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麻

2007年1月，我转学到上海。开学当天，室友桶子在学校附近大桥下的一家饭馆请客吃饭，为庆祝她的生日，也顺便为我接风洗尘。

1月的傍晚，河风吹得放肆，我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冲到饭馆门口。打开店门，迎面而来的热气瞬间模糊了眼镜，只能靠鼻子一嗅究竟。还未等仔细分辨，老板娘已经吆喝：“牛腩锅已经帮你们摆好了哦，其他菜再等等。”她全程只抬头瞟了我们一眼，就忙着张罗其他桌的饭菜去了。

这是一家极其低调的饭馆，门头被大桥的石栏杆遮住，店外也没有任何招牌，好像怕生意做大、食客太多似的，一张塑封的A4纸就当菜单了，正面小炒，背面盖浇饭。店面小而窄，装修极为朴素，绿白相间的地砖，白墙上空调和电视相对而挂。前厅中间是一张大方桌，周围局促地摆着几套快餐店里的同款桌椅。人多的时候，临近两桌的食客只能背靠背坐着吃饭，老板娘上菜也得踮一踮脚、收一收腹才能从人缝里挤过去。

“老板娘家”是食客给这家夫妻饭馆起的名字。因为饭馆前厅的工作由精明能干的老板娘全权负责，摆台、上菜、结账、拉家常，一条龙服务，毫不含糊、拖拉。老板只在后厨的烟雾中若隐若现，操弄着几口锅叮叮咣咣，适时喊老板娘取菜。

我们一帮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正是能吃的时候，找到一块吸满汤汁的牛肉块就得赶紧塞进嘴里。第一轮牛肉，第二轮土豆，没多久就只剩几根香菜和辣椒在锅里翻腾了。

老板娘好像看不惯锅里空着，探着身子把一大盘乌冬面倒了进去，边倒还边问：“老板手艺还可以吧？寿星和新来的小姑娘多吃点儿哦。”

“老板娘，我们没点面。”

“过生日，阿姨送你们的。长身体的时候多吃点儿。”

“谢谢老板娘。”

老板娘拥有令我们这群学生羡慕的记忆力，除了能迅速从一群人中发现第一次来吃饭的客人外，结账时，她只要看看桌上的空盘，就能把饭钱算得清清楚楚。甚至，连一些常客的生日都记在心里。

老板娘精明，但她又有数不尽的“慷慨”，让温暖直抵我们心窝。

记得一次期中考试后，全寝室的同学都考得不理想。晚饭前，大家都红着眼睛，在寝室轮番接受父母的批评，靠门床位的林文更是收到下半学期要退宿的噩耗。在父母眼里，我们与成绩好的同学唯一区别就在于住校—住校就是成绩下滑的罪魁祸首。无论我们怎么解释，都是狡辩。

我们下午6點才在“老板娘家”等到空位，大家索性逃了晚自修，点了一桌子菜，边吃边聊，一直到晚上8点。老板难得闲下来，在前厅吃着花生米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聊着。

老板娘看老板聊得兴致很高，端出一碟刚捞出坛的泡菜，酸辣的气味儿让有些迷糊的我们精神一振。白萝卜、胡萝卜、花菜茎、白菜帮子都没逃过老板娘的泡菜坛。最抢眼的就是白萝卜，长长一根萝卜身上布满了整齐的刀花，夹起一头提起来，就变成了一根“弹簧”。老板娘说这是“蓑衣萝卜”，这种切法泡出的萝卜最为入味、爽口。我们直接用手撕了一节送进嘴里，爽脆的声音、酸辣的味道让我们欲罢不能，恨不得把碟子底的一点儿泡菜卤子都喝进肚里。

老板娘见我们喜欢，又帮我们加了一碟：“泡菜吃多也不好，搭搭嘴就可以了。”然后她靠在老板的专属椅子上，看花生米少了再加上一把，偶尔插几句嘴：“有一个你们2004届的学长，平时考试都不灵的，最后‘一模’成绩出来，人家直接报了复旦，真考上了。”

“不要看一时。在我这里吃过饭的学生这么多，我看过了，你们肯定都不会差的。”

忙碌之后的夫妻俩少了生意人的精明干练，多了长辈对晚辈的心疼与关照，他们絮絮叨叨地和我们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们听过不少，但老板和老板娘说的，我们就特别愿意相信。

2007年9月刚开学，接连有住校生反映房间有老鼠。没过两周，又有同学在教学楼里发现了老鼠的踪迹。这个问题很快就引起校领导的重视。追根溯源后，校领导认为，是学校没吃完的外卖太多而引来了老鼠，于是，一纸规定贴在公示栏：即日起，学生必须在食堂用午餐。

我们认为，这项新规定会让“老板娘家”的午市生意受到重大影响。可老板和老板娘听到这个消息时，倒是很淡定：“来我们这儿吃饭的不光有你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还有附近上班的白领嘛。”但熟悉周围环境的我们都知道，周围都是老旧小区，最近的写字楼也在两公里以外，哪个白领愿意跑这么远来吃中午饭？

十五六岁的我们总有一种莫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保住这家小小的饭馆。我们给老板娘出主意：“阿姨，你们也可以做外卖嘛，小电驴一骑，很快的。”

老板作为主厨，有自己的坚持，一口拒绝：“外卖不透气，送到以后味道就不好了呀。”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这些提前返校的住校生照例在“老板娘家”吃饭。老板娘主动迎上来跟我们聊天：“你们说说看，送外卖是点菜好还是套餐好？”

她虽然没明说，但是我们都知道，学校的新规定还是对饭馆的生意有了不小的冲击。

大家都是热心肠，出主意、列菜单，很快给老板娘做好了计划。在团学联工作的小姑娘把“老板娘家”的饭菜推荐给几家小公司做团餐，隔壁班的小伙子把自己闲置在学校的小电驴也贡献了出来，说是要共渡难关。

没过几天，“老板娘家”的外卖风风火火地开始了，很快就在附近的写字楼做出了名气。

“老板娘家”的生意日渐好转，而我们，用老板娘的话说就是“得寸进尺”。日积月累，我们学会了如何撒娇讨好，让老板和老板娘满足我们的“无理”要求。

差不多过了一学年，学校的禁令解除了，我们又可以外食了。2008年6月底的一天，气温直奔32℃，我们打电话给老板娘说要点一个小火锅。老板娘没听我们说完就拒绝了：“寝室不能有明火，而且一个屋子里都是火锅味儿，你们热昏头了？”尖锐的嗓音通过话筒直击耳膜，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我们在电话这头儿笑作一团，我们知道老板娘还是会给我们送来好吃的，只不过不知道会是什么，我们充满期待。

接近晚上7点的时候，老板娘来电话了：“找两个男生来拿东西，边门。”

十几分钟后，两个男生拿着大包小包回到寝室楼的阅读室，从袋子里拿出几份干拌的麻辣烫，还有一砂锅冰镇绿豆汤。

“这麻辣烫绝了。”有几个男生边往嘴里塞午餐肉边说。因为汤汤水水的送起来不方便，老板就把每份麻辣烫的汤底滤掉了，将一份用麻酱、沙茶、腐乳做成的拌酱浇在菜上，撒上一些芝麻和花生碎，淋了几滴香油，那香味在嘴里久久不能散去。

我最馋的还是绿豆汤，揭开锅盖，散碎的绿豆皮和一些冰块浮在汤面。用勺子搅一搅，沉底的绿豆沙浮起来。还没入口，已经感觉到阵阵凉意，真是解暑哪。

2009年，我们毕业了，在“老板娘家”吃完散伙饭后就再也没聚齐过。只有林文大学毕业后回到高中教书，时不时会去“老板娘家”吃饭，偶尔也把老板和老板娘的问候带给我们。

之后一段时间里，林文承担起一项“重要工作”—重游学校及其周围，并做好照片或者视频记录，定期发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老板和老板娘知道这事儿后，积极支持林文开展工作，经常邀请她去店里进行拍摄，沸腾的锅仔、鲜嫩的三黄鸡、浓油赤酱的鳝丝轮番登场，馋得我们在屏幕另一端捶桌子。

有一次，老板和老板娘出了镜，在满桌子的美食旁边对着镜头招了招手，用上海话说了一句：“工作再忙也要先吃饭哦”。背景是林文还有一些学生的笑聲。

短短50多秒的视频，不少在外地工作的同学看得热泪盈眶，相约一定要回“老板娘家”再聚一次。

可是一晃多年，一直没有成行。

2016年，偶得一次去上海出差的机会，我转三四趟地铁赶去“老板娘家”吃饭。当我再次推开那扇玻璃门，欢迎我的还是扑鼻而来的油烟味儿和《足球之夜》的动情解说。虽然换了新发型，穿着打扮也与高中时大不相同，但老板娘还是一眼认出了我，家长里短地关心了我好久，最关心的还是我有没有谈朋友。这样的问候让我恍惚，仿佛上个礼拜我才去吃过饭，中间的这些年从未存在过。

“阿姨，我要辣子鸡块、草头，再来一碗米饭。”聊天间隙，我抓紧点菜。阿姨给我舀了一杯不在菜单上的杨梅酒：“尝尝阿姨酿的酒。”说完就到后厨给老板报菜去了，我这才有时间仔细地再看看这家饭馆。相同的摆设，日渐泛黄的墙壁，还有逐渐蔓延开来的油渍。最让人动心的，还是来这里吃饭的学生青春的脸庞和嬉笑打闹。

轨交环绕、高楼林立，城市的更新昭示着充满朝气的未来，但也难免以抹去属于城市的独特魅力作为代价，欢喜或是不舍，谁都无法抵抗。

2020年，听林文说，“老板娘家”所在的大桥下的一整排店铺因为是违章建筑都不许再经营了。老师和学生都劝老板和老板娘在边上找一个正经门店重新营业，但都被拒绝了：“这就是缘分吧。陪了你们这么多年，也该回去陪陪孩子了。”

直到现在，我们这些当年一起住校的同学也没能聚齐，也没能再点一次隐藏菜单上的菜，没能正式跟老板和老板娘道别。

最近，我跟男朋友在外吃饭，总是不由自主地对他提起：“以前我们学校边上有家饭馆，他们家的……”

“那下次带我去吃啊。”他说。

“嗯……它无限期歇业

了。” （来自网易人间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