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栋

运动社团二元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同伴关系的中介作用*

李 栋

（浙江警察学院警察运动部，浙江 杭州 310051）

采用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方法，探讨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二元运动热情（调和式运动热情、强迫式运动热情）、主观幸福感、同伴关系变量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调和式运动热情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强迫式热情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提示调和式运动热情和强迫式运动热情分别对主观幸福感具有促进和抑制的作用; 同伴关系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中介作用：同伴关系在调和式运动热情、强迫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间分别具有中介作用，均属于部分中介。综上表明：运动社团组织者要制定相应团规，重视学生个体需求，主导社团气氛，弘扬正面情感，疏导负面情绪，减少潜在冲突因素，及时化解同伴矛盾。确保社团运转维持在良性循环中，促使大学生提高运动热情，保持良好同伴关系，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并由此养成持续长久的运动习惯。

运动热情、同伴关系、主观幸福感、运动社团

高校运动社团是丰富和活跃大学生校园生活、繁荣大学校园文化，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1]。运动社团活动功能的发挥，弥补了运动课程功能无法触及的地带，有效延伸和扩展运动教学任务和目地，对培养大学生养成运动习惯和奠定终身运动观意义重大。大学生对选择运动社团的主观意愿很大程度由个体运动热情所驱使，同时受到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如人际关系等。故若能了解大学生加入运动社团时的运动热情对于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时的心理影响，将有助于学校及社团组织人拟定相关计划。根据热情心理学Vallerand（2003）的研究认为，人们对于喜爱且认为重要的运动，会投入许多时间与精力，进而产生运动热情（Sports Passion）。其研究中所提到的热情二元模式结构中将个体的运动热情依照其内化方式的不同，分为调和式运动热情（harmonious passion）及强迫式运动热情（obsessive passion）[2]。调和式运动热情可使运动热情与生活其他层面适当地融合，使人因为热情运动而充满了动力与意义，进而产生愉快或生活满足的感受；而强迫式运动热情则因为个体属于较为僵化的参与，容易造成人际关系不良或社会支持质量不佳，或生活参与程度及幸福感低落的情形。因此在对大学生运动锻炼与生活质量或幸福感的相关研究中，运动热情常被视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积极心理学研究证实，透过持久的运动锻炼能够极大的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Diener定义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个体主观对于自己的生活做了认知和情感的评价，认知是对整体生活的满意度的评价，情感则是指正向情感和负向情感的反应，也可以描述为一种开心与愉悦的经验”，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是自身设定的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包括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部分[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人们意识到提升主观幸福感是促进个体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众多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表明，调和式运动热情和正向情绪有正相关，强迫式运动热情则和负向情绪有正相关，但也存在个别研究表明无相关或相反的结论，也许是调查样本的背景差异等外源因素干扰的结果[4]。因此，基于我国高校运动社团背景，去探讨这二种不同的热情模式对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本研究探讨之重点。社会及人际关系作为大学生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运动锻炼中主要体现在队友或同伴关系上。同伴关系是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热议的焦点话题， 它具有相互认同、共享快乐、分担恐惧等功能。良好的同伴关系能使个体获得较好的社会支持，减少孤立感，激发生活热情，提升主观幸福感[5]。陈章源等曾指出，运动课上大学生的同伴关系是运动活动和输出变量间的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同伴关系在锻炼行为和锻炼氛围、锻炼投入、锻炼效果中起中介作用，是运动锻炼行为与心理健康、愉悦快乐、生活满意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6]。在运动社团背景下，尚未有相关研究证实。本研究认为运动社团同伴关系作为大学生在社团活动认知评价上重要的一种情绪体验，很可能对大学生的二元运动热情及主观幸福感产生某种深层次的影响。

综上推论，运动热情、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应该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关联性。大学生若能在运动社团活动中获得良好的经验亦有助于储备未来的社会技能，基于大学生参与运动后产生的情感评价和幸福指数，可提升大学生的参与效益并降低学生在学校的压力和消极情绪。由此看来，此研究实为学校及社会必须正视的议题。因此本研究将以运动社团为研究主题，并以高校运动社团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二元运动热情、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探讨同伴关系中介二元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果，从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变量关联性。高校是大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透过研究结果可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运动社团活动，以此建立长期的运动习惯，进而提高大学生生活质量、改善社会人际关系、促进个体和谐发展。此外，丰富和深化运动热情、同伴关系、主观幸福感的变量研究可作为运动社团开办依据，并为学校制定相关运动社团管理决策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哈尔滨地区八所高校由学校或学生会，所成立的正式的运动社团的全日制本科生及研究生作为正式问卷调查对象，于2018年5月发放问卷。根据Gorsuch(1983)的建议即抽样样本数至少是问卷题数的5倍，并且样本总数需大于100[7]。本研究共51题，故至少需要255份，实际发放421份，剔除无效问卷23份，有效问卷398份，有效率为百分之94.5。其中男234份，女164份。大一大二学生205人，大三大四学生158人，研究生以及以上的有35人。

1.2 研究方法

1.2.1问卷调查法

自变量引用了李济仲（2008）的中文化的运动热情量表[8]。该量表是根据季力康等（2007）参照翻译了Vallerand et al.（2003）的运动热情量表的基础上并修订而来，该量表包含2个分量表，分别测量个人对某一活动的调和式运动热情以及强迫式运动热情。因变量引用了Diener 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包括三个量表分别是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量表(PANAS)[9]。中介变量引用了朱瑜编制的《中国青少年运动友谊质量量表》[10]，为了保证所引用量表的信效度，分别做了验证式因素分析及信效度分析，均在合理范围之内，量表结构合理，适用于本研究群体

1.2.2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分别使用了SPSS24.0和MPLUS两种统计软件，并且分别运用了以下统计方法：项目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相关检验、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回归、路径分析、BOOTSTRAP中介检验。

2 结果

2.1 高校运动社团大学生二元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

图1 二元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图

表1 回归模型拟合度

INDEXCRITIRIARESEARCH MODELCOMPLIANCE CH-SQRSMALLER IS BETTER116 DFLARGER IS BETTER84 CHI-SQR/DF3＞NORM CHI-SQR＞11.381COMPLIANCE CFI＞.900.987COMPLIANCE TLI＞.900.984COMPLIANCE RMSEA＜.080.031COMPLIANCE SRMR＜.080.038COMPLIANCE

表2 二元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检验

DVIVESTIMATES.E.ZP-VALUER-SQUAREH1 回归HFHP0.5340.0510.65***0.5SUPPOT OP-0.4330.051-8.51*** SUPPOT

如表1所示，回归分析的结构模型拟合程度指标：CHI-SQR/DF=1.381，处于标准范围1至3间；CFI=0.987＞0.9；TLI=0.984＞0.9；RMSEA=0.031＜0.08；SRMR=0.038＜0.08。所有拟合指标均处在标准拟合标准之内，代表回归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11]。

如表2所示，为了检验高校社团学生的二元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本研究以调和式运动热情、强迫式运动热情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检验。结果显示，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二元运动热情模式对同伴关系具有50.0%的解释率，其中调和式运动热情（CR=10.65，p=.001＜.01）对同伴关系具有显着正向预测作用，而强迫式运动热情（CR=-8.51，p=0.001＜.01）对同伴关系具有显着负向预测作用。

2.2 高校运动社团大学生二元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以及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图2 二元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以及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表3 路径分析模型拟合度

INDEXCRITIRIARESEARCH MODELCOMPLIANCE CH-SQRSMALLER IS BETTER874.672 DFLARGER IS BETTER482 CHI-SQR/DF3＞NORM CHI-SQR＞11.815COMPLIANCE CFI＞.900.937COMPLIANCE TLI＞.900.931COMPLIANCE RMSEA＜.080.045COMPLIANCE SRMR＜.080.066COMPLIANCE

图2为二元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以及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图。

如表3所示，路径分析的结构模型拟合程度指标：CHI-SQR/DF=1.815，处于标准范围1至3间；CFI=0.937＞0.9；TLI=0.931＞0.9；RMSEA=0.045＜0.08；SRMR=0.066＜0.08。所有拟合指标均处在标准拟合标准之内，代表路径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表4 二元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以及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

DVIVESTIMATES.E.ZP-VALUER-SQUAREH1 TBHP0.4340.0518.532***0.286SUPPOT 路径 OP-0.2880.052-5.506*** SUPPOT 分析HFTB0.5590.05210.813***0.313SUPPOT

如表4所示，为了分别检验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二元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的预测作用，以及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本研究以调和式运动热情、强迫式运动热情为自变量，同伴关系为因变量，以及以同伴关系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了多元回归检验。结果如图表所示，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二元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维度具有28.6%的解释率，根据研究表明，本研究的解释率已属于中等程度[12]。而且调和式运动热情（C.R=8.532，P=.000＜.05）、强迫式运动热情（C.R=-5.506，P=.000＜.001）二个维度分别具有显着预测作用，通过标准化系数显示，模型中调和式运动热情对提升同伴关系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而强迫式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另外，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为31.3%（C.R=10.813，P=.000＜.05）。

2.3 同伴关系在高校运动社团学生二元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果

图3 同伴关系在二元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果

表5 中介模型拟合度

INDEXCRITIRIARESEARCH MODELCOMPLIANCE CH-SQRSMALLER IS BETTER792.955 DFLARGER IS BETTER480 CHI-SQR/DF3＞NORM CHI-SQR＞11.652COMPLIANCE CFI＞.900.95COMPLIANCE TLI＞.900.944COMPLIANCE RMSEA＜.080.04COMPLIANCE SRMR＜.080.05COMPLIANCE

表6 同伴关系在二元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效果

Effects pathsProduct ofCoefficientsBOOSTRAP 1000 TIMES 95% CI Bias correctedPercentile EstimateS.E.Est./S.E.P-ValueLowerUpperLowerUpper Effects from HP to HF Total0.4130.0626.6210.0000.3030.5490.2940.54 Total indirect0.0620.0272.2810.0230.0190.1350.010.121 Specific indirect HP→TB→HF0.0620.0272.2810.0230.0190.1350.010.121 Direct HP→HF0.3520.0695.0670.0000.2270.50.2210.495 Effects from OP to HF Total-0.3070.045-6.8410.000-0.404-0.23-0.394-0.222 Total indirect-0.0360.016-2.2710.023-0.074-0.011-0.069-0.007 Specific indirect OP→TB→HF-0.0360.016-2.2710.023-0.074-0.011-0.069-0.007 Direct OP→HF-0.2720.046-5.9090.000-0.371-0.194-0.363-0.184

由表5可知，中介分析的结构模型拟合程度指标：CHI-SQR/DF=1.652，处于标准范围1至3间；CFI=0.95＞0.9；TLI=0.944＞0.9；RMSEA=0.04＜0.08；SRMR=0.05＜0.08。所有拟合指标均处在标准拟合标准之内，代表中介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由表6可知，本研究采用Mackinnon（1997，2004）提出的BOOTSTRAP中介变量检验的方法，分别将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非标准化系数及标准误进行公式运算，利用mplus进行5000次迭代计算，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且路径系数具有显着性，就证明中介效果存在，然后再根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判断是属于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13]。结果显示，同伴关系在调和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的的间接路径系数（P=0.023＜0.05）显著，调和式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路径系数（p=0.000＜0.05 也为显著，同伴关系在调和式运动热情的Biar-Corrected 95%置信区间值为0.019～0.135，Percentile 95%置信区间值为0.01～0.121，范围均不包含0，代表同伴关系在调和式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中属于部分中介；同伴关系在强迫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的的间接路径系数（P=0.023＜0.05）显著，强迫式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路径系数（p=0.000＜0.05）也为显著，强迫式运动热情的Biar-Corrected 95%置信区间值为-0.074～-0.011，Percentile 95%置信区间值为-0.069～-0.007，范围均不包含0，代表同伴关系在强迫式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中属于部分中介。

3 分析与讨论

3.1 高校运动社团学生运动热情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

研究结果显示，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调和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即当学生的调和式运动热情得分较高时，会产生愉悦的情感体验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负面情绪会降低，因此能更积极开展运动锻炼和运动技能学习。这个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研究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4-17]。

但是，本研究也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现：第一，强迫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第二，调和式运动热情和强迫式运动热情呈现中等的负相关。这两个研究结果与中西方学者研究结论正好相反。可见，在本研究样本中，强迫式运动热情的负面因素会给个体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足以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带来强烈的消极影响。

根据结果比对研究的样本差异后发现，造就以上两个差异的原因，首先可能来自中西方校园文化差异。其一，在思维模式上，西方学生更偏重于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注重从物质世界入手，探索与求证问题本源；而中国学生更偏重于抽象思维或感性思维，喜欢站在生命高度看待问题，注重人与人、精神及肉体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所以西方学生在面临人际问题时更能直言不讳，抒发内心的疑惑和宣泄不满，有效排解负面情绪；而中国学生则大多不会当面质问指责，更多的是将秘密藏在心底，长期以往，必然会累积消极情绪，潜移默化的对生活方方面面产生负面影响。其二，在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上，西方文化倡导追求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集体约束相对较少，个体更具自我意识，更有主见，更不容易被集体社会关系所干扰。反观中国是人情社会，倡导集体利益，主张控制自己的欲望，往往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挂钩，故个体也常常为集体利益而妥协牺牲，累积负面情绪。因此，基于研究对象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我国高校社团学生强迫式运动热情研究可以将如何抑制个体负面情绪和适当提高学生个人主义意识作为研究的重点。

第二，运动课与运动社团在社会人际关系上的本质不同。运动活动由于其身体活动和互相对抗的特殊性，相对其他活动更容易发生冲突矛盾。运动课堂是学生在运动教师指导下有序开展的运动活动，运动教师在创造课堂氛围和调节学生间关系起到重要导向作用，当学生出现矛盾冲突，运动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合理划分责任，公正评判，有效化解负面因素。而运动社团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的等级关系，学生因为爱好自发聚在一起，更多的是平等状态。所以当发生人际关系冲突，将相对难以调控负面因素，导致强迫式运动热情所发散的消极情感加剧。可见，社团负责人作为社团的组织者，要扮演好领导角色，合理有序开展社团运动，调节社团气氛，积极遏制负面情况发生。故可将如何提高运动社团组织人的领导能力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

3.2 高校运动社团学生运动热情对同伴关系及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调和式运动热情正向预测同伴关系。张文馨指出，调和式运动热情高的参与者，在运动过程中能得到较高的正向情绪，其内化方式为自主形式，将热爱的活动内化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所以个体在参与时享受其中，而非感到冲突[18]。情绪是具有传染性的，在科学术语中，情绪感染指人与人之间情绪互相传播的方式，多发生于一些经常在一起生活的群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潜在原因是移情作用[19]。大多数人会不经意去尝试理解周围人的感受，以便为了更好的相处。一些人还会无意识的模仿其他人的面部表情与言谈举止，并有激发特定情绪的倾向。所以调和式运动热情高的学生，在参与运动社团活动时，展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并在团体中传播扩散，使同伴关系得以提高。

此外，强迫式运动热情负向预测同伴关系。强迫式运动热情的内化方式是自我控制，将自身或他人的压力内化其中，而产生过度自我约束或是僵化的坚持行为，会对人际关系造成不利[20]。故强迫式运动热情高的大学生可能存在潜在冲突诱因，引发负面情感、认知和行为，对社团中同伴关系产生不利。以上分析说明，在运动社团的同伴关系中，情绪传染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心理因素。可见，在大学生参与运动社团活动时，对社团活动情绪的干预，应将如何有抑制负面情绪扩散，弘扬积极情绪传播作为社团组织者的调控重点。

另外，同伴关系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即良好的社团同伴将有效的促进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根据dweck成就目标取向理论，同伴关系中的群体归属感属于运动的高层次需要，在满足运动低层及高层次需要后，能够使个体形成更高的满意度和更积极的情感，提升主观幸福感，从而形成最高层次的锻炼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1]。根据Haken协同理论，协同理论是由复杂个体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集体效应，个体当外来作用或聚集态达临界值时会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能够质变协同效应，使系统无序变有序，并从混沌中产生稳定的结构[22]。运动社团大学生作为锻炼实践的个体，会在社团同伴的协同作用下产生集体效应，会使无序的锻炼行为趋于有序，形成理想的锻炼氛围，使个体获得更高层次的情感体验和群体归属，达到提升幸福感的效果。

3.3 同伴关系在高校社团学生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果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在验证二元运动热情模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础上，证实了同伴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根据陈章源的研究，当和同伴共同参与锻炼时，大学生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及积极的情感会因为同伴的加入而进一步改善[23]。说明运动社团学生之间的互相帮助，有效交流，共同进步极大满足了大学生社交情感的需要。另外，根据结果，调和式运动热情通过同伴关系能促进主观幸福感。可见，调和式运动热情展现的积极正向情绪，在社团锻炼中同伴的支持及协同作用下，能够使学生个体在获得已有积极心理效应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主观幸福感。但是，强迫式热情通过同伴关系能抑制主观幸福感，即强迫式热情僵化的内化方式放大了消极情绪，造成社团中人际关系紧张，进一步削弱了主观幸福感程度。因此，强迫式运动热情中的负面因素的危害在运动社团中不容小觑，乃是今后研究之重点。

同伴关系并非这两个变量之间中介作用的唯一解释，还有其他变量在强迫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强迫式热情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探讨。

4 结论

4.1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调和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调和式运动热情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强迫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的强迫式运动热情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低；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调和式运动热情与同伴关系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调和运动式热情水平越高，同伴关系越好；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强迫式运动热情与同伴关系呈显著负相关，大学生的强迫式运动热情水平越高，同伴关系越差；高校运动社团学生的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的同伴关系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

4.2通过Bootstrap法中介检验表明：同伴关系在调和式运动热情、强迫式运动热情与主观幸福感间具有中介作用，均属于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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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Dualistic Sports Enthusiasm of College Sports Association on Subjective Sense of Happiness:The Mediating Role of Peer Relationship

LI Dong

(Zhejiang Police College, Hangzhou 310051, Zhejiang, China)

浙江警察学院科研项目2020QNY001。

李栋（1993—），硕士，助教，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