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勋

摘要：以往，韩国的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在对立的同时，还能够推动政治的发展。但是现如今左右政党的竞争和对立加剧，甚至有可能破坏政党政治体制。去年的议会选举结果导致执政党赢得了足够的议席，使其无需与在野党达成协议就可以通过几乎所有法案，表现出独断专行政党的特征。执政党的这种独断专行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在野党之间的矛盾深化导致了政治两极化。而且，可以称为选举民主制度弊端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粉丝政治现象也日益明显。

关键词：韩国政党体制;政治两极化;身份政治;粉丝政治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0-0013-05

在英美等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左右的对立虽然会成为政治发展的绊脚石，但是良性的竞争不仅会带动政党政治的发展，还会带动社会发展。因为政治是人类的行为，所以政治的前进和倒退是不断循环的。这种政治行为的主体是政党。韩国的政党是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以往，韩国的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之间的充满活力的竞争也确实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充满活力的竞争未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相反正在激化社会矛盾。这无疑是选举式民主的危机。

1 韩国政党体制的特性及其局限性

韩国的政党格局在1945年解放后比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稳定，特别是1987年民主化后，随着几次和平的政权交替，政党成为了社会发展和运行的中枢。虽然韩国宪法上明确规定政党体制为多党制，但实际上表现为两党制的特征。也就是说，政党名称虽然经常更换（见表1），但实质上保守倾向的政党和进步倾向的政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

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两个最大保守和进步政党几乎囊括四分之三有效选票，选举的政党制度又逐渐趋向两党制。尽管有多党制的外貌，韩国事实上仍维持两党制度[1]。从议席的具体分配来看，在有效政党中，有2个政党占据主导地位，它们占有的议席比例平均在四分之三[2]。根據表1，分析2000年以后举行的6次总选中主要两个政党的议席数，两党制的面貌更加明显。在最近的21届议会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以地区163席、比例代表17席，共获得180席，这相当于全体议席数的60%。第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以地区84席、比例代表19席，共获得103席，这相当于全体议席数的34%。两个政党合计276席，相当于全体议席数（300席）的94%。总之，2000年以后，两大政党的议席占有率大致在80-90%。

萨托利提出：第三党或者并列第三党何时应该被忽略，只要第三党的存在不能阻止两个大党单独执政，即当联盟是不必要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种两党形式[3]。与此同时，两党体制下，政党将进行向心性的竞争，削弱分野并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玩政治游戏。当它们先决条件是一意识形态分布最少且存在高度共识为特点的政治社会时，两党制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4]。这意味着，根据主要两个政党的意识形态差异程度，两党制既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目前韩国的政党政治状况如何？遗憾的是后者。韩国政党政治形成了朝野两大政党长期把持国会的格局。因朝野尖锐对峙效率低下，这种“两党体制”饱受诟病，成为阻碍韩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的痼疾之一[5]。随着朝野的对立日益加深，目前两党制的弊端压倒了正面的功能。特别是在第21届议会选举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的共同民主党独断专行，现在韩国的两党制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如前所述，在过去6次议会选举中，执政党的议席占有率平均维持在50%，但在第21届议会选举中，执政党以180席占据了60%。这与国民力量（34%）相差26%。这是除修宪以外所有法案都能通过的议席数。例如，处理法案、预算案、任命动议案、推进快速通道（1）（fast track）、在野党无限制演讲（filibuster）的无效化等都是可能的。因此，在第21届国会中，执政党可以在没有与在野党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立法，因此与在野党圆满达成协议进行立法的情况屈指可数。

2 在韩国两党制下中间派政党的现状

韩国之所以未能摆脱两党制，是因为中小政党无法有效牵制这两大政党。一般来说，在韩国，中产阶层是指大学毕业的白领工人和小资产阶层。从收入方面来看，收入少于中位数50%的人为贫困阶层，在50%～150%之间为中产阶层，超过150%则为上流阶层[6]。但是中产阶层和中间阶层有所不同，从政治倾向来看，中间阶层是指与学历和收入无关，不支持现有进步和保守党的中立倾向阶层。所以他们的政治倾向的特点是两面性，即希望社会改革，但追求政治稳定。因此，在韩国的选举中，中间阶层的政治意识也具有较高的可变性[7]。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代表中间阶层的政党不是中小政党，而是代表保守和进步的现有主要政党。这意味着并没有能够有效代表中间阶层的中小政党。为了在韩国被认可为有意义的中小政党，必须拥有可以组成“院内交涉团体”的20个以上的议员席位。但是，截至第21届，中小政党正义党的议席数仅为6席。除了主要两党之外，5个党加起来也只有14个席位。那么，在韩国中小政党不能成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出橄榄型，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所占比例明显上升。一个政党或政客要想在竞选中获胜，在政策上居中是最佳选择[8]。因此，保守和进步政治势力为了得到中间阶层（medianvoter）的支持，采取了多种政策。有时为迎合作为选民主体的中间阶层，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左与右的差异越来越模糊，在主要的政策上也相互吸收和借鉴，越来越多的政党以“全民政党”的形象出现[9]。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将“霍特林模型”（Hotelling's game）运用到政治投票中，解释了这种现象。他的“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认为，在两党制中，每个政党为了赢得选举，都要尽可能地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所以政党表述的施政纲领要尽可能地处于中心位置[10]。特别是“中间选民定理”，很好地说明了各民主主义国家福利支出增加的原因。几乎所有情况下，中间选民的收入都比平均收入者低，收入分配不均，富裕阶层为少数，中间选民更多。由此呈现出向右倾斜的分布（right-swed distribution），中间选民的福利政策偏好略高[11]。目前，不仅是共同民主党，保守党国民力量也为了得到中间层的支持，主张的大部分政策都是增加福利优惠的。传统上保守党一直以“没有增税的福利是虚构的”的口号批判进步党。但是具有保守倾向的朴槿惠前总统也提出了扩大福利的政策，而且她主张以财阀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民主化”。这就是朝野双方都是为了得到中间阶层的支持，最近也抛开左右，针对因新冠疫情影响的低收入层推出了大量现金性政策。

其次，即使支持中间派政党，但在实际投票中不投票中间派政党的选民心理在韩国很多。随着投票日的临近，选民们开始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支持的政党议员当选的概率;二是支持的政策是否真的能反映出来。也就是说，选民虽然支持中间派政党，但也担心所支持的中间政党不会当选。所以，退而求其次，他们实际上支持当选可能性较高的候选人。这种心理在韩国学界被称为“死票防止心理”。这与在消费者购买过程中看到很多人购买人气商品后，本人虽没有购买意向，却同样购买的“从众效应”（bandwagon effect）的现象相似。因此，中间派政党的候选人当选率只能一直很低。

最后，提倡中间改革的人物或阵营没有表现出与现有政党的差别，甚至缺乏领导能力。因为这在韩国两党制中，中间派政党很难提出与现有政党不同的政策和蓝图。韩国政界一直对多党制给予肯定评价。他们认为：在当今社会复杂化、利害关系多元化的时代，需要中间派政党的积极作用。但韩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不同，并没有多党制可以扎根的种族多样性、语言和宗教的多元性、地域上的异质性等。产业化过程中产生了“进步”和“保守”，这只能起到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诞生重要变数的作用。

3 韩国进步政党和保守政党的对立与特征

如前所述，在韩国体现两党制特征和中小政党不能成长的主要原因与保守和进步的对立有关。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韩国社会结构受到了地区性分裂因素的影响。以金泳三、金大中、金钟泌等三金为代表的地区老板为中心，社会出现了分裂[12]。再加上产业化和民主化势力之间的分裂，形成了现在的保守和进步阵营的两大轴心。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浪潮中，进步和保守的理念矛盾和对决框架仍然影响着韩国社会。这种理念矛盾无疑是社会损失，但正因为这种左右对决框架，才产生了受益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就是代表左右的政党。只要双方对决的格局持续下去，他们几乎不可能在选舉中失败，因此他们激烈地代言了左右阵营。

最近，在韩国出现了这样的阵营之间的对立演变成政治两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美国政治学家将政治领域中的不同政党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的深化，即两极化加剧定义为“极端党派性”（hyperpartisanship）。执政党与第一大在野党成为主要政党（two pivotal parties），引发极端的矛盾和敌对。问题的核心不是政党之间的差异，而是极端的对立，因此，各政党“对社会的各种要求没有反应，也没有表现出责任感[13]”。换句话说，并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理念、政策差异加大，而是绝对互相不能容忍的极端反对，使政治变得岌岌可危。萨托利将其定义为“双边反对派（bilateral oppositions）”，即“根据信念体系反对的势力”或“不可两立的对抗派”[14]。

目前，由于政治两极化，韩国政党政治处于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韩国各政党之间的关系往往徘徊于要么对抗、要么勾结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执政党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打击和限制反对党，另一方面反对党对执政党也是极尽抵制之能事[15]。执政党为了巩固权力不计原则地拉拢反对派议员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这种“零和博弈”式的政党关系，反映出韩国政治精英“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拒绝中间路线的意识构造特征[16]。

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为了赢得选举，还果断地放弃了一直以来自己主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般来说，进步阵营重视女性、性别、阶级等少数人权。文在寅总统是人权律师出身。涉及性犯罪的前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和前釜山市市长吴巨敦都是进步阵营出身。朴前市长曾是韩国性骚扰事件的首位辩护律师。尤其是文在寅总统在担任执政党代表期间，曾制定党内规定，如果自己因性犯罪或受贿罪进行补选，将不会推出候选人。但是共同民主党违背这一原则，在今年4月进行的选举中推举了候选人。

4 身份政治与粉丝政治逐渐兴起

4.1 韩国身份政治的起源与特性

代表包括黑人在内的人种、性别、宗教、阶级等社会弱势群体而衍生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扩大和发展到了多个领域。最近出现了比起经济或意识形态，政治问题由认同感决定的倾向。人们根据种族、性别、工作场所、教育、人际关系来决定认同感。虽然身份政治把社会分成小集团，但可以形成更广泛、更综合的身份[17]。不仅如此，最近的身份政治还基于个人的收入、志趣和倾向而出现。因此，身份政治在民主主义国家的左派和右派的政治行为过程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是说，身份政治具有普遍性、多重性、冲突性和后现代性等显著特征，最初只是边缘针对主流的反抗政治，后演变为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抗政治。特别是越发达的国家，越民主的社会，身份政治的影响力越大，破坏性越强，关涉性越广[18]。

关于身份政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了身份政治的弊端：人不能只靠理性生活。只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不能合理地计算和行动。追求利益的政治要以认同感为前提[19]。问题在于以这种认同感为前提的政治是分裂的。身份政治的主导者对妥协和协商不感兴趣，只希望“不是全部就是全无”[20]。在韩国也不难看到这种身份政治。但是，也有韩国左右阵营的对立和身份政治现象混杂或模糊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在阵营之间的对立中增加了身份政治的现象，社会分裂变得更加明显。左右政党利用分裂集团的不满和愤怒，这与左右阵营的政治两极化现象相似。而且，在韩国政界，身份政治不仅是集结支持层，也是获得新支持者的一个重要的得票行为。在选举决定一切的韩国政党政治中，政治精英和竞选团队也越来越倾向于借用身份政治制造议题、设置议程。不容否认，身份政治正成为当前开展政治动员和激发政治热情的动力源泉[21]。比如，韩国社会成员分为企业家和劳动者、正规职业和非正规职业、住宅所有者和无住宅者、环境保护论者和环境开发论者、新一代和老一代等。特别是在韩国，根据政治倾向分为亲美和反美、亲中和反中、亲日和反日、亲北和反北、脱核电和反对脱核电等。这不仅政治志趣，也体现了根据认同感分为左右阵营的韩国社会的侧面。这种身份政治，越来越精细的身份划分使民主社会分裂成碎片，威胁到整个社会进行公共协商和集体行动的可能[22]。

值得一提的是，身份政治的特征之一是“单一焦点政治”（single-issue politics）。这意味着，特定少数集团为了摆脱自身的恶劣处境，只集中突出一个焦点，使其他焦点不会受到关注。政党也推行单一焦点政治的事例日益增多。例如，在被称为“日本首次网络总选”的2005年总选中，自民党虽然有很多的政策，但有意集中“邮政事业民营化”这单一焦点，获胜了[23]。在韩国，文在寅政府执政前后提出了“清算积弊”这单一焦点。清算积弊的单一焦点不仅得到了进步阵营的支持，还得到了中间和保守阵营的支持。自文在寅总统执政的2017年以来，清算积弊这句话一天不落地出现在新闻中[24]。

4.2 韩国粉丝政治的现状与弊端

在韩国政党政治中，与身份政治一起成为问题的还有“粉丝政治”。过去金泳三、金大中时期也存在政治粉丝，但是从卢武铉政府开始，政治粉丝对政党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特别是在朴槿惠、文在寅政权下，这种粉丝政治急速发展。“粉丝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政界人士视为艺人，无论他做什么都支持。他们可以一呼百应，政党也跟随“魅力型领袖”的政治生命而沉浮。政党的建立或分合，往往与政治理念无关，而是基于领袖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其政治利益的需要[25]。“粉丝政治”不仅在韩国，在美国、欧洲民主主义国家也很普遍。互联网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相反，副作用也层出不穷，就是粉丝政治的出现，即网络上的社交网络服务（SNS）发展提供了粉丝政治的基础。政治社会网络内的支配—服从关系，对应于政治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关系定位，自然表现出对特定人物的盲目服从倾向，毫无疑问，这会极大地损害韩国市民社会的民主性，妨碍其权力场域的制度化良性循环[26]。因此，粉丝政治被认为是阻碍左右分裂的韩国社会团结的现象。因为政治粉丝对特定政治人表示单方面支持，不接受反对意见。

更大的问题是，对政治非常关心的少数（粉丝势力）对政治行使影响力。对此，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政治学家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尖锐地指出了“粉丝政治”。他把选民分成三种人。那就是消极的“霍比特”（Hobbit）、积极的“足球流氓”（Hooligan）、合理的“火神”（Vulcan）。大部分选民被归类为对政治不感兴趣的霍比特。政治知识水平高，在选举中做出合理选择的选民火神是少数。剩下的就是偏食信息、不接受反驳的足球流氓。布伦南教授指出足球流氓任意摆布美国政治[27]。只有美国如此吗？韩国的足球流氓对竞争的对手阵营行使影响力，使他们支持自己支持的政党和政治家。一些势力较大的粉丝社团常常会利用自身力量试图影响政治的游戏规则，“绑架”政党或政治人，模糊了制度政治与民间政治的界限[28]。

韩国的“足球流氓”就是支持文在寅总统的所谓“文派（文在寅派）”或“親文派”。在前任政府中也有支持朴槿惠前总统的人们，就是被称为“挺朴派（朴槿惠派）”。但是，“文派”的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挺朴派”，他们对批评文在寅总统的人不惜进行“文字炸弹”或“恶性留言恐怖袭击”。甚至，同一党内也适用这样的“粉丝政治理论”。共同民主党内部，也存在“文派”和“非文派”的激烈矛盾，可能会削弱该党在大选中的优势[29]。

5 结语

韩国政党政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值得关注的是，在4月7日举行的补缺选举中，执政党失败了，执政党的路线变更是不可避免的。今后，为了获得民心，朝野应该恢复协议的政治。特别是要通过制度改革解决根本性问题。首先，要改善选举结果不能很好地代表民意、不能出现中间派政党的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另外，必须改善帝王式总统制。例如，采用总统连任制或小选举区制改革。当然，这些改善方案此前不仅在学界，而且在政治圈也提出了。但是，朝野两党以“小贪大失”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但是朝野政党应该铭记，像此次补选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注释

（1）根据韩国国会法第85条第2项的“指定快速处理案”被称为快速通道。这是为了迅速处理紧急、重要的案件而于2015年引入的制度。

参考文献

[1]卞晶.当代韩国政党政治民主化的变迁特征：以卡特尔政党理论为分析视角[J].当代韩国，2010（2）：82-88.

[2]牛晓萍.韩国的政党政治与民主主义的巩固太研究论丛[J].青年学者论坛，2014，11（1）：256.

[3]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269.

[4]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280-282.

[5]李永春.韩国政党政治的现状及走向：以第21届国会议员选举为例[J].东北亚学刊，2020（5）：108-119+150-151.

[6][韩]홍두승.높은 사람 낮은 사람：한국사회의 계층을 말한다[M].서울：동아시아，2012：36-43.

[7]严飞，崔峨理河.韩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特点及趋势[J].国外理论，2020（04）：162.

[8]Peverill Squireetal.Dynamics of Democracy[M].Chicago： Brown&Benchmark Publishers，1997：273-275.

[9]董向荣.韩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与演变[J].当代韩国，2006 （2）：49-54.

[10]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姚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8-109.

[11]Tom W.Rice，An Examination of the Median Voter Hypothesis，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J].Published By：University of Utah，1985，38（2）：13.

[12]Steinberg D I，Shin M."Tensions in South Kore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ransition：From Entourage to Ideology？"[J].Asian Survey，2006，46（4）：523-527.

[13]Nathaniel Persily ed.Solutions to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America[M].Cambridge Univ，2015：4.

[14]Giovanni Sartori.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118-119.

[15]宋国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13.

[16]宋国华.韩国政治转型中的政党政治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9：21.

[17]弗朗西斯·福山，信念式国民身份：应对身份政治带来的民主危机[J].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11）： 23-28.

[18]庞金友，洪丹丹.大变局时代的身份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危机[J].行政论坛，2019（6）：57.

[19]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97.

[20]Stephen Hart.Cultural Dilemmas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Styles of Engagement among Grassroots Activist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213-215.

[21]龐金友，洪丹丹.大变局时代的身份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危机[J].行政论坛，2019（156）：6.

[22]弗朗西斯·福山.信念式国民身份：应对身份政治带来的民主危机[J].政治学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11）：23.

[23][韩]모리 켄（森健），하연수 옮김.구글·아마존화하는 사회[M].작가정신，2008：35-36쪽.

[24][韩]Kim，Gwi-Ok，The Direction of a Social Movement Toward Reconcili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Times of Deep-Rooted Social Evils Eradication[J].Humanities for Unification，2018（76）：127-128.

[25]张英姣，杨鲁慧.韩国民主转型以来政党政治发展的轨迹、特征及成因[J].江西社会科学，2014（5）：217.

[26]李风华，丁新宇.精英分析视阈下的韩国政党分化组合[J].韩国研究论丛，2018（02）：16.

[27]Jason Brennan.Against Democracy[M].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16-18.

[28]郑继永.试析韩国的政治粉丝社团现象[J].Northeast Asia Forum，2011（6）：54.

[29]刘荣荣，王付东.韩国政局动荡的特点、动因及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17（1）：30.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