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可然

摘要：以傈僳族农民合唱团为个案，分析其西方美学渊源及时代特色，考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怒江傈僳族传统少数民族合唱艺术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西方美学;合唱团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0-0036-03

0 引言

我国境内有20余万傈僳族同胞，大部分聚居在怒江大峡谷中。傈僳族同胞极具歌舞艺术天分，在合唱艺术方面的艺术成就尤其突出，近年来多见于各方媒体的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成为傈僳族艺术人类学关注的新焦点。进入新时代，既继承发扬自身优秀传统又与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完美融合，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中需要认真考量的部分。本文以傈僳族农民合唱团为个案，通过分析这种艺术组织的源起和改变，探讨新时代文化环境下，具有鲜明自身特色和传统的民族艺术如何融入到当前时代潮流之中。

1 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组成及时代特色

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数量众多，特质不一，目前可分成官方、商业和教堂三类。官方合唱团是得到政府认可，作为政府的民族文化工程代表的合唱团。由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和政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会办公室编写，李福珊主编的《飞越峡谷的歌声——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享誉中外》介绍了官方合唱团的发展脉络。1996年10月中国第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应组委会邀请，怒江自治州组建了由30个傈僳族农民组成的合唱团，于开幕式中首次登台亮相。在商业意义上，最为知名的是泸水市百花岭傈僳族农民合唱团。2005年成立，合唱团由110位当地傈僳族群众组成。百花岭合唱团是当地文化名片，进入大众传媒和旅游经济范畴。上述知名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仅是当地合唱组织的有限样本。事实上，怒江地区有教堂唱诗传统，各村寨都飘荡着峡谷中的天籁之音，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以唱诗班为形式的合唱艺术成为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组成部分。

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仅只唱赞美诗，他们演唱的曲目包含云南少数民族民歌，如傈僳族传统民歌三大调摆时、莫广、优叶，白族《拉马人》，普米族《拜龙调》，西方艺术歌曲如《欢乐颂》《哈利路亚》，脍炙人口的西方名曲如苏格兰的《友谊地久天长》加拿大的《红河谷》。演出场合包含各艺术节例如中国国际合唱节、昆明国际艺术节;重大节日庆典如傈僳族阔时节住昆办事处演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50周年晚会。百花岭合唱团目前用傈僳语演唱的曲目主要有《平安夜》《欢乐颂》《同一首歌》《友谊地久天长》《爱我中华》《亲爱的妈妈》《哈利路亚》《黄河大河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十余首中外经典歌曲，成立至今，共舉办各类专场演出千余场，接待国内外游客数十万人。在展示自身四声部合唱的民族音乐、宗教音乐、西方音乐综合传统同时一直不断用歌声抒发爱国主义情怀。2011年以傈僳语无伴奏多声部合唱演唱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主题曲并在北京进行巡回演出，进入电影和流行音乐产业链。

近百年的西方歌咏文化已经完全融入怒江傈僳族乡村文化中，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当前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在日常的排练及参与各级政府及文艺团体策划安排的比赛和演出中唱响的均以爱国为核心的和谐之音。

2 西方美学视野中的怒江农民合唱团

2.1 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音乐结构及唱法的西方歌咏渊源

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的演唱均以四声部合唱呈现。四声部合唱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排演，由于历史原因，傈僳族的传统文化使其更容易四部和声，形成当地合唱艺术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合唱是我国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中国音乐传统上是主调思维，所以合唱多以齐唱见长，故而被称作团结的艺术。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歌咏运动的兴起、新式军乐队的建立以及学堂乐歌课程的开设，合唱艺术由西方逐渐传入中国，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1]。教堂歌咏是礼拜仪式当中的重要环节，由于信仰文化的长久影响，历经几代人口传，四部和声融入到现今傈僳族音乐传统之中，成为民族音乐传统认同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调查显示，在怒江的歌唱传统中，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音域音色适合哪个声部，声部的选择基本固定。演唱开始，指挥找准调子，大声起音四个拍子之后，每人自觉进入适合的声部，瞬间回荡绝妙共鸣。近观傈僳族人的演唱，喉头位置较低相对保持稳定，腔体打开，声音具有穿透力，所发出的声音有支点，是气息支撑之上的有质感的声音，声线自然连贯。“就他们在歌唱中所秉持的声音观念、发声方法和气息运用这些根本问题而言，应当与我们当今的美声唱法有同族同源之考量”[2]。

怒江傈僳族怒族同胞在历史机遇中有西方人“教他们以标准的美声发声方法唱歌”[3]。由于世世代代口耳相传，每日练习，傈僳族人说话无论汉语傈僳语，都神奇地处于高位置。或许正因如此他们完全不需要暖嗓，祷告结束直接就可以唱，开口处于正确的歌唱状态。

2.2 西方美学意涵下歌咏中的真善美

音乐具有象征性意义，也具有撼动灵魂的巨大力量。在中世纪美学中，人类创造演奏的音乐首先应有象征无限圣洁崇高的意图，与神的创造之美契合，在对音乐之美的理解上，大概托马斯阿奎那的那句“美是秩序的光彩”最能体现。中世纪西方合唱不仅是人与神沟通的途径，也是带领人们体会神之真善美的途径。音乐具备将复杂的思想化为极具画面感想象力的超凡能力，歌咏音乐之美激发人悔改从善也安慰忧伤的灵魂，歌咏的过程使心灵充满神圣的体验。

历代教会音乐家无不以创作最好的颂赞音乐为毕生所愿，从格里高利圣咏到复调音乐、清唱剧、康塔塔、众赞歌，直至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和美国的赞美诗传统，每一代作曲家深谙声乐艺术之美，为历代教会创作了浩繁的教会音乐。他们知道“在一个‘美’无从得见、无从作为的世界里，‘善’也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人因此也就失去了行善的动力和目标，同时，一个没有‘美’的世界，有关‘真’的证明也丧失了其说服力，‘真’可以仅仅被理解为冷漠的真实性”[4]。道德的教化不能仅靠一味说教，音乐功不可没。

3文化融合背景下傈僳族农民合唱团传承与发展中的建议

3.1 社会主义新时代下傈僳族农民合唱团的社会功能

音乐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内涵，音乐能陶冶情操，丰富和谐人的精神世界，还能调节情绪，升华道德，对丰富社区人民生活、稳定社区人群关系，有多种积极意义。怒江傈僳族音乐活动与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有独特的社会功用，走亲访友、节日聚会、打猎放牧、春种秋收都要唱歌，甚至在调解民事纠纷时，双方也通过歌唱申述理由。

凭借四声部合唱的音乐语言和自原生态跨界宗教的极富张力的曲目安排，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奇迹般地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对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原先只在教堂敬拜的天籁之音走上世俗的舞台，文化资源成功转化为地方特色名片和旅游经济资源。

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是90年代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展演进程中的产物，几乎在同一时期，昆明附近的富民小水井和安宁密马龙，以及滇东北甚至远达贵州西部某些苗族村寨的次第跟进，纷纷组成类似合唱团，一度成为引人注目的“泥腿子”合唱团现象。

这些少数民族农民合唱团源于生活，扎根于群众，如今已发展成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化产物，它以农民合唱团为载体，通过艺术的语言演绎着边疆少数民族百姓的精神面貌。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社会现象，直观地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民族群众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现状，体现了边疆少数民族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

3.2 现代性危机之中西方中世纪美学引入的必要性

考察这些合唱团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渊源，基本都有信仰至当地传播的历史文化因素，产生与发展的路径也与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基本类似。基于其村寨文化构成、合唱机制来由都与诗班合唱文化当中西方中世纪美学息息相关，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实际情况应给予重视。

在后现代主义横行肆虐之中，现代美学也不免成为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因为现代性本身是中世纪后期的启蒙思想这一意识形态运动路径下的产物。与宗教改革相比，启蒙运动的副产品是神性的失落，以至美学与理性主义纠缠不清，美学的重心不断游离。当启蒙运动轰轰烈烈打开理性的大门，美学离开了西方中世纪文化这个重心，以理性为重心，当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也宣布了理性已死，美学转向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萨特的存在主义。美学主体内涵不断迁延，美学本体论研究几乎覆灭，进而转向主体审美经验研究。文本很快取代人成为美学主体，可惜不久解构主义也取消了文本的中心地位，结构性美学至此再难有所作为。美学的困境，将导致求真求善同样受困的道德危机。如果我们对现代美学的困境有充分认识，针对怒江傈僳族农民合唱团对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会发现回到现代美学诞生的歷史背景中，引入西方中世纪美学的视野是有必要的。

4 结语

任何民族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独特的历史轨迹，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我国五十六个少数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性的前提。怒江地处偏狭，毗邻青藏高原，至今交通仍然不便，因此可能相对完整地保存部分民族文化传统。如果艺术作品丧失了精神的维度，丧失了神圣的光照，艺术也会死亡[4]。只有依靠自己的传统文化根基，艺术作品才会历久弥新。如果离开传统文化的补给滋养，傈僳族合唱艺术将逐渐褪色，转变为纯粹的大众娱乐形式，呈现出与其它社区业余合唱团的同质特征。

新时代，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农民合唱团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少数民族农民合唱团集时代特点与民族特色为一体，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推出既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的文化创新成果，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作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时代凝心聚力。以润物无声的力量，推动观念、风格、流派切磋互鉴，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塑造崇高人格和民族精神品格，催生精神力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能量。

参考文献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

[2]汪瑶，李磊，康建中.富民小水井苗族合唱团歌唱方法及文化初探[J].民族艺术研究，2010，23（2）：39-44.

[3]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李进超.美学与神学的互融：论巴尔塔萨神学美学思想中艺术与神学的关系[J].消费导刊，2009（7）：231-232.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