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敏

摘要：2020年度的广东散文以“求真求诚”“启智启美”为自觉追求，主动回应“抗疫”“攻坚”等重大社会现实，民生、亲情、历史、地域、生态等内容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写作题材得到全面的拓展。作家们坚持从个人立场出发，努力拓展精神的疆域和写作的边界，自觉探索散文文体的变革和创新，以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为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凸显了广东散文的地域特色和精神维度。“广东秦牧创作研究会”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广东散文作者的创作交流，促进了创作与评论的良好互动。

关键词：广东散文;见证;缅怀;发现

散文是文学门类中最具包容性也最考验作家和读者耐心的文体。新媒体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的革新变化，为散文发表渠道和阵地的扩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近些年来，得益于开放的观念、宽松的环境、活跃的文坛氛围，广东散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创作态势。2020年的广东散文创作，在创作题材、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均有突破和提升，在散文观念和创作技艺上的探讨也更趋集中和充分。

一、见证与铭记

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成为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现实”，更深地激活了作家的现实关怀，引发了多元的文学回应。自2月以来，广东省作协在全省开展“以笔为援，抗击疫情”主题文学活动，以“点对点”形式组织重点作家采写抗击疫情题材作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提出，“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为指导，以朴素的笔触雕刻冲锋陷阵的医务工作者仁心仁术、大医精诚、救死扶伤、舍身忘家的英雄群像，弘扬奉献精神，表彰英雄主义，凝聚正能量，提振精气神，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发挥文学作品独特的精神鼓舞作用和心灵抚慰作用。”[1]《花城》《作品》《广州文艺》《广东文坛报》及各地文学报刊迅速地策划和组织了“抗疫”专题，文章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收录了媒体人、医护工作者、公安战警、律师、校园师生、社区工作者等各行各业人员和普通“宅家人”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应对和坚守，留下了真实可贵的见证。

在抗击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作家们以笔为武器，记录、歌颂、思考，细微地传递出中国人民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由最初的茫然、紧张、害怕、恐惧、悲观，到果敢、坚定、智慧、团结、乐观，这些创作也慰藉着人们的心灵。赞美逆行者、直录个人生活的变化、反思疫情，是这类作品的三个常见主题。王威廉的《历史的生物学肉身》从自身的“新冠”经历和“非典”记忆出发，切入对病毒与人类、健康与自由、瘟疫和文学深层关系的思考，既有温度，也有问题意识，并提供了应对新问题的新思路，予人以启发。在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话语中，如何建立主体判断与选择？每一个经历新冠大流行的社会成员，都应对此有所反思。当喧哗热闹的聚谈、社交、娱乐被寂静的观察、阅读和写作所取代，作家也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寂静中有生命的呐喊，自我的反思，灵魂的拷问……寂静无价”（蒋述卓《静思短章》）。

人类始终与疾病为伍，疫情唤醒了人们的疾病记忆、疾病体验，也让那些本就环绕在人们周围的形形色色的疾病，在讨论和反思中重新浮出了水面。詹文格近年的散文创作，就对这些常见却不寻常的“疾病”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身体的暗夜》一文将这种观照下沉到私人化的生活领域，面对失聪的女儿、失忆的父亲、精神失常的老同学、罹患“天才病”的文学艺术家，“我懂得了疾病是件残忍的事，它以不同的方式上升为一种隐喻，渗入到每一个烟熏火燎的细节。” 这些因疾病而“丢失的身体”，划出了生命的暗夜，它们似镜子，监视善恶美丑，照出了人的灵魂，放大了习焉不察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和深思。

2020年是抗击疫情的一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大潮起珠江，先行在岭南。广东作协坚持省、市作协组织联动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动员团体会员因地制宜、各显神通开展脱贫攻坚主题文学创作，取得显著成效。与本年度纪实文学大规模、全景式讲述广东小康建设成就，集中体现气势如虹、曲折艰辛的改革进程，凸显广东在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的魄力不一样的是，散文更多地从个人立场出发，以一己的经历和感受，記录和见证时代浪潮中小人物的悲欢喜乐。

曾以非虚构作品“工厂三部曲”引起文坛瞩目的东莞作家丁燕，本年度推出新作《西北偏北，岭南以南：一代人迁移中的心灵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作家以自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展现了一个大迁徙时代的中国：移民的诉求与遭际，当下与传统的冲撞，普通人的现实选择及背后的境遇……这部散文集从小切面展现大主题，以女性的“个人史”来折射一代人迁移中的心灵史，情感真诚、思考深邃、气场十足。丁燕“用表层眼神看异乡，用内里眼神看故乡”，以双重视角感受个人与时代的冲撞感，用冷静的笔调来描述转型期普通人内心的嬗变并以此折射时代变迁。她追求一种对现实表象的穿透力，努力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散文”之路。

深圳作家孙善文的《深圳买房记》，敏锐地捕捉到了南中国大地上千家万户的“念想”——“房子，有时候是希望，是对生活充满的热情与期待，但有时候也会成为一道伤口，哪怕愈合之后，仍然会有隐隐的伤痛。”“深圳普通家庭的生存史，其实就是买房史、租房史”。一方面，是落地生根的深切隐忧;另一方面，则是以小博大，抓住时代机遇顺势而上的良好愿望。文章详细记载了作者20年来买房路上的辛酸和感慨，交织着炽热和悲凉，照出了时代的荒诞和生活的卑微，也完成了对南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外来人员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对“小人物”幸福感、危机感和安全感的敏锐感知，正是孙善文散文最让人感到亲切之处。

另一位东莞女作家塞壬，以《我所目睹的消失》锲而不舍地书写着“底层”的生存境况。文章记录了作家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一项工作：为一个“打工题材”的摄影博物馆挑选工人照片。照片是定格、是记录、是铭记，“我觉得每一张照片都是有生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都有它的独立性和价值。挑照片意味着删除、过滤、合并、归类和重新组合。”当作家的目光在工人们几近空白的入职表、充满设备和器物的工作照和生活照上扫描、停留时，她目睹了工厂的消失、工人的消失，用有温度有质感的文字，来抵挡虚无、对抗遗忘、记载和铭刻那些稍纵即逝无法复刻的现场本身。她写出了时代的创痛，更写出了直面这种创痛的愤怒、忧伤和坚韧。有评论家称“塞壬的文字中有一种挣扎——即使卑微即使低贱，生活依然遮不住人向上的光。在她的写作中，光明伴随着黑暗，但黑暗中也总有力量。”[2] 《即使雪落满舱》传递了这种坚守现实主义写作精神的理想光芒。

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是本年度非虚构写作的重要收获。作者立足自己15年来在广东一所普通二本院校的从教经历，通过对4500个学生的长期观察和10年的跟踪走访，获得了学生群体成长的第一手资料，完成了对广东“二本学生”的深度聚焦。它打开和呈现了一个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瓦解了人们长期以来的曲解和成见。这本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式”撰写的教学札记，也是作者对自己多年从教经历的审视。在快马加鞭的教育背景下，“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抗争”这两者构成的触目惊心的对比，让作者震惊、茫然、压抑和沉郁，她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进行观察、思考和勘探：“作为见证者和施教者，我想知道他们的隐秘。”这部书是一位深扎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的“自我提问”，叙事温暖、节制，文字饱含情感又富于穿透力，充满了对青年群体的关注，和对教师群体、教育体制的深刻反思。面对当前复杂的中国现实经验，黄灯的写作触碰了社会敏感的神经，为人们观照当代中国年轻人的“内卷”现象提供了非常直接又相当可靠的感性资料，显示了记录的力量。

二、缅怀与发现

2020是悲情的一年，也是温情的一年。也许是疫情的残酷唤起了人们对亲情的重视，本年度写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散文明显增多。怀人忆旧、抒写乡愁的散文有不少亮点。

林贤治的散文集《故园》（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以一个“地之子”的立场和视角，以朴素深沉的感情、细腻醇厚的文字回忆父母亲和故园那些性情各异的人物，描绘出南方村落普通人的命运，呈现了乡土中国的断裂和凋敝。开篇三万多字的《通往母亲的路》，截取了许多生活细节，串联起母亲劳碌心酸的一生，从一个农妇与婆婆、与丈夫、与儿女、与村人、与陌生人、与世界的多重人伦关系中，勾勒出她平凡庸常的一生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也写满了一个儿子对已逝母亲的追忆、感恩、忏悔。作品还刻画了一组乡村小人物的群像，向读者展示出贫困农村和动荡时代在个体身上烙下的深刻印记。作者怀人忆事，笔调隐忍克制，渗透了历史感悟和人文关怀。这种对故园的吟咏，因为注入了自觉的省察和理性的透视，具备了一种冷峻的精神锋芒和苍凉的思想底色，是对自我的解剖，也是对乡土中国更深刻的认知。

数十年坚守乡土散文创作的耿立，他笔下的“乡愁”，则充满了焦灼和渴望，摆脱了乡土散文的固定模式和体量限制，从对故土风物的描摹和对田园沦丧的感喟中挣脱出来，进入到对乡土世界更物质化、具象化的描写中。他笔下的泥土、青草、棉花、羊……不是供奉在文字中诗意吟咏的对象，而是关联着土地与人类的真实存在，它们是粗粝的、坚韧的、带着“毛边”质感的，充斥着鲁西南平原乡间的拥挤、芜杂、人畜共生的气息和味道。姐姐和棉花（《遍地都是棉花》）、福来和羊（《羊的们》），他们在精神上几乎是同构的，是互证的;在这片土地上，植物、动物和人是平等的生灵，他们的哭和笑、血汗和眼泪交织渗透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土世界，让“我”看到了美的阔达，给了“我”奔跑和突围的永动力。

乡土给“我”以精神的滋养，但另一方面，乡村伦理（亲情）的沉重与不堪却让“我”黯然神伤。在《这暗伤，无处可达》中，耿立怀着爱恨交织、五味杂陈的复杂感情，几近原生态般地复活了一个丰厚与卑微并存的更真实的故乡。作家揭下了乡村的温情面纱，以批判的视角敞露出封闭与保守、贫穷和落后造成的人伦畸变和情感缺失，对人生、对命运做出更深层次的体悟和审察，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佛山作家盛慧的散文集《外婆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则用轻盈、灵动、氤氲着水汽的诗性文字，为读者展现了另一种乡愁。作家用爱和温情过滤了时光的杂质，倾心于对童真童趣的描摹、对少年时光一心一意的追記与还原，沉淀出美的情愫和温馨的回忆，为都市千疮百孔的枯燥心灵吹奏了一曲舒缓熨帖的思乡小夜曲。可以说，这类乡土散文的艺术发见，就表现为从心性出发，不断与故乡、土地、时代和社会风物、历史文化精神亲和的创造过程，以此达成对家乡文化丰富内涵的深刻理解。这种“精神原乡”的追求，也同样体现在公安作家邓醒群的散文集《给梦安个窝》（羊城晚报出版社2020年版）以及鄞珊（《声色阳光》）、陈小虎（《海味三题》）、陈思呈（“吾乡乡村系列”）等人写潮汕故乡的文字中。

对大部分作家而言，乡土是归程，也是起点。但都市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繁华喧闹终究成为现实的入口，在作品中浮现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近些年，广东作家对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的书写越来越活跃，那种简单的城乡对立思想逐渐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积极和开放的心态。人们尝试接受更复杂多元的社会形态，尝试在衣食住行的日常角落中发现城市，发掘不同城市的魅力。

《街巷志：深圳已然是故乡》（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年版）是王国华书写深圳的第二本散文集。作家不断地追问“这是一个适合做故乡的地方吗？”“没有答案。人们一边怀念，一边更加用力地改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追问，也是所有离乡背井在城市里讨生活的现代人心底的追问，是千千万万生活在都市的当代人，面对急剧变动的现代社会心底深深的隐忧和疑惑。当他一点点卸下戒备、褪去凄惶、迷惘和新鲜感、融入这个城市之后，就立意要在文字中，呈现出“一座城”的风貌和精神，用笔墨赋予这座城市“忧伤”“优雅”等更多的人文品格，为“这个城市铺一层底色”。他把都市人无所适从的感受，命名为“城愁”：“城愁不是愁苦，略似一种闲愁。在不确定中，在期待中，在失落中，在各种莫名的复杂的感受中。站在街头，每个擦肩而过的人，他（她）的眼神里都流露着城愁。”作家 “往纵深写”，笔触深深地探进了这个城市的腹地：小公园、夜市、菜市场、城中村、客运站、杂货店——在这些最有市井气的地方发现千人一面的大城市不为人知的细节。他相信这座由外来人口写就历史的城市，终有一天能为她的后代留下返乡的根基，“在大城市里，故乡也可以存在。”他的写作，是“渺小的我，庞大的深圳，在相互探索”。

广州作为一座有着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向来不乏热爱她的“书写者”。《广州文艺》自2020年第2期开辟了“广州元素”专栏，邀请一批久居广州的外乡人和更年轻的广州市民，共同书写羊城，发掘新都市的魅力。作为一名“新广州人”，江冰近年来笔耕不辍，致力于从衣食住行、文艺娱乐、民俗风情里，展现羊城万花筒的景观，为岭南文化打造了一张独特的名片。他的《羊城美食：闪烁地域文化光芒》一文，从酒楼写到大排档，从三大菜系写到美食节论坛，以一个食客的身份孜孜不倦地进行“粤菜普及”，写出了“食在广州”的真谛——兼容并蓄，融汇天下，是对广州美食精神的提升式理解与深度阐释。美食是本土文化元素的重要构成，是江冰解读广东精神、梳理岭南文化肌理的一个重要切入口。作为一名文化学者，他有深厚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眼界，取材驳杂，思维活跃;他长于纵横比较，又善于将多年来走南闯北生活和调研的切身体验融合其中，人情味十足。

黄灯（《文明路的店》）、东方莎莎（《常把羊城认渝州》）和黄国钦（《广州三题》）等人的文章，诉说作者与广州这座城市的个人情缘，从不同角度寻找广州的城市灵魂，挖掘广州精神，展现了广州务实求真、宽容开放的城市品格。此外，盛慧聚焦佛山的建筑、古村落、祠堂、香云纱（《佛山文艺》“湾区人文·佛山历史文化”专栏），詹谷丰展现一代代东莞才俊的人格魅力（《半元社稷半明臣》，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作家们从不同角度对所在城市的文化个性进行了精到的解码，写出了一个个身影斑驳、气象万千的新都市。缅怀“乡情”，发现“城愁”，成为本年度广东散文重要的收获。

三、身份与情怀

散文是最能见出作家个性和情怀的作品。在2020的广东散文中，有这样一些散文，观自我、观社会、观世界，自由、从容，向读者裸露出一颗颗真实而充满现代意识的灵魂，体现了广东作家的情怀和胸襟。

《生命是一本书》（花城出版社2020年版）是蒋述卓教授研究之余的副产品，他虽自谦学术研究为专业、散文创作为副业，“属于刚起步阶段”，但这些长章短制，却是蒋述卓用“另一套笔墨”写就的人生感悟。开篇《谁晤浯溪？见字如面》即显示了蒋述卓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涵养和博识。文章以《大唐中兴颂》立碑的来龙去脉为线索，刨根溯源，考证典籍，细寻元结的诗、颜真卿的书法、张耒李清照的诗及其相关联的诸多历史趣事，“发思古之幽情”，在史实、诗文的穿插互证中，用现代人的心灵去体悟和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忠、直、方、正”的精神写照，凸显了浯溪的人文底蕴，也在行文中完成了与历代文人的一场精神对话。文章篇幅不长，材料信手拈来又裁剪得当，叙述从容大度、舒缓流畅，处处显示出学者情怀。《戒台读松》《不饮而醉》等篇，则让人充分感受到作者充沛的生命意识和豁达睿智的哲学领悟。

林渊液的散文创作，拥有鲜明的个人立场、女性意识和文体观念。她笔下的世界是医者善于条分缕析追寻来源的世界，又杂糅着潮汕平原源远流长的巫性、神鬼信仰，且包裹上了一种多年潜心阅读、思考、行走的知识分子的优雅之气。她不满足于生活画面的浮光掠影或女性私人化经验的铺叙，而是努力跳出单一的视角，从多种身份叠加的复杂情境中反观自我、审视和重铸自我，充满了探索意识和反思精神。《好阄》一文，巧妙地以双线文本对应一场炼狱般家庭灾难中作者的精神突围：一面是从检查到手术到复诊，各种情绪的翻腾，秘密和恐惧的轮番折磨;一面是基于专业知识的病情分析和医学人类学阐释。前者是现实的处置，后者是心灵的解码。纵然有亲人朋友的热心帮助，这场艰难的征战终究是属于她个人的“中年救赎”。她的质疑、反抗、解释，是给病中老父的安慰，也是探寻生命尊严、辨认自我身份的一条必经之路。正是这种强大的主体意识和精神性的追求，为其文字语言的诗意赋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思想内核。文章的篇幅并不长，却让读者有穿梭时光、纵横南北的感觉，凭借父女和医患角色间的对话，文本的心理时空和叙述维度被大大拓展了，散文的表现能力也得到了增强。

现实拖曳着肉身下坠、精神却不甘早早沉沦，在灵魂的拉锯战中，写作成了对庸常身份的反抗，对自我的确证。这种姿态和精神维度，也在塞壬（《正在逼近的恐惧》）、余冰如（《穿过身体的现场》）、王十月（《我的无物之阵》）、马拉（《愤怒的蝴蝶》）、周齐林（《奔跑者》）等人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正是基于对个人身份的理解和勘探，带着对人的遭遇和处境的关切、体恤，本年度有不少散文作品，表现出对过往岁月中历史人物的“了解之同情”。作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原野，投向“他者”的世界，力求逼近有血有肉的现场，以良知叩问人心，发掘出历史和现实不为人细看的侧面;或奔向自然，倾听生物界的启示。

在《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中，艾云为读者讲述了很多情爱逸事。她调动自身的情感经验和对人性的理解，带着鲜明的性别意识，设身处地地深入当事人幽微、复杂的心理，放任想象和虚构的笔致去探究人情人性的秘密，笔墨所到之处，闪现着艾云特有的才情和诗意。与此同時，艾云思辨的目光并没有被想象的华章所掩埋，她坚信“只有理性能将幽暗照亮”，在故事浓密的细节中，她不时停下来抛出警醒的提问，以思想者的姿态去检阅那一段段历史。她念念不忘的，是人类整体性的历史概念和恢弘主题下生命的光泽，那属于个人的时间、情欲和意志的张扬。

过往的人、事、情总容易激荡起人们的关注，历史中个体生命的机遇和浮沉，特别是江山易代、家国乱离之际他们的选择和离弃、人格与气节，都对当下有莫大的启迪。而 “诗和远方”又一直在深情召唤写作者不倦的步伐。熊育群游历中东阿拉伯世界（《宣礼塔上的呼唤》），王威廉陷入威尼斯“水的迷宫”（《水的提醒》），詹文格寻访名山胜水、与塔为邻（《塔尖上的流云》），丁燕“入川”“出川”、解读成都的“中庸”（《宽成都，窄成都》），旅美作家刘荒田在大西洋邮轮上感悟海内外生活（《大西洋上》）……作家们行走各地，探访生命的别样图景，以文字的方式追念和抚摸山水，在纵向追索（读史书、寻遗迹）和横向扫描（对同时代人生存状态的观照）中，将笔墨聚焦到“人”的精神这一核心要素上。当时空因网络和高新科技而被折叠、翻转，当现实因疫情而被“悬隔加括号”，阅读这些翻山越岭的文字，内心的焦虑也获得一些缓解;这些纸上的远行，对尚未走出新冠阴霾的心灵来说，不啻于一种纾困和放逐。

走出狭小的自我天地、暂时挣脱人情世故的现实羁绊，放眼神奇开阔的自然界，人的精神和灵魂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2020年的新冠疫情，更加深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背景下，在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新时代，生态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重要性和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

杨文丰的生态散文在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他十几年来创作的系列生态散文“自然笔记”自成一家，风格卓然，被誉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生态伦理散文之一，是生态散文的“稀品”[3]。2020年，杨文丰接受《生态文化》杂志的访谈，畅谈了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文化建设，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生态文学的特质、创作方法、教化作用和传播效应。一直以来，他把“形神和谐，启智启美”视为散文创作的座右铭，以农业气象学和中文教授的职业背景，开辟出一条融科学精神、文学美感和哲理内蕴于一体的自然伦理散文创作路径。杨文丰的生态散文视野开阔、态度严谨、情感充沛、想象丰富，体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对自然的理解、敬畏与悲悯。更重要的是，这些科普知识和理性思考都被统一在感悟性和审美的诗意表达中，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和回味的余地。

冯娜在《宋词中的植物》《〈诗经〉植物记》（《黄河文学》“读书记”专栏）中，怀揣亲近爱怜之心，徜徉于葳蕤的草木世界中，用细腻优美的笔触描绘植物本身的性状及其在漫长岁月里的繁衍生息，感受古人优雅深沉的生命质地，探问人心、自然、宇宙的奥秘，可谓是另一种风姿独特的“生态文学”。

四、回顾与期待

2020年广东散文界的一件大事，是沉寂已久的“广东秦牧创作研究会”重新擦亮了金字招牌，于4月29日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表决通过了新章程和理事会成员名单。此后，研究会的成员经常围绕散文观念、散文创作、散文批评、散文理论等方面的不同議题，展开公开热烈的讨论，营造了积极活跃的创作氛围，推动了散文作者的创作交流，促进了创作与评论的良好互动。黄康生、梁永利等四位广东作家获首届“吴伯箫散文奖”;耿立和马拉分获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 评委奖和提名奖;全国首个生态文学创作基地于2020年9月19日在深圳市大鹏新区正式揭牌成立，同时举办了生态文学座谈交流会。广东散文在2020年度呈现出开放、积极、稳健的创作态势。

在本年度的作品中，民生、亲情、历史、地域、生态等内容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散文的题材得到全面拓展，老中青三代作家和不同职业身份的作者纷纷涌入散文队伍，为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面对复杂的现实经验，作家言“难言之隐”，状“熟视之物”，努力地拓展精神的疆域和写作的边界，生活被重新擦亮，人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凝视。越来越多作品不满足于现象的描摹、生活的实录或简单的抒情，而经由自身经历和体验的沉淀，对人的精神世界作更深入的勘探，对现实的多样化和人性的复杂作出更多元的理解和阐释。艾云、林渊液、詹谷丰、杨文丰等作家，勤勉而执着地进行文体的开拓和实验，打破了散文惯用的时间链条和空间秩序，借鉴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跨文体实验，使散文的文体创新呈现出活跃、积极的态势。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有了自觉的文体意识，从散文主体人格的建构和散文本体“边界”的拓展去深化对散文的理解，从观念层面到技法层面进行交流探讨，这也预示着广东散文创作在今后的突破。可以说，求真求诚，启智启美——正是广东作家的创作原则和自觉追求。对驳杂现实的主动回应、充满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的思考、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社会人生的追问勇气，以及对艺术风格的自由追求，已成为广东散文作家强大的内驱力。我们期待广东散文能更立体、更深入地谱写出岭南人的精神气象、生活情态和审美追求，为读者的精神生活提供更丰富的滋养，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视野中，充分凸显岭南务实、包容、开放、创新的文化品格。

[注释]

[1]张培忠：《以正确价值观书写“抗疫”故事》，《文艺报》，2020年4月20日。

[2]张莉：《在这寒凉而又光明的人世间——关于塞壬的散文》，张莉编著：《我认出了风暴》，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80页。

[3]陈剑晖：《诗性情怀与散文哲学的和鸣——评杨文丰的自然伦理散文》，《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7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城市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