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本海

摘要：印度国内代表各方利益的政党林立，分散组合频繁。印度人民党、国大党以及左翼党派成为印度政坛三股主要力量。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具有明显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特征，在中印关系上奉行务实的现实主义政策;在党派林立的印度国内，在野党及地方党派对中印关系的影响不容小觑，防止在野党及地方党派在某些敏感问题上推波助澜绑架政府是印度构建健康政治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印度政党;中印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D82;TS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20-0018-03

中印關系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直到近代，两国依然续写友好交往史。1950年，中印建交，印度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意义重大。由于两国边界及领土纠纷，1962年的边界战争致使两国长期的历史情谊被撕了一大裂缝，双边关系长期陷入冷淡。本文从印度政党角度，分析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1印度国内政党基本情况

印度实行多党制政治制度，其社会文化、民族宗教、语言以及种姓的复杂性决定了印度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其影响力和施政纲领来看，印度政党可分为地方性政党和全国性政党。地方性政党主要代表地方利益，其纲领主要着眼于地方，影响力相对有限;而全国性政党影响力辐射全国，其纲领直指全国性选举的胜利。最新统计显示，印度全国性知名政党主要是印度人民党（BJP）、印度国民大会党（INC，简称国大党）、大众社会党（BSP）、印度共产党（马）、印度共产党、民族主义大会党（NCP）等6个。地方政党虽然影响力有限，但其作用不容小觑，在选举中往往成为某个竞选大党合作的对象，与竞选大党携手组建政府，共享政治权力，这是地区性政党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是地方政党能够影响政府决策、对政府外交行为施加影响的重要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印度的政党政治是由地方政党决定的。2014年大选前，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她说主流政党是“零”的，印度的未来将由地区政党决定[1]。

2印度政党主要特征

印度不仅政党较多，其政党的发展史也相对悠久。可以说印度的殖民史也就是印度政党不断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印度政党在长期的反殖斗争中发展壮大，国大党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党。进入20世纪，印度政党发展迅速，并不断分化组合，呈现出一些典型特征。

第一，政党活动时间早，锻造了一批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政治家。1885年，国大党成立、1906年穆斯林联盟建立、1907年印度教大会党建立，随后自由党、印度共产党、社会党等政治党派先后建立，这些党派影响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提高了印度人民反殖斗争的组织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印度早期的这些政党活动也锻炼和造就了许多政治家，为印度独立后议会民主制的良性运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政党数量多、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衡能力参差不齐。印度民族种类繁多、各地语言差异甚大、宗教信仰和历史遗留种姓制度复杂，形成了印度民众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基础、阶级关系等错综复杂的局面[2]。政党特别是地方政党数目繁多形态各异，代表了不同阶级、阶层的特殊利益，对印度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印度政党的多样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印度的民主精神，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避免独裁和专制。但政党过多，力量分散，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制衡作用有限，各政党常常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消耗国内政治资源，降低了民众政治参与热情。

第三，政党纪律不严，组织涣散，政党及人员分化组合频繁。虽然印度政党的出现较早，但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新生政党也不断出现，其不成熟性比较明显，再加上印度政党制度的不健全性，导致印度政党的分裂与成员在不同政党间流动频繁，严重影响国内民主制的健康运作，造成印度民众稳定政治信仰的形成，挫伤他们政治参与的热情[3]。同时，政党分化组合的随意性容易导致联合政府的不稳定性，及易造成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降低政府行政效能。

3印度政党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印度政党特别是在野党以及地方性政党，在政党活动中对执政党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对中印关系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冷战后，随着印度国内其他党派的崛起，印度国内形成了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两大全国性政党，并轮流分享印度政治权力。

3.1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印度人民党是1980年从“人民同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1996便成长为印度国内第一大党，1998至2004年，印度人民党联合其它地方政党联合组阁成功。2014年，印度人民党再次获得选举胜利成为执政党，纳伦德拉·莫迪当选印度总理并于2019年成功连任至今。在政党林立的印度政坛，印度人民党的快速成长并最终执掌印度政坛，主要有如下两点原因。第一，奉行激进的印度教意识形态。印度教是印度最大的宗教派别，印度人民党迎合当时较为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提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思想，将“印度教特性”作为印度人民党的最高纲领，俘获了大量印度教群体的支持。此外，印度人民党也根据不同族群的特征与利益诉求，采取灵活的协调策略，重视获取除印度教之外其它族群的支持。这一策略转变巩固了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第二，与地方政党结成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党代表地方某些民族、某个宗教团体、种姓的特殊利益，其方针政策主要基于地方，很难发展成全国性政党进而执掌政权，为了最大化实现其利益，他们往往采取依傍全国性政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1996年印度人民党第一次组阁政府时仅维持13天的失败经历促使其采取更加务实灵活的策略，重视加强与地方政党的联合，与其结成命运共同体。1998年选举胜利证明了印度人民党联合地方政党巩固和增强实力的策略是成功的。印度人民党充分利用地方政党优势并与其联合，吻合了印度国内党派林立分合随意的特点与实际，加强多党联合既有利于吸收地方党派政治资源，巩固和加强自身实力，又可以防止因个别党派随意倒戈导致政府垮台的风险，组建了较为稳固的联合政府。

瓦杰帕伊二度出任总理时的中印关系自边界战争之后已恢复正常化。在对外关系中瓦杰帕伊政府坚持“印度第一”“实力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原则，注重发展军事实力。1998瓦杰帕伊上台仅两个月，印度就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在全球引起巨大震荡，美国总统马上签署了有关制裁印度的措施。中国起初对此反应温和，仅表示了“严重关切”，然而印度却不买账，印度国防部长菲尔兰德斯口出狂言，说中国是潜在的头号威胁，称“中国的威胁超过巴基斯坦”，因此，中国外交部立即做出强硬反应，对印度的核试爆予以强烈谴责，驳斥印度“中国威胁论”，印度核试爆再度使中印关系受挫。

1999年5月26日，印度瓦杰帕伊政府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突袭，导致印巴卡吉尔冲突，這次严重的军事冲突发生在以瓦杰帕伊为首的人民党执政一年之余，也是印巴两国核试验一年之际发生的。之后瓦杰帕伊政府的外交工作除了推动国内经济崛起之外，重点在改变自己在外交上因核试验而导致的孤立地位，企图改善与美日之间的关系，并试图修复因核试验遭到伤害的中印关系。为了修复因印度核试验及其污蔑中国受到严重创伤的两国关系，2003印度总理瓦杰帕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014年印度人民党领袖纳伦德拉·莫迪出任印度总理。在外交领域，莫迪政府在南亚推行“古杰拉尔主义”为原则的睦邻政策以修复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强化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对中国关系上，莫迪总理也表达了“与中国领导人紧密合作处理双边关系中的重要问题”的愿望。在之后中印外交实践中，莫迪总理的对华外交的确体现了他所表达的“重要问题”，但其核心主旨就是印度借中印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国提出诉求，将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复是否符合印度的意愿作为衡量中国对印度尊重程度以及对中印关系重视程度的标准，并以此为依据确定下一轮对华外交行动”[4]。如马苏德·阿兹哈尔问题、印度的核供应国地位问题、克什米尔和中巴经济走廊问题、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和藏南问题、洞郎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存在的问题需要双方相互沟通，在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平等协商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莫迪政府则是将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与中国关系发展水平的标准，进而确定对华外交行动，如拒绝同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在最后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最后环节印度也因担心中国商品对印度市场的冲击而拒绝签署。这是印度对中国仇视和抵触的具体外交行动体现。印度这种不断向中国表达立场和要求，以自我为中心裹挟中国，将中国的妥协作为自己外交的胜利，体现了强烈的印度民族主义中心思想，不利于中印两国现实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3.2印度国民大会党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作为历史最长的老牌政党，“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是印度独立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内政党。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大党在印度政坛保持着一家独大的态势。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印度开国元勋尼赫鲁采取较为友好温和的外交政策，歇斯底里尼赫鲁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印之间的某种竞争是存在的，但他也认为当时的中国会优先解决国内问题，对印度不会构成严重威胁。即使在竞争中，印度也比中国占有某种优势。此外，中印友好有利于印度获得大国地位[5]。但是这种情况到1959年之后出现了转折，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印度右翼政党和各种右翼政治势力对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相对谨慎和相对温和的立场，进行了极为激烈和带有摧毁性的攻击[6]。随着中印争执越来越严重，国大党内部右翼分子对尼赫鲁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其他右翼政党如印度人民同盟、印度社会党，全印度教大会等也大肆进行反华活动，并向尼赫鲁施压。在巨大的压力下，尼赫鲁向印度议会做出了让步，公布了当时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所有照会及信件。尼赫鲁的让步固然可以缓和印度国内右翼分子的压力，然而外交实践证明，由于尼赫鲁对在野党的妥协与让步降低了执政的国大党在解决中印争端的问题中的回旋余地和活动能力，使得尼赫鲁在处理中印关系的外交事务中处于被动地位。在中印战争之前的关系紧张期间，印度国内也有一些政党和有识之士强调两国和平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这种理性的声音不是当时印度国内政治的主流，因此没能起到阻止战争的作用，最终印度执政党在国内的强大压力下，继续执行了“前进政策”致使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印关系彻底破裂。

当前在野的国大党部分代表人物，也不断向莫迪政府施压，刁难莫迪政府。据《环球时报》报道，印度已故总理尼赫鲁的重孙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作为国大党党员以及现任印度国会议员，就通过社交媒体疯狂挑唆国内的反华情绪。在全球疫情大爆发背景下，印度国内疫情失控，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印度莫迪政府有改善中印关系的愿望，但国内一些政党强烈的反华民族主义思潮，使莫迪改善中印关系的努力步履维艰。除此之外，印度前国防部长，民族主义大会党（NCP）主席也在中印关系上大放厥词，鼓吹“从长远看，中国有能力、有远见、有计划地反对印度的利益。”他还说中国对印度的威胁比巴基斯坦还大，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是印度的十倍！“中国不仅把巴基斯坦，甚至把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都变成了反印度的国家。中国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

印度国内其他几个左翼党派，如印度共产党（马）、印度共产党等都对中国进行了多次友好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友好接待。通过政党之间的双向交流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印的崛起，中印关系不仅仅具有双边意义，两国关系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地区稳定和全球发展方面，两国之间的问题需要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智慧和共同努力，两国政府在推动两国战略关系纵深发展方面都应该积极作为。在党派林立的印度国内，在野党及地方党派对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影响表现得十分明显，防止在野党及地方党派在某些问题上推波助澜绑架政府是印度构建健康政治生态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Nicolas Blarel，Niels Van Willigen.How do regional parties influence foreign policy？Insights from multilevel coalitional bargaining in India[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21（2）：480.

[2]杨永平.尼赫鲁建国思想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3]杨翠柏，曾庆亮，周小粒，等.印度政治与法律[M].成都：四川出版社，2004.

[4]叶海林.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兼论该视角下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J].当代亚太，2017（6）：24.

[5]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9.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