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瑄

摘要：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不少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纷沓而来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文字记载的方式保存了下来。这些记载大部分仅仅涉及到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内地省份较少有人问津。而马嘉理为了向英国寻求西南的通商之路，不顾危险踏上了西南地区这一蛮荒之地。本文将以其《马嘉理行纪》为研究对象，分析19世纪后期少有西方学者注视的西南物象及人象。

关键词：《马嘉理行纪》;西南;物象;人象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0-0031-03

0引言

1874年，为了协助英国开辟意义深远的印中路贸易通道，马嘉理肩负重任奉英印政府之命深入中国腹地，到西南地区探路。而在那时，以蛮荒、落后、原始为标签的西南地区鲜少有西方人敢于涉足。对于西南地区的形象构建大多未经亲身体验，而是社会集体现象物的成果。因此，《马嘉理行纪》对于研究西南形象的意义显而易见。

在这一行纪中，马嘉理记录了人在异乡的生活，涵盖广泛内容，包括气候、风景、建筑、服饰、饮食等状况。这些内容无不对研究西南形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本文正是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文本内容的解读，分析出马嘉理笔下的西南物象及人象，力图拓展西方分眼中中国形象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国内学者对西南形象的关注度。同时，也期望文中所反映的形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人的反思。

1西南物象——注视者眼中的“异国情调”

作为相较沿海地区而落后的西南地区，以其荒蛮之印象给不少西方人增添了神秘之感。而深入此地的马嘉理以其注视者的视角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将西南物象呈现出来。

1.1“衣”在西南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较多，其充满异域风格的服饰吸引着马嘉理这一西方人的视线，而他对这些服饰的描写也反映出这位外来注视者笔下的服饰物象。首先其形象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自然元素。“其中以鸭嘴苗最为特别（他们的衣服背部类似鸭嘴）”[1]，“布朗族则头类似大乌鸦”[1]，从其名字及服飾特点上也能看出这些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仰，及其传递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冀望。

马嘉理笔下的服饰物象的另一特点则是鲜艳且精致。不同于普通汉人朴素单调的衣裳，西南地区的人们更偏爱花哨鲜艳的服饰。“一些人从边境（如永昌府或腾越州）而来，服饰犹好重彩及刺绣。他们身着红色菱形花纹的布制上衣，据说此种布匹是腾越州特产。路上还遇到徒步旅人衣上饰有浅红或黄色腰带及饰带[1]。”当然，不仅仅是花哨的颜色易于引人眼球，许多服饰上的刺绣更是其点睛之笔。其独特的纹路图案，为其增添不少神秘色彩。因此，对于马嘉理这一外邦人，初次来到西南接触到此类服饰，则感到非常奇特。

1.2“食”在西南

饮食在《马嘉理行纪》中多次被提及，自行解决温饱时自然比较随意，厨师常为其准备的主要以鸡鸭为食，一方面是旅途经费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受当地餐食习惯的原因。而来自异国的马嘉理对饮食难免有不满。他在文中提到，“我中午饭通常吃得很随便，厨师匆匆弄个煎蛋卷，炒点鸡肉”[1]，“已经吃了很多天鸡鸭了，想换换口味，吃点儿好的[1]。”因此，在他看来，自备的冷肉罐头才是“绝妙的”[1]。

当然，得知马嘉理的到来，不少官员也盛情接待宴客彰显其东道主之风范。“昨晚，县令还送来超级豪华美味，8个巨大木盆，内盛56只碗，装各式美味及甜品，不一而足，全出自进屋时所见厨师与4个官府的厨师之手”[1]。虽有曲意奉迎之嫌，但也充分体现上层人士饮食之绝佳。

而马嘉理对西南饮食的深刻印象大概能以“奇异”二字概而贯之。曾行在临近贵州省城途中偶遇数商贩，带有装有小狗的篮子赶往市集。问及仆从得知“狗乃为苗人而备”[1]。有此经历，以苗族居多的贵州地区不免被贴上喜食狗肉之奇异饮食形象。而这一奇异形象还源自于另一次在云南省境内一官员府上就餐。他偶然发现自己吃的竟是章鱼，异常震惊。转而在文中写道，“中国富裕阶层确实常吃这种魔鬼鱼，它有一种特殊的臭味，我想中国人就喜欢这种味道吧”[1]。马嘉理因为自身不喜爱章鱼，便把章鱼称作“魔鬼鱼”，且认为此鱼有特殊臭味而非海鲜之鲜味。由此，文中喜好吃章鱼这一饮食习惯在其笔下显得更为怪异。

1.3“住”在西南

“西南地区的客栈或旅店的住宿情况，是英国人行纪中最为热忠描写和诟病的”[2]。马嘉理的行纪也属其中之一。在他笔下，中国客栈房屋简陋且非常脏乱，住宿环境非常糟糕。有的床铺不过用厚木板架于原木搭于三脚架之上，上面再铺一层肮脏稻草即可。甚至在一些乡镇，只能宿于草棚、谷仓。旁边挨着猪圈厨房的情况常有，又脏又臭，卫生条件堪忧。故马嘉理也在行纪中抱怨，“连续三个星期，我睡在肮脏不堪，烟雾窒息的房间里，一天旅程结束之时，找不到地方舒服的休息或写信，我是多么失望”[1]。所以，若偶然碰见一安静整洁的住所，在他看来“仿若天堂”。

“天堂”般的住所并不是完全没有，只是稀少，并且大多数是优先为达官贵人提供。马嘉理在旅途中几次因他人提前办理入住而未能住进较舒适干净的房间，而这些人大多为有钱官员而备。这从一方面能看出中国的社会背景，封建官僚政治经济生活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也反映着社会现实，有权有势才能享受上等的生活条件，而这些是当时普通百姓所无法企及也无法想象的。

1.4“行”在西南

西南地区地形复杂，主要以高原、山地为主，加上当时西南地区本不开化，较为封闭，“大多数在中国内地旅行的西方人的交通工具还未受到技术革新的冲击”[3]，故发展较为落后。如此一来，交通便成了一大难题，只能依靠轿子和马匹。许多情况下要么阴雨绵绵，道路湿滑，要么荒凉死寂，破败不堪。让他不禁想起，“英格兰老家的亲切快乐和舒适欢愉不断浮现在眼前，真向往奢华的物语啊”[1]。在他看来，如此破旧粗糙的道路，即使在英格兰最贫穷的乡村也无法忍受。

但不得不提的是，馬嘉理笔下也呈现出西南地区的秀丽风光及繁荣市集。虽然地形导致交通不便，但这也造就了西南地区的独特景色。峡谷、高山、洞穴美不胜收，显现出其最原始、未经人工雕琢的大自然景象。马嘉理曾偶见一奇观，“桥下几百处有河水，沿高约140英尺悬崖飞溅而下，实人间美景。河床甚宽，水流一分为二向下飞泻，各有其美，激流冲刷褐色岩石，景致更佳”[1]。这样绝美的自然景象使这位来自英格兰的西方人都叹为观止，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长期行走在破坏荒凉的路途上，不时也会碰见热闹市集。在其行至贵阳时，“街上熙熙攘攘”，“一路风景如画”，“人群彬彬有礼”[1]，因此他称“我甚爱此地”[1]。在马嘉理笔下，西南地区既有其落后不前的一面，也有其赏心悦目的一面。

2西南人象——套话的现实再现

法国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巴柔曾专门探讨过形象与套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套话是“形象的一种特殊而又大量存在的形式”，是“单一形态和单一语义的具象”，“这个具象传播了一个基本的、第一和最后的、原初的‘形象’”[4]。在19世纪的西方作品中，中国不再是受人尊敬的理想国度，而是遭到蔑视和嘲笑。中国人的形象也是如此。有的作品会直接了当地表示对中国人地蔑视之情，或者至少也是采取嘲笑、俯就地态度。且“晚晴时期的英国来华漫游者，一般都受到了前人所写中国游记中套话的影响，来华以后更以相关的套话对应凝视的现实”[5]。在《马嘉理行纪》中，国人的恶习弊病、保守单一、软弱等特性也在其笔下被呈现在大众面前。

2.1 封建官权的形象

社会阶级的影子无处不在，处于社会阶级下层的总是社会的受压迫者。而从《马嘉理行纪》中，我们也能发现阶级社会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官僚士绅群体中也有权力差距所导致的地位高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嘉理在西南地区所受到的待遇。

官方权威为马嘉理的西南之行提供了便利。当行至镇远时，因遭到暴民烦扰特向县令投诉，但“他随机粗俗大笑，并为暴民开脱”，“我随即出示通关文牒及总督信函，县令态度为之一变，即令衙役护卫驿站，随后安排轿子送我返回”[1]。在龙里时，马嘉理仅送一短简说明来意便让本不愿接见的县令“派员护送，当晚身着便服来访，侯我晚餐完毕”[1]。这样看来，这些官员并非真心想要款待马嘉理，他们只是惧怕上级官威，听命是从。这正是中国封建官僚制度在文中的表现。

此外，官差、仆人地位虽低，但相较于卑微的普通百姓来说，为某一官员当差极易变得骄横无比，趾高气昂。由于道路狭窄，高低不平，马嘉理一行人极易与迎面而来的骡车骡马发成碰撞。“一旦碰撞发生，我的轿夫毫不迟疑的斥责、鞭打牵骡人及牲畜。我惊讶于被打者竟能温驯地对待如此攻击”[1]。因此，不论是官僚士绅、或是官差仆人，这些形象都反映出西南地区仍存在的封建社会官僚制度作威作福的形象。

2.2 愚昧无知的形象

西南地区地势原因与外界交流较少，信息传播较慢。因此，西南世界的封闭让人们的眼界也较为狭窄，对外国人的到来感到非常讶异和好奇。如果是在一些较大城镇，情况还稍好，无人尾随或盯视。但在一些偏僻的乡镇，时常发生会有围观尾随，甚至发生暴乱的情况。马嘉理在其行纪中写道，“偶有过路人大张着嘴和眼睛，盯着看我吃饭”，“我们到达那个可怕的地方时，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完全进不去客栈，也无法将行李从船上搬下来”[1]。此种情况比比皆是，他们的愚昧无知不仅出于是对西方人外貌的好奇，还出于对外国人此行目的的打探。

这些人对自己的地质矿脉一无所知，一旦看到手拿铁锤沿岩石边走来走去，就会十分警惕，生怕外国人会发现地底的黄金。但如果仅是采集植物，他们便会以为是在研究药物从而报以尊重的态度。

晚清西方科技知识和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在东南沿海地区影响较为广泛，而对西南地区影响局限性和不平衡性可见一斑。因此，中国西南地区大多数人们与外来人接触较少，对外国人感到极为新奇。但他们的愚昧无知也不仅限于此，还表现在对自己的居住环境、地质地貌的不知不明。

2.3 恶习弊病的形象

西南人恶习弊病形象的由来与鸦片的关系密切。晚清英国传开中国国门，鸦片在物资贸易中起了重要角色。而同时，鸦片吸食也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及社会风貌。这在马嘉理的行纪中都有生动展现。

与其同行的周先生虽年纪轻，但却痴迷鸦片。同行不上，不论住宿条件怎样，只要一有片刻休息能吸食鸦片，他对其他的一切就都无所谓了。“他每吸食一口都似引发无尽愉悦”[1]，“毫无疑问，这种放纵对中国人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我常常嫉妒他们获得的这种愉悦”[1]。而另一同行文书则与肮脏苦力“同吸其污秽烟枪”[1]。鸦片的泛滥对西南人民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为了两文钱就与路边小贩吵嘴的文书以及收入微薄的苦力工人都不惜花钱吸食高价的鸦片。

马嘉理虽说“嫉妒”他们的这种喜悦，但却透露出对西南人民深受鸦片之害的同情和讶异。西南人民虽沉溺于这种毒品之害，但他们却没有深刻意识到鸦片已经侵蚀了他们的身心，没有认识到这种不道德贸易和侵略的危害。而这潜在的危险也将一直持续累积遏制着西南地区的发展，甚至最终导致清王朝的覆灭。

3结语

《马嘉理行纪》中记载的内容丰富，对西南地区的物象及人象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仅将滞后的西南地区社会风貌呈现出来，同时也将当时鲜为人知的自然景象描述出来。而19世纪西方人眼中对中国的套话也在其所接触的人群身上真实地表现出来，揭示了西南人民地恶习乃至劣根性。虽然马嘉理由于身份及文化原因对作为“他者”的西南形象描写可能有所偏颇，仅仅依靠国人的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确实不够全面的。由此看来，马嘉理笔下的西南形象对于我们认识彼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英]马嘉理.马嘉理行纪[M].曾嵘，译.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3.

[2]姚刚.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研究[D].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0.

[3][英]约·罗伯茨.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M].蒋重跃，刘林海，译.时事出版社，1999.

[4]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洪思慧.晚清英国漫游者对中国社会空间的凝视[J].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7（2）：158-164.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