，他认为有形的自然只有在风景布局中才有被升华的余地。这种由“自然”精心设计的布局是大地之原始布局，其前提是要“承认人在世间的永生是最初的意图”。埃利森历时多年，寻找了一个颇为隐秘的地点建造园林，并且直到他去世，园林才开始只对某一类游人开放。园林位于自然深处，进入园内需要经历一段曲折而漫长的过程：离城由水路出发，由充满乡土之美的河岸去往幽深僻静之处；小船进入幽暗的峡谷，行过迂回曲折的水道到达开阔的水湾；经水湾穿过小山间的长廊，进入者须由小船换乘独木舟，通过隘口滑进溪流，并最终来到园林的巨门外。整个过程意味着“此在”由外部世界开始重归自然，迈向自然之境，沿路的景观则是作者以诗意语言筑造的自然景观。阿恩海姆乐园与世隔绝，游人乘独木舟滑过大门，将园内景观尽收眼底。园内自然景观与人造建筑交相呼应，就像是由精灵神魔共同创造的“海市蜃楼”（the phantom handiwork）。阿恩海姆乐园是埃利森寻求并且找到的免除人类“寻常烦恼忧虑”的“极乐至福”，是个体追求和谐之美、回归自然本源的途径。而创造《阿恩海姆乐园》的故事则是爱伦·坡以“诗情”步入自然之境，达成“诗意栖居”的后启示录实践。

五、结语

后启示录小说主要涉及末日灾难发生后的末日世界，关注灾难后世界和文明的重建。《瘟疫王》描绘了疫病后的世界，叙述了末日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三则科幻叙事以末日后的世界反思了人类世界的症结，提供了重构世界的可能性；《阿恩海姆乐园》以园林的建造实践了趋向自然的后末日重构。爱伦·坡的一系列后启示录创作是虚构和现实的联结，在思考人类世界所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向和出路。爱伦·坡提倡一种以诗情进行创造，回归自然本源的“诗意栖居”。

a Poe，Edgar Allan. Poe：Poetry and Tales [M]. 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本文有关爱伦·坡作品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b Morris J. G.：《美国的霍乱及其他弧菌感染》，刘水渠译，《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1985年第5期，第219页。

c 19世纪流行的霍乱使人们转而求助于宗教，认为宗教可以拯救人类。宗教道德主义认为霍乱是上帝对人堕落和放纵的惩罚，因此要求人们必须远离“肮脏、不道德、淫乱和酗酒”等恶习。（转引自张运恺：《用异域想象反思十九世纪的美国》，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0页）

d 预言认为地球的最终毁灭由“火”的力量造成。虽然彗星并不具有火的性质，但故事中彗星撞向地球，星体与空气摩擦发生了燃烧，《圣经》中世界毁灭于火的预言也得到了应验。

参考文献：

[1] Curtis，Claire P.. Postapocalyptic Fiction and the Social Contract：We’ll Not Go Home Again[M]. New York：Lexington Books，2010：5-9.

[2] 陈爱华.当代美国后启示录小说创作与研究评析[J].当代外语研究，2015（10）：61-66.

[3] 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4] 熊攀.“人诗意地栖居”何以可能？[J].美学史研究，2019（8）：29-31.

[5] Michael，John. Narration and Reflection：The Search for Grounds in Poe’s “The Power of Words” and “The Domain of Arnheim”[J]. Arizona Quarterly：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89（3）：1-22.

作 者： 倪瑜婕，广东外语外貿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文学叙事。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