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秋州

摘 要：随着大运河申遗成功，社会各界的目光聚焦于此，与大运河相关的博物馆与主题展览日渐增多，因此对大运河文物的征集、整理及展出成为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但大运河文物涉及的范围极广，按照普通的文物分类标准进行相关工作，难以准确描述相关文物的特性，进而增加相关工作展开的困难程度。针对大运河文物进行重新分类，可以有效改善文物征集及整理的效率及难度。

关键词：大运河;文物分类;博物馆;范例;天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近年来，以“大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以及相关展览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虽良莠不齐，但也不乏精品。此类博物馆及展览的增加，加大了对运河类文物的需求。

大运河因其自身时间跨度长、影响范围大、延伸意义广，进而造成大运河类文物呈现出纷繁复杂甚至是难以鉴别的情况，因此需要对大运河文物进行分类研究，这样可以有效提升对大运河文物的筛选、征集和管理工作。由于文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文物的种类划分有多种标准，按照传统文物分类标准，或以时间分类，或以区域分类，或以存在形态分类，或以质地分类等，以任何单一的类型划分均不能满足大运河类文物的分类需求。因此，对大运河类文物的分类应该用创新的方式进行归类。

对大运河文物进行分类，按照其存在形态可以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其中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分类不以时间为分类标准，而以其功能和属性进行分类，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类，即运河工程类、运河管理类、运河文化类。

第一类为运河工程类，主要包括运河上的河道（运河河道、引水河河道、减水河河道等）、河堤、桥梁、闸坝（减水闸、船闸等）、枢纽系统、分水系统、疏淤系统等，是为保证运河水系正常运行而人为修建的水利科技类遗存。如天津南运河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的马厂减水闸，即今九宣闸。

第二类为运河管理类，主要包括运河沿线的河道机构、漕运机构、盐运机构、税收机构、粮仓、码头、纤道等，是为确保运河漕运、运输及货物集散而设立的功能性遗存。如至元十六年（1279）元政府在直沽设立的广通仓，至元二十五年（1288）在武清河西务建立的“河西务十四仓”，正统十一年（1446）在河西务设立的钞关，清康熙七年（1668）由北京移驻天津的巡盐御史署。今除武清“河西务十四仓”遗址尚存以外，其他遗存已经消亡。

第三类为运河文化类，此类遗存包含范围较大，恐不能一一列举，其主要包括与运河相关的庙宇、祠堂、墓葬、城市遗址、碑刻、园林、学院、书院、贡院、会馆、特色建筑等遗存。庙宇类如建于元朝延祐年间的天妃灵慈宫，1900年被焚毁，1905年重建正殿，现只存基址，2002年在原址上建设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

近年考古发现，元朝始建和明清历次重建的基址皆存，遗址堆积厚3米余。出土有《重修敕建天妃灵慈宫碑记》（碑额残块）和元、明、清各个时期的陶瓷残片等。又如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的天后宫，原名天妃宫，坐落在古文化街正中、三岔河口的西岸，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妈祖庙之一。天后宫明代永乐元年重建，坐西朝东，面对海河，由山门、牌坊、前殿、大殿等组成。1954年被天津市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刻类如天津市武清区御碑亭中康熙帝手书的《导流济运碑》，反映了康熙三十八年（1699）北运河洪水溃坝，康熙帝亲视令建减水坝的指示。会馆类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天津海关道广东人唐绍仪集资兴建的广东会馆，原址位于天津城内鼓楼南大街原盐运使署旧址，1985年大修后改为天津戏剧博物馆，今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学院类如明正统元年（1436）天津始建的卫学，是天津地方教育官学和尊孔的庙宇。清雍正时期，天津改卫为州，改卫学为州学，后升州为府，另置天津县，州学又改为府学。清雍正十二年（1734）在府学西侧增建县学，形成府、县学宫并列的格局，今為天津文庙博物馆。

对可移动文物的分类，还应结合文物本身与大运河之间的关联程度及属性进行分类，可分为辅助类文物、直接类文物、间接类文物三类。这三种分类主要考虑将时间跨度、质地、区域等因素在文物分类中的影响减至最小，同时将文物的出土地、传承历史、功能、属性等因素，归入该文物与大运河的关联度中，用简化处理的方式理清文物分类中烦琐的项目。

一是辅助类文物。一般来说此类文物与大运河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相关展览中，多用于说明时代背景、丰满人物形象或是增加展览可看性。该类别文物大都聚焦在特定历史时期与历史人物。隋代以前主要集中在邗沟、鸿沟、百尺渎、灵渠、白沟等古运河的开凿过程，人物方面主要集中在大禹、吴王夫差、魏惠王、秦始皇、曹操等古运河开凿的领袖。隋代以后，此类文物主要集中表现为帝王画像、官员画像、银钱、纸钞等。

二是直接类文物。与大运河有直接关联的文物，可以再细分为八小类，分别为工具类、图纸类、书籍类、文件类、玺印符牌类、货物类、船舶类、其他类。分类命名考虑文物时间的跨度由古代至现代，所以尽可能使用共通的词语。

①工具类文物。包括运河及相关工程建设中使用的挖掘、夯实、运输等工具，运河沿线粮仓使用的贮藏、验粮、称重等工具，运河漕船制造、维修工具，加上运河沿线农业灌溉、疏淤导沙、牵引船只等实用器具。

②图纸类文物。包括河工图、河道图、水系图、工程图、河防图、漕运图、巡视图等。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潞河督运图》，早期《潞河督运图》被认为是记录清朝乾隆年间潞河漕运经济、商贸及民俗盛况的画作，后通过学者研究，认为画中部分船只应为海船，似是描绘运河入海口处的景象，且画中早先认为是粮垛的部分，经学者研究认定实际描绘的是盐坨及盐垛，结合画中描绘的建筑物均能与清代天津三岔河口的码头、官衙、寺庙相对应，因此认为此图实际反映的是潞河尾闾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漕运盛景和民俗民风，整幅画面描绘了长芦盐业春季开坨的盛况。

③书籍类文物。包括与运河河道、工程技术、漕运、水利水系相关的志、略、经、集、选、记、纪、录、图说、备览、备考等。一般来说，各地的县志和府志中都有对当地运河开凿治理的记录，而相关的书籍、书名大都带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如明谢肇淛著《北河纪》共八卷，另附《纪余》四卷，考察并记录了万历年间经由山东直至天津的运河—北河上的水源、河政、工程及历代治河弊病等内容进行记录。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民国时期熊希龄所著的《顺治河道改善议案》，该议案对京津冀地区的河道进行了地形、流量、雨量的测量并辅以绘图，同时在议案中制定了河道改善计划与治理方案，是北方河防建设史上一部重要文献。

④文件类包括与运河及漕运相关的档案文书、文件、宣传品、票据。依照国家文物局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分类标准，档案文书含历代诏谕、文告、题本、奏折、诰命、舆图（已归入图纸类，此处忽略）、人丁黄册、田亩钱粮簿册、红白契约、文据、书札等。文件、宣传品含反映历史事件的正文文件或文件原稿，以及传单、标语、宣传画、报刊、号外、捷报、证章、奖章、纪念章等。如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馆藏《山东巡抚为东江营船至天津修回带粮货遇风冻失货粮事》文书，此文书反映了清代天津地区运河因河面结冰常冻阻漕船，导致货物及漕粮损失的情况。

⑤玺印符牌类包括运河河道管理、漕运管理、运河仓储管理中各级官员所使用的印章、花押、封泥、符牌等。如天津市档案馆馆藏北仓大使铜印（图1），此印为清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造，印文为满汉双文字，上刻“天津县北仓大使兼西沽巡检印”，此印为目前现存唯一的一枚县仓大使专用铜印。

⑥货物类是除上述分类文物外，运河上运输的各类物品。此类文物范围较大，且存在难以界定的问题。运河河道中随漕船出土的文物是此类文物中最易判断的。现存于世的明清时期宫廷用品，尤其是瓷器类物品是运河展览中常见的文物，其运输过程可能经由大运河作为贡品进入京城，因此可算作货物类。如天津博物馆馆藏雍正二年试乙号样粉彩荷花纹盘（圖2），盘底刻有“贰年试乙号样”六字双行楷书款，此件瓷器是为呈献给皇帝预览而试做的样品，属于雍正早期的官窑制器，其纹饰依旧保有康熙时期的珐琅彩风格。除此之外，运河展览中出现一些反映各地文化交流的器物，尤其是非官窑陶瓷器，将其归入此类时应有所鉴别，笔者认为此类型文物更应归入间接类文物中。

⑦船舶类包括漕船、驳船及其附件等。

⑧其他类包括与运河相关的粮仓、官衙等建筑构件，以及运河沿线河防所使用的武器、甲胄等。

三是间接类文物，即与大运河文化有关的文物。此类文物主要展现大运河文化符号，或是大运河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又或是大运河带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大运河所衍生出的文化现象。由于文物筛选范围较广，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以下仅列举一例来说明此类文物的特征。如天津博物馆馆藏清朱岷绘《秋庄夜雨读书图》（图3）就描写了水西庄的风貌，水西庄是清代天津盐商查日乾的私家园林，素有“小江南”之称，查日乾父子二人在该处刊印图书，并收藏金石、书画。天津盐商文化与运河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津作为河海交汇之地，是文人骚客进京的门户，每有名士入津，查氏父子便借水西庄尽地主之谊，款待津门乡贤及南北名流，使水西庄一时成为天津高雅文化艺术的中心。

文物承载着灿烂的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大运河文化博大精深，相关文物更是多姿多彩。此文旨在简化运河文物的筛选工作，让更多的运河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大运河故事。

参考文献

[1]毛锋.京杭大运河历史与复兴[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2]姚汉源.京杭运河史[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

[3]王春法.舟楫千里：大运河文化展[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

[4]国家文物局.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5]李龙.新时期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思考—以大运河河南段文化带建设为例[N].中国文化报，2021-04-13（003）.

[6]黄明玉.文物分类：从库房管理到知识组织的转变[J].中国博物馆，2016（1）：83-87.

[7]张莹.关于文物的种类划分与文物保护利用的探究[J].大众文艺，2018（4）：50.