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希

周笛写了一本新书《半醉半醒是一生》，我开始以为是诗歌，她说是散文。直到亲见新书，方知是关于诗歌的散文——学术随笔。写一本读者喜爱的读物不容易，何况是关于新诗，而且是学术性的。但这本小书，好看耐读，行云流水，扣人心弦，如沐春风，文史交织，独到的审美感悟与深刻的历史理性融汇，显示现代诗学之醇美和乐趣。潜心写这样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不仅要花时间、耗精力，而且需要功力和才情。

周笛硕士就读于武汉大学。江城多山，珞珈独秀；山上有黉，武汉大学。武大不仅拥有风景如画的珞珈校园，而且有驰名的樱花诗歌节和珞珈诗派；既是诗歌创作的园地，也是新诗研究的重镇。从闻一多、沈从文到陆耀东、龙泉明，诗意珞珈，诗学传统源远流长，新诗研究自成一派。周笛在珞珈山学诗、写诗、论诗，硕士毕业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从事新诗研究。

当然，我们读诗、写诗和论诗，不是出于功利之心，获取学位或名利，而是由衷的喜爱。爱是一种无私的付出，也是无穷的回报。确实，从诗歌中我们获益良多。诗歌是生命之花，好的诗歌能让你在幽暗中看到跳动的光泽，在孤独中听到奇妙的声音。黑格尔曾说：“艺术的真正职责就在于帮助人认识到心灵的最高旨趣”。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诗歌的滋润和支撑，我们的生命黯淡无光，会变得干涸而脆弱，沉闷而易折，缺乏生机活力。

分享新诗之美，感受诗歌之趣，首先不是将诗歌视为一种专业和技能，而是作为一种人生修养和艺术追求。从审美角度看，诗歌诉诸的是一种感受和想象，是一种期望和情怀，而不是知识或学问。正如北岛《关键词》所写：“我的影子很危险，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带来的最后的知识，是空的”。

学诗或写诗，主要不是学问和知识的探求，而是才情和妙悟的体现。但学问对创作其实是有助益，二者并不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而是如同火种与燃料，彼此关联，互相成全。唐代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自有神”。学问不是创作表现的对象，而是创作的基础和动力。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辩》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而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上也。”此说于诗歌创作的特殊艺术规律很有会心与识见，但后人误解其意，多强调“非关”二字，明清以来易“书”为“学”。其实严羽并非舍学言诗，而是强调读书穷理之重要，多读书、多穷理，才能获得“妙悟”。

写诗本身有学问，那论诗就更是要学问。周笛这本论述新诗的书显示的“学问”，并不是套用和征引书本或现成的知识和理论，而是“化用”诗学概念，描述时代语境，建造历史平台，知人论世，人本与文本结合，以人生际遇为主要线索，还原现代诗人与新诗的聚散离合，用灵敏和诗性的文字去解读其中深藏的多重内涵。

目前诗歌批评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是学院的论家写作，一是诗人的相互阅读与阐释等。比较而言，很少有小说家对同行的写作进行评论，而诗人多身兼论者，热衷写诗歌批评文章。他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趣味、诗学观念以及交游范围进行批评与阐释活动，但有时流于空泛片面和主观化，随意性较强。而学院出身的批评家，有时局限学科壁垒和理论窠臼，缺乏创作体会，难免隔靴搔痒，论述不到位不深入。学院论者周笛有过诗歌创作经历——也写过散文、小说和剧本，因而深谙艺术甘苦，更能够熟悉诗歌的语言、意象、肌理和表达，走进研究对象的本质深处。

周笛的《半醉半醒是一生》，属于诗歌随笔，讲述新诗发生的生动“故事”。读来也如在诗中行走，颇具感染力的语体方式，长于情境化的描述，言简意赅的解析，使得这本小书诗意盎然。《蝴蝶飞过沧海》以胡适的白话诗尝试来回溯新诗的发生，触摸历史，由人及文，立足本土现实语境，检视西方文学资源。《静穆的思索》论析沈尹默的《月夜》，展现“新诗的美德”。周笛主要从新旧诗歌主体与自然关系的差异来分析“我”的独立性，这当然不错，但我个人更看重这首诗以虚词收尾、仄声押韵，突破古典诗词的格律限制，这种语言形式体现了新诗的特质。《我的重生》《湖畔的小花》和《不仅仅有背影》分别介绍郭沫若、汪静之和朱自清的诗歌创作，或浪漫、或纯情、或写实，辅以爱情的离合，读来思绪纷纭，感慨万千。《在他乡》《在雨巷》《当爱已成往事》则是讲解象征派代表李金发、现代派代表戴望舒、智性诗代表卞之琳的诗歌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启人深思。情因诗而高贵，诗因情而流传。最后两篇《为一滴水定型》《一块碑石》，全景式论述冯至和穆旦的诗歌创作，重点解读《十四行集》《诗八首》，颇有深度和新意。

周笛的这本书点燃人们亲近新诗的热情。内容贯穿新诗的发生到发展，论及不同时期、不同流派、不同个性的代表性诗人诗作，以点带面，生动描绘历史情境和基本脉络，揭示新诗的特质，交流探讨一些诗学问题，分享新诗之美，引导读者走进诗人精神世界，提高诗歌艺术修养和鉴赏水平，唤起诗心，追寻诗意。这是一本别出心裁的新诗史和心灵导游图。

新诗诞生已经百年，成为现代人审美和抒情的艺术方式。经过几代诗人不懈努力和创造性探索，新诗产生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形质双佳的诗作，构建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质和传统。但不可否认的是，新诗的地位和合法性至今仍是问题，经常受到各种质疑，尚未真正走进公众生活。人们背诵和引用的多为古典诗词，中小学对新诗教育并不太重视，教材较少选新诗，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引爆的也是古典诗词热。

诗歌有新旧之分，但诗歌的艺术性无新旧之别。好诗都具有独到的意象、巧妙的言辞、完美的结构、新颖的表达，能动人之情、启人之思。当下新诗确实旌旗纷飞，山头众多，令人眼花缭乱，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是缺少“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胜境佳作。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新诗介入现实，真切自然，句式自由，语言灵动，这对于规矩严苛、疏阔苍白、同质化严重的古典诗词创作来说是一种借鉴。长期以来，佳作得不到褒扬和流播，劣诗得不到否定和指正，好的专业评论处于缺席和失语状态，导致新诗创作不景气，有些方面越来越泛滥。期待能有更多的新诗评论和读物出现，及时褒优贬劣、引导创作、提高审美，让新诗“飞入寻常百姓家”，带来真正的艺术繁荣。

附：周笛文章片段

第十章：《一块碑石——穆旦与<冥想（其二）>》

从残缺的“我”，到“没有人知道历史从这里走过”，正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穆旦寻觅到“我”完成生命的可能，在无解的死亡与循环里。那个写出残缺的“我”的少年，所想不明白的，现在这个完成了普通生活的老人终于明白了。生命是脆弱的，但生命是唯一的，一个变形了的、从本质残缺的生命个体，竭尽所能地体验普通的生活，这已经完成了他生命里的一种可能。“我”的残缺能否得到弥补，不仅仅在于“我”与世界，与他人，与万物之间建立了怎样的联系，而且在于在这孤独痛苦的本源里，“我”能不能坚持完成普通的生活。

如果说20年代的新诗是婴孩的哭啼，用肆意的呐喊拼命展示生命未来的所有可能；那么30年代的新诗是少年的呓语。雨帘里暧昧的情思、深夜笨拙的思考、临窗观望稚嫩模样的失落，——这些都像成长的节奏带来的忧郁，莫名，却不可回避；到了40年代，新诗于战火和生死的洗濯间，用个体生命的血肉填补了诗意的肌理，使其终于拥有了青年的形体。新诗从婴儿里飞翔的蝴蝶，孩子们手里的野花、星星、玫瑰，变为少年珍爱的镜子、百宝盒、鱼化石，再变成青年触目的鲜血、挣扎、旅途，现在，阅尽一个世纪的风华，它仍要回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