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静

摘要：《铁鱼底鳃》是许地山在香港时期很特别的一部作品。许地山在香港拥有多重身份，香港特殊的历史空间为他提供了深度介入社会的机会。他的经验以粗糙而曲折的方式藏于《铁鱼底鳃》之中，构成了这部小说隐晦的写实风格。香港经验影响了许地山的文学立场和写作实践，他在复杂的战争语境下向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靠拢，强调文学为大众服务。《铁鱼底鳃》书写了为国献身的激情，但同时也把个体精神摆在很高的位置，体现了许地山对自身经验与写作目的的权衡与考虑。

关键词：许地山;《铁鱼底鳃》;香港经验;自传

谈及许地山的文学作品，学界普遍认为宗教色彩是其最大的艺术特色。《铁鱼底鳃》是许地山居港时期很特别的一部作品。这篇小说的人物形象设定为男性，没有涉及宗教话题，情节最后以死亡戛然终止，这些元素与此前作品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在作家一生的作品序列中也十分突兀。至少可以说，讨论这篇小说不得不考虑香港经验对许地山文学想象的影响。

由于《铁鱼底鳃》主人公鲜明的爱国形象，这篇小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发表后随即受到少数内陆学者的正面评价，不像另一篇同写于香港的小说《玉官》那样长期被忽视，但这些充满历史痕迹的评价至今仍未得到进一步阐发。八十年代以后，关于《铁鱼底鳃》已有不少讨论。有学者较早关注到许地山在港小说具有“复杂性”和“多义性”，尤其是《铁鱼底鳃》中的“悲”[1]，但未探究许地山居港经验对小说创作的影响。近年来讨论的重心渐渐从小说的爱国主题转向许地山在港书写的“香港特色”[2]，但只从文本内部或理论入手似乎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许地山好友郁达夫评价《铁鱼底鳃》是“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3]，为深入理解《铁鱼底鳃》的主题及其意义提供了另一线索。如何觉察《铁鱼底鳃》中源于现实的声音，即许地山的香港经验与文本复杂的对话，成为重释《铁鱼底鳃》可能的路径。

一

1935年9月1日，许地山正式到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教授。此后大约两年里，他的工作重心都是改革港大中文学院。1935年1月，胡适受邀到港大接受名誉学位，在《南游杂忆》记下了港大聘请文科教授的条件。从他的记录来看，港大希望聘请一位有威望且通晓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协调好学校、香港、广东关系的学者[4]。许地山原任职于燕京大学，通晓多种语言，曾留学英国，对当局者而言确是最佳人选。

许地山初到港大主持学科转型，他与港大双方对起初一年半的成果都十分满意[5]。从《香港大学文科华文课程表》来看，港大文科在许地山到港之前已初具现代学科的规模[6]，但实际课堂还是“以逊清八股时代之系统为宗”[7]。同事马鉴对许地山的改革有较客观的评价：“许先生来了以后，将课程分为三系，一是文学，二是历史，三是哲学……凡此种种设施，都是在前人所建立的基础上，加以改善，使内容更为充实，更有条理，更现代化。”许地山的改革集中体现为更科学的教学体系，“充实”在于将策略落实到实际课堂，革新并丰富了教学内容。有学生后来追忆，许地山“南来之后，香港的学风便跟着转变了。因为港大入学试的国文程度的提高……”[8]这里的真实性有待考察，但也说明许地山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港大的校园氛围。

然而，港大后来给许地山施展拳脚的空间并不大，他与港大当局的分歧逐渐显露。1936年5月21日，许地山签发了《发展中国文史学系意见书》，但这次没有得到多数管理者的认同。第二年他建议开设中文研究科的方案又被否决。原因在哪？陈君葆记下自己和许地山、马鉴当日商讨草拟意见书的情形，三人一致认为港大“应以造就人才畀中国用为目的”[9]。但港大中文系当时设立的初衷可能更多地“是要缓和反英情绪及强调古典文学与儒学，以冲淡由新文化及五四运动所引起的近代中国民族意识”[10]。港英政府目睹了五卅运动的爆发，在不久后的省港大罢工中国更是受到沉重的打击。为抚定民心，港大自三十年代起就不断谋求改革中文系的方法[11]。即使他们不重视中文系的发展，但出于安抚华人、完善高等教育体系等考虑，他们试图做出改变。不过他们并不愿意让步太多，因为英籍管理者害怕再次触发动乱。许地山认为中文系应当“沟通中西文化”[12]，但港大没有任何兴趣培养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人才[13]，这或者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地山后来无法继续深入改革港大中文系。

1938年以后，因港大的发展空间日渐缩小，急欲保卫国家的许地山自然就转向教职以外的地方寻求更多的机会。此时广州沦陷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安，因为香港瞬间变为战争前线。大批南下香港的大陆文人开始凝聚起来，若干文化社团纷纷涌现，活动接连不断[14]。許地山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许多社团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如连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理事三年，中国文化协进会常务委员两年等。

留学归国以后，许地山主要以教学写作、学术研究的学院生活为主。虽同样供职于高等学府，但任职港大使他直面众多敏感且边缘的社会问题，大量文化活动为他“走出书斋，走上街头”提供了契机。这就是许地山在生命最后三年非常忙碌的原因之一。这当然不能忽略他个人的主动性，但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港英政府”对集会结社、社会舆论等相当敏感。但就办报来说，“只要先向政府注册，由具有社会地位的名人担承责任，及缴纳两三千元按金，即可成事。”[15]办报是文艺团体的主要活动之一。许地山在全国文艺界算是老前辈，这时又在港大供职，为港英政府所信任，所以他经常成为这些报刊名义上的担保人。

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许地山在1939年到1940年发表了若干文学作品。为什么这一时期他会如此高产？可能的解释包含以下几点。一是他已经适应了香港的生活节奏，能够平衡教学工作与社会活动。其次，许地山重新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集中在广州失陷之后，抗战形势愈发严峻是激发他重新创作的重要原因。三是由于他的身份地位，他常被邀稿。1939年夏，杨刚接替萧乾任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许地山后来就在副刊上发表了数篇散文随笔。[16]除《玉官》和《铁鱼底鳃》以外，许地山写于香港的作品篇幅都比较短，多为“急就章”。

二

1940年下半年，许地山的工作重心继续转移。除事务性工作以外，他开始关注大众教育，如发展新文字学会，支持推动国语统一运动等。这一时段他明显减少了文学创作，发表于1941年2月的《铁鱼底鳃》就显得有些特别。结合许地山在港的活动行迹来看，可以说，许地山自己的经验以粗糙而曲折的方式隐藏于这部小说之中。

《铁鱼底鳃》主人公雷先生有高昂的爱国情绪，生活的动力在于思考“怎样可以增强中国海底军备”[17]，发明了“铁鱼底鳃”。小说情节可分为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从雷先生与黄先生的偶遇开始，二人的对话交代了雷先生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细致地描绘了“铁鱼底鳃”的运作原理;第二部分写雷先生为保存“铁鱼底鳃”免于战火而仓促逃难，一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铁鱼底鳃”意外掉落水中，最后雷先生与它共沉于大海。

小说开篇首先交代了模糊的地点时间，只说是“华南一个大城市”，“警报底解除信号”，但没有明说是什么战争。直到后文写到“这两天风声很不好，穿屐的也许要进来。”（“穿屐的”暗指日本），雷先生从“沦陷的大城”（广州）兜兜转转返回“割让岛”（香港），小说的时空坐标才逐渐明朗。随后小说交代雷先生是“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学生”，曾在“割让岛上底海军船坞”从事“小小的职工”。黄询问雷为何没有趁机施展自己的才华，雷先生答道：“你要记得那是别人底船坞呀……我当然不敢说我是受过专门教育的，因为他们要的只是熟练工人。”

这里需要注意到许地山自己的经历：1935年，他被燕京大学无理解聘后前往港大任职。港大是殖民者办的大学，对他来说就是“别人底”大学，他被港大接纳主要是因为他符合港大的需求。许地山没有话事权，无法改变港大的教育方针，无非是一个“熟练工人”罢了。许地山深知自己和港大当局的分歧，曾想过辞职离港。1937年4月，他就和同事说想离开港大任聘厦门大学的校长，因“港大未能展其骥足”[18]。这里不是想把《铁鱼底鳃》简单地理解为许地山的自传性小说，毕竟雷先生与许地山本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不过雷先生与许地山的重叠之处却透露出作家隐秘的写作心态，为打开文本的缝隙提供了可能的角度。

雷先生解释自己辞去海军船坞工作的原因：因为他经常和“水手们谈话，探问他们底经验与困难”，上司怀疑他是“奸细”。他察觉到他们的不信任，便预先把铁鱼的鳃的蓝图藏了起来，又把“自己民族底利益得放在頭里”，即使冒着没有经济来源的危险，为保存自己的爱国发明最后还是辞职了。事实上，雷先生的辞职也折叠着许地山自己的经验。1940年8月8日，许地山同陈君葆说，自己被“港英政府”怀疑有反英倾向。陈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许平日说话不深，被人趁机造谣[19]。从许地山这段时间的活动纪程来看，8月初他参加了鲁迅先生六十诞辰纪念会，任主席并致开幕辞。这场活动是“香港文艺界纪念鲁迅的活动，除了鲁迅逝世的追悼会外，相信规模最大，应是‘鲁迅六十诞辰纪念会了。”现场规模相当宏大：“台上以黑布为幔，上悬国党旗、总理遗像及鲁迅巨幅画像。主席许地山致开会词后，由萧红报告鲁迅事迹……是日参加者约300余人。”[20]活动以华人为主，主办单位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聚集了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港英政府”肯定有所顾忌。

这里有必要补充谈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21]与中国文化协进会的基本情况。这两大组织可以说是大陆左右两翼文艺势力在香港的缩影，暗地里经常发生冲突。两个组织最初的筹备工作许地山都有参与，后来他成为维持两会运作的重要成员之一。至于他是否了解两个组织的政治倾向，他曾告诉陈君葆，协进会的“后台老板”其实是国民党，有钱有势。[22]后来他的学生金应熙回忆：“为了维持这两个政治倾向和文艺观点不同的团体在抗战前提上的团结合作，他（许地山）曾作出巨大的努力。”[23]据现有文献来看，许地山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大体来说，他是“和事佬”，关心的是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亡。

起初“港英政府”对这两个组织基本上是骑墙态度。但1940年以后，港英政府显然有所偏向。1940年1月到6月期间，中国文化协进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美文化协会联合举办了五次艺术会。在第一次观赏会中，港督罗富国和众多港绅出席现场，足以说明这个活动备受香港高层的重视。1940年3月，文化协进会获得了广东省府的拨款，用作“购置广东文物之用”[24]。在充满不确定性的1940年，国民政府直接资助协进会，香港高层与中国文化协进会频繁进行文化互动，可见此时“港英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颇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成立的当天，许地山曾多次叮嘱新闻记者不要公开集会的地点[25]。从许地山的谨慎也可窥见港府对分会的态度。不过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当时，左翼思想容易成为指导反殖民的工具。此时“港英政府”自身难保，当然不希望香港社会再发生暴乱。

许地山积极参加分会举办的活动，与左翼文人频繁交流，甚至出席如此大型的活动，肯定引起“港英政府”的戒心。另外，许地山似乎还间接地受到了国民政府的警告。据林焕平回忆，许地山大力推行新文字运动的行为引起了国民政府高层的不满，国民政府特派官员对他进行规劝，提醒他以后要“善处”[26]。从上述情况可见，虽然许地山在香港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在当时微妙的政治生态中，他的处境很尴尬，热心于抗日救国反而备受质疑。

许地山没有像雷先生那样辞职离去，此时他不离开香港的原因可能很复杂。1941年全国的抗战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北回内地危险四伏。考虑到自己对香港教育文化方面仍有相当的责任，他也很难一走了之。雷先生解释自己为何不回“中国底造船厂去”时还透露出许地山的另一顾虑。雷先生说要进入中国造船厂，“非得同当权的有点直接或间接的血统或裙带关系”，即使入职了，工作机会实际“已剩下不多了”，没有成绩可能还会“派上个罪名”。雷先生批评主持中国“高深学术底研究院”的主持人“多半是年轻的八分学者”“对于事物不肯虚心”，还分帮派，“不同派的也别妄生玄想”。许地山通过雷先生之口暗讽当时内地的学风，也暗示了自己的处境：他想离开香港，但又不能贸然北上，担心自己终究不能有所用。

许地山的香港经验构成了这部小说“坚实”的写实风格，但高度个人化的体验由于难以找到参照系而变得晦涩。单看《铁鱼底鳃》的讽刺描写，它的现实逻辑并不明晰，只能大致解读为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批评。倘若讽刺无法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发生互动，它就失去了本应发挥的功能。基于雷先生和许地山经验上的相似之处，《铁鱼底鳃》开篇排山倒海的讽刺与现实世界搭建起联系，乏善可陈的表述得以重新具体化。沿着这样的思路，小说中带有纪实性质的内容就指向了自传性。但显然，许地山有意地削弱了小说的自传色彩，小心翼翼地模糊现实与虚构的边界。

我认为这种微弱的自传性与他在香港的社会地位与文化经验密切相关。到港之后，许地山主动或被动地来往于大学与大量社会活动，身兼多职：“港英政府”管理的高等学府的职员、香港地区与内地文化交流代表、全国文艺界老将、众多在港内地文人的担保人、左右派的桥梁等。但因为战争形势、港英政府的政治策略、党派之争等现实因素，即使他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些身份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他的表达。加上当时香港出版审查制度如此严格，如果他在小说中直接讲述自己的困窘，恐怕这篇小说难以蒙混过关。因此，为了避开现实世界可能的检查与追究，种种难言之隐或只能以曲折的方式隐藏于《铁鱼底鳃》。

三

雷先生“膨胀得到极高度”显得不切实际的爱国情怀始终贯穿着整个逃难过程，“把世情看得太透”的他只好遥望未来：“希望我能活到国家感觉需要而信得过我的那一天来到。”这样的“憨气”可以解读为爱国者的悲剧，也可以解读为带有宣传目的的书写。两种完全相反的艺术效果和许地山的香港经验、文学立场有关。

“这两天风声很不好”，雷先生害怕“穿屐的”将要侵入他所在的城市。想到自己的发明是“对国家的贡献”，为保护自己的心血他决定前往广西。路上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如佣人意外身亡，“铁鱼底鳃”的设计草图被当作草纸用掉了。在“不容人预算”的战争中，他的发明显得越发笨重，“路上还有人笑他逃难逃昏了”。叙述者多次提醒我们，根本没人在意雷先生的军事发明与理论，而他自己也从未想过发明的实效性：“材料底来源，他好像也没有深深地考虑过”。

生存境遇与爱国热情之间的错位呈现出雷先生作为个体的困境。现实世界没有空间容纳雷先生的一腔热血，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纵身一跃竟成了他最后的肉搏。雷先生背后隐含的叹息足以穿透纸面。此时许地山虽人在香港，为救亡四处奔波，但实际上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他为民族国家服务的热情未能完全变现。他把希望寄托于战争的结束，但雷先生的遇难似乎又否定了这样的等待。

了解作家这段时期的文艺观能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这位爱国发明家的悲剧。当时，许地山十分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以为扩大文艺的事功是“勉自尽力于民族生存自由的斗争”[27]，希望通过文艺来号召人们团结抗战。“群众”与“意志”是许地山这一时期文艺观的关键词，他认为“一般人”不容易看清国家与自己的关系[28]，而文学作为提高国民知识水平的重要手段，作者应当深入群众传播有益的知识，在作品中激发读者的真性情，引领读者的精神与行动[29]。

许地山在1939年以前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文艺观，但从他前期大力宣扬“五四”精神的行动来看，他曾试图把“先进”的价值观带到“落后”的香港。三十年代以前，香港整体的社会氛围不大乐观，鲁迅两次南下香港都批判香港文化界极度落后[30]，茅盾用“醉生梦死”形容抗战初期香港市民阶层的精神状态[31]。在今天看来，他们多少是以“内地标准”来看待当时的香港，不过香港文化界甚至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亦可见一斑。或是目睹了这样的气氛，许地山初到港大时大力传播民主与科学等价值观，如在中文系演讲白话文学，在联青会作《新文学运動之在今日》的演讲等。

之后他的姿态显然有所转变，如强调发挥文学的社会作用，作家要从群众出发写作。这种变化或受到左翼文人的影响，毕竟许地山确实同他们频繁来往。1939年10月，香港文艺界在鲁迅纪念座谈会上围绕“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话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将至尾声时，黄鼎指出这场讨论最要害的地方：“我以为现在谈的都是些很大很远的题目。我们眼前是在香港，顶好就地说法，想想怎样把民族文艺应用在香港……”[32]会议记录许地山此时“也很有兴味的开口了”[33]，他说：“我看这个事情可以调查一下。”[34]不过现场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大会议程随即进入对“中国民族特色”“民族形式的内容与形势”的总结。可见，许地山赞同“民族文艺”，但更注意“民族文艺”在香港的特殊性。

许地山的文学观在后来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讨论中更能集中体现。这场论战发生在1940年10月，以杨刚发表的《反风花雪月》为导火索，某种程度上是内地左右两派在香港文艺界冲突的顶峰。许多人围绕抗战时期写作方法与写作观念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如今回看这场论争的纪录，情绪远大于逻辑，确实“相当空洞”[35]。同年11月8日，许地山发表了《论“反新式风花雪月”》[36]。总的来看，他站在以杨刚为代表的左翼文人一边，但具体来看又明显不同。左翼代表主张“英雄主义的歌唱”，作品要反映现实，作家应当“由生活经历中锻炼”，不能局限于个人感情;右翼文人也要求抗战文艺要“深入与现实化”。许地山认为“新式风花雪月”是“士大夫意识底遗留”，提倡“文艺是讲感情而不是讲办法底”，强调作家的责任是激发读者“保存那对于故乡底爱”，现在还谈不上“到民间去”“上前线去”，“先把话说明白了”才是当今之务。他没有谈具体的写作技巧，反而强调作者要以“真感情”“真经验”来创作。尽管他认同文艺作品在战争语境下要为大众服务，但他更强调作家应该根据具体的写作意图、灵活的写作方法，充分结合自身经验与情感进行创作。

无论是身处敏感的社会氛围，还是与左翼文人的交情，许地山都在复杂的语境中向民族抗战的宏大叙事靠拢。《铁鱼底鳃》有宣传目的确实不错，其实他在港写作的作品大多都共享着性质相同的爱国主题。特别的是，包括《铁鱼底鳃》在内的不少作品以及其众多时论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它们既有面向大众的姿态，也有溢出民族国家话语以外的个人思考。《铁鱼底鳃》甚至还与许地山二三十年代的文化理想产生共振，为当时香港文艺界提供了十分特殊的声音。许地山二十年代初的作品充满了宗教色彩与异域情调，带有现代文学发生时典型的启蒙性质;“五四”退潮后，他一度沉寂，但不久后就写出像《在费总理底客厅里》等以暴露和批判为主题的作品。他似乎一改以往的写作风格，不过《春桃》的发表说明他并没有放弃重建现代个体精神价值的理想。如果说三十年代的时代浪潮促使许地山转向关注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么香港特殊的历史空间与日益严峻的战争局势无疑给予了他深度介入社会的机会。

《铁鱼底鳃》书写了为国献身的决心，但同时也将个体精神摆在很高的位置，体现出许地山对自身经验与写作目的的权衡与考虑，前者夹杂在主人公的自陈与遭遇上，后者主要体现在人物性格与小说主题上。雷先生临行前劝黄先生：“越逃难，灾难就越发随在后头;若回转过去，站住了，什么都可以抵挡得住。”但雷先生的遇害与这番劝告形成的反差却极大破坏了小说应有的平衡：即使他勇敢地直面灾难，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制裁。如果从许地山的香港经验来理解雷先生“发明过早”的错位，表面上充满科幻色彩的“铁鱼底鳃”底下沉重的现实感似乎也得以浮出水面：许地山希望培养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强调作者主观能动性的民族文艺观、甚至还包括“沟通诸多宗教”[37]等诸多愿景在此时注定只能是空谷足音。

对“真经验”与“真感情”的执着使《铁鱼底鳃》获得了郁达夫所说的“苍劲”的特质。一方面是年迈的雷先生命运多舛所唤起的情感共鸣，为整体奠定了苍凉的底色;另一方面由于作家自身经验与写作意图的矛盾与断裂，小说产生了不少裂缝，现实世界的无奈与失望涌入小说。大密度的经验压缩为短小的篇幅，加上许地山有意模糊其中的自传色彩，《铁鱼底鳃》的质感注定只能是粗線条的勾勒。但因为情感之真切，这样的粗糙还原至其发生的历史语境仍是刚劲有力的。

不过，我认为《铁鱼底鳃》隐含的逻辑仍藏有一丝希望：黄先生像雷先生内心的对立面，不断引导雷先生表达真实想法;从为数不多的细节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同雷一样热心肠，即使“不是很富裕”，但“却很诚恳”。最后雷把妇人托付给黄，相信黄不久后能参加到“临场救难的工作当中”。

这似乎预示着许地山将从低迷的状态跳出来。与《铁鱼底腮》消极且自我怀疑的声音大相径庭，现实的他变得比以往都激进。许地山毫无顾忌地把憋了多年的话全盘托出，如断言中华文化就是“一泓死水”[38]，“中国文字不改革，民族底进步便无希望”[39]，与此前藏着掖着的姿态显然不同。他“像抢火一样的舍死忘生在工作”[40]，积极推行新文字，促进儿童、中等教育的普及，落实了许多措施来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

如果考虑到1941年越发严峻的战争形势，日本入侵又是悬在香港头上的利剑，就可见许地山的紧迫感与其空前放大的危机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其他身份备受限制，许地山主要还是教育者，他能够在教育和文化领域最大限度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也和许地山的民族文化观有关。他认为在战争时期，民族生存的根本条件不能忽略文化生活，这是后期他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普及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意义上，许地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香港找到了实际的方式与大众生活发生联系。即使没有政府党派的理解与支持，许地山也能调动自身的责任感，强烈地回应民族国家的号召。

结语：《铁鱼底鳃》的“香港特色”

由于许地山多数的文学作品都有宗教色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基本没人关注他的创作。虽然有极少数人留意到《铁鱼底鳃》，但都是千篇一律地赞扬雷先生的爱国精神。七十年代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入修复与重建的阶段，逐渐有研究者重新关注许地山。学者对许地山在港时期文学活动的研究，各有千秋。香港学者主要侧重于“史”的方面，尤其是许地山与港大中文系、香港新文学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史料整理方面有极大的贡献。内地学者则较早注意到许地山在港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独特性，多从文学内部进行研究。不过，当涉及“香港特色”时，许地山活生生的香港经验却很少被谈及。

这里需要警惕一种预设：香港使许地山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区域文学意义上的“香港特色”。许地山几乎没有与香港本地的文学生态圈发生深度的对话，而且包括许地山在内的内地文人，绝大部分都以过客的心态暂留香港，简单地称作“香港特色”似乎不尽合理。因此本文试图阐释的是许地山的居港经验如何有意无意地成像于《铁鱼底鳃》，而不是从小说中归纳出某种文学共性。

围绕许地山的文献不多，重新历史化认识他的文学作品并不容易。通过勾连《铁鱼底鳃》外部有限的材料与其内部复杂的声音，我们可以发现，《铁鱼底鳃》作为有效的见证，以文学的方式记录了许地山的经验与微妙的心态。到港以后，许地山不断地走出象牙塔，这为他的文化理想提供了非常不同的实践语境。虽然许地山强调文学要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但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严格来说，许地山有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立场，但《铁鱼底鳃》终究还是难以为大众所接受与理解。不过，《铁鱼底鳃》个人化的倾向正好反映了他在香港如何延续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香港特殊的语境如何影响他重新定位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注释]

[1]袁良骏：《简述许地山先生写于香港的小说》，《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

[2]如黄万华：《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01期;侯桂新：《许地山的香港书写与家国想象》，《华文文学》，2012年第4期。

[3]郁达夫：“到了最近，他的作风竟一变而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他的一篇抗战以后写的小说，叫做《铁鱼底鳃》，实在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品。”见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2页。

[4]胡适：《南游杂忆》，原载《独立评论》141期，1935年3月10日，收入卢玮銮编：《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华风书局1983年版，第57页。

[5][12]马鉴：《许地山对于香港教育之贡献》，载《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第11页。

[6]此处参考单周尧：《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历史图录》，香港大学中文学院2007年版。

[7]佚名：《许地山先生生平事略》，《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第2页。

[8]李衍錡：《许地山对于香港教育之贡献》，《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第47页。

[9][18][19][22]陈君葆著、谢荣滚编：《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3页、第317页、第535—536页、第479页。

[10] 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53页。

[11]1933年港大校长韩尼路曾到北京寻找能够主持港大中文系的适当人选。来年夏天，港大又邀请北大陈受颐、辅仁大学容肇祖前往港大为中文系的改革出谋划策。见卢玮銮：《许地山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改革》，《香港文学》，1991年第80期。

[13]如当时港大拿了中国拨的一大笔庚款，并没有履行促进中英文化关系及为中国培养人才的责任。见卢玮銮：《许地山与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改革》，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

[14]这里虽然说是“香港文化界”，但指的并不是与香港本土紧密相连的文化界，它只是一个地理性质的定义，特指此时发生于香港的文化动态。本文主要关注当时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内地知识分子。

[15][20][21][24][25] 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41页、第30页、第61—62页、第102页、第28页。

[16]据杨刚回忆：“每次求到你，你总是千肯万肯……你之所以愿意，第一因为你有许多话要说，你有一般贫士和苦难者的不平。第二，你不能拒绝人的任何请求，所以，你虽然在非常忙碌时，人家要什么，你还是给什么。”杨刚：《追念许地山先生》，《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第29页。

[17]许地山：《许地山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176页。本文引用《铁鱼底鳃》的内容皆来源于此选集。

[23]金应熙：《金应熙史学论文集近现代史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26]林焕平：《地山先生底精神和思想》，《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第33页。

[27]《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留港会员通讯处成立宣言》，原载香港《大风》第33期，1939年4月5日，收入郑树森、黄继持、卢玮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77页。这份《成立宣言》由许地山草拟。

[28]许地山：《国庆日所立底愿望》，香港《大公报》，1939年10月9日。

[29]许地山：《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序太华烈士编译〈硬汉〉小说集》，香港《大风》，1939年第25期。

[30]鲁迅应香港青年会邀请于1927年2月到香港作了两次演讲，后来在《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回忆两次到港的感受，批评香港“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见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7页;《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七卷，第321—329页;《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46—456页;《再谈香港》，《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59—566页。

[31]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回忆录（二十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32][33][34]李驰记录：《〈文艺〉鲁迅纪念座谈会记录——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原载香港《大公报》，1939年10月25日。见《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19页。

[35]“相当空洞”为黄继持的观点。见《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7页。

[36]许地山：《论“反新式风花雪月”》，原载香港《大公报》，1940年11月14日。见《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94—197页。

[37]有论者认为《玉官》含蓄地表達了许地山沟通世界诸宗教，实现全球文化大融合的宏伟构想。巫小黎：《〈玉官〉与许地山“宗教沟通”的文化构想》，《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38]许地山：《国粹与国学》，原载香港《大公报》，1941年7月14—23日，收入许地山：《国粹与国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5页。

[39] 许地山：《青年节对青年演讲》，原载香港《大公报》，1941年5月20日，收入许地山：《国粹与国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9页。

[40]杨刚：《追念许地山先生》，《追悼许地山先生纪念特刊》，全港文化界追悼许地山先生大会筹备会1941年版，第3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